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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1、四种统治</h3>

    有些人对老子谈论政治的内容很感兴趣。司马迁写 href='9038/im'>《史记》把老子列在《老子韩非列传》里,一看题目就知道,老子跟政治沾了边儿。因为韩非子是法家代表,法家特别重视政治。韩非子写过《解老》《喻老》,诠释老子的思想。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是黄帝。战国汉初的黄老学派是道家的一个支派,以道、法并提,也主张清净、无为,对于统治的技术(即如何让百姓平安,让帝王的统治稳定等)有很多见解。韩非子解释的《老子》有没有问题呢?问题大了。 href='9038/im'>《史记》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亦即批评韩非子过于严刑峻法,残酷无情,其理论虽源于“道德”学说,但老子原来的思想比他深远多了。

    《老子》一书谈了一些统治术的内容,因为他所说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与圣人相对的,即是一般老百姓。老子的观察很犀利,他把统治者分为四个层次: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

    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有他的存在;次一等的,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民害怕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侮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信任他。最好的统治者是那么悠闲啊,他很少发号施令。等到大功告成,万事顺利,百姓都认为:我们是自己如此的。

    老子说,第一等的统治者是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但不知道他曾经发号施令,对老百姓来说似有若无,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这叫做“无为而治”。像英国的女王是一个精神象征,国家发生重大的事情,她一说话就有效果。这大概是最高明的政治,这样的统治者是让人佩服的。第二等统治者行仁政,老百姓亲近他,称赞他。现在这个时代的政治领袖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等。你担任国家领导人,总希望受到老百姓的肯定。民意调查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十,就觉得很满意,很开心了。为什么现在从中央到省县都喜欢搞民意调查?就.99lib?是想看看支持的人有多少。第三等统治者使用政令刑罚,老百姓会害怕他。这显然是指比较专制、极权、落后的社会统治者。我前一阵子看了一部电影《最后的苏格兰王》,讲的是乌干达的军事独裁者阿敏总统,他统治期间杀害了三十万同胞,每一个人都怕他怕得要死。最后一等统治者胡作非为,全无章法,人民要去侮辱他,根本看不起他,甚至都不值得怕他。因为在一个民主的时代,统治者再怎样坏也有个限度,难道还能搞白色恐怖吗?不行。所以老百姓到最后变成侮辱他,提到这个人名字大家都骂。一个人担任领袖,开始的时候受到很多支持,后来一路下去,变成人人在骂他,毫无尊严可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作为普通人也不应该随便被人家骂,作为政治领袖被人家随便骂,到了这个地步,天下就可能要大乱了。

    老子认为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会信赖他。这跟孔子的观点一样。子贡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篇》)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赖政府。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先去掉军备。因为老百姓一定要先吃饭,你饭都吃不饱,准备那么多武器干什么?

    再问,如果还要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人总难免一死,但老百姓如果不能信赖政府,国家就不能成立,那时候你比死还难过,变成亡国奴了。

    老子最后那句话讲得非常精彩,等一切大功告成,一切上了轨道之后,百姓怎么说呢?百姓皆谓:我自然。我念到这句话,心里真是很感动。最好的统治者是让老百姓知道有他的存在,但不觉得受到他的统治。“贵言”代表很少发号施令,很少发号施令并非不言,而是仍有统治的事实。有些学者由此联想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的力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知道有“帝力”存在,但是不觉得受到“帝力”的摆布,让老百姓不觉得有人在统治,完全出于他本能,自发的按照你制定的政策去做,到最后成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是我们自己成为这样的。

    《庄子·天地》说:“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大圣人治理天下时,用的方法是放任民心,使他们成就教化、改变风俗,消除他们害人的念头,而促成他们自得的志趣,就像是本性自动要这么做,而他们并不知道何以如此。这当然是最高明的统治,让百姓自然而然觉得一切都上轨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这里也是一样,最好的统治让人民知道有他的存在,却没有任何作为。我想不管任何社会,最高的政治目标都是老子说的这种情况,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感觉到活着作为一个人,可以不要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只需要努力去学习和体悟人生的智慧。

    <h3>2、若烹小鲜</h3>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我经常提起,因为跟我的个人经验有关。我1983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元旦发表的国情咨文里引用了这句话。美国总统对美国人提起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哲学家说的话,让我这个留学生印象相当深刻,也非常感动。第二天看报纸,《老子》的英译本又卖出好几万本。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老子·六十章》)

    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用“道”来领导天下人,鬼就失去神妙作用;不但鬼失去神妙作用,神也不会干扰人;不但神不会干扰人,圣人也不会干扰人。神与圣人都不干扰人,所有的禀赋都得以保存了。

    “若烹小鲜”,河上公的注解是“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小鱼如果去肠、去鳞的话,很容易烂掉,“不敢挠”是指不要随意搅动。煎过鱼的人知道,只要油到一定热度,鱼放下去,很快就熟了,不用多做什么事;相反的,你如果拼命努力去煎,随意搅动,最后变鱼松了,没法吃。老子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治理国家最好是无为而治,政府管得愈少愈好。我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跟好多教授谈起美国政治,他们都表示很欣赏无政府主义。我听了吓一跳,心想搞无政府主义,社会不是乱掉了吗?其实无政府主义跟老子的想法有一点接近,政府只要把政策做好,把税收用在正当的地方,让老百姓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多干涉。因为老子认为,统治者要用“道”来领导天下,让所有人都过着比较自然、自在的生活,尽量无为。因为你作为的时候,会去思考怎么样才有“利”,但即使目的达到了,也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后遗症。现代人经常说一个词叫“蝴蝶效应”。早知道今天这个结果不好,当初我就应该这么做那么做,或者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来避免这个后果。美国电影《蝴蝶效应》就把这个假设演出来了,给你机会把过去的某些做法或说法调整,结果怎么样?调整之后所造成的后果,绝对比你现在看到的结果更可怕。说明什么?你不要去幻想我过去这样那样,就能怎么样,人再怎么想都想不过大自然的法则。与其这样,不如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这时候鬼、神、圣人都不会来干扰。

    鬼是什么?“鬼者,归也”,人死之后回到本来的样子,就变成了鬼。神作为比较大的力量存在于自然界,像山神、海神、河神。此外,人类世界里比较特别的伟人,也有被封为神的。俗话说,疑心生暗鬼。鬼往往是因为害怕产生的。而说到神,大家会联想到求神拜佛。所以,有所惧会想到鬼,有所求会想到神,鬼神跟人的心理状态和需求有关。譬如今年经济情况不好,失业率很高,很多人跑去算命,跑去求神。为什么?因为他有所惧,也有所求。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做到不让老百姓感到恐惧,感到随时会出危险,感到有很多愿望不能实现,那么鬼神就不会来显示各种奇奇怪怪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香火鼎盛不见得是好事,说明人对自己缺乏一种信心,总希望有某些外在力量来帮助我满足愿望,反而忘记做人应尽的本分,忘记自己是一个自主的生命。

    庄子说:“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只要心定,连鬼神都不会作祟。又提到“阴阳和静,鬼神不扰”。“阴阳”指大自然的气,阴阳二气可以平和安静,鬼神都不会干扰你。人有人的责任,鬼神有鬼神的角色,把人的责任尽好,就可以同鬼神保持距离。这近似孔子的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是这句话前面还有四个字:“务民之义”。意即专心做好百姓认为该做的事。反之,“不问苍生问鬼神,逢庙就拜”就显得愚昧之至。可惜许多政治人物并没有明白老子的话。

    由此可见,还是“道”最重要,老子认为只要以“道”莅临天下,鬼神又能如何?不但如此,圣人也不会来干扰人。神是灵异世界的主导力量,圣人是人类世界的主导力量。圣人因为体悟了“道”而有智慧,知道一切都会自己上轨道,无需人为,做得太多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扰,因此圣人只会“无为”,不会来干扰人。

    等到鬼、神、圣人都不会来干扰人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可以回到自然的状态下,最后“德交归焉”。“德”指本性和禀赋,可以理解为获得的“得”。老子认为,万事万物只要能够存在,都是获得了“道”的支持,“道”所支持的就是你的本性与禀赋。人的一生要让自己的本性和禀赋保持原始、纯洁、圆满的状态,是老子的理想。人如果因为追求某些外在的目的,而伤害了自己的本性和禀赋,就是违反了“道”。因此,一个人在追求某种东西的时候,应该时常问问自己,我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以至于过得不快乐,忘了自己是谁,觉得茫然,甚至陷入忧郁的状态,那显然是弄错了生命的方向。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不仅是老子对政治的看法,也可以用来治理我们个人的生命,亦即要无为而治,一切顺其自然。

    <h3>3、小国寡民</h3>

    “小国寡民”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国土要小,人口要少。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使用;使人民爱惜生命而不远走他乡。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机会去陈列。使人民再回到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饮食香甜,服饰美好,居处安适,习俗欢乐。邻国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相互听得到,而人民活到老死却不互相往来。

    “国土要小,人口要少”,那是古代社会,今天这个时代是广土众民,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不使用各种器具”,说明老子生活的时代,老百姓已经懂得用各种器具机械来代替人力,使生活更便利,但老子却建议尽量不用,为什么呢? href='1887/im'>《庄子》里有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要到楚国去,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人家抱个瓮去浇菜园。子贡建议他,你这样太累了,应该用一种秸槔,等于抽水机的方法会比较方便一些。这个老人家显然属于道家一派,听到子贡这么说,很不高兴。他说我的老师说过,使用机器的人一定会有机心,“机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心里常常在想怎么样更好,怎么样<bdi></bdi>更有效,因此心思常常动荡不安,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悟“道”了。道家悟“道”是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像水面一样可以照见万物,觉悟真实。如果花费心思老想着怎么使用器具,怎么更有利,就会破坏心思的单纯明净,从而影响悟道。所以道家认为这些“什伯”之器要弃之不用。

    接下来,虽然有车有船,人们却不愿意乘坐,不愿意远走他乡。古人远走他乡通常是为了生活的理由,或是为了求学、做官。现代许多人移民,有的是为孩子的教育,有的是为安全感,但是到最后恐怕会觉得“不如归去”。很多事情一辈子努力下来,发现得不偿失,失去的比获得的更多,或者失去的才是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很多人到了国外,反而每天吃烧饼油条、喝豆浆,bbr></abbr>对家乡的怀念更为深刻。离开自己的家乡,其实是很痛苦的。

    然后,“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就算有了武器装备,也不陈列出来,因为没有战争矛盾,人民生活平平安安。“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古代人结绳记事,因为还没有文字。发明了文字,就可以写书,书写多了,麻烦就来了。有人念书念了一辈子,根本脱离现实。庄子说过一个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有一个做轮子的工人问他读什么书?齐桓公说,圣人的书啊。再问,圣人活着吗?答:已经死了。工人说,死了的话,这个书就叫做糟粕,没有用的垃圾。换句话说,真正圣人的思想不能靠知识来传授,而要靠你去觉悟。老子认为,如果用结绳记事,不要那么多的文字知识,人反而会比较容易进入到生命真实的情况。

    下面四句话每个人都喜欢: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安于自己的生活,不要随便跟别人去比。请问你觉得自己的饮食香甜吗?如果跟别人的山珍海味比,那就差太远了。再问你觉得自己的服饰美好吗?如果跟那些世界名牌比,你的衣服就太简陋了。还有你住在这里觉得居处安适,习俗欢乐吗?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奔牛节啊,丢西红柿啊,或者嘉年华啊,就羡慕别人。老子认为这<bdi></bdi>些都没必要,人的快乐就在当下这一刻,不必羡慕其他人或别的地方。人活在世上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安顿、安逸,你必须去除比较之心,安于自己当下的生活,接受自己的一切,才能过得比较快乐。

    最后,老子说,邻国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都听得到,而人民活到老死却不相往来。这是什么境界呢?因为人们没有往来的需要。以今日来说,现代人听不到鸡鸣狗叫,听到的都是隔壁电视机的声音。有时候跟邻居来往,就会比较,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孩子念哪一个学校?比来比去,胜过别人就高兴,不如别人就沮丧,实在没有必要。所以老子说,干脆活到老死都不相往来算了。这是反对社会沟通吗?不是。你可以沟通,但你不要让那些外在的东西进入你的内心,影响你的内心,这是重点。庄子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人的感情总是有各种起伏变化,但不要让感情影响到你内心的平静。 href='2195/im'>《论语》里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谈的都是心灵智慧的结晶,大家共勉互期,进而启发自己,这才是有益的交流。一旦离开这个范围,回到日常生活琐碎的事件中,则人与人的互动恐怕会扯出很多是非和八卦。

    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没有流离迁徙,没有武力战争;虽有文明产品,却能视而不见,无所用之;人们各安其位,活得单纯快乐,不怎么相互来往。这种的理想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做到了。时代一路往前走,历史不可能倒退。文明日新月异,人生的复杂与苦恼也趋于无解。但还是要记得老子的理想,懂得收敛各种欲望,知道什么是公领域,什么是私领域,跟别人相处,大家客客气气的来往,不用太羡慕别人,也不要以为自己就胜过别人,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生活,体会到活在当下的乐趣,让自己的生命处于甘美安乐的状态中。

    <h3>4、反战思想</h3>

    许多学派都谈到反战思想。以儒家为例,孔子对于管仲特别推崇,原因之一是管仲在春秋初期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从而使老百姓免于大难。因为战争一来,天下大乱,死伤惨重的是无辜百姓。孟子说的更直接,“善战者服上刑”,善于打仗的人要受到最重的惩罚,为什么?杀戮太重。

    老子也是反战的,但他的想法和儒家的仁政理想不一样。老子这样看待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q>藏书网</q>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

    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悟道的人不接纳它。君子平时重视左方,使用武力时就重视右方。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的工具,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最好淡然处之。胜利了不要得意,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在天下得到成功。吉庆的事以左方为上,凶丧的事以右方为上。副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作战要以丧礼来处置。杀人众多,要以悲哀的心情来看待,战胜要以丧礼来处置。

    “兵”就是武力,是不祥之器。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过之处,长满了荆棘;大战之后,必定出现荒年。因为古代是农业社会,一旦打仗,农耕不能运作,不能收成,对百姓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古代有很多例子,打仗之后就会出现各种疾病,许多地方人死了之后没法埋葬,接着各种传染病、瘟疫纷纷出现,到头来还是百姓遭殃。

    接着他说,君子平常“贵左”,使用武力的时候“贵右”。这里的左右之分大概源于古人“左阳右阴”的观念。左代表阳,阳代表生命可以成长,主生;右代表阴,阴代表生命结束,主杀。譬如一年四季,春夏代表生,万物生长;秋冬代表杀,万物凋零。古时候有句话叫“秋后算账”,死刑犯在秋天就要处决。万物到了秋天慢慢收缩,树叶开始飘落,生命开始凋零,都是配合季节,以此说明所谓的生与杀。后面说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是一样道理。战争是凶事,因此主持战争的上将军居右,因为右主杀。

    接下来老子连说了三个“不得已”。人生总有不得已的事,有时候打仗也是出于不得已。别人侵略你,你必须要防卫。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淡然处之,绝不能兴高采烈,要知道打仗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有别的方法,绝对不做。胜利了之后呢,也不要得意。像法国有个著名的建筑物凯旋门,是打仗胜利之后盖的,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打仗赢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开始输得很惨,当然它是被侵略的,我们中国也被侵略,后来打赢了大家欢欣鼓舞。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让战争发生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遏止它呢?

    在老子看来,如果你打仗打赢了很得意,就代表你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以军人出身者就不要碰政治,带兵打仗那一套在文官系统里面是行不通的。接着老子两次提到以“丧礼处之”,表明战争即丧事,即使打胜仗照样是用丧事来处理,因为死了太多人,因为打仗没有真正的赢家。这种说法完全是反战的。但是,这个反战思想绝不是投降主义,而是老子非常具体的处事态度。这里提到的“不得已”通常是指防御性的战争,非打不可,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但即使这样的战争打赢了也是一场丧礼,因为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消失了,这是最悲惨的事。

    庄子也对战争提出过很多批评,其中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国君想称霸天下,庄子建议他弄一个各国联合签署的合约,哪位国君拿到合约就可以号令天下,好像金庸小说里的屠龙刀一样,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有一个条件,你左手拿到这个契约,右手就要被砍掉;右手拿到这个契约,左手就要被砍掉。换句话说,你两只手,哪一只手去拿,另一只手都要被砍掉。结果,弄到最后没有人要拿了。为什么?我得到天下,失去我的手,想一想,算了,我的手还是更重要一些,每天洗脸、洗澡、拿东西、写文章,多么亲近。天下给我,可是让我的手少了一只,划不来。庄子很调皮,他用这种方式让国君反省,战争有必要吗?得到再多的土地臣民,称霸天下,有什么意义呢?道家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你活着都来不及了,何况还要去打仗,去消灭很多人的生命呢?根本没有必要。但是道家也会说三个字“不得已”,但是不得已的底限在哪里?这是考验我们的问题。

    <h3>5、民不畏死</h3>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说的这句话,千百年来都在提醒统治者,不要把百姓逼得太过分了。老百姓被逼向穷途,活不下去了,连死亡都不害怕了,认为活着既然这么劳苦、疲惫,跟死了也差不多,不如起来造反,正所谓“官逼民反”。不仅中国古代,西方古代也是一样。人民被逼上绝路,就会起来革命,而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的统治者,自己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向使民常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靳,夫代大匠靳,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人民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怎么可以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呢?如果让人民真的害怕死亡,对那些捣乱的人,我就可以抓来杀掉,那么谁还敢再捣乱?总有行刑官去执行杀人,代替行刑官去杀人的人,就像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一样。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的,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每个人都怕死,这是生物的本能。有些人最大的恐吓就是:“小心啊,再罗嗦我把你杀了。”恐吓的最后手段,是要杀人取命,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怕死,又怎么恐吓他呢?“民不畏死”是乱世百姓的心声。苛政是最大的死亡威胁,如“苛政猛于虎”的故事所说:孔子带着弟子经过一片竹林,听到有女人在哭,于是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公公、丈夫、儿子全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搬到城里住,她回答,不行,因为城里的苛政比老虎还厉害。住在树林里只有老虎的威胁,大不了一死了之;要是住在城里,被贪官污吏虐待欺负更是难熬。

    所以,“民不畏死”背景是民不聊生,甚至生不如死,这时候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统治者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不赶紧行仁政,反而动不动就恐吓老百姓“不听话就杀”,到最后老百姓恐怕就要豁出性命,起来造反了。因为“以杀止乱”,只是缘木求鱼。老子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人民陷于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吃掉太多赋税,所以才陷于饥饿。

    人民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人民轻易赴死,是由于统治者生活奉养丰厚,因此轻易赴死。

    民之饥、难治、轻死,一层比一层严重,而每一层的现象都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造成的。首先,统治者抽税太重,人民穷困饥饿。西方先进国家动辄抽税三四成,但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百姓想通了也愿意配合。最怕是横征暴敛过后,又不管百姓死活。而这正是老子时代的真实处境。其次,统治者有所作为,人民不堪其扰,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结果则是难治。什么是有所作为?筑长城、修运河、盖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不堪重负,当然很难治理。最后,统治者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把民脂民膏都刮尽了,百姓所剩无几,还活着干什么?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诗词描写“伤农家”,替老百姓难过。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是不得温饱,就是因为上头层层收税,统治者作威作福。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所写的《明夷待访录》清楚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明夷”是 href='1306/im'>《易经》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压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等待人们了解。

    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皇帝。一开始,天子是没有人愿意当的,像尧、舜、禹,都是禅让。大禹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大腿没肉,小腿无毛。为什么?替百姓服务,治水治得太辛苦了。后来,慢慢越往后发展,帝王越养尊处优,不可能再像尧、舜、禹那样为百姓着想了,所想的都是怎么“利吾国”,怎么掌握权力。像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对我们梁国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即大王你何必跟我言利呢,我们只要靠仁义就够了。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利”,“上下交争利”,天下一定大乱。反之,大家都讲仁义,尤其君主要讲仁义,要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天下才能和谐。可惜儒家的“仁政”,几千年来一直只是束之高阁的理想而已,阳儒阴法,外儒内法,自从法家出现以后,就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倡导尊君卑臣。要让大家都快乐不太可能,但是要让一个人快乐却很容易,亦即天下老百姓出钱出力让帝王一人享受,让他一人掌握权力,老百姓只能做牛做马,供养皇帝和朝廷大小百官,经过层层盘剥,犹如一头牛被扒了几层皮一样。

    而读书人自小虽熟读圣贤经典,应试中第而入朝为官,却发现遵循圣人之道来教化百姓没有前途,必须同流合污才有前途,只得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逐渐腐化。有的老老实实为百姓服务的清官如海瑞,反倒落了个罢官的下场。于是,几千年下来,百姓大多在受苦受难,最后只好藉佛教来寻求心灵安慰。中国汉代之后的社会,就是靠着佛教的力量,让百姓学会接受与认命。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种姓制度把人一生下来就分为四等,一辈子也不能翻身,只好从宗教中找到超越生死、烦恼的力量。

    老子的理想是“圣人统治者”,统治者因为领悟了“道”,依据“道”来治理百姓,就不会出问题。不过,这一想法犹如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家君王”——统治者既是哲学家又是君王,二者在现实世界中恐怕都难以实现,所以才会出现“民不畏死”“民之轻死”的现象,这都与当时统治者的作为有关。最后,老子说,人的生死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犹如自然的行刑官;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寿命,该活几岁,就活几岁,这叫“常有司杀者杀”。“司杀者”就是自然的力量。而统治者如果想借口要替天来杀老百姓——所谓“代司杀者杀”,这就等于代替大木匠来砍木头一样,反而会伤到自己的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自然法则,只能自寻死路。所以,作为统治者,不要以为自己手握大权,可以决定人民的生死,就随便杀人。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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