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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h3>不重主义,重利益</h3>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 href='2239/im'>《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tt>.99lib.t>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s>..</s>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

    不拘泥于过去,这是对上海人最精准的描述。只要这个过去,妨碍了他们获取现实的利益,上海人就会明智地将其迅速抛弃,所以他们毫不介意、甚至相当自豪地将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只因为1930年代,当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都蹲在炕上啃窝窝头的时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乐。

    <h3>上海话只是工具</h3>

    出于功利的目的,抛弃过去,上海人对待自己被殖民的历史是如此,对待作为自身标志之一的“上海话”时,也是如此。基于沟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上海话。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上海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bdi>藏书网</bdi>:“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说:“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

    同样的道理,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从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开始,“国际化”逐渐蚕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其实,无论是上海话的语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古音逐渐消失,还是上海话中引入了许多英语的音译词汇,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上海人只把上海话当做一种交流的工具,而非不可替代的母语。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嫌贫爱富,广东的经济上去了,上海人中也兴起过一股学习广东话的风潮。”而这一特点被上海人贯彻得炉火纯青。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民众对粤语的强烈捍卫。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于是,自尊感极强的部分广州人发起了“保卫粤语”的运动,甚至采用时下流行的快闪聚会进行声援。

    相对于广州民众对“粤语消失”的巨大焦虑,上海人是少数专家、学者心急火燎地<df</dfn>试图保卫上海话,而广大民众却继续让普通话和英语成为这座城市通用的交际语言,响应者寥寥。

    “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这句话可以被补充得更完整:是上海人的功利心使上海话走向衰落。上海话只是工具,用旧了可以翻新,甚至丢掉。对上海人来说,舍弃并不困难,只要你给出适当的价码。

    <h3>结语</h3>

    上海不像北京,用一个个圈子把你套住、困死。上海是滩,滩是开放的,但也具有消融性,最终个体都会融入这片滩涂,成为她的一部分。易中天用“消融”二字,形容一个外地人成为“上海人”的过程,而并非“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势必发生消解,这座城市要接纳你,就需要你舍弃与其不相容的部分,丢掉!丢掉单纯,丢掉理想,丢掉信仰,凡此种种,皆有可能。这就是上海这片滩涂、这座魔都的“魅力”。

    你一定需要付出代价,正如她发展壮大至现在,也是一个不断抛弃、蜕变的过程,这中间被她丢掉的可能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可能是被谓之“母语”的工具,更可能是不肯舍弃某些东西、与之不相匹配的你。要进入这座城市,必抱定牺牲的准备。代价当然会很昂贵,只是看你认为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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