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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我课的学生都会有印象，我的课堂既不提供统一的教材，也不提供标准答案。没有教材，是因为如果学生可以通过教材获取这堂课的知识，我就没有必要站在讲台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毕竟，我还年轻，生命长远，还有更有意义的事在等着我。像我这样有着“不创造，毋宁死”情结的人，怎么可能站在一群渴望求知的学生面前照本宣科？而且，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相信大学生已经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而所谓教材，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材料，如果有现成的，<mark></mark>学生课下看看即可，不必在课堂上被它牵着鼻子走。做这样的“牛人”，有什么意思呢？更尴尬的是，当我照搬教材，而学生早已预习了教材后面的内容，那他们就成了躲在前面的伏兵了——“嘿，老师，学生在此候你多时。你要讲的我都看了。”这样的生活，没劲透顶。
至于标准答案，更不是我所需要。这和我的真理观念有关。既然我承认自己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是拥有真理，为何不让自己的课堂更具有开放性？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会预设一个议题，和学生一起探讨，努力激发他们的思维，并且强调课堂上所获得一些答案，既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最后的答案。
我甚至不希望他们多花时间做笔记，如果学生在课上只是忙着做笔记，只能说明他是在做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如果一个学生在听我课的时候，能够就我所提到的某个问题思考到走神，又有什么不好呢？
进一步说，我的课堂永远是思维多于记忆，开放多于封闭。我会为一个概念、一部电影和学生讨论几个小时。概念如“奖励与控制”、“影像与真实”、“全景监狱”，电影如《美丽人生》、《卢旺达饭店》、《天堂五分钟》、 href='1907/im'>《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天》、《窃听风暴》、《浪潮》，等等。由于有很好的互动效果，又受到了我的启发，到下课时，学生们还会为我献上满堂的掌声。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他欣慰的事情么？
说标准答案完全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成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009年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安徽一位在校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文章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更无所谓“震惊”。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完全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在这篇自述中所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察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bdo>..</bdo>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强忍悲痛背诵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实话实说，这才是我最需要的考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考我对标准答案是否有过“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思考自己的问题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我常在想，生命是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有对标准答案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创造？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bbr></abbr>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与众不同。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不同只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道路边上也是路。
2010年的一个夏日，我与陈志武先生在湖南卫视做节目，谈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你走你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我们的教育不能穷得只剩下标准答案了。一个社会要有共同的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一个连过程都被标准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哈佛家训》里有一则让兔子游泳的寓言：
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然而谁都知道，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而不是像菲尔普斯一样做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看看我们的四周吧！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完人”标准答案面前，没有哪个<big>.</big>不是千疮百孔。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自觉，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仔细想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唯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如此情景，你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开放的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显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说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出题者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自己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上大学之前，你可能有一箱子的工具以解决问题，但是过度依赖标准化 6559." >教育，最后工具箱里只剩下了一件工具。而且，它还可能因为过于陈旧，无法为你解决任何问题。这就像是你在学校配了一把钥匙，你拿着它去社会开锁。不幸的是，原来的那把锁没有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大学最紧要的不是给学生们分一把钥匙，而是给学生一套配钥匙的方法，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谅我用一则悲剧为本文收尾。..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自杀身亡。而她生前的悲叹是，“为什么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可怜这个学生，至死都没有明白，其实她的绝望，她的不能改变命运，与知识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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