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谁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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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通讯特写作者：魏巍
原发刊物：《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1951年4月11日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3500字左右的“通讯特写”性质的文章。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dfn>藏书网</dfn>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在接下来的书面讲话里，周恩来赞扬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从此，《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便家喻户晓，流传中外。它顺理成章地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无数中学生口诵心许的必读文章；1951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则先后印刷22次，发行达数十万册。
那么，一篇短短的通讯报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隆盛的赞誉呢？
从艺术形式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其实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语言是平实的，属于中规中矩的新闻语体；既没有非常个性化的修辞技巧，也没有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无论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收入同名散文集中的其他16篇文章，最常用到的表现手段无非是设问、排比、议论和抒情。尤其是设问，乃是《谁是最可爱的人》用得最多也最成功的修辞手段，竟然用了12次；不仅用之于作者的叙述语言中，也用之于人物的话语中。这种充满抒情性的设问修辞，既有助于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拉近他们与作品的距离，也有利于强化抒情的感染力和议论的说服力。从叙述方式来看，魏巍的特写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那就是，首先用设问或其他方式显示“观点”，然后用一个个由“故事”构成的事实来证明它，最后，再用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方式来彰显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
《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文本，首先是因为它在内容上显示出很强的“时效性”，极大地满足了当时迫切的现实需求。按照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文学价值观，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决定于它的社会价值，决定于它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丁玲在《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第四卷第三期，1951年5月25日）中，高度评价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冬天和春天》，针对“有人以为虽然写得好，不过只能说是通讯，算不得文学作品”的质疑，丁玲的回答是：“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details></details>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是文学，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文学价值的大小，完全决定于作品的内容，尤其看它是否表现了当下的“伟大事业”。魏巍的通讯特写无疑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新生的人”，他的“出色”之处就在于他对于“最可爱的人”这一话语的创造性的构筑和表达。“最”是一个表示高级形态的副词，“可爱”是一个表达内心由衷的喜爱和喜悦的形容词，一般用来指涉孩子和女性等秀美的人或事物。魏巍将这两个词创造性合成为一个短语，用以表达对孔武有力的军人的情感——这种别具新意的“陌生化”修辞，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产生强烈的热爱之情，而且有助于一种“全民的道德标准”的最终形成。所以，吉悌才在《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解放军文艺》1960年第8期）中说：
“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光辉的形象化。
通过魏巍同志的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战斗精神、英雄精神更为发扬光大了。“支援最可爱的人，学习最可爱的人，作一个最可爱的人！”成为我们全民的口号。“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的那个历史时期里，几乎成为我们全民的道德标准。在我们志愿军里，最严厉的批评，无过于“你称得起一个最可爱的人吗！”同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最严厉的批评，恐怕也无过于“你对得起最可爱的人吗！”
真正表现了、发扬了时代精神的作品，它的威力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的影响才会如此的深刻。
的确，正是因为“表现了、发扬了时代精神”，《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威力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的影响才会如此的深刻”。
强烈的抒情性无疑是魏巍的“通讯特写”写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作品获得好评的一个原因。他的抒情不仅在内容上显示出极强的时代性——对英雄的赞美、对领袖的崇拜、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乐观、对幸福的感恩，而且，在形式上也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特点——这是一种被强化的抒情方式，属于直接的、不加掩抑、甚至略显夸张的宣抒：
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魏巍的作品的被强化到极端的宣传性和鼓动性，无疑满足了战争动员和激发斗志的时代需求。他因此被当做“革命的鼓动家”。吉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怀着赞赏的心情肯定了这一点：“曾经有些人怕当不成伟大的艺术家，不甘做坚决为革命服务的‘煽动家’。很显然，魏巍同志不是这样的人。魏巍同志是一个为革命服务的鼓动家，或者说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鼓动宣传员。……当魏巍同志觉得通讯特写这种形式是更快当、更直接、更能说明问题、更能和广大读者及时见面，因此也更能发挥鼓动作用的时候，魏巍同志毅然抓起了这个武器。”他还准确地概括了魏巍的“新闻特写”的基本特点：“魏巍同志的抗美援朝散文是政论、特写和抒情诗的完美的结合。而把这三者合而为一的是奔腾澎湃的战斗热情。魏巍同志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所为的，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的；当他认为要说道理时，他就毫不迟疑地把道理摆出来；当他认为要鼓动一下时，他就大声呼唤；讲着讲着，忍不住激动起来，想倾吐一下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感情倾泻于笔下。”可以说，正是这种将极度的自豪与无限的感恩融为一体的“政论”性质的“鼓动”，极大地满足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需要，从而使它成为无数读者和青年学生学习的范本。但是，一种写作方式的优点，有可能也正是它的缺点。魏巍的“通讯特写”美学上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一览无余，淡乎寡味，经不住从容往复的含茹吐弃。
从战争叙事的角度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真正的特点，在于对战争的酷烈场面的近乎自然主义<bdi></bdi>的真实呈现（这成为他后来被批判的一个罪名）。由于复杂的原因，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战争文学叙事常常回避对死亡和牺牲场面的过于细致描写，往往显示出一种避实就虚的浪漫主义特点。然而，魏巍的笔下的战争描写，却显示出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在场感以及对真实性的本能忠诚：
敌人为了逃命，用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子似地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涌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footer>99ｌib?</footer>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聚歼了敌人。
许多年之后，作者的那些议论和抒情的话语，会因为时过境迁而被人们淡忘，但是，这些梦魇一样的场景描写，你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忘却，就像扎入记忆深处的细长而尖锐的芒刺。从表现战争的惨烈性这一角度看，《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这些细节，令人联想到<a href='/book/1737/im'>《静静的顿河》</a>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尽管相似的细节表达着不同的情感态度，但就场面描写本身来看，却是一样令人震撼的。
1957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俄译本。C·马尔科娃在序言中写道：“魏巍的这些特写作品现在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些作品中，他真诚地赞美、<samp>九九藏书</samp>歌颂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的每一篇特写，都浸透着难以遏制地相信普通人、相信人民的光明未来的信念。这些特写作品，现在仍未失去其魅力。”然而，进入新世纪，魏巍的这篇作品，却被新编的中学语文教材拿了出来。令人意外的是，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和太大的响动，并没有成为新闻事件和争论的话题，直到他2008年逝世之后，才在网上有了一点声音微弱的争论——有的说《谁是最可爱的人》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标志着时代生活的进步，有的则说应该重新将它编进教材，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应和的人，似乎都不是很多。
七十多年前，埃德蒙·威尔逊在谈及文学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时候，曾经用过“长效文学”和“短效文学”两个概念。很难说《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底属于长效文学，还是短效文学，但它的确是一篇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很强的作品——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正是因为它满足了时代对文学的这种“相关性”要求。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尤其在反映战争、灾难等严重的社会事件的时候，文学常常会仅仅因为“相关性”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和阐释语境的转换，或者，换句话说，当直接的“相关性”被间接的“历史性”取代的时候，对这种作品进行解读和评价的难度就会增加，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和评价，除非这些作品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感和普遍的情感内容，否则，它就很难感动后来时代的人们和不同社会的读者群。
（李建军撰）
<strong>延伸阅读</strong>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魏巍：《东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丁玲：《读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冬天和春天〉》，《文艺报》1951年5月25日第四卷第三期
吉悌：《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解放军文艺》1960年第8期
华旭文：《论魏巍报告文学的思想与艺术》，《扬州师院学报》1962年11月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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