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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1869.1.12—1936.6.14),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h3>“流血从我起”</h3>

    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涪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12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他开始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混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与革命知己邹容一道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他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瘐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h3>“我是有神经病”</h3>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泄,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tt></tt>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过这番“疯言疯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他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他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何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章太炎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是主编《民报》,这成为他一生中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至《民报》终刊,他亲手主编16期,并发表文章83篇。可以说,《民报》所到之处,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正如鲁迅后来回忆所言:“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章)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确,章的文章革命性浓厚,攻击力十足,无时无刻不在搅乱着统治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自然又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使他们咬牙切齿,寝食难安。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据野史记载,清政府为促成此笔交易,不惜出卖主权,“慷慨”地送日本政府一个“大礼包”。这“大礼包”包括间岛(延吉一带)的领土,抚顺、烟台的煤矿和 65b0." >新法铁路(新奉到法库门),真是无耻之尤!得到好处之后,日本政府立即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决定抗争到底,拼个鱼死网破,揭露日本政府的真面目。于是,他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日本专门派出辩护律师五六人,妄图以车轮战围攻章太炎,使其屈服。

    论辩那天,章太炎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其情景实在令人难忘。章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章又问:“我之文字,或煽动人,或煽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又无言。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欲以《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之罪名来压制章太炎。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他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顿时,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最后,裁判厅厅长强制性以危害社会秩序之名目查封《民报》,并罚款120元。虽然《民报》半途夭折,但章之斗争为它涂上了最后的一抹辉煌。

    <h3>“袁贼烧死矣”</h3>

    民国伊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大失所望。他先派人刺杀宋教仁,后出兵镇压“二次革命”,其倒行逆施让章太炎忍无可忍。章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深入虎穴,挽救危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决定要去面质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明知是虎穴,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又将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及城内的几处深宅大院,辗转之间,章太炎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实现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对自己国学水平的自信,实乃至情至真之言也!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们千方百计设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即进食。关于弟子旧友们苦劝章太炎放弃绝食念头,重新进食的记载,历来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吴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绝食的消息后,章的旧友马叙伦,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从早到晚,弟子们一直劝先生进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两眼翻白,一味摇头。无可奈何之下,吴承仕忽想起三国里的故事,便问:“先生,你比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戮国士之恶名,而借黄祖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

    “什么话!”章太炎听到此处,翻身跳下床来。弟子们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请老师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绝食。

    第二个是马叙伦版。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为之一振,除了谈论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与国事外,马叙伦使出浑身解数,与章太炎忽而谈孔孟,忽而谈老庄,忽而谈佛学,忽而谈理学。二人天马行空,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是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遂当即答应同他一同进食。

    吴承仕版中的章太炎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自认比三国之祢衡更为清狂,在吴的激将法下显得颇为可爱;而马叙伦版的章太炎则究心于学术,因与马畅谈正酣而放弃绝食,其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十分可敬。两个版本,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章太炎身上两种最为可贵的品质:胸怀苍生,心系学术。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big>.99lib?</big>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

    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惶恐死去,章太炎重获自由。回顾这一段刺刀威逼下的生活,章太炎虽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依然故我,不屈不挠。难怪鲁迅在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h3>“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h3>

    民国元年,章太炎进京后,遇见时任北洋大将的陈宦,章太炎便直率地对陈说:“哎呀,你陈宦真是当时之奇才啊!”冷不丁听到章太炎这句话,陈宦自然喜出望外,刚要答话回谢,章太炎又说:“此后民国必亡于你手!”这下子陈宦脸色忽而变得铁青,他强压怒火,作揖告辞。实际上他已是怀恨在心,后来在软禁章太炎的阴谋策划中,为了出一口恶气,可谓是竭尽全力!不成想等章太炎去世后,或许是良心发现,陈宦不仅大力表彰章太炎的学说,还哀叹道:“唉,章大师一走,天下就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了!”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著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结束幽囚生活,章太炎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有一次,他从同福里寓所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回家时,叫住一辆黄包车,坐上车后,示意车夫向西面走。车夫按照他的话,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心存疑惑,问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到章疯子的家里就是了!”这话说得车夫一头雾水,出于无奈,车夫只好仍旧把他拉回旧书店,让他另想办法。章的家人焦急万分,派20余人在市里四处寻找,终于在旧书店门口发现了他。

    还有两则趣闻皆与章太炎的题字有关。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40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100余张,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条幅,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1934年秋,章太炎迁居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招徒授业,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弟子们听后,大都不甚理解。章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笑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主张弟子们株守自己的学术路径,而是鼓励他们自由发展,不断创新,勇于突破前人,自成一家。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章太炎还不失幽默地与弟子们调侃。章门弟子在学问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章太炎一次偶然兴起,模仿太平天国的封号,戏封其弟子为王。他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逖先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封门下弟子为王,虽属戏言,从中亦可见章对弟子的喜爱之情。

    虽然已从政坛隐退,但章太炎依然关注政局民生,一有机会便大力抨击时弊。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1929年6月,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予友人,加以讽刺: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此诗妙就妙在借古事言今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a>胜于蓝也。

    <h3>史上第一个登报征婚的人</h3>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之前,章太炎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25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当时,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19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爱俪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家人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只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20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

    章太炎这次结婚的介绍人有两个,一个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章在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误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84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夫妇的热情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15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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