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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h3>

    毫无疑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全是叫日本鬼子的侵略者。

    最早出现在战场上的伪军,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仍穿着东北军服装的乌合之众,战场是哈尔葛江桥,上阵即被打得狼狈不堪。到了还是日军不惜代价,伤亡惨重,又从朝鲜调来援军,才过了嫩江。

    卖国卖祖当汉奸,张海鹏和熙洽之流算是抢了头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则静观形势变化,认准张学良不会出关了,就对义勇军动手了。而像王之佑、佟衡、程志远等人,事变后曾经抗战,或兵败后变节,或见大势已去附逆,伪军数量越来越多。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在中央治安维持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委员长的致词》中,说:“满洲国治安工作是大业中的基础性大业,绝非单以关东军之力所能做到。特别是内外各种形势不允许关东军永远地只埋头于治安工作。”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说的当然不只是军事“讨伐”,更不是这时就要把这项大任交由伪军去干,却也为三年后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安下了伏笔。

    前面说过,在日本人眼里,这时的伪军即便是不可靠的,也不能不用。伪满十四年,1933年春伪军达到最高峰,为15万人,日军则不足5万。日本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无论结局如何,这步棋迟早是要走的。

    到了1936年,日军觉得差不多了。一是5年过去了,被老百姓称做“大部队”的伪军,谁的“良心大大的好(坏)”,多少有点儿谱了;二是实行“精兵”策略,削砍不可靠的部队和老弱病残,同时提高待遇,认为伪军总体战力已有所提高;三是有实践为证,从1932年以来,仅东边道地区伪军就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讨伐”,效果不错。而且,距1937年7月7日只有年把光景了,关东军这时还只埋头于东北的治安工作,再“进入”华北岂不是更要手忙脚乱了?

    且听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1月24日东边道北部治安工作会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是怎样评述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

    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军正在注视着其成果。

    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凡是理解皇军使命并承担着满洲建国事业的人对于此种机会的到来,是时刻都在热烈地盼望着的。

    同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一个“3年治安肃正计划”,即从1936年4月以后的三年内,“治标”、“治本”和“思想工作”三位一体,分期分批逐个地去消灭抗日武装——历时半年之久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也是实施“3年治安肃正计划”的首次“大讨伐”。

    这次所谓“没有皇军一兵一卒参加的”“独立大讨伐”,由伪第1军管区司令于琛徵上将为总司令,佐佐木到一少将为“讨伐指导部长”,几位大佐高参也是少不了的。这当然使“独立”二字打了折扣,可若果真清一色“独立”起来,那还叫“满洲国”吗?

    “独立大讨伐”从10月1日开始,第1、第2、第3、第5军管区伪军,另有伪靖安军、伪宪兵,总兵力约2.7万人,并有当地日伪军配合,重点目标是王凤阁的民众自卫军和抗联部队——王德泰、宋铁岩、曹国安都是在此期间牺牲的。

    王凤阁,字阿亭,1895年生于通化,父亲是教师,家境比较富裕。中学毕业后从军,为军官,不久离职回乡,“九一八”事变后揭竿抗战。

    这是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成员主要为伐木工人,骨干多为中小学教师,号称“辽东民众义勇军”,公推王凤阁为司令。

    拉起队伍后的第一仗,是攻打柳河县城。一路上不断有人马加入,一举攻入城内,捣毁了伪县公署和日本驻柳河领事分馆,打开监狱,放出政治犯。又乘胜向伪东边道保安司令部驻地山城镇进军,在下水道子大败伪军。关东军和于芷山赶紧调派日伪军驰援,并派飞机轰炸柳河,义勇军损失很大。

    1932年6月,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新上任的伪东边道保安司令田德胜,率一团伪军去金川县孤山子“讨伐”王凤阁。花红树绿,牛哞羊咩,到处都是挥锄扶犁的庄稼人。走到鹿尾林子,突然一声枪响,“庄稼人”手里的犁锄就变成了刀枪,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春耕图”忽作“杀敌卷”,先头一个营还未缓过神来,就被缴械。后边的敌人逃回金川县城,当夜又撤往朝阳镇,伪县长也跟着跑了,义勇军第二天占领县城。

    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委任王凤阁为所属19路军司令,之后又任命王凤阁为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统辖海龙、柳河、金川、辉南等县近万人的自卫军。

    8月25日,王凤阁率19路军主力攻打海龙县城。海龙城工事强固,守军众多,自卫军没有重武器,伤亡很大,王凤阁改为围困。围城50余天,守军弹尽粮绝,靠飞机空投弹药,乘黑夜出城抢割庄稼。

    唐聚五和其余方面军、路军的首领大都进关了,王凤阁不走。

    首战打下柳河县城,王凤阁即利用县里的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凤阁生于斯土,不甘坐视国家之沦亡,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号召同胞,共伸义愤,爰组织义勇军……此后拼掷头颅,牺牲一切,此头可断,此志不移。”

    在东北义勇军中,坚持抗战之久,且规模、影响之大,如王凤阁者,少之又少。

    以王凤阁的才华、胆识,投笔从戎,在奉军中搏个好前程,应该问题不大,这位下级军官却选择了弃戈还乡。有人分析认为,他是厌恶军阀混战,不忍骨肉相残。而当“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时日降临了,他就执戈奋起,拼掷头颅,牺牲一切,包括妻儿。

    前面说了,冯治刚拉队伍报字“文武队”,就是叫个“胡子队”,以他的身份,汤原人也不会把他和他的队伍当成胡子。王凤阁也一样。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又有别于那种有钱的土财主,在那个年代是颇受人尊敬的,更不用说他的队伍各级骨干许多都是被称为“先生”的教师了——谁会把“先生”与胡子联系在一起呀?

    可直到1935年6月,《中共南满特委的报告》,仍然称王凤阁为“国民党胡子头”。

    1934年12月29日,《杨司令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特委代写)中,说:“反革命的国民党及胡子头对我们的仇视是更加厉害,对下层弟兄欺骗的方法和其手段更是巧妙的。如马旅以‘军长’名目来欺骗弟兄,不愿意长时间与我们联合活动。王凤阁等对我们更进一步外交,并更进一步的进行武断宣传来欺骗抗日军,以企图阻止抗日军与我们的接近。”

    王凤阁对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存在误会、偏见,应是不无可能的。前面写过几笔的9路军司令包景华,对共产党那样宽容,海龙县委仍然要求在其队伍中“号召每个士兵起来,质问长官,要马上布置把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把反动长官枪毙”,王凤阁多少也应有所耳闻、了解。问题还在于两支队伍都在东边道的地盘上活动,碟子碰碗,碗碰碟子,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

    1935年夏,1军1师6团去辑安收大烟税,一个连被王凤阁的自卫军缴械,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被枪杀。之后,1师路经辑安闹<dfn>..</dfn>头沟时,又被自卫军袭击。

    官兵怒不可遏,杨靖宇给大家出个题目:对王凤阁的队伍应该怎么办?是打掉呢,还是联合起来一道抗日?

    小队伍好办,彼此实力差不多就难了,动起手来两败俱伤,联合起来谁听谁的?在北满,除了日伪,没有哪支力量能与强大的3军抗衡。吉东的吴义成,或者放不下救国军代总司令的架子,或者对共产党的成见难以消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直至1937年过界去苏联,也未与抗联联合。王凤阁最终也未与1军联合,又与吴义成有所不同。1934年5月,被日伪称做“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主动率卫队来到六道江附近的黑瞎子沟与杨靖宇会见,达成协议,合作抗日。之后,虽有冲突、摩擦,但是大敌当前,东边道地区最具实力的这两支抗日队伍,总体合作趋势始终未变。

    日伪 5f53." >当局曾这样评述:“过去同人民革命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自卫军的根据地,设在临江、通化、辑安3县交界处的大罗圈沟、果松川、闹头沟一带。这里属长白山脉南麓,老岭山脉横亘其间,地势险峻无须多言,而且物产丰富,可谓得天独厚。为坚持长期抗战,王凤阁苦心经营,选择地形构筑山寨、暗堡、地道上百处,还有粮谷加工厂、油坊、烧锅等等。

    日伪当局一直视王凤阁的自卫军为心腹大患,不断“讨伐”,特别是秋冬季。王凤阁善打游击战,自卫军熟谙地形,大部队进山让它抓不到影儿,小部队瞅准了就吃掉它,百人以上的把它诱到适当地点打伏击。像抗联一样,树叶关门是自卫军的活跃期,小部队四处出击。

    这支义勇军能够坚持五年抗战,一个重要因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受到重创的也是与人民的联系。“独立大讨伐”前,根据地周围的沟沟岔岔几近无人区,都被赶到“集团部落”里了。而那些修筑在险要地势的山寨、暗堡、地道,在传统的观念里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可面对飞机、大炮也只不过抵挡一阵而已。

    深山老林间,昔日宛如世外小社会般的山寨,房倒堡塌,雪白血红。一人来粗、两人合抱的大树,在皑皑林海中熊熊燃烧。

    “这是最后的战争”——这是一支不会唱《国际歌》的队伍,但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有几处阵地都是战至最后一人。王凤阁指挥残部转移到老虎顶子,顽强阻击三昼夜,又退守1310<u></u>高地,直到弹尽粮绝。

    王凤阁是在突围时负伤被俘的。这是1937年3月27日,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妻儿和8名部下。

    敌人在通化城有名的“东江春”饭店摆下酒席,邀请各界“名流”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略略一瞅,微微一笑,伸手掀了桌子。

    4月1日,通化城戒严,伪保甲长挨家挨户通知要人们站到路边观看处决“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刑场设在玉皇山下柳条沟门。王凤阁下车,站定,高声道:父老乡亲们!俺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连俺的小名你们都知道。俺是为抗战打日本子而死的,俺死得值!乡亲们不要泄气,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打倒日本子!铲除伪满洲国!中华民国万岁!

    鬼子推着王凤阁的妻子张氏,让她到挖好的小土坑里去。张氏抱着四岁的儿子小金子,走进丈夫倒下的那个大坑,说俺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做鬼也饶不了你们!

    张氏倒下了,敌人向小金子开枪。孩子哇哇大哭,敌人又打了一枪。孩子还哭,又开了第三枪。

    <h3>“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h3>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尔农,笔者家乡本溪县下马塘人。父亲务农,农闲时挑担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苗可秀1906年出生,九岁读私塾,之后小学、中学,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在北京大学借读,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11月5日曾和部分东北学生参加“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为负责人之一,南下请求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苗可秀曾迷信国家主义,幻想国民党能使中国强大,加入国民党。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民众的力量,东北青年要做抗日救国的先声,奔赴前线杀敌保家。

    1932年2月,苗可秀来到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被委任为自卫军总参议。

    8月13日,自卫军打下岫岩县城,除指导官岗村逃脱外,城里几个日本人全部被活捉。内中一商人愿以两万双胶鞋赎人,自卫军则要20万发子弹,并将其释放,由此拉开长达两个月的谈判序幕。

    鬼子的算盘是“招抚”,苗可秀说那得有条件。一是自卫军全部保留,不得拆减一兵一卒;二是依旧驻防原地,不能外调;三是按3个旅和3个独立团进行编制,补发子弹粮饷;四是全体官兵竭诚拥护邓总司令统帅<var>..</var>这支队伍,不准更换长官。

    这样的条件,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当时自卫军需要喘口气,进行休整补充,谈判意在与敌周旋,争取时间。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讨价还价,不就是想弄顶大点儿的官帽吗?既节省了“大和男子高贵的鲜血”,又除了“匪贼”,何乐而不为呢?

    从凤城县红旗堡谈到县城,9月5日又把谈判桌搬去奉天。先与关东军司令部谈,再与伪警务处、情报处谈,各部门贪功,都想自己“招抚”。苗可秀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提出要回去与邓铁梅商定一切。10月10日回到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等5个鬼子,也要和苗可秀去见邓铁梅,也是想揽下这份功劳。

    近两个月的谈判,有利有弊。自卫军鱼目混珠,一些人认为张学良不出关,抗战没指望,就想假戏真做。苗可秀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断了这些人的念想,稳定军心,恢复民望。邓铁梅同意,并派他全权处理。

    13日,苗可秀下令,将5个鬼子和随行翻译处决。

    “招抚”期间,日伪明里对自卫军虽无大的举动,实际一直在调兵遣将,谈判破裂,友田等人被处决,立刻开始大举“讨伐”,疯狂报复。

    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附近的黄土坎,被敌人占领后,不但对司令部形成威胁,而且当地盐滩税款一项即损失数万元。10月下旬,苗可秀指挥1团、10团、15团、18团和武术队,激战大半夜,将其夺回。

    12月8日,日军调集重兵,从岫岩、凤城、安东三个方向进犯龙王庙。苗可秀在龙王庙西北鸹鸹窝设伏,打死打伤日军60多人。自卫军司令部向尖山窑转移,日军200多人赶去文字街堵截,被苗可秀率军击退。日军退守红花岭不支,又退守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等家具搬到街上,构筑工事。苗可秀指挥部队将堡子团团围住,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大刀队趁夜色冲进堡子,砍杀50多日军。

    尖山窑是自卫军发祥地,辽东三角抗日区的重要据点,这时已被日军占领。自卫军部署妥当,炮兵发射10余发炮弹,冲锋号响,苗可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日军凭借工事,拼命抵抗。苗可秀冒死爬上墙头,坐在墙上指挥,官兵大受鼓舞,奋力向前,终.99lib?于将敌人打垮。

    1933年4月,日军对三角地区再次进行“大讨伐”,尖山窑等处据点再陷敌手。自卫军损失惨重,转入山林,坚持小股游击。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被俘。苗可秀大恸,一边拾整队伍,一边派出精干队员暗中寻访,处死了出卖邓铁梅的两个叛徒。

    年底,三角地区除苗可秀领导的少年铁血军外,其他义勇军都溃散了。

    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率铁血军40多人在岫岩县羊角沟宿营时,被汉奸刘仁安告密。500多日伪军将村子包围,苗可秀指挥部队突围时负重伤,战士王德林背着他冲出包围,在山林中隐蔽。21日辗转到凤城县碑家岭老乡家养伤,又被告密,被捕。

    敌人将苗可秀押到凤城县城,又用装甲车送去安东疗伤。苗可秀说: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也就用不着假惺惺地来这套了。

    7月25日下午,在凤城县城南山沟,苗可秀被绑在一棵松树上。一个日本军官道: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如果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不死。

    苗可秀轻蔑地一笑:打死日本人是我的天职。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你就来吧。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苗可秀高声吟道:“尔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

    在狱中,苗可秀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老师王卓然,一封给同学张雅轩、宋忱。因前者内容在后者中有所表述,故在这里只抄录后者。

    雅轩、忱老弟:

    不见面已二年矣,念念!兄今为日本阶下囚,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昨夜秉烛作书,寄与卓然师,其主要用意在于托孤。但此书能否到达王师左右,则未可知。今再与吾弟话陈一切:

    一、被难经过:六月十三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兄为炮弹中伤臀部,创甚剧,遂潜伏地方养伤,二十一日为日军所搜获,遂罹于难。

    二、嘱托吾弟者:

    (1)家属:

    甲、吾家至贫,弟之所知也。舍弟被吾所累,吾心实觉不安。吾弟当向卓师及与吾有关系诸公处恳请设法少为赈济。

    乙、吾妻至愚,吾子尚弱,教育抚养无人负责,此兄最为关心之一事也。昨天与卓然师书,大意如下:秀予吾子拟名为苗抗生,令吾妻即在王家作仆妇,令抗生即以祖父礼事王师;王师即以义孙视抗生而善教之。吾弟以为如何?我身后事,大家要看在我的身上,时时关照也。

    丙、我家属事,找余七弟沛料理,亦系线索。

    (2)其他之一:

    弟等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之行事。墓旁植梨树四、五株,小亭一间,每有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魂魄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为矣(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要注意此点)。

    (3)其他之二:

    凡国有可庆之<mark></mark>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

    (4)其他之三:

    少年团所印诸书,皆系余一手作成,在余被难前,亦曾删订几册,弟等可与赵氏叔侄谋之,付之石印局少印几本,分赠我之友等以作纪念。此外尚有几片信稿,亦可付印,文章大致可观也。

    (5)其他之五:

    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可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作重整山河的圣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失败便灰心,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

    一手执笔,一手执纸,仰面而书,故笔迹至拙也,不多谈了。

    再会吧!祝

    你们健康!快乐!

    希尧凤生

    诸公同此不令

    兄苗可秀书

    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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