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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两位军政治部主任</h3>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生于山东省,十多岁闯关东谋生,在磐石县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冬回国。1935年2月被选为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3月任2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任军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学忠率2团两个连南征,到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和成功,两大游击区沟通联系,两个军协同作战,并为后来组建1路军打下基础。

    已知的一次重要战斗,是独立师成立不久,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与敌遭遇。李学忠带9个人掩护主力转移,就打剩他和1个女兵,他的一条腿也负了重伤。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奋力把他拖到个草棚子顶上,用乱草将他遮盖住,然后向树林子里跑去,边跑边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学忠在抚松县老碱厂密营养伤,遭敌袭击,突围时中弹牺牲。

    4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只知道他是湖北省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不知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1934年秋和吴平一起回国。

    1935年初,何忠国率部转战密山、勃利、穆棱、依兰等地,炸毁了滴道河子日军军火仓库和三道河子大桥。4月底途经依兰重镇阁凤楼,何忠国给驻镇伪军连长写信,劝其反正,或者让路。伪连长自恃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拒绝了。何忠国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部队,当晚兵分三路猛攻,将敌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备队7个鬼子携机枪、掷弹筒,到附近的何家屯侦察。何忠国正带3团和“自来好队”在那儿宿营,当即卡住敌人退路,发起攻击,只跑掉1个鬼子。部队立即转移,在马鞍山被乘汽车的敌人追上,何忠国胸部中弹牺牲。

    这个军政双全的“九头鸟”,倘非过早牺牲,后来4军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坎坷。

    <h3>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h3>

    周树东,1918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北滚泉,1925年全家闯关东到珲春县,1930年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1932年4月参加救国军,10月加入珲春游击队,不久入党。历任团珲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2军1团政委、1师政委。1936年9月师长安奉学叛变后,为师长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树东和6师师长金日成率4师、6师各两个团,从抚松挺进安图、和龙,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先在安图县荒沟岭截击敌人运输车队,又在升平岭与日军交战,将其击退。24日,先头部队在大沙河上搭便桥时,遭到安图县伪治安队袭击。这是一群效忠日本的疯狗,队长李道善双手沾满抗日军民的鲜血,堪称恶贯满盈。周树东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穿过树林绕到敌后,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此战毙伤敌百余,李道善也被打死。周树东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从照片上看,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英俊、帅气,充满活力,成熟、老练中,一张明显的娃娃脸上也不无稚气。

    永远十九岁的周树东,让我想起同样是中学生的孟杰民、王兆兰、初向辰,也不能不想到我们这一代的十九岁,以及我的孩子这一代的十九岁。

    <h3>负伤叫“挂彩”、“挂花”</h3>

    安图县北部,有个叫翁声砬子(今明月沟)的小镇,一条布尔哈通河从旁经过,吉(林)敦(化)、天(宝山)图(们)铁路在这里交合。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张作霖时代就在这里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后,驻防的是东北军29旅676团3营,营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日俄战争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条从中国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并于1909年签订了条约。由于遭到国人反对,只建成吉敦、天图两段,敦化至天宝山之间未接通。事变后,熙洽为了向主子表忠心,就把修筑这段铁路当做一份礼物,献给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3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护卫下,来到3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给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3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是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如今参军讲保卫祖国,那时军阀混战,民生困苦,许多人就是当兵吃粮,拿命换口饱饭。要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的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2军2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出来。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2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见他血肉模糊,官兵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3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去苏<s>..</s>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提起负伤,></a>抗联老人都说那叫“挂花”、“挂彩”,就是“披红挂彩”的意思,光荣。轻来轻去没什么,那时那人抗造,重了可就光荣不起了。那时不怕打死,就怕挂彩,打死拉倒,“领静”(清静、没麻烦),挂彩遭罪不说,还拖累别人。

    <h3>“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h3>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回国,在4军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mark></mark>7军老人说,他不牺牲,7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4军4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4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

    饶河反日总会悼文

    ——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沈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映!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

    <h3>“一门忠烈”</h3>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队伍打日本。早晨起来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再抽一阵子才下地,多大的瘾啊。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给戒了,多大的毅力啊。这人中上个头,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打左眼不中右眼。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你听“吧吧吧”,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这一家人都上队了。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她,叫“大婶”。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

    现在说是1935年6月,那时没这概念,玩一天累了,天黑就上炕睡觉了。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颠簸)。天亮醒了,我躺在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人呀马的,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说这是什么地场呀?怎么到这地场了?我妈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头几天在我们屯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报复,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就连宿大夜上山了。

    我们家在密山县马鞍山,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人走家搬,屯子就没了。老人孩子,小脚女人,都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的是一窝子一窝子地上队。我的小弟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密营被破坏后,大冬天在山里钻,大人也受不了呀?

    我说我的小花猫呢?在家都是搂着小花猫睡觉,就哭着要回去找小花猫。我爹过来了,说嚎什么嚎?我妈就把我搂怀里哄着。

    在山坡上开大会,还喊口号,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哭了。我爹说给新上队的发枪。发完了,怎么没我的呀?我妈说长大了会给我。我不干,想起小花猫,又想哭,我爹就从背包里给我掏出支五峰子。是种小左轮,比烟盒大点儿,亮晶晶的,就一轮子子弹,有个枪套,挎身上,那个牛呀。就显摆两个来月,我爹往回要,那时缺枪呀。我不给,我妈哄我,说借,我说不借。睡觉也抱着,到底还是让他们拿走了。再见到我爹,就让他还枪。一次,我爹甩手给我一巴掌,说人都没了,你还舍不得你的枪。

    1937年给我发支小马枪。1938年后,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写“1935年”。有领导说,你七岁怎么就能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就又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6军保安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流行传染病,一家人死光了,也叫“窝子病”。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等。后来汉族就多起来了。像杨靖宇每次落脚的人家,大多是这种。后来许多都像王铁环家一样上队了。只是这一切,今天知道的太少,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点儿的就更少。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影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5军2师4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等——这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dfn></dfn>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他们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家庭,是不是也是一门忠烈?

    <h3>黄有烧房</h3>

    汤原县太平川区永祥屯,一度改名“黄有屯”(不知为何只是“一度”——望知情者赐教)。

    黄有,1899年生于呼兰县,1912年迁到太平川开荒种地。勤劳苦作,省吃俭用,更兼有经营头脑,“九一八”事变前已成当地有名的“黄家大粮户”。黄家20多口人,一座三合房大院套,有200多垧土地,开油坊,养炮手。汤原游击队兴起后,他把6支枪、5匹马送给夏云杰,之后又不断出粮出钱支援游击队。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子俺也有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地一些大户也献出一些枪马钱粮。

    1935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担任6军军部副官、稽查处长和3军、6军办事处主任。

    1937年冬,黄有在石场沟被捕。敌人让他带路找抗联,他说行啊。领着敌人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十多天,几十个日伪军被冻死,他的手脚也被冻坏,成了残废。

    孤身一人,在那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耍猴般把敌人拖来拖去,几十个敌人冻成僵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他是怎么脱离虎口的?又怎样拖着冻残的身子回到密营?没人会满意就这样几笔带过,笔者对此也是思之痛之,不甘心啊。可就像本书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若非如此,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当时就有人把这些惊心动魄、会使后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记叙下来,而且没有遗失,也未被野兽损坏(抗联各军藏存在密营中的文件、资料,许多被野猪、狗熊糟蹋了);二是亲历者,或身边的战友,是幸存者,而且比较长寿。

    有名的“黄家大粮户”的当家人,是1938年冬在密营里饿死的。

    儿时,常<big></big>听老年人讲那些有钱人兼吝啬鬼的故事。谁谁一罐罐大洋在哪儿埋着,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抠半拉月,买二尺布做个枕头也舍不得用,枕个木头疙瘩。老辈人讲这些时,是不无一种赞赏口吻的。今人好像只有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土财主实在可怜、可气,土得掉渣。

    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故事的黄有,1936年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大院套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劲头?

    6军在汤旺河谷有个舒拉河被服厂,设在屯子里唯一的大院套里,大院套的主人是穆老三。穆老三和留守团长耿殿君非常好,6军官兵路过那儿都在他家吃住,他的儿媳妇和侄女都是被服厂的人——一窝子支持抗战。

    黄有在烧自己的大院套前,就一窝子上队了。

    4军能在大罗勒密建立根据地,多亏了两个人,大罗勒密伪森林警备队中队长陈云山,大罗勒密镇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陈云山给4军通风报信, 62a4." >护送往来人员,处死敌人派到大罗勒密的特务、密探。张景隆则成了4军不在编的高参兼后勤部长。

    刚到大罗勒密,李延禄觉得山里太穷,人吃马喂,老百姓承受不了。张景隆说这个好办,在松花江上设卡子,往来船只,以粮代税。正值换季,他给买来300套衣服,300双胶鞋。油印机及油墨、钢板、蜡纸等一应物品,当时属严格控制物资,也给置办齐了。还在镇子里帮4军开办药房、邮政代办所,成了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为部队采购药品、订阅报纸。那时抗联抓个汉奸,让家里赎人,不光要枪支弹药粮食钱,还要报纸。成天在山里钻来钻去,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呀?4军得来的则全不费工夫。

    4军在大罗勒密没打土豪。1军挺进东边道后,也没打土豪。后面将会写到,3路军远征西荒后,就更不打了。而在汤原、珠河、磐石这样的老根据地,黄有们的利益,是曾经被侵害过的。

    黄有们的中国心,也就越发地弥足珍贵。

    <h3>“这是最后的战争”</h3>

    李敏参军后的第一个上级,是马司务长。

    马司务长四十多岁,说六十岁也有人信。1.80米上下的个子,瘦,有点儿驼背,嗓子总是呼噜带喘的,腿脚也不好,还有点儿罗圈,走路像鸭子似的一歪一歪的。那次背粮打仗,缴获两匹马,追马时却跑得比谁都快。把马抓住了,那人就窝在雪地上喘不过气了,嗓子拉风匣似的,李敏就给他捶背。人都背粮走了,他才好歹站起来。那也背了一袋子黄豆,腰佝偻得更厉害了,老远就听那嗓子呼噜山响。那天晚上咳得几乎没睡觉,李敏给他捶背,他还开玩笑,说没事,不会把日本子招来。

    马司务长脸挺长,自己说是“姓马,长副马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李敏更是满脸核桃纹,那样子总让李敏想起父亲。听说他当过十几年兵,没结过婚,特别喜欢孩子。那天李升把李敏送到4师密营,吴玉光主任瞅她直皱眉头,马司务长就说让她跟俺做饭吧,一口挺浓的山东腔。

    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就是“司务长”,李敏就跟着叫司务长。后来听到最多的还是“老马头”。开头,李敏不知道这司务长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就是个做饭的。也许是在东北军时当过司务长,或是参加抗联后曾当过司务长,李敏没问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时一些人对他并不尊重,叫谁干个什么,到了经常还得自己去干,或是李敏跑去干了。不过,一有敌情,都听他的,他也像立刻变了个人,发号施令,说一不二。

    马司务长每天早早起来,去河边凿些大冰块,挑回来化水做饭。他不让李敏干,说小孩子睡足觉才长个儿。李敏就随后跟着。手指冻得胡萝卜似的,猫咬似的,马司务长就用双手给她焐,再用嘴哈热气儿。李敏这辈子没见过那样一双手,皲裂开那些口子呀,像小孩嘴似的。总摆弄水,边上泡白了,中间一道红红的,掰着点就淌血。

    开头,见李敏有点儿闷闷不乐了,马司务长就说想家了吧?听大叔给你来段京戏。就唱。嗓子不好,爱跑调,可是十二分认真。如今一听到卡拉OK,李敏就会想起马司务长。

    4个多月后,李敏调去帽儿山被服厂。再见到4师的人,她就问马司务长怎么样。半年多后,听说密营被袭,马司务长牺牲了。

    王毓峰,宁安县东京城人,1897年出生,五岁成孤儿,十九岁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副连长。像陈荣久一样,所在部队要投降,愤而拉出一支队伍,在宁安花脸沟游击。1932年2月率队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失败后,收容残部200余人,人称“王团”,在宁安一带坚持抗战。1933年2月参加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转战宁安、汪清。1933年秋参加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5军成立后为1师2团团长,1937年12月调任4军2师师长,两个月后被叛徒杀害。

    李天柱,山东人,比王毓峰小一岁。儿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县落户,1927年参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事变后追随李杜抗日。李杜兵败,李天柱报号“自来好”,在依兰一带游击。1935年参加4军,编为5团任团长,之后任3师师长兼5团团长。1937年9月18日,在攻打富锦县国强街基时牺牲。

    前面写到张寿篯指挥奇袭老钱柜,活捉于四炮的把兄弟宋喜彬,后来当了6军留守团副团长。1938年秋,他率队在佛爷砬子西山活动时,与几百日军遭遇。宋喜彬在于四炮手下时排行老五,人称“五炮”,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一枪一个。一场激战,30多人就剩他一个,身负重伤,倚着大树,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李天柱、王毓峰都是旧军人出身,那“自来好”、“王团”在一些老百姓眼里,无异于胡子。而宋喜彬在参加抗联前,无论日伪给个什么职衔,他和于四炮这些人实实在在就是帮胡子。他们在抗联的人员构成中,占有相当比重,颇具代表性。有的曾对共产党有偏见、误解,有的曾走错路,打过游击队、抗联。但是,一旦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是真打鬼子的,就与之合作,或投身其间,许多人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杨太和,1904年生于吉林,1910年全家走北荒到密山县杨木岗拉拉街,读过五年私塾。1932年初,与苏怀田、田宝贵等人拉队伍抗战,发展到400多人,被救国军编为补充2团,任3营营长。1933年初加入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为1团团长。

    妻兄刘相湳是伪密山县县长,让妹妹抱着孩子找杨太和劝降,许诺杨太和当伪自卫团总,并给30垧好地。杨太和严词拒绝,并告诉妻子:你乐意等俺,打走日本子后咱们好好过日子;不乐意等,你可以改嫁。妻子被他说服了。他又说:你哥给日本子干事,俺就不认这个大舅哥了,抓住他一样按汉奸、走狗论处。

    在杨太和的影响、带动下,他的弟弟杨太昌、堂兄杨太贵和妹夫陈兴一,都参加了救国游击军,战死疆场。

    杨太和骁勇善战,像前面写过的攻打密山县城、袭击滴道车站,都是他直接指挥的。1935年2月,率部攻打勃利县青山沟伪森林警察队,缴获500多匹好马,从此4军有了骑兵部队。

    同年9月,4军1师代师长杨太和,在去军部开会途中,与敌遭遇,战斗中牺牲。

    4军2团团长张奎,别名老姜,山东省掖县人,1899年出生,当过工人,后流落到俄国远东地区做工,十月革命后入党。1933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回国,任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年底调密山县委工作。1934年6月,密山游击队队长朱守一牺牲,张奎继任队长。张奎热情、豪爽,有勇有谋,指挥作战冷静、果断。从游击队长到团长,率部转战密山、穆棱、林口、依兰、勃利、方正等县,屡获胜利。1935年秋在林口穆子沟,突然与日伪军遭遇,立即先敌开火,同时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毙敌50多人。

    驻平阳镇伪骑兵旅机枪连连长胡伦,四川省广安县人,是和邓小平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的,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被派到东北。利用这种关系,1934年初,张奎到连部当了一名马弁。他与士兵交朋友,结拜兄弟,宣传反日救国道理,发展了14名反日会员,还有3名党的积极分子。5月,他和胡伦率轻机枪排起义,携6挺机枪投奔密山游击队。

    2团是4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936年4月,为避开敌人正面“讨伐”,2团连夜从依兰莲花泡横渡牡丹江,向方正转移。春天风大,船小,每次只能搭乘3人,张奎是最后一船。这时风更大了,小船倾翻,3个人都不会游泳,全部牺牲。

    1934年1月28日,高玉山的国民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特务营3连陷在城内,除两人生还外,全部战死。

    1936年春,根据省委指示,6军抽调精干人员,组织一支120多人的南满派遣队,远征南满。渡江后进至依兰县大砬子屯,与日军遭遇。大批日伪军不断赶来,派遣队退守附近的西湖景山上。激战一天,弹尽粮绝,毁掉文件和短枪,与敌人拼刺刀、抡棒子,全部战死。

    汤原反“民生团”后,省委派巡视员田学文代理政委,不久在西北沟打了一仗。敌人火力很猛,“田同志手提撸子无有子弹,要求队员一支夺子枪(“夺”应为“剁”,旧时胡子常把步枪抢管锯短,以便携带、隐藏,称“剁子枪”——笔者),有三粒子弹,堵子(独自)抢上北岗,去夺满狗兵的枪,满狗看见把田同志打死了”。

    人们常用“枪林弹雨”形容敌方火力之猛烈、密集。比之后来东北解放战争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远征军,日伪军的火力要差,比之抗美援朝的美军差得更远。可抗联的武器更差,火力更弱,兵力更少,根本不成比例。而且,东北抗战是十四年,战死的几率自然也高。

    2军能造“炸弹”,战场上比别的军就占些便宜,炸自己的时候也挺多。1935年春进攻辉春驼道沟,4团2连指导员文涉“身先士卒,在将军队已经进展到敌人房所跟前,燃炸弹以轰炸敌人的时候,此时炸弹未等出手先爆发,而将自己炸死。”类似情形,在同年显然是2军写的《东北三十四名抗日民族英雄牺牲情况简记》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人。前面写了,5军警卫旅2团团长张成地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而在《饶河反日总会悼文》中,追悼者则明确无误地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当年的《国际歌》,将“这是最后的斗争”,译作“这是最后的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场战争就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的战争。而这些唱着歌儿在黑土地上冲杀的有名无名的先人们,也时刻准备迎接最后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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