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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热衷于讨论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不唯国家有主权，每一位国民也有主权。而且，个体主权之是否沦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对的精神事件。所谓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
“对物的主权”，十八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美国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奥蒂斯反对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时的慷慨激昂——“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
至于“对己的主权”，则包括个体的身体自治（行动自由）与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条件下，无论“对物”，还是“对己”，两种主权都具有某种可让渡性：通过谈判你可以变卖房产，替人工作、听人差遣，甚至接受有关思想与行为的培训等等。但是，没人希望自己因此变成奴隶，既失去了“对物的主权”，也失去了“对己的主权”，成了“大公无私”时代里一无所有的“新人”。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敏锐于拥有“对物的主权”，而无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就像汉娜·施密特，电影 href='1590/im'>《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汉娜完全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国市民，忠于职守，对上级以及既有法令无条件服从。当法官质问她为什么只为不出乱子而宁愿让三百人活活烧死时，汉娜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法官一时无言以对。相信这也是人们最怕面对的问题。体制、环境、“大家都这样做”等等就像是隐身衣，许多作恶的人都曾经穿过，而且还要为将来备用。
至于汉娜为什么还是被判终身监禁，影片未完全展开，答案在德国的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三百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
和上面这位可怜的女人一样，亨里奇的律师也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从汉娜·施密特到因格·亨里奇，体制内的作恶者莫不把体制与命令当作其替罪的借口，为自己主权沦陷、良心失守卸责。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不是么？在修砌柏林墙的第一天便有东德卫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墙，方生方死，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了它持续几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也是个体超拔于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具有神<dfn>藏书网</dfn>性的一厘米。
那一刻，像过往与将来的所有光荣时刻，良知被人类奉若神明。而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的身上附着了这种神性的良知。如亨利·梭罗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和尊神的。”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不管是“神知”，还是“己知”，背后都关乎神性。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后者是自律之></a>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恶的樊篱。一旦丢掉了良知，一味服从，人类神性的庙宇也就坍塌了。人类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琐的世相与一望无际的残酷。
我曾在《良心没有替罪羊》一文中谈到法国著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Boris Cyrulnik）的一段回忆，小时候他全家在波尔多被捕，父母后来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西鲁尔尼克说，那些杀人无数的警察一定相信自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 href='2081/im'>《悲惨世界》里的警察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bdo>藏书网</bdo>。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
然而，所谓“服从”还有另一个常识：如果两个人对抗，一方被迫“服从”于另一方，此时“服从”只是表示前者失败了。不幸的是，在意识形态与辩证法高于一切的年代，生活就像 href='1586/im'>《一九八四》里的口号“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一样荒诞不经——给刽子手磕头，竟能磕出美德。
为了克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之祸，尤其在经历了极权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之后，各国已经越来越注重对其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既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政治<var></var>道德上的分权，也是一种良心上的共治。具体到今日中国，现行《公务员法》第54条不也规定公务员有抵抗上级的权利么？只可惜有人于法不顾，以为可以尽享良心沦陷之红利，且永远不受责罚。而这一切，也正是网民穷追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恶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国家，谁能带领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领导者？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唯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住其中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也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然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个手忙脚乱的德国兵是在“蓄意不谋杀”，正管理着他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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