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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书记跟着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见着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大机关出来的。

    别看是大机关出来的,对农民一点不嫌弃。姐夫很耐心地听安书记讲这档子事儿,说我们有政策要支持边疆农民的,你不要担心。

    但是,申请批条总还得些时日,人家说了,让安书记回家去等。

    这样,安书记老老实实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里头有点儿期待,还有点儿焦急。

    既然这样,咱安书记怎么又站马路牙子上了呢?

    说来话长。终于有一天电话来了,那个姓齐的打来的,让安书记到沈阳。告诉他批条已经拿到了,到北京提货,国家统控物资,紧俏商品,不来拖拉机就得给别人,过时不候。

    安书记急三火四,带着钱就去了。先到沈阳,约定一个饭馆请齐和葛——帮这样大的忙请人家吃饭是应当的。吃饭的时候,葛把姐夫邮寄过来的批条拿出来,盖着大红公章呢,安书记当时一颗心就放肚子里了。

    接着,安书记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来了,俩人寒暄,安书记感谢,姐夫说将来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顾。安书记说没问题,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地造……

    后面?后面俩人去看货,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车站前头,找了个饭馆吃饭。吃饭出来,姐夫说你买拖拉机的钱呢?

    安书记赶紧把装钱的书包拿了出来,姐夫把手里的烟头一甩,潇洒地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你看,怕你着急,发票都提前给你开好了,你拿着。哦,一机部大楼你没有通行证进不去,你在这儿等着啊,别离开啊,我交完钱拿了提货单,咱们去取拖拉机……

    安书记拿了发票,就乖乖地站马路牙子上头了。

    说得热闹,这案子多少钱呢?

    一万多块。

    嘿,那位说了,一万多块?要是在五环路以里买房连一平米都不够,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范围。

    说三个事儿,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个老邻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块遗产,几个子女打得跟范进中举似的,差一点儿动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获本案的干警,级别最高的一位,当时月薪43块,这案子的金额,够他不吃不喝攒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后是给毙了。固然因为其中有别的案子牵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万多块的金额,当时是很重的砝码。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没处理,直接交给了市局二处。

    市局二处何许人也?

    按一位梁家园的老大形容,90年代发生一个凶杀案,报上去后二处来人勘查现场。中间有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女警官,齐耳短发,斜叼一根烟不点,笔记本计算机往膝盖上一放,那边汇报勘查结果,这边“噼里啪啦”报告就出来了。打到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烟往耳朵上一夹,过去掰开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后擦擦手接着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烟,又叼上了。

    办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这位老大说,那气质真是活像电视里的女捕快,威风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处的种儿。

    二处,专门负责北京市凶杀、强奸、抢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队伍,其他部门对他们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这帮人的确能办案子,恨的是这帮人装备好、手眼通天,什么案子到他们手里,别人就只有协办的份儿了。

    这一次,二处来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来的这位探长在北京警界里绰号叫“<big></big>教授”。

    “教授”,听着新鲜?您别觉得新鲜,警察里头的外号你想不到有多洋气,有一位80多的老大,当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当了教授,在公安大学讲刑事侦查学,也不知道老爷子如今退休了没有。

    办“林海雪原”这个案子的时候,“教授”还不是教授,但已经教出了不少学生,这个案子的细节,就是从“教授”的一个学生嘴里掏出来的。这位如今的刑侦专家,谈起老师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学徒,还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触,是因为一起跟踪追击的案子。公安机关接到消息,有一名杀人犯潜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从外地赶来与他会面。

    有了这个线索,跟着案犯的哥哥走,顺藤摸瓜,显然是非常好的办法。

    在当时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劳改释放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跟踪,切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一帮菜鸟就只能当看客。“教授”骑一辆自行车,亲自出马跟踪。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窝点,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经非常小心了,反复注意身后,确实没人跟踪我,怎么还让人给端了呢?

    开总结会时“教授”说了自己的做法:“也是我运气,他一出门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大喜天赐良机也。我骑车跟上,他下车奔窝点,就掏呗。”

    “那他怎么没发现你跟踪他呢?”

    “很简单,我不在他后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来,看到跟踪对象上公共汽车,“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车,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来米处等着,看到下车人中没有跟踪对象,再立即接着快蹬赶向下一站。跟踪对象只考虑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在前头!

    要不是公共汽车,这个战术就没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儿开,不可能到前面等着;第二,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中途开门,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过它啊。

    从汽车上下来的跟踪对象,确认车上、车下没有跟踪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窝点,结果轻易被抓。

    接着说,“教授”接了这个案子,安书记把情况叙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轮廓:批条,假的!发票,假的!一机部查无此人,去看拖拉机……

    那拖拉机是铁路货场里等着运输的,他们就在铁丝网外头看看,说这个拖拉机行吗(警察说了,你倒是进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书记他们急于买拖拉机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侦察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但作案手法纯熟,应属屡犯。

    齐、葛二人的家应该在沈阳,而那个姐夫的家是在北京,并且离北京站不远。

    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侦察员向安书记问案件过程,“教授”是从另一个案子现场赶来的,到得比较晚,拿了根烟在旁边听——当时二处的编制是一处分十组,“教授”是其中一组的组长。

    现在一说《重案六组》大家都知道,当初二处的确有个六组,不过这真实六组的案子没法拍,因为他们对口的案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的,太血腥,对社会影响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们这边好一点儿,安书记虽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没出人命吗?

    那位给“教授”当过学生的老侦察员听了脸上变色,说分工哪儿有那么明确的,这跟挑西瓜不一样,赶上什么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最拿手的,其实是破碎尸案——北京第一起远程碎尸案,就是“教授”带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组的狠,啧啧,你等我给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说着,就开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黄晓蜂,说他写129师骑兵团写出个麻烦来:《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成书之后,有人告诉他北京军区有一位老领导到处拍桌子找一个叫“黄员外”的,也不知道要干啥。老黄一听<mark>.99lib.</mark>这老爷子的名字就有点儿含糊——这老爷子的大名在129师骑兵团如雷贯耳,冀南突围的时候抡马刀追着鬼子骑兵砍出好几里的主儿,据说脾气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干吗?总不是有双胞胎闺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见,人家威望在这儿呢,以后说句话全国的骑兵见我就拿刀砍,我还活不活了?

    见面,老爷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话没说完就奔正题:那谁谁谁明明是我一枪放倒的,你娃怎么给安老刘身上了?

    是这件事儿啊,老黄赶紧解释:这是为了突出重点人物,所以把几个人的事迹放在一个人身上了。给您道歉,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然,这书就写散了……

    一边说一边纳闷:那谁谁谁也不算什么大人物,一个小情节而已。这样的主儿你干了也不是三个五个,毙也就毙了,60年了还死揪着他不放干什么?

    说了半天,老爷子才面色稍缓,算是认可了。末了冒出一句来:“就是嘛,那是我们四连干的,怎么能算到一连头上呢?”

    “嗯?!”老黄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忌讳——129师骑兵团里,一连和四连是最能打的两个连,两个连打起鬼子来生死与共,可下了战场不但连长战士见面要杠肩膀,连四连的马看见一连的同行,都要咬两口。

    都60年了啊!

    老黄说这事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当过兵的,听着光“嘿嘿”地乐,下来说:“这样有荣誉感的部队啊,才他X的有战斗力!”

    看这位老侦>..</a>察员的架势,二处里边几个组,关系也跟八路的骑兵团差不多。

    言归正传,“教授”听案在二处出了名的文明,一根烟点着,似睡非睡,干警跟他汇报也是这个劲儿。换张良基……有人背后说张局那嗓门不叫嚷,叫“咆哮”,隔两层楼茶杯都能让他震得蹦起来。

    但 662f." >是“教授”可别说话,他一说话就有人要倒霉……

    你说你不在现场,那拿XX的内裤套脑袋上做鬼脸的是谁啊?这是嫌疑人要倒霉了。

    档案室下班了你就回来了?你怎么不给他们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当警察的啊?这是侦查员要倒霉了。

    这回,安书记案情说得明白,有警察已经开始低声归纳结论了,“教授”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句来:“现场勘查了吗?”

    现场?这案子有现场吗?周围人都一愣。

    “教授”二话不说,拿起衣服就往外走:“就他(一指安书记)站那地儿,我去看看。”

    北京站的马路牙子,千人踩万人过,这还能勘查出什么来?有侦察员赶紧跟上,满脸的不解。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儿粗暴,“教授”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知道那地方,三不管,搞卫生的一天也不去一次,去碰碰运气吧。”

    到了地方,过往的人只怕没一千也有八百了。洋灰地砖的地面,四面全无遮拦,照安书记说,和姐夫在这儿不过谈了几分钟,能有什么留下来的?

    看到地面一片狼藉,不似打扫过的,“教授”吁了一口气。

    跟着“教授”的侦察员脑子灵活,略一回忆,忽然心有所动。

    就在这时候,“教授”已经取出镊子,从地面上夹起一个烟头来,仔细看过,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拿出证物袋装了进去。

    侦察员看看“教授”,瞳孔有点儿散大。

    “教授”乐了:“你猜出我找什么来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对,我猜您是来找那姐夫扔的烟头,安书记不是说了嘛,姐夫把手里烟头一甩,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

    孺子可教也,“教授”乐了。别奇怪咱们警察这样说话,北京这地方是全国文化中心,警察碰上贼都会调侃几句。

    我认识一位警官,当年抓过一个被通缉的唐山骗子。

    两人遭遇以后,警官怎么看这位怎么像通缉令上的,基本确认后开始盘查。这位咬着后槽牙愣冒充北京扛大包的顶了七八个回合。为什么咬着后槽牙呢?不咬他口音就露了啊!

    等到这位把“马家堡(pu)”念“马家堡(bao)”,照他的口音念马家pu准走音儿。警官说你念得不对,这位还硬跟警官讲理呢:“您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家堡(bao)……”

    警官说,你把左边的鞋脱下来给我看看。这位就脱了,递过来给警官。

    警官抄过鞋来,照屁股就是一下——我叫你还矫情,我住北京30年也没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马家堡(bao)!打你个朽木不可雕也的!

    这骗子这才发现上了当,要打,这文文静静的警官翻了脸比土匪还狠;要跑,一只鞋没了,他又不是赤脚大仙!剩下的只能用唐山味普通话连连告饶:“达(大)哥,倭(我)错了,达(大)哥,饶了倭(我)吧。”

    北京八九十年代的警风,这也算一个侧面。

    但是,这侦察员挠头问道:可这地上这么多烟头,您怎么知道是这个呢……

    是啊,这块地上足有一百多个烟头呢。

    “教授”笑了,晃晃证物袋,说,就是它,因为我知道它跟别的烟头都不一样。

    一百多个烟头,一抬手就把要找的那个找出来,警犬都没这个本事,“教授”难道比狗还厉害?

    废话,“教授”当然比狗厉害!你换那狗上台讲个课给大伙儿听听?拿“教授”跟狗比,这怎么说话儿呢?

    这事儿说来其实简单。那年头人都不富裕,一只烟要抽到手都捏不住才会丢掉。围棋名将过惕生先生还有个绝招,能把新烟和快烧完的烟头连接起来,喷云吐雾,仿佛不断。所以,无论比赛中抽多少烟,永远只有一个烟头。

    这个古怪的现象曾令与他对阵的日本棋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个行骗的姐夫,拿到钱以后立即把烟甩了,正好抽剩一个烟屁股的可能性极小。在这一百多个烟头中,夹杂着一根只烧了半截的香烟,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教>?</a>授”的注意。

    “教授”人多谦虚啊,说,我这是运气,运气。

    可不是,一百多个烟头里,只有一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运气;烟头落地,就把火撞灭了,没有继续烧,也是运气。

    破案有时候是需要运气的,但是光有运气可不够。北京“炮局四大姑奶奶”,有一位专门给人看手相的。有一回看来看去,也没找到合适的,队长说看来是个新手干的,算了,找找别的途径。人家姑奶奶是个慢性子,抿着嘴琢磨半天,也没舍得把那指纹放下,说,那怎么成呢?我再找找呗。

    半个月以后,姑奶奶拿着一份档案就来了:“您看,是不是这小子?”

    一枚指纹,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案犯正好留下过指纹,可谓运气好,但要是没有这么个慢性子的姑奶奶,也许,这线索就放跑了。

    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烟,连过滤嘴都没有。“教授”看着烟头,苦笑着摇摇头。

    助手问了,说这不是线索吗?

    “是啊,”“教授”不情不愿地说,“可这线索一来,离破案就越来越远了。”

    “为什么啊?”

    “你说呢?”“教授”把烟头递给侦察员,意思是考考他。

    侦察员左看右看,得出一个结论来:东北牌子,北京应该没卖过。

    对。我估摸着,这姐夫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这仨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在北京找人,没戏。

    唉,您这可就武断了吧。侦察员大着胆子问道,一根烟头说明不了问题,也没准是别人送他的烟呢。

    “你以为我是看见烟才这么琢磨的?那就是一个验证。”

    “那……”

    “四个人第一次出去吃饭,谁掏钱?”

    “姐夫啊,他说尽地主之谊。”

    “他们在哪儿吃的饭?”

    “北京站口对面,一饭馆,我去看过,后来安书记请客,两回都那儿。”

    “哦,本地人请客吃饭,有在<u></u>火车站门口的吗?”

    ……

    是啊,一般来说,无论哪个城市,火车站口的饮食都不太让人恭维。

    一个细节可能是巧合,两个细节都对上,巧合的概率就不大了。

    北京这边也留人查查,不过姐夫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觉得,这仨都东北的,分头来北京给咱书记下的套,那查起来可就……“教授”摇摇头。别人越找线索离破案越近,他可好,把案犯追东三省范围去了。

    这可怎么找啊?

    “不过……”“教授”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言语。

    后来谈到这案子的时候,“教授”跟侦察员说这是一教训,再多想一步就海阔天空,自己呢,多想了半步,没往前琢磨。

    “教授”想的是:这仨小子可够胆儿大的,要是那安书记不上当,来回的火车票,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案子破了,才恍然大悟:其实,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不管怎样,排查,与东北警方联系,找这三个人,工作开始进行,嫌疑人在划定……

    可是,这种异地作案,蜻蜓点水式的犯罪,破起案来如同大海捞针,确实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首都警察虽然厉害也不是神仙,一来二去,一个月过去了,除了一堆结论被否定之外,没有任何进展。

    安书记呢?

    安书记是死活不回去了。

    无颜见江东父老啊,那点儿钱,有一块的,还有五毛的,全村人家里能拿得出来的,差不多都在这儿了。灰头土脸地回去,老安不寻短见也得窝囊死。

    警察也是讲情理的。北新桥有个侨办,是二处的协作单位,就把安书记放那儿了。白吃白住,算起来,一个月也不少钱呢。

    谁叫人家在北京让骗子给骗了呢?那时候这样的案子不多,警察们还有点心存歉疚的意思。

    问题是,安书记并不是很领情,每天吃完了饭就蹲在门口等警察,眼睛越瞪越大。半个月以后,就奔铜铃那么大去了。

    侦察员们隔三差五去看一次,都有点儿含糊,有人说这老头别是要出事儿吧。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没过两天,忽然有人打电话到二处来,点名要“教授”接电话。

    教授拿过听筒一听,是地安门派出所的。

    出什么大案子了?

    没有。人家就是告诉他:“那安书记,让我们给抓起来了,你们过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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