百度搜索 雪冷血热 天涯 或 雪冷血热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h3>“武装保卫苏联”</h3>苏联我们好朋友，
无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领导狗国民党，
还有“满洲国”一齐来进攻；
工农青年起来反对进攻苏联。
五年计划，
大大的成功，
六小时一日工，五天算一礼拜，
吃穿不犯愁，到处有俱乐部，
医院和学校，不要你花钱，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
帝国主义者，
虽然发疯狂，
有我们全世界工农群众保护，
外有红军，英勇呱呱叫，
最后胜利，全世界大同，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拥护我们的苏联。
有老人说，那时像这首《拥护苏联歌》的歌挺多，唱着这样的歌，觉得苏联就像天堂似的。那时搞政治教育，有人张口闭口都是苏联，从游击队时期就有“苏联之友”，专门宣传、介绍苏联。1军独立师是1933年“九一八”两周年成立的，应该说这时就有了1军，可正式成立却是1934年的11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7周年。那时特别重视、在意苏联，苏联是“阶级祖国”呀！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产党还没有武装，满洲省委即提出“武装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北方会议后，更是将其视为东北党和武装的首要的第一等的任务。
1932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中说：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页，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
而四天前，满洲省委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另一种错误的观念，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而希望苏联的红军打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在支部同志有这种观念）！
1936年（无月日），《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之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在老赵的报告中，还有主张苏联出兵及与苏联关系问题，我感觉太不相（像）话，所以，我在草案上没写上去，可以口头报告。
赵尚志、张寿篯、侯启刚等人认为，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或世界大战才是大事变。有人认为“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一年多后还被批评为“在北满党内散布着对苏联和平政策有害的思想观点”。
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讲《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中说：
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抗战的作用、意义，关内关外的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宏观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和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差异就出来了。在延安可以随意谈论“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东北就成了问题，“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
其实，这样说的也不一定不那样想——世上有些话，原本是只能烂在肚子里的。
七七事变爆发，固然使已经抗战六年的东北共产党人愤怒，同时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战藏书网斗热情益发高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官兵心头振奋不已，小日本子作死，这下子算是活到头了。又着急，苏联红军怎么还没打过来呀？
就像流亡东北的朝鲜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样，如果日本再进攻苏联，日苏战争爆发，那就更加国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灭了，这不是一种挺正常的心理吗？
可在有的人的意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使苏联不受到伤害，怎么能希望日苏开战，把祸水引向“阶级祖国”呀？
方未艾老人说，1934年他在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时，认识个姓王的南方人，“中东路事件”期间，曾为苏联红军搞过东北军的情报。这个人说，作为党员，他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可作为中国人，他心里实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杀。
1934年初，由7军前身饶河工农义勇队改编的东北国民救国军1旅特务营，在攻打虎林县虎头镇时，营长金文亨和2连长朴英根负重伤。立即套上马爬犁，越过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将两人送到对岸的伊曼城，请苏联医生救治。
那时管越境去苏联叫“过苏联”，这是边境居民“背背”背出来的语言。义勇军抗战失败后，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过苏联”了，然后转道从新疆回国。对于这个除了自己的祖国外，应该是最熟悉的国度，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们知道苏联是日本的敌人。而从游击队到抗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过苏联”，则是奔“阶级祖国”去的。
不知道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的苏式飞机、大炮，是不是要钱的，而且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里，那也是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近水楼台应该先得月的东北抗联，苏联是否援助了什么武器装备？笔者看到的资料从无提及，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有。而从游击队始，凡是“过苏联”的武装人员，越境后一律缴械，能回来的一般会发还武器。“诺门罕事件”后，还会配发几枚日式手榴弹。抗联退到苏联后，派回国内为苏联执行侦察任务的小部队，还装备了电台。这算是援助武器装备了？
周保中、赵一曼、陈荣久、李延平等人，都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抗联陆续派往苏联学习的官兵，无论毕业后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里，苏联党都为中国党和军队培养了许多人才。而因地理关系受益最大的，是与“阶级祖国”一江之隔的7军。从军长到士兵，重伤重病，就“过江东”。7军人数不算多，幸存者在2路军中却是多的，这也是个因素。
苏联对抗联的帮助、支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说还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说，抗联打鬼子，那是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有了苏联就不一样了。都是共产党，信一个主义，苏联一定会帮助咱们，苏联又那么强大，一定能打败小日本。在支撑抗联抗战到底的理想、信念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队和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跟咱们的区别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这一层，容易动摇。
王钧老人说，1939年夏天后打的大仗、小仗，口号就是支援诺门罕。我们打讷河县城，一个重要原因是车站上堆积许多军用物资，都是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当时那边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联每消灭一个鬼子，就少一个魔鬼进关，对苏联的意义也是一样。——虽然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而是将其精锐南下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变56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声明不干涉满洲问题。
12月31日，李维诺夫向为就任外相正在归国途中的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10月14日，苏联允许日军在中东路苏联管辖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bdo></bdo>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篯、冯治刚写信，寻求帮助。正值三江“特别大讨伐”，敌人到处攻逼、归屯，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h3>两次伯力会议</h3>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指令”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h3>金策不想“过苏联”</h3>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从珲春过界。走了一个多月，白天睡觉晚上走。带些大麦，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让风吹吹，用鬼子那种猪腰子饭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向导说那边就是苏联了，怎么走也走不到，雪深，没路。边境上有鬼子巡逻队，我们趴雪地里看他们过去了，就往那边走。先听到狗叫，苏联边防军赶着爬犁过来了，我们就都瘫倒了。那爬犁膝盖来高，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冻啊饿啊累啊，那人一点儿“囊劲儿”（微弱的力气）也没有了。
把我们送去海参崴。临走给块半个锅盖大的面包，比划着让我们吃一天，叫我们一会儿就造光了，才弄个半饱。进屋有床，还有毛毯，觉得挺好，一看窗户安的铁栅栏，是监狱。两个苏联犯人，一个睡大觉的是喝醉了倒在大街上，一个坐那哭的是打老婆了，都给弄来了。关了一个来月，共产国际说这是我们的人，立刻接去宾馆，洗个澡，换上西服皮鞋皮帽，还有呢子大衣。然后吃饭，有酒有肉，好吃好喝。第二天，每人又给个皮箱，也没什么装的呀，就提着空箱子上火车，后来拎去延安了。
1940年夏“过苏联”的李敏老人，说：
陈绍宾、白厚福领着我们几十个人，过松花江奔宝泉岭，准备进入小兴安岭。刚过江敌人就上来了，打到天黑突围后，继续往西走。到处都有敌人，几乎天天打仗。这天晚上看前面亮晶晶的，这不是水吗？又转回松花江了？杜指导员说这是黑龙江，对面就是苏联。那边就是苏联？我眼前一亮，就使劲朝对岸望呀望。从小就唱《列宁诞生歌》，觉得苏联是那么神秘、神圣、美好，羡慕极了。现在，一江之隔，就恨不能长翅膀飞过去看看。
迷迷糊糊睡着了，让柳明玉推醒了，准备战斗。我刚抓起枪，就见江面上模模糊糊过来一只大船，有人喊快快快，上船。天麻麻亮了，敌人朝我们开枪打炮，船打漏了，陆永久他们用被子堵，被子没了用人堵。船过江心了，敌人不打了，再打就打到苏联了，引发国际事件了。也不用打了，那船要沉了。这工夫从对面冲过来一只苏联炮艇，还有几只木船，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船上上。有人落水了，会水的下去救，苏联红军也帮着救人。
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惊魂未定，苏联红军把我们的枪都拿走了。我们也没在意。“阶级祖国”一家人了，寻思这是帮咱们收起来了呗。上岸了，让我们排队，拿枪看着我们，把我们关进个大空房子里，门口站着哨兵，还有几只大狼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不是把我们当俘虏了吗？
后来明白，“过苏联”后，必须审查、核实你的身份。我是第一个被带去讯问的。顺序是先战士，后军官，战士中又先问女的，女的中又先问年纪最小的——小孩说真话呀。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红地板擦得亮晶晶的，一个上尉军官，翻译是个混血儿。问我姓名、年纪，读过几年书，家住何处，父母姓名，兄弟姐妹几个，都干什么。再问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你的长官都是谁，在什么地方打过仗，谁领你们打的。
3天后又问过一次，看你前后讲的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如果让你去学习，穿漂亮衣服，你愿不愿意？我不知道那是让我去当特务。我说我想回去。政治教育讲苏联多么好，唱歌也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回过来就被关起来，像对待犯人似的。期望值过高，一下子心就有点儿凉，再说语言也不通，还是回去打鬼子吧。
过界后就被解除武装，哪有共产党缴共产党的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呀？开头跟苏军讲理，后来有经验了，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自动把枪架在地上，随身携带的东西也交其保管。接下来要洗个澡，把爬满虱子的破烂衣服烧了，换上苏军士兵的旧衣服。然后关在当地驻军或集体农庄的空房子里，有的送进监狱，接受审查。审查时间不等，一般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也有几个月的。
苏联对过境人员的审查是相当慎重的，唯恐里面混有日本间谍。像第二次伯力会议，2路军、3路军的人都到了，唯独不见1路军的人。有人在珲春对面一边防哨所墙上，见到“金日成到此”五个字，赶紧报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参加会议。
审查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适合做情报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装侦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后叙。
胡真一老人说，西征前整顿部队，老弱病残，女同志怀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过苏联”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像军部副官刘炮，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岁的人了。抗联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轻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里叫“老毛子”祸害过的人，对苏联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没教育过来，不想去苏联，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还在队伍里，这回就是离队了。有家不能回的，投亲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抗战多少年，有功之臣，给点钱，或是什么东西。那时也没多少钱和什么东西了。
老人们都说，“过苏联”后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3路军在朝阳山办教导队，规定学员上课时，也要枪不离身。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热汤热饭了，就有一种回归人世的感觉。刚过界那人都像饿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坏了，每人每天400克面包，像陆永久那样的大肚汉，两口就没了，那也算是过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腾开了。听到点什么动静，一些人一扑棱爬起来，伸手就去抓枪，有的还来个就地十八滚。大通铺，人挨人，也滚不动呀。有人滚地下了，一瞅，怎么没“打火堆”呀？再一想，噢，“过苏联”了。
再一个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气的，凡是送过界的伤员，一般都死不了、残不了。
王明贵老人在回忆录《再次西征》中写道：
这是密营给伤病员腾出来的房子，里面暗得很。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裹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篯、周保中的信》中说：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以备争取局部的或几个地方的武装起义。三是“支持与巩固现有后方据点，并建立新的后方据点，以备长期抗战等等”。
此时已经牺牲的杨靖宇，是不主张“过苏联”的。1路军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变，究其根本还在于“遍地的‘集团部落’”。2路军在吉东处境日益艰难，原因也是如此。北满联军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样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在介绍5军“部队状况”时，说：“该部队仍然是党有利的斗争基础，工作活动的骨干部队，党员占50%以上，战斗员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队员。”就是说，5军已经3年未能补充新队员了。
有人认为，如果抗联不撤退到苏联，最后可能没了。
1路军、2路军可能是这样，3路军应该有所不同。
经过两年来的斗争，敌人虽在西荒加强了统治力度，比起南满、吉东还是闲散些。而且，西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些地区仍未建起“集团部落”。在《金策意见书》中，他就提出“避开旧区”，“突开新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了。
3路军在西荒也牺牲了许多高级干部，像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等等。所属各支队伤亡也很大，一仗伤亡几十人也不鲜见。但是，因为可以接近群众，队员就可以补充，而不至于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同时期的文件中，1路军、2路军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军则是“保存”，还有“发展”。
一个最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1939年后，1路军、2路军再未打过县城，3路军在西荒攻破3座。
还有，同时期南满、吉东的地方党，或者上队了，或者难以开展工作了，北满却在讷河、肇州建立工委、县委，并给予游击运动强有力的支援。
有老人说，金策是深谋远虑的有主见之人，并非脑瓜一热就我不走了，与东北共存亡了。
又说，南满、吉东的斗争环境太残酷，1路军、2路军“过苏联”是对的，为党、为抗战、为后来的解放战争保存了实力。但是，北满的情况不一样，冯仲云，还有一些人，都认为3路军在西荒可以坚持。1路军、2路军、3路军西征，都有留守部队，既要开辟新区，又不放弃旧区，为什么“过苏联”就得一刀齐呢？
还说，金策是北满省委书记，应该说他的岗位就在北满。他留在北满，这本身不就是一种象征，让老百姓看到点光亮吗？都“过苏联”了，算怎么的？
金策一行10人，是1943年10月底（或11月初），从凤山县东北岔踏上“过苏联”之旅，到达黑龙江边已是1944年了。
1939年10月21日，《金策给高吉良、徐泽民等的信》中，在传达了北满省委和总指挥对12支队的指示后，一向沉稳、持重、不动声色的“老金策”，突然写道：
三路军万岁！北满党万岁！
百度搜索 雪冷血热 天涯 或 雪冷血热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