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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午餐时，蔡继恒闷闷不乐地坐在餐桌前发呆，他正在想着陈纳德所派的任务，已经10天过去了，那两个日本战俘还没有答应合作。蔡继恒有些焦虑，他觉得自己只是个飞行员，其职责是驾驶战斗机与敌人进行战斗，陈纳德将军有些强人所难，他并不适合做俘虏的说服工作，这应该是政训部门的事。听说中共对日本战俘的管理很有一套，先是在延安成立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其学员全部是日军俘虏，校长是个叫“林哲”[1]的日本共产党员。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日本战俘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2]
，很多人甚至参加了八路军，并以军人身份直接参与对日军作战。
蔡继恒真想找陈纳德谈谈，他没这个本事做战俘工作，建议陈纳德最好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延安去，让共产党给他们洗洗脑子。
沈星云穿着白色的护士服正在协助服务员送餐。她看见蔡继恒嫣然一笑，开玩笑道：“大明星来用餐啦。”
蔡继恒一愣：“什么明星？”
“你是羊街基地的大明星啊，那天有这么多人看见你的空中表演，还不是明星啊？”
蔡继恒不高兴地说：“小沈，以后少说这种废话，什么表演？那是打仗，知道吗？”
沈星云连忙道歉：“哎哟，不高兴啦？好好好，我不说了，对不起！蔡大哥，我很高兴你完成了每日的鸡蛋定量，看来小时候养成的饮食习惯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噢，你是说吃鸡蛋的事？对不起，从那天你说过以后，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再说，你不是也没再提吗？我还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其实你已经完成了规定，是我告知厨师，把鸡蛋揉进面粉，你每天吃的面包、馒头、面条里都有鸡蛋，你好像也没吃出来，这说明你的胃并不排斥，只是你的味觉不喜欢鸡蛋而已。”沈星云得意地说。
蔡继恒立刻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什么，我居然吃了鸡蛋？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这是我职权内的事，用不着和你商量，再说，你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嘛。”
蔡继恒不满地训斥道：“小沈，我警告你，以后凡事要和我商量，不要自作主张，听见没有？”
“嗳，听见啦！”
“嗯，看在你帮我擦飞机的份上，这次就不追究了。”
“你还说呢，那天擦飞机可把我累死了，好几天都没缓过来，太阳把胳膊都晒脱皮了。”
蔡继恒夸奖道：“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以后要是遇见你哥哥，我会好好夸夸你。”
沈星云顽皮地说：“以后我要是遇见你哥哥，也得好好夸夸你。蔡大哥，你真的很棒！我第一次见你时还真没看出来。唉，小女子走眼了啊。”
蔡继恒斜眼瞟着她问：“怎么，你的意思是，第一次见我时印象不好？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得罪你嘛。”
“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你又急了，吃饭吧！”
“别，吃饭着什么急？我最怕人说一半留一半，你还是把对我的看法说清楚吧，我保证不急。”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你的形象有点……”沈星云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
“说！”蔡继恒很敏感，尤其涉及自己的形象问题。
“蔡大哥，我说了你别生气，你的形象就像京戏里的小生，虽然很漂亮，但很难使我产生信任感。”
“为什么？”蔡继恒怒目而视。
“你别生气，不是答应我不生气了吗？你听我慢慢说。蔡大哥，其实中国文化里对男人的审美是有问题的，你想想古典里对男人的描写，动不动就是什么‘面如满月’、‘目若青莲’的英俊小生，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西厢记》里的张生，你看王实甫是怎么描写张生的：‘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听着多肉麻呀，换成对女人的描写也同样适用。当然，还有一种男性形象就是李逵、鲁智深那类有勇无谋的粗砺之人，这种美审观也太极端了……”
蔡继恒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属于前者，是吧？可就算我是个小生形象，也不至于让人产生不信任感啊？”
“问题在于中国女人，她们大部分认可这种审美观，所以这种白脸小生就成了很多女性的梦中情人，这样一来，就把张生们惯坏了，他们很容易变成靠脸蛋吃饭的男人，于是许多花花公子就从他们中间诞生了。”
蔡继恒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不得不承认，沈星云的分析还是有些道理的。可是……长成这模样又不是老子的责任。蔡继恒也不喜欢自己的形象，这是爹妈给的，他又有什么办法？
蔡继恒下意识地摸摸脸，自嘲地说：“这是我爹妈犯的错误，我哥和我长得基本是一个款式，他不过比我大一号而已。我经常很不忿地想，怎么就没人说他是白面小生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他年龄比我大16岁，游历过很多国家，经历过很多事情，这一来二去，脸上就布满了沧桑，就像埃及的人面狮身像，四千多年的岁月都刻在脸上呢。唉，小沈，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岁月这把雕刻刀，你说是不是？”
沈星云大笑起来：“你就胡扯吧，还人面狮身像呢，你做条鳄鱼还勉勉强强。蔡大哥，以前我对这类爬行动物很讨厌，觉得它面目狰狞丑陋，可我现在倒没这种感觉了，大概就是因为你。”
蔡继恒心里一动，他想起丁震天的话，他说沈星云算不上漂亮，这姑娘你得近距离仔细品味，就像品尝上等红酒，刚入口时还不觉得什么，时间越长口感越浓郁，越醇香。当然，欣赏这类女人，你自己首先要具有异于常人的品位。海盗说得还真有些道理，这姑娘的确有味道，至于味道在哪里？蔡继恒一时还说不清，他不由得想入非非起来……
对于女人，蔡继恒可不像哥哥那么本分。蔡继刚虽然在美国留过学，也游历过很多国家，但他毕竟是深受中国文化浸染长大的，又由于是长子，从小父母管教得严格，这种中国旧式家庭对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而蔡继刚在弗吉尼亚军校上学时，正是美国20年代至30年代，当时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强调上帝选民、天定命运的宗教情怀，以及爱国主义、家庭至上、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等积极向上的正统思想，这是当时由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的蔡继刚深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他和弟弟蔡继恒的思维方式、处世方式自然有很大的差异。
蔡继恒从小就不是个安分之辈，是在那一带成了名的顽劣少年，干过的坏事数不胜数。父亲蔡朝云本是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一贯崇尚孔孟之道，厌恶暴力，可就这么个斯文之人也经常被小儿子的劣迹气得发疯，恨不得掐死这不争气的孽障。少年的蔡继恒在和人打架时，经常发现自己颇有些抗击打能力，开始还有点纳闷，后来才明白，这身功夫是老爹帮他练就的。
所以说，挨揍也有挨揍的好处，如此长大的蔡继恒对一切说教都怀有天然的抵触，他认为生活经验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教育出来的。至于道德问题，蔡继恒也有自己的见解，有人不是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道德好像也是这样，那是权势者用来规范普通人行为的，虽然没有错，但蔡继恒认为这太笼统，不如法律来得准确，既然法律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么好，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人们都可以做，若是某人做了法律没有规定的坏事，那么某人不应承担责任，责任在立法者，谁让立法者考虑不周全，留下了漏洞呢？
其实在中国人的道德范畴中，男女关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在男女关系上是很随便的，三妻四妾且不说，文人之间喝花酒狎妓从来都是件很时尚的事。李白曾有狎妓诗句：“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如镜中开。”“南国新丰酒，东山小歌妓。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看来这位大诗人很精于此道，但李白的放荡生活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有关道德方面的恶评。
成年后蔡继恒多次去过南京，每当他看到秦淮河畔的贡院就哑然失笑。古代**的考试场所居然与烟花柳巷只隔一条小河，也就是说，古代考生们考完试，只需迈过一道小石桥，就可以进入秦淮河那片烟花柳巷，尽情招蜂引蝶，放浪形骸了。这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没有人把这看作是道德问题。
有一种说法，1919年的“五四”运动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后世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蔡继恒认为，也许我们在抛弃传统文化的糟粕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割裂了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毋庸置疑，“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新一代文化人在两性关系上的确与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决裂。蔡继恒的道德价值取向应该属于这一代人，他不喜欢没有感情基础的性关系，也厌恶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的狎妓之风，他认为只有对异性最缺乏自信的男人才会用金钱去买女人。
蔡继恒认可那种西方式浪漫的、灵肉合一的爱情，并且早已身体力行，尝试过禁果，这是他自己的秘密，从未向别人透露过。他的第一个女人是中学时的同学，家庭很富有，是个丝绸商人的女儿，也说不上谁先勾引谁，反正是情到浓时就稀里糊涂上了床，不过这段恋情极为短暂，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在蔡继恒的印象中，那姑娘长得很美，也是个新派人物，鄙视一切旧礼教，颇有女权主义者的做派。
“五四”以后，一部分中国青年极度推崇俄国传来的“杯水主义”[3]
，这种纵欲理论的基础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要满足**和恋爱的要求，就像是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这种道德理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工人，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得到一定的传播。可以想象，在无产阶级革命前，那些处于性压抑状态下的弱势群体，一旦得到这类道德理论的指引，一定会使一些青年人发了疯。而蔡继恒的这位初恋女友，就是个“杯水主义”的狂热追求者，懵懵懂懂的蔡继恒成了她不知第几任的实验品。
事实上，如果一对青年男女都极具个性，而且在性格中都有一种绝不妥协的精神，那么两人的交往一般不会长久。蔡继恒认为，这姑娘实在是生错了地方，她要是生在西方国家，一定会成为像艾米琳·潘克斯特[4]
那样的女权主义政治家。可惜她生在中国，这里没有适合她生长的土壤，除非她继承了丰厚的遗产，并且学会有效地管理资产，首先做到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可以选择终身不嫁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这段初恋还是给蔡继恒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姑娘虽不适合做恋人，但她通透精灵，绝不庸俗，也没有一般女人常有的功利色彩。其实男女之间的交往，只要不涉及庸俗的功利主义，都应该是美好的，因为过程的享受比对结果的追求更为纯美浪漫。
蔡继恒的第二个女友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重庆人，这姑娘有个梦一般的名字，叫谭追梦。她是1940年春天入学的，在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读一年级。这次恋爱是蔡继恒发起进攻的，听同学说，化工系新来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就其相貌而言，堪称联大校花绝不为过。蔡继恒听说后决定去化工系侦察一下，那天他特地旷了一节课，跑到化工系挨间串教室寻找。当时各教室都在上课，蔡继恒鬼鬼祟祟地在每间教室窗前张望，结果让系主任黄子卿先生抓了个正着。当年黄子卿先生虽然才四十多岁，可他凭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头衔，在中国的化工界已是泰斗级人物，在西南联大师生中享有极高威望。面对教授的诘问，蔡继恒自然不敢撒野，他干脆直说，是来找谭追梦同学的，有要事相告。教授问，什么事？答曰，对不起，不能说，只能和谭同学面谈。
看着神态自若的蔡继恒，黄先生也犯了难，也许这学生真有事呢？于是谭追梦被从课堂里叫出来。黄先生问，你认识他吗？谭追梦看了蔡继恒一眼摇摇头。黄先生说：“历史系这位同学，你不是有事吗？现在可以说了。”“对不起，教授，您得回避一下，否则不太方便。”
当蔡继恒和谭追梦单独面对时，他却一时想不起该说什么了。谭追梦微笑着揶揄道：“喂，怎么不编了？继续编呀。”
蔡继恒一眨眼就找到了借口：“同学，帮帮忙吧，我和系里的同学打了赌，他们说，如果我敢在上课时间，当着黄先生的面找你，这个赌就算我赢了。”
谭追梦惊讶地睁大眼睛：“就为这点事？赌注是什么？”
“今天晚上……就有汽锅鸡吃了。”
“天呐，你就这么馋？”
“是，我是很馋，不过一见到你，我就不想吃汽锅鸡了。我想转系和你做同学，这是刚有的念头。”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你比汽锅鸡更能诱惑我了。顺便提一下，我叫蔡继恒，历史系的。说实话，能不能做你的男友，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你不同意，最好也帮我个忙，和我一起去历史系转一圈，咱们先骗一顿汽锅鸡吃好不好？”
谭追梦终于被逗乐了：“我发现你很无赖哎，你这样的人比较少见。”
“走吧，走吧，先把肚子混饱再说，然后呢，各走各的，就算我们从没见过面。”
蔡继恒没想到，谭追梦居然鬼使神差地跟他去校外吃了一顿饭，这件事使蔡继恒在历史系大大风光了一回，同学们都说谭追梦在一刹那肯定是鬼迷心窍了。
随后的那段时间，蔡继恒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致期中考试都不及格，他完全沉浸在温柔乡中难以自拔。谭追梦是个风情万种的姑娘，也是个新女性，父亲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在**部门做官，是个典型的洋派人物。因此谭追梦身上少有旧式礼教留下的痕迹，她敢恨敢爱，从不在意别人的议论，敢公开和蔡继恒在众目睽睽下携手同行。
两人相识两个月后，在滇池边一片寂静的草地上，蔡继恒开始提议：“追梦同学，咱们是不是可以结束这种‘精神恋爱’了？我可不是柏拉图的信徒，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谭追梦仔细看着蔡继恒的眼睛：“嗯，这里面的确有烈火在燃烧，看样子已经到了临界点，亲爱的，你想要我做消防队员吗？”
“不对，消防队员只会灭火，而我需要的是助燃，你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块木柴投进来，咱们一起燃烧。”
“唔，你的提议我还要考虑一下，这有些突然，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好比是个大爆竹，你不能把火焾点着了又踩灭，这样很不负责任。”
“可这个大爆竹一旦爆炸了，我同样也什么都得不到，只剩下些碎片了，我要碎片又有何用？”
蔡继恒苦口婆心地开导：“那你不是还能听个响吗？爆竹本身的价值就是听响。爱情可不像收藏古董，过个几百年也许价值更高。男女之间的事极具时效性，就像写文章，灵感来了你挡都挡不住，可灵感要是消失了，你再怎么搜肠刮肚也追不回来。战争时期，人命比纸薄，也许顷刻之间就生死两茫茫，要是哪天日本飞机下个蛋，正好落在我头上，那你就后悔去吧。还是李白说得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谭追梦一把将书本扣在蔡继恒嘴上：“乌鸦嘴，快把刚才的话吐出来！”
蔡继恒双手枕着头躺在草地上，他望着谭追梦的眼睛轻轻说了一句：“知道吗，死亡之前的狂欢，连上帝也不会拒绝。”
“嗯，这个爆竹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那就由我把它点燃吧……”谭追梦顺从地扑进蔡继恒的怀抱。
1940年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最为艰难的一年，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虽竭尽全力，却屡战屡败。国民**在苦苦支撑，从**高官到普通百姓，谁也看不到命运转机的曙光，呈现在四万万民众眼前的只有鲜血和死亡。那时的蔡继恒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有着一种深刻的破灭感，在极度抑郁中，他想得最多的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这个国家终归要灭亡，他蔡继恒愿意与国家一起覆灭。此时他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就是谭追梦那美艳柔软的躯体和充满激情的身体媾和。谭追梦的体内蕴含着一种神奇的芬芳，这种年轻女人特有的芬芳使蔡继恒心醉神迷。
肉体的欲望一旦被唤醒，就会变得可怕而疯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各种隐秘的场所幽会，昆明西山的森林里，滇池畔的草丛，街头肮脏的小旅馆，夜阑人静的校内草坪上，到处留下他们释放激情的痕迹。
可惜天道不测，造化弄人，冥冥之中蔡继恒一语成谶。两人相好了不到一年，谭追梦就香消花殒，死于非命。1941年6月，谭追梦的母亲亡故，她请假赶回重庆为母奔丧，不幸赶上惨烈的“六五大轰炸”[5]
，谭追梦死于较场口的大隧道里，在这一惨案中同时遇难的有上万民众。
蔡继恒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再也没有和女人有过亲密接触，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女人没有渴望，而是觉得不想再找麻烦了，他现在的身份是战斗机飞行员，这是个极易制造寡妇的高危职业。
通常不了解情况的人，往往以为飞行员是军队中的天之骄子。万里选一的淘汰率，比一般军人要优厚得多的生活待遇，职业生涯上的远大前程，这些都是罩在飞行员头上的炫目光环。在重庆军政要人、社会贤达们举办的各种聚会和社交场所里，年轻的飞行员们往往是令人瞩目的明星，是上流社会名媛淑女们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击落敌机五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简直成了香饽饽，连上将级的高官也不敢怠慢。
其实只有飞行员们自己知道，相对于其他军兵种，空军飞行员的阵亡率实在是高得惊人，尤其是中国空军飞行员。从抗战初期到中期，飞行员已经换过好几茬了，抗战初期与高志航、刘粹刚等人同资历的老飞行员们已是所剩无几，他们大多数都牺牲在空战中。日本为这场战争作了多年的准备，他们的飞行员和飞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对中国空军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中国空军这种以卵击石的作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
1940年的璧山空战后，中国空军气数尽失，国民**大为震惊，蒋介石气愤得几乎丧失理智，他在紧急会议上，语气严厉地责备空军“太不中用了”，声称要派大机群前往复仇。听到这种不公正的指责，与会空军人员都流泪了，第4大队副大队长刘宗武拍案而起，慷慨陈词：“委员长，我是航校三期，是您的学生，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心甘情愿。但就算是牺牲，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一定代价才好，而不是无谓的牺牲。您知道，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今年新出的飞机，来打我们10年前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委员长，今天我向您表态，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那时蔡继恒还没有参加空军，一个老飞行员告诉他，那天委员长的话使所剩无几的飞行员们群情激愤，他们明知再次出动挑战零式机必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行动，但仍然集中了最后的九架伊-152战斗机，由刘宗武等九名飞行员组成“空中敢死队”，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决死战斗。据说当时大部分飞行员都没带伞包，空战一旦打响，他们就不准备活着回来了。当机群在悲壮的气氛中起飞时，机场上所有的地勤人员无不潸然泪下，他们痛哭着向远去的机群致以军礼……
后来还是蒋委员长醒悟过来，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这些所剩无几、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实在是太宝贵了，就这样毫无意义地全部牺牲，终归不是明智之举。后悔不迭的蒋委员长给空军总部下了死命令，要求机群立刻返航，这样才给中国空军留下一些种子，否则，中国空军有可能在1940年就全军覆没了。
蔡继恒算了一下，自从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团在印度卡拉齐成立至今，已经相继有几十名中美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在航校的同学。飞行员这个职业实在是太残酷了。蔡继恒的戏谑之言是：只看见贼花钱，没看见贼挨打。
由此说来，在女人问题上，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这已经不是当学生的时代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蔡继恒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不想制造悲剧。
晚饭的时候，战俘们惊喜地发现，每个人居然多发了一个窝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战俘们议论着，都说鬼子坏归坏，可一旦说好的事，还是很守信用的。谁都知道，这增加的粮食定量可不是日本人发善心白给的，这是上午比武时张宝旺和渡边讲好的条件。
渡边已在下午和野藤等军官一起去了太原，他出发之前兑现了承诺，先是下令给薛占魁钉了口薄板棺材，然后当着战俘们的面把薛占魁安葬在营区后的小河边，坟头上还立了块木牌，爱好书法的野藤还露了一手，他在木牌上工工整整写下“薛占魁壮士之墓”七个楷书体大字。渡边甚至破例允许战俘们在日军士兵的押送下，分批到薛占魁墓前祭奠。
张宝旺、满堂、铁柱、李长顺、孙新仓等人按照军人的礼节站成一排，默默向死者脱帽志哀，然后一起行了军礼。
在回营区的路上，满堂悄悄告诉张宝旺：“大哥，山田那儿有消息了，今晚后半夜行动。”
“知道了，走之前还有什么事要做？”
“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掉高升那狗日的，这是俺的意思，高升长了个狗鼻子，灵得很，不宰了他，咱跑了以后山田也不安全。”满堂轻声回答。
“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今晚渡边不在，是个机会，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要是运气不好，今天夜里咱兄弟几个就死在一块。”
张宝旺说：“兄弟，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动起来就得认命，活着干，死了算。路上只要有人挡道，咱遇佛**，遇魔杀魔，要有股子拼命劲头才行！”
“放心吧大哥，不就是赌命吗？俺就把这条命押上了。”满堂向张宝旺伸出了手。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傍晚时，山田圭一找到高升，他敬了个礼，用日语说：“高先生，今天是我生日，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想请高先生喝酒。”
高升有些惊喜：“山田曹长太客气了，既然是您生日，应该是我请客呀，哪能让您破费？”
山田圭一笑了笑：“不光是您，我还请了几个军官，平时军务忙，大家难得凑在一起，所以，请高先生务必赏光！”
高升兴奋地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山田圭一为满堂等人逃跑的事考虑了好几天，他明白，这绝非举手之劳的小事，而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事发，自己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山田圭一倒不是个怕事的人，但是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需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理由。为什么要帮这几个战俘逃跑？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他一时还没有给自己找到理由。
山田圭一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受此影响，他从16岁起就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虽然没有正式通过皈依仪式，但他一直在用佛教教义约束自己的言行。
佛说：“人无善恶，善恶存乎尔心。”人生来便没有善恶之分，善与恶的区分只是在于自己内心是如何去定义。山田圭一认可这句话，同时也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理由。
他从小是个性情温和、厌恶暴力的人，上小学和中学时，班上的大部分男同学都热衷于柔道、空手道、剑道一类的技击性运动，他对此却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学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就是和别人打架。大和民族的男人们都是有些脾气的，因此在生活中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学一些防身术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山田圭一不需要这些暴力手段，他从小就是个好脾气的孩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更别提动手打架了。他的理想是做个企业家，在山田圭一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资本积累和资本运作更有趣的事了，资本的力量太神奇了。有人认为，国土狭窄、资源贫乏的日本只有靠战争，靠夺取海外殖民地才能强大起来。山田圭一则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疯子，靠战争和暴力去掠夺财富是等而下之的手段，大和民族是优秀的、充满智慧的民族，能够使国家富裕强大的方法有很多，譬如靠跨国资本运作、金融市场、发展制造业、新技术的开发和输出……为什么一定要用战争和暴力去解决问题呢？
山田圭一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当军人，而且还会到中国来打仗。都怨那些该死的政客，这年月，当个小百姓真的很无奈，你想远离政治，可政治偏偏找上你。你爱好和平、厌恶暴力，而你却躲不开，政客们靠一部《兵役法》就把你发配到中国，以国家的名义逼迫你去杀戮，去行使暴力。
想起这些，山田圭一心中充满着悲哀。
今天渡边少佐策划的决斗活动使山田圭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憎恨渡边和野藤这两个嗜血者，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冷酷地践踏人性、践踏生命？本来他们虐待中国战俘已经是一件不可饶恕的行为了，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们对自己同胞的生命也如此轻视。从古罗马时代到20世纪，人类已经走过两千多年了，渡边和野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居然还停留在古罗马的斗兽场上。
这种冷兵器决斗实在太残酷了，一两分钟之内，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士兵们把柳川信哲和薛占魁的尸体抬回来时，他看到两具尸体都像是被泡在鲜血里，胸腹部被利刃豁开，人的内脏挂在体外，十几米外都能闻到浓烈的血腥气。回到宿舍，山田圭一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战场上的尸体他见过，但那是特定环境，在战场上对丧失生命的恐惧远远超过看见尸体时的恐惧。而在今天的决斗场上，两个生龙活虎的青年在毫无意义地手持利刃面对面进行殊死搏斗，阳光下喷溅的鲜血、刀枪的撞击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实在是触目惊心，令人惨不忍睹……山田圭一终于决定，他要帮助佟满堂等人逃走，他不想看到这些熟悉的中国人再遭厄运，就算将来东窗事发，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在所不惜，否则他会后悔，他的后半生将在黑暗中度过。
山田把请客的地点安排在后院的会计室里，这里紧挨着伙房，伙房的东侧就是仓库。山田对战俘营的建筑布局很熟悉，如果从一个越狱者的角度看，这个仓库是通向外边世界最安全的通道，只要能进入仓库，就可以从仓库后墙的窗户跳出去。那窗户离地面的高度只有两米，越狱者当然不会在乎这点高度。这里是战俘营警卫系统的死角，附近没有设岗哨，唯一的危险是巡逻队。山田圭一早已计算好，巡逻队有五个士兵和一条狼犬，每隔15分钟巡视一次。这15分钟足够跑掉100人，时间绰绰有余，只要越狱者跑过大约1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进入青纱帐，到那时越狱就成功了一大半。
战俘营的设计者当然不是傻子，他在设计营区时就考虑到，越狱者根本不可能进入日军守备队居住的院子，因为从战俘居住区到这里还有一处岗哨亭。
就这个战俘营来讲，应该说设计得非常严密，难怪从建营到现在的三年时间里，还没有越狱成功的先例。可如果守备队的看守人员里有人心存异志，主动配合越狱者逃走，那就另当别论了。
高升和五个日本军官上了桌，眼睛顿时都亮了。山田圭一准备的酒菜非常丰富，有罐头装的红烧鳗鱼，有盐烧秋刀鱼，还有照烧鸡肉卷和炸成金黄色的什锦天妇罗。酒是山西汾酒和从日本运来的“大关”清酒，还有五六种不同口味的寿司。高升有日本留学的经历，很喜欢日本料理，他一看就知道，这顿饭是很讲究的。
此时已是战争末期，日本的国力已衰弱不堪，日军海外作战部队的供应更是捉襟见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每餐分到的食物配给不过是400克米饭和两块咸鱼，在这穷乡僻壤，能吃到一顿精致的料理实在是件极为难得的事。
对山田圭一来说，拿出这些东西请客算不了什么，他是司务长，经常经手这些食品。大阪人又有做生意的传统，他还可以和别的部队司务长进行易货贸易，那些高级军官们享用的供应他一样可以搞到手。山田圭一打仗不怎么样，要论起做买卖来，绝对是把好手。
高升惊喜地搓着手说：“山田先生，您真太客气了，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山田圭一给所有人斟满酒，然后举起杯：“各位，不好意思，以我战前在大阪的标准，今天这个生日晚宴是非常寒酸的，连一点起码的生鱼都找不到，真是很惭愧。各位，将来战争结束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请大家好好享用一顿大餐。来，干杯！”
军官们嘴里客气着干下一杯酒。
山田圭一给高升夹了条秋刀鱼，笑着说：“高先生，你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刚认识你时，我还以为你就是在东京长大的，没想到你居然是中国人。”
高升喝了口酒叹道：“我在日本留学四年，也仔细比较过中日两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怎么说呢，我还真是喜欢日本，远的不说，走在日本的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不像中国，到处那么肮脏破烂……”
这时守备队的冈村中尉笑着插了一句嘴：“中国人的确不讲卫生，他们的住处总是像猪圈一样又脏又乱，我不明白，他们又不是住在缺水的沙漠里，讲卫生又不需要花钱，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一些呢？”
冈村中尉的话很具侮辱性，他根本不考虑高升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高升显然没有这种民族自尊心，他倒像是遇到知音一样：“冈村中尉，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这的确是中国的现状，贫穷、野蛮、肮脏。正因为如此，方能显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性。说实话，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经没落，在这一点上，我们肯定不如日本，你们的‘明治维新’厉害啊，好嘛，这才七十多年，日本就成了强国，真是不服不行啊。所以我说，中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提携，中日两国‘共存共荣’那是绝对必要的。”
山田圭一为高升斟酒：“高先生，你既然这么不喜欢中国，为什么不在留学时加入日本国籍呢？”
高升苦笑着：“哎哟，我的山田曹长，您可真是应了中国那句俗话，叫作：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干吗不想入日本籍？我他妈……做梦都想，可贵国**也得让啊？入日本籍的门槛儿太高啦，有钱有身份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考虑，像我这种小人物想入籍，门儿都没有。”
山田圭一开玩笑道：“谁说不容易？找个日本女人结婚，就有了申请入籍的理由，不过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高升扬起脖子又干了一杯清酒，然后发起了牢骚：“这招儿我也试过，哪有这么容易？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学校图书馆有个叫枝子的女管理员，长的嘛……真他妈不敢恭维，我觉得自己条件虽然不是太好，娶个丑女人总行了吧？结果您猜怎么着，我刚把这意思说出来，话还没说完呢，这娘们儿就一口唾沫啐在我脸上……”
山田和几个军官放声大笑起来。
冈村中尉擦着笑出的眼泪说：“高升君，找女人可不能在大学里找，你应该到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试试，那里也许有女人愿意嫁你。”
军官们又一次大笑起来。他们都知道，新宿的歌舞伎町是东京有名的红灯区，那里只有妓女。
高升这时已喝得有些过量，对冈村的侮辱性玩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他大着舌头说：“我倒是不在乎找……找个妓女，可人家妓……妓女也……也看不上我，当时我……就是个穷学生，腰包里没……没钱啊……”
守备队另外一个军官川岛少尉也醉了，他的玩笑话更过分：“高，歌舞伎町还……还有‘牛郎店’[6]
呢，你可以……去当牛郎嘛，收入很高啊，你用当牛郎挣的钱……娶个妓女不就行啦……”
这时已经没几个人笑了，多数人都已醉得东倒西歪。
山田圭一手下的两个炊事兵从下午就开始忙乎，直到现在还没停下来，他们不停地上菜、斟酒，寿司不够了又去卷寿司，还要照顾已经醉倒在桌子底下的军官，这两个敬业的炊事兵已是满脸疲惫。
山田圭一也作出醉态，他大着舌头命令两个炊事兵去吃饭。一个年纪稍大的炊事兵壮着胆子问：“长官，我们可以喝酒吗？”
山田圭一一边捏着高升的鼻子往他嘴里灌啤酒，一边回答：“当然可以，不过只许喝汾酒，清酒和啤酒是有数的，士兵不能喝。还有，你们可以把那两个站岗的士兵叫来一起吃，今天渡边少佐不在，应该没有人查岗。”
炊事兵高兴地领命而去。
山田圭一看了看表，盘算了一下，再有一个小时，这几个士兵也该醉倒了。他特意给士兵们预备了四瓶60度的汾酒，这些家伙平时的伙食很糟糕，猛地有了好酒好菜，不喝倒是不算完的。
高升还颇有些酒量，此时他虽然头重脚轻，但居然没有醉倒，不过山田最后灌他的几瓶啤酒起了作用，他的膀胱有点要爆裂的感觉。高升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口齿不清地说：“山田君，实在对不起，我要去厕所，恕我失陪！”
山田扶着他来到院子里，高升跌跌撞撞就往厕所跑，山田一把拉住高升，向院外一指：“高先生，你的厕所在外边！”
高升猛地清醒过来：“噢，对……对不起，喝……喝多了，我忘了啦……”他东倒西歪地向院外走去。
战俘营有明文规定，中国战俘不允许使用日本军人的厕所。渡边下命令在前院办公室和后院兵营里单修了两个卫生设施齐全的厕所，严令禁止中国人使用，即便是翻译官高升也不例外。
内急的高升捂着肚子一溜小跑，窜进前院西南角战俘们使用的厕所，刚进门就忙不迭地解裤子，他的裤子还没解开，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神志有些模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有种越来越强烈的窒息感，他挣扎着抬起手摸摸脖子，才发现不知何时脖子上多了根粗麻绳，而且这根麻绳就像上了绞盘似的越来越紧……高升的眼睛开始向上翻，似乎在研究天花板的结构，喉咙里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脸庞渐渐变成了猪肝色，膀胱中的尿液也不听话地喷射出来……
玩绳子的是张宝旺。貌不惊人的张宝旺臂力极强，他不屑使用膝盖顶住高升的后背，这类绞杀法太正规，勒死高升这条狗根本犯不上。张宝旺用双手勒住麻绳，曲起双臂用肘部顶在高升的肩膀上，不到一分钟，高升的身子就瘫软了……在一边帮忙的满堂无事可干，索性抱起高升的双腿，将他头朝下塞进了粪坑里。
高升的头扎在粪水里，露在茅坑上沿的双脚还在微微抽搐，满堂踹了两脚，高升的整个身子渐渐沉入粪水中。张宝旺和满堂对视了一眼，都解气地点了点头。干掉这条狗真是很容易，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在厕所外放风的铁柱跑进来低声说：“山田发信号了，那边墙头上有手电闪了三下。”
满堂抬腿就走，被张宝旺一把拉住：“别动，探照灯扫过来了……”几个人闪进墙角的阴影里。
瞭望塔上的探照灯“忽”地一下扫过去，一切又回到黑暗中……
张宝旺说了声：“快走！”一行人顺着墙根溜进撤了岗哨的后院，山田圭一从伙房里闪出来，他顾不上打招呼，转身用手电在前面引路，领着众人进了仓库。山田把门反锁上，搬来一个矮梯子靠在后窗上，他登上去打开后窗观察了一会儿，突然他轻轻关上窗，用食指堵在嘴上，示意不要出声。满堂等人屏住呼吸，窗外传来日军巡逻队有节奏的脚步声和狼狗的喘息声。等脚步声渐渐远去，山田叮嘱道：“你们只有15分钟时间，跳下去跑过100米开阔地，进了青纱帐就安全了。祝大家好运！铁柱，你先上！”
铁柱敏捷地蹿上梯子，纵身跳下去，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随后张宝旺、李长顺、孙新仓也跳出窗外。
满堂最后一个抓住梯子，他忽然转过身来，一把搂住山田圭一，流出了眼泪：“山田大哥，俺这条命是你给的，俺记一辈子……俺要是死不了，早晚来报恩……”
山田圭一平静地说：“人生幻化如梦，一个擦肩，一个转身，便物是人非。对于过往，不需回首，当像清风一样干净，流云一样洒脱。”
满堂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愣愣地望着山田圭一。
山田圭一不再说什么，只是给了他一拳：“巡逻队马上就到，快走！”
满堂一跺脚，转身蹿上梯子，纵身跳出窗外……
山田圭一望着窗外浓重的夜色长吁一口气，他关上窗户，以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和缜密，有条不紊地做着善后工作。他的想法是，救人归救人，但也不能给自己招来麻烦，他还要活到战争结束，回到大阪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山田圭一仔细清除了窗台上的泥土和鞋印，把梯子放回原处，轻轻锁好大门，无声无息地潜回会计室。
几个军官都已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趴在桌上。山田圭一走进伙房，见两个炊事兵和两个哨兵也早已横七竖八躺倒了。桌上的闹钟指针指向两点十五分，一切都在计划之内，明天早晨这个战俘营就会闹翻天，山田圭一可以想象到渡边少佐会发出怎样的雷霆之怒。反正是法不责众，五个军官，一个军曹，四个士兵都同时酗酒醉倒，论起责任都差不多，让渡边看着办吧，他总不能把十个人都送上军事法庭吧？更何况他私下组织决斗，还出了人命，这种严重违犯军纪的行为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山田圭一拿起一瓶汾酒，一口气灌了大半瓶。他感到一阵昏眩，慢慢躺倒，把头舒服地枕在冈村中尉的肚皮上。刚才他没怎么喝酒，现在可是真要醉了，这醉酒也是计划中的事。
山田圭一闭上了双眼，沉沉睡去……
[1]
“林哲”的真名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5月，野圾参三与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他化名为“林哲”。
[2]
1940年7月20日，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在重庆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到会的33名盟员一致推举鹿地亘为总部会长。“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成立后，许多支部在野坂参三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其中“延安支部”最为著名，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3]
“杯水主义”曾产生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一种性道德理论。它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3.31～1952.3.9），她曾被列宁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是列宁**中唯一的女性部长。在斯大林时代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直到今天，她还被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先驱。
[4]
艾米琳·潘克斯特（1858.7.15～1928.6.14），英国政治家，女权主义者，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试图揭露英国社会制度里的性别歧视，并且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
[5]
1941年6月5日，日军轰炸机群对重庆市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空袭。本可容纳五六千人的较场口大隧道涌进万余人，由于该隧道并不是正规的防空洞，出入口只有三处。据此情况，本应在两次轰炸间隙，让群众出洞呼吸新鲜空气，重庆防空司令部有人请示具体负责的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但胡伯翰声称，为安全起见，不准擅自开洞门。于是，洞内氧气逐渐稀薄，最后造成上万人窒息身亡的惨案。
[6]
日本的“牛郎”是男妓的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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