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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mark>.99lib?</mark>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dfn>九九藏书</dfn>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

    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big>九九藏书</big>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q></q>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a href="https://.99di/character/811a.html" target="_blank">脚</a>、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tt>九九藏书</tt>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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