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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我们最敬爱的珠河游击队创造者之一的李启东同志”</h3>

    1934年9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中说:

    当我队在三岔河作战,来了一个知识分子周光亚要求入队,并要求参加下级士兵,自称团同志,司令部疑心他,故留在司令部任秘书,以便监视,说是团外区委老董介绍,断了关系,后又来二人找他,均未收容。在香炉砬子时,来一医生要求入队,留在队里,在乔家崴子,周光亚枪杀启东,窃款千余元逃跑(启东系经济部长)。后来审问医生,始知周系哈著名侦探,医生来队,系宾县警局派他来找他回去的!此事件发生以后,队内开展了反奸细的运动,同时坚决成立了政治保卫队。

    李启东,1896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一个普通家庭,参加“三一”运动,之后只身流亡到中国东北,在吉林通化进入朝鲜民族主义者创办的新<cite></cite>兴士官学校学习,1921年被选送到云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回东北。他1926年参加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珠河后被选为县委委员、兵委书记,曾先后到伪军和“朝阳队”中做兵运工作。哈东支队成立后,为支队经济部长。

    从“朝阳队”的秧子房掌柜,到哈东支队经济部长,并不是因为之前做过这种工作,或有特殊才能,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而是因为他的忠诚、可靠。在山林队中,这秧子房掌柜在“四梁八柱”中无论怎样排行,都是大当家的最亲近的人。这是“财神爷”呀。有的还是大当家的亲戚,时间久了,经不住诱惑,也卷钱走人了。孙朝阳有那么多心腹、亲戚、老部下,李启东是后去的,又是个“老高丽”,而能担当这种角色,就是三个字:信得过。

    但要以为李启东就是个勤勉、可靠的老黄牛式的人物,那就错了。论军事,他甚至比黄埔4期的赵尚志还科班。今天我们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一是他牺牲得太早,没来得及施展才华;二是即便有什么骄人的战绩,因为同时期战友中幸存者太少太少,后来者也就难以知晓了。

    在“朝阳队”时,赵尚志就非常乐于倾听李启东的意见。对于这位比自己大十二岁的老大哥,赵尚志非常尊重。对于赵尚志这种性格的人,身边能有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大哥,经常提醒一下,乃至敲打敲打,那情形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李启东不是过早牺牲,赵尚志的一些错误,或许可能避免。

    抗联退到苏联后,由3军负责同志编写的《抗联第三军史略》中,能写到的烈士都写到了。关于李启东,开头即是“我们最敬爱的珠河游击队创造者之一的李启东同志”——从中不难想见他在广大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分量。

    奸细周光亚的首选暗杀目标是赵尚志,一时没机会,又害怕身份暴露,而当时抗联对这种奸细、特务的警惕性也不高。1934年7月1日,李启东去支队司令部开会,这个汉奸主动请求“护送”,走到宾县8区乔家崴子的一片小树林时,将李启东杀害。

    三岔河之战,李根植战死,铁汉子赵尚志曾经落泪。1940年,于保合、李在德夫妇生了第一个男孩,他给取名“于根植”,说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这位抗日英雄。

    李启东被暗杀,对赵尚志刺激更大,特别悲痛,他认为李启东是替他牺牲的。

    东满反“民生团”的血潮恶浪,曾经波及到北满。奸险的鬼子对3军当然也不会放过,大肆宣传“赵××队内的韩人都是我们派去的”。赵尚志根本就不理睬这一套,在这上头3军绝对是一片净土。金策、李福林、李熙山、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马宏力、李泰、朴吉松等等,赵尚志团结、重用了大量朝鲜(族)同志,这些人心情舒畅,甩开膀子抗战,绝对是3军的精英、骨干。

    珠河地区最早的党组织,成员几乎都是朝鲜(族)同志。赵尚志从“朝阳队”拉出来的九个人,除了王德全,全是朝鲜(族)人。无论反“民生团”的妖风怎样刮,上头有什么指示,赵尚志根本不为所动。他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事实。这些人出生入死,打日本那么不要命,说他们是日本人派进来的奸细,见鬼<big>.</big>了!

    <h3>哈东司令李福林</h3>

    李福林,原名公道轸,又名崔东范,和赵尚志同岁,1918年流落到中国,先后在和龙、宁安、海林、阿城从事农民运动,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押送途中过桥时,一拳将警察打入河中,成功逃脱。第二次关在奉天监狱,“九一八”事变后被组织营救出来,任满洲省委巡视员。之后历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珠河游击队党支部书记、哈东支队党委书记、3军执法处长、1师政治部主任兼哈东地区游击司令,人称“哈东司令”。

    抗联各军编制略有不同,就是设不设政委。1军、2军有政委,又有政治部主任,跟今天差不多。3军及其他各军没有政委,只有政治部主任,这政治部主任实际履行的就是政委的职责。所以赵一曼那2团政治部主任,一些很权威的文章中就说她是政委。有的军又有差异,如5军,军、师为政治部主任,团为政委。

    毫无疑义,李福林是个政工干部。人们称他为“哈东司令”,更看重兼任的这个职务,除了对“主任”这两个字比较生涩外,当然也不无通常那种言传意会的东西。就是今天,军政主官中,司令员也是1号首长。而比这一切更雄辩的是,这是个军政双全的人物,司令当之无愧,有他指挥打的许多好仗为证。

    3军第一次东征,与谢文东、李华堂等部攻打方正县城,就是执法处长李福林率领少年连首先攻占的东门。他带领几个战士,冒着弹雨,冲过城壕,爬越城墙,炸毁了东炮台,打开城门。查阅史料,采访当事人,抗联无“敢死队”一词——实际这几个人就是敢死队,执法处长就是敢死队长。

    1936年5月,在依兰县珠山附近一次伏击战中,李福林指挥部队歼灭20多个鬼子,包括一名大佐。

    这年冬,3军主力西征后,李福林率1师1团转战哈东地区。他亲自率队攻袭林口县城,袭击延寿伪警察大队,在夹信子设伏,打死20个鬼子。

    1936年9月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李福林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出任3、6、8、9军组成的联军依东办事处主任,负责为上述各军筹措军需。

    1937年4月,李福林率少年连和警卫连去省委开会,途经通河县二道河子宿营时,有汉奸告密,被600多日伪军包围。激战一天,傍黑突围时,李福林左膝盖被打断。警卫员、鄂伦春族战士李宝太,背起他跑出不远,中弹牺牲。齐副官又要背他,他推开齐副官,说快带队伍突围。齐副官不肯,李福林厉声道:多死一个人有什么用?快走!这是命令!

    子弹飞啸中,李福林沉静地划着火柴,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然后抓起匣子枪向扑上来的敌人射击。

    <h3>模范师长郝贵林</h3>

    比赵尚志大七岁的3军4师师长郝贵林,和赵尚志是热河老乡。如今这种三省(区)交界地带也大都属欠发达地区,那时就更苦了,偏远闭塞不说,关键是土地瘠薄,这对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就意味着灾难了。说不清什么时候,他只身走北荒到了珠河,在黑龙宫对面山沟里搭了个窝棚。一个肯下死力气劳作的壮小伙子,一片富得流油的土地,那跑腿子窝棚就有了一种宫殿般的感觉,鼾声中就有了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梦。待到扛枪的人像蝗虫般一群群来去时,别说那梦了,这命都说不定在哪一声还未听完的响亮中就没了。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打下黑龙宫后,郝贵林就跟着队伍走了。

    没有保人,一个孤零零的跑腿子,谁知道你什么来路呀,不要,怎么说也不要。可这郝贵林要是几句话就能打发走的,也就不可能参军两年就当上师长了。他就认准这支队伍不抢不夺,这兵非当不可了。队伍到了哪儿,他帮着遛马、挑水,不用他干,他就干别的,这世上只要有心,活是现成的。部队出发了<samp></samp>,他扛根棒子在后边跟着。打宾州,一些义勇军、山林队畏惧不前,郝贵林不算大的眼睛瞪得溜圆,抡着棒子嗷嗷叫着往上冲。大家都觉着这个长脸、中上个头、挺魁梧的跑腿子是块料,赵尚志就说行了,收下吧。

    李启东被暗杀后,3军司令部成立政治保安队,负责保卫领导机关并执行紧急战斗任务,成员都是勇敢善战、政治可靠分子。具体成立时间没有记载,郝贵林是这年秋天被任命为队长的。

    时值赵尚志率队在五常县境活动,突然进袭双城东部的方城岗、小山子,并将其占领,敌人即调兵“讨伐”。郝贵林自告奋勇,要求带几十骑兵,向宾县进击,将敌引开。赵尚志说宾县大排队多,郝贵林说那帮小子不“顶壳”(顶用),咱一个能打他十个。

    保安队连下三道街、包家岗,3小时缴枪30多支。

    宾县一支较大的山林队“占北平”,义勇军风起云涌时也“义勇”过,之后就投降了,时常袭击抗日军。保安队到达7区财神庙附近时,郝贵林听说“占北平”有支40多人的队伍在那儿,天将亮时指挥队伍将屯子包围,然后单枪匹马进了屯子,大叫:当家的在哪猫着呀?快出来见俺!

    一个头目跑出来,郝贵林用匣子枪指点着他:俺们是赵司令的先遣队,大冷的天,弟兄们想进来暖暖手脚,你说行不行呀?

    一会儿工夫缴了50多支长短枪。

    1935年秋,郝贵林升任4团团长,两个月后任师长。

    年底,郝贵林和政治部主任金策率部东征,开辟新区。部队顶风冒雪进至勃利县东北部的七台河煤矿时,是凌晨3点来钟。这里是敌人的重要据点,4师要在这一带活动必须打掉它。约莫两袋烟工夫,一个俘虏被拖上山来。敌情明了,战斗部署,郝贵林以90%以上的兵力围打日军。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一小队日军全部被歼,一连伪军大部活捉,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将矿井坑口炸毁,劳工全部放走。

    密山县哈达镇位于七台河南百余里处,是西通鸡西、东达密山县城的交通要冲,驻守伪军26团,团长姓苏,人称“苏二鬼子”。郝贵林选3个机灵的战士,打入伪26团,很快发展了20多人。一天夜里,4师突然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活捉“苏二鬼子”,伪军不战而降。

    郝贵林指挥作战,以机动灵活稳准狠著称,像鹰一样瞅准了猛地扑上去,叼一口就走,待敌人缓过神来,人早没影了——有人将其总结为“鹰袭战术”。

    一个地道的庄稼人,参军不到两年就当上师长,这在东北抗联中是罕见的。而其军事实践证明,有人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上干这行的。

    4师不但战绩突出,而且政治教育好,组织纪律性强,从无违纪行为,特别受老百姓欢迎,是3军有名的“模范师”,用今天的话讲叫“先进典型”。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见到了一支从未见过的队伍。敌人则惊叹这支队伍的飘忽不定,神出鬼没。而这一切当然还与郝贵林的搭档、政治部主任金策有关——留待后叙。

    1937年初,郝贵林兼任北满联军下江办事处主任,负责为联军筹集给养。

    7月的一天,郝贵林带十几个官兵到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收款时,被敌人探知,200多日伪军包围上来。他指挥队员边打边退,胸部中弹。官兵们冒死将他抢回来,抬到太和屯后,因流血过多牺牲。

    <h3>连姓名都“牺牲”了</h3>

    3军第二次西征,赵尚志率主力从汤原出发时是500多人,在庆城、铁力留下200多人,不知道留在海伦多少人,继续西进的是150多人,从逊河开始东返时是70余人。返途挺顺利,多少也会伤亡,这个数字没有留下来。

    1军西征归来的人数前面说了,两次出发时都是400多人,1师归来百余人,3师70多人。

    那些没有归来的,以及归来后又牺牲的,还有西征前就牺牲了的先人,给我们留下姓名的又有多少?

    盖有“赵尚志印”的《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七年秋三军阵亡将士统计表》(不完全准确)比较简单,总计630人,其中高中级干部40人,下级干部130人。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1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以上总计二十二名,不知姓名者共约百九十余名,共合——二百一十二(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就是列在统计表里的所谓的“知姓名者”,那写在“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吴××”、“×东彬”、“×好根”、“小队长”、“金队长”、“蔡指导员”、“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自动车”,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的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

    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无论1军给不给士兵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就在前面写过的李东光牺牲的那次战斗中,一个刚上队入伍的学生,别说姓名,连号都没编就牺牲了。而且那么壮烈,负伤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5军政治部主任胡仁,1936年初从穆棱返回宁安途中下落不明,从此音讯皆无。

    满洲省委秘书长李士超bbr></abbr>,因为近视,人称“瞎员”。同年春被派去游击队工作,人从哈尔滨动身后就没影了。一路上别说日军、伪军、宪兵、特务了,就是碰上棒子手、砸孤丁,也能要了他的命。

    满洲省委派到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敬山,到珠河后,好像还未正式上任,就在1935年秋季“大讨伐”中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两任队长,还有政委,十天内相继牺牲,军心动摇,大量开小差,要散伙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要不是他硬顶在那儿,杨靖宇闻讯赶到,是不是就得重新召集队伍,甚至重新组建了?这无疑是重要的一笔,历史留下的也就是十来个字的一笔。关于他的牺牲更简单,敌人进攻玻璃河套根据地时,被枪杀了。

    “刘过风”是他的真实姓名吗?有人为他安葬吗?葬在何处?1军3师参谋长杨俊恒牺牲后,难得的买口棺材,安葬在临江县六道阳岔的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敌人知道了,会掘坟斩首示众的。而这几个参加安葬的人,又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李敏老人说,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牲口扒出来。下头两场雪时也行,只是地表冻层硬壳。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还是冻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头一根根堆摞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bdo></bdo>根。不然烧一会儿,那人就佝偻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是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雪掩盖一下。1938年以后,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坟。

    “我们最好的第一连连长——姜歪嘴子(韩国同志名字忘记了)同志被阵亡了。”

    这是写于1941年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的文字——这类不无语病,却是原汁原味的、有名无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这类文字太多太多,是因为牺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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