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母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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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母亲

    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但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社会绝不会完全听任自然的摆布。近百年来，生殖功能尤其不再完全受生物学机遇的支配，而是开始处于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之下。某些国家已正式采用了科学的避孕法；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则是在私下实行：或由男人采用coitusinterruptus［中断性交]，或由女人于性交后把精子清除出身体。这些避孕形式往往是情人们或已婚夫妇之间产生冲突与怨恨的根本原因；男人不喜欢在那欢娱的片刻还非要提防着不可，而女人也讨厌那麻烦的冲洗任务；他抱怨女人的身体生育力太强，而她则害怕男人冒险将生命的种子置入她的体内。当她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结果还是发现自己“被捉住了”时，他们俩都会大惊失色。这种情况在避孕方法尚属原始的国家时有发生。于是只好诉诸于一种特别绝望的补救方法：人工流产。

    堕胎即使在允许避孕的国家也是不合法的，所以远非被经常采用。但在法国，做这种手术却为许多女人不得已而为之，并且经常干扰着她们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

    资产阶级社会可以用来大做虚伪文章的题引B少；堕胎被认为是叛逆罪，甚至连提提都是下流的。作家去描写女人分娩时的快活与痛苦是对而又对的，但若是他描写了堕胎时的情形，便会被指责为热衷于污秽，以卑鄙的眼光表现人性。目前法国每年的堕胎人数和出生人数一样多，因而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以至实际上必须把它看做是经常潜伏于女人处境的危险之一。然而法律坚持认为这是不正当行为，因而要求这种细致的手术只能秘密进行。

    没有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点更荒谬的了。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手术很危险。但诚实的医生却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起承认，“堕胎如在医院由称职的专家来进行，且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会有刑法所断言的那种严重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实际采取的那种堕胎方式，却给女人带来了严重的危险。由于做堕胎手术的医生缺乏熟练的技术以及手术条件恶劣，造成了许多意外事故，有些甚至致人以死命。

    被迫做母亲只会把不幸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的父母将无法抚养他们，他们将会变成靠接受社会救济为生的人，或“儿童殉道者”。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虽然十分注意保护胎儿的权利，但孩子一旦出世，就会对他们漠不关心；我们的社会宁肯对堕胎者进行彻底调查，也不去改造声名狼藉的所谓“社会救济”制度；那些应对孩子受百般折磨负责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社会对孤儿院和私人收养者的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视而不见。如果说社会并不承认胎儿属于怀孕的女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同意孩子是属于父母的一种物品，他们可以任意加以摆布。前不久，就在同一个星期里，一个外科医生由于被指控犯有堕胎罪而自杀身亡，而另一个几乎把自己的儿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且是缓期执行。最近，有一个父亲不照顾他的儿子，任其死于喉炎；还有一个母亲拒绝请医生为女儿看病，因为她要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在举行葬礼时孩子们向她扔石头；然而在记者表达他们的义愤时，一些有身份的人却抗议说，孩子是属于父母的，外人不得进行干预。公开的报道表明，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象是，法国有上百万儿童的身心处于危险状态。北非的阿拉伯女人无法采用堕胎方法，她们生的孩子十有七八都夭折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由于这种可怜而荒唐的多育扼杀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情感而感到不安。如果这一切有利于道德，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此外还应当说明，那些对胎儿生命表示极郑重尊重的人，也正是那些极热衷于把成年人送到战场上去送死的人。

    反对堕胎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至于道德上的理由，归根结底是天主教的论点：未出世的孩子具有灵魂，如果未经洗礼就中断他的生命，这个灵魂就绝无升入天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会虽然时常允许杀死成年人，例如在战争和执行死刑时，却以毫不妥协的人道主义来对待尚处在胎儿期的人。在这里，未经洗礼固然不可以获得赎罪，但圣战时代的异教徒也同样未经过洗礼，可是杀死他们却受到热情的鼓励。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们，要比今天被送上断头台的犯人和死在战场上的士兵，更并非是全都能蒙受天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都会把问题推到上帝思典上面；它承认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拯救灵魂要在人和上帝之间加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许上帝接受胎儿的灵魂升入天堂？只要得到教会会议批准，上帝就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就像在辉煌时代以宗教名义屠杀异教徒时，他并没有表示异议一样。

    事实上这种障碍是一种古老而顽固的传统，与道德毫无关系。此外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我在前面有机会提到的那种男性虐待狂。鲁瓦博士1943年献给贝当的那本书是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它是不诚实的不朽范例。作者以慈父般的忧虑坚持认为堕胎是危险的，然而又认为剖腹产最有益于健康。他赞成把堕胎视为犯罪而不是过失；甚至在需要采取医疗措施时——即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时，他也不许堕胎。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是不道德的，基于这种论点，他奉劝母亲作出牺牲。他断言胎儿不属于母亲，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然而这些“有正义感的”医生们在为母亲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又认为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并不是对母体有害的寄生虫。从某些人极力拒绝接受一切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物可以判断出，反女权主义现在仍很猖狂。

    此外，使许多年轻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病弱的法律，完全无法保证生育率的增长。赞成和反对堕胎合法的人都认为，强制性法规已经彻底失败。在法国，据权威人士认为，近几年每年的堕胎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而且其中2／3是已婚女人。因手术秘密和不当而造成的伤亡人数，虽然还不知道，但肯定很大。

    有时堕胎被称为“阶级犯罪”（classcrime），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避孕知识在中产阶级当中已得到广泛普及，浴室的存在使得这种知识，比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工农家庭，更容易得到实际应用；中产阶级的年轻女人比要其他阶层的妇女谨慎；而且对于生活在舒适环境里的人来说，婴儿也不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贫困、住房拥挤以及女人对家外工作的需要，是一些最常见的堕胎原因。看来夫妇有了两个孩子一般就会决定节育；所以可恶的堕胎女人，同时也是抱着两个金发天使的伟大母亲：她是同一个人。但在低收入的群体当中，无论有着多么迫切的需要，流产和堕胎对所有相关的女人也还都意味着绝望、听天由命和巨大的痛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环境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式结婚或身为情妇过着舒适生活的女人，肯定会得到男人的资助，她有钱，有亲戚，因而条件会十分优越。首先，她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忠告去做“医疗性的堕胎”，必要时，她还可以到瑞士去旅行，因为瑞士对堕胎持自由和宽容的态度。在目前的妇科知识水平下，这种手术若是在各种消毒技术皆很优越的条件下由专家进行，必要时若使用麻醉剂，便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她就是得不到正式的合作，也会得到私下的帮助，而这对她同样是安全的：

    她很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换取精。动的照顾，而且她不必等到怀孕很久才去堕胎；她会得到认真地护理。某些特权者断言，小小的意外反而会对健康有好处，可以使气色变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极少有那种悲惨的处境，能比处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让人可怜的了。为了消除周围人们认为的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动。这正是每年法国约30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和农妇身上发生的事情。做非法母亲，甚至在今天，也还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许多人宁肯去自杀，或者去做杀婴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亲，而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刑罚，都无法阻止她们“打掉”尚未出世的婴儿。诱奸是个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点无知的女孩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情人引诱，直到发生那种几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实情，再后来就是堕胎。

    堕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后果的手段。

    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情况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发觉自己怀孕时，他可能已经把她抛弃，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对他隐瞒这件丢脸的事，或者她可能发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会拒绝生下这个孩子，可是并非没有遗憾；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她未能当机立断打掉胎儿，也许是由于她没有门路，或者是由于她没有现款，服用无用的药物而失去了时间，她可能要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后才去打胎；这时堕胎要比前几个月危险、痛苦和将就得多。女人对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试图解脱时会感到极度痛苦和绝望。在农村，几乎没有人懂得使用探针；

    “失足”的农妇让自己从谷仓梯上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往往摔伤而又白费功夫；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在篱笆下或阴沟里发现被勒死的婴儿的尸体。

    城市妇女倒是相互帮忙的，但要找一个非专业的堕胎者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凑够足够的钱。所以孕妇经常求助于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来动手术。这些非专业的堕胎者往往是不称职的，在使用探针或织针时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个厨师很无知，她本想往子宫里注射醋液，却注射到膀光里面去了，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这种堕胎手术，开始得很粗鲁，进行得漫不经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为痛苦，也许还会伴随着濒于癫痫发作的神经紊乱，可能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也可能造成致人于死命的大出血。

    柯莱特在《格里比奇》里，描写了一位音乐厅里的舞蹈演员，在她母亲的无知操纵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亲说，标准疗法是先喝浓浓的肥皂液，再跑上个15分钟。此类疗法在试图打掉胎儿时常常要了母亲的命。我听说一个速记员，因不敢求人帮忙，泡在血水里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四天。

    很难想像哪种遗弃，能比夹杂着死亡、犯罪和羞耻的威胁的遗弃更可怕的了。对于贫困但已结婚的女人来说，只要她们的堕胎行动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没有经受无用的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关于这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协助，仿佛堕胎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不得木忍受严重的肉体痛苦；医院不能不去接受一个开始流产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给她做刮宫术时，却不给她使用任何止痛剂，以便对她进行残酷的惩罚。似乎这种迫害并未激起女人的义愤，因为她们只是太习惯于受苦了；但她们对于自己日益蒙受的耻辱是很敏感的。她们要接受的手术须秘密进行并且是犯罪这个事实，增加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使它有一种令人感到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惩罚的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受苦与折磨、意外与惩罚之间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这种种危险，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应得，而这种对痛苦和越轨的解释，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对这出戏剧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强度，要依环境而定。对于高度“解放”的女人来说，这几乎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她们有办法，有社会地位，有她们自己的开明社交圈子；就是对于那些饱受穷困潦倒之苦的女人来说，这也几乎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她们蔑视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只不过是在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有点不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必须经历的，如此而已。但是许多女人仍在受着一种道德的威胁，对于她们来说，这种道德尽管无法成为她们的行为规范，可仍有很高的地位；她们在心里还是尊重她们所违犯的法律的，所以她们为这种违法行为深感痛苦，她们的痛苦因不得不找一个同谋者而加深。

    首先，她们要蒙受乞求和卑躬屈膝之辱：她们要为找门路去求人，她们要去求医生和助产士照顾自己；她们要冒被傲慢拒绝之险，或者她们要在下流的同谋者面前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蓄意请别人从事非法行动，是大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经历，也是令女人处在又羞又怕的困窘中的经历。说心里话，她往往不愿意中止妊娠，尽管她又千方百计地这样做。她在自相矛盾。她的本意可能完全是想要个孩子，可她又去阻止孩子的出世；即使她没有一点做母亲的主动欲望，她仍然会对她的这种可疑行为感到不安。因为尽管堕胎事实上不等于谋杀，但基于同一观点，也还是不应当把它看做纯粹的避孕方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正在发展，而这个过程的的确确被终止了。

    有些女人会永远无法忘掉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实例，换个角度看，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被迫两次失去已怀三个月的胎儿，于是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每个胎儿立个小墓碑。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然而她仍然虔诚地去照看这些墓碑。如果流产是有意引起的，女人会更有理由产生一种有罪感。童年的那种在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之后而产生的自责感，现在会重新出现，女人会对杀死一个婴儿感到有罪。病态的忧郁可能是这种有罪感的表现。其他女人则可能会由于堕胎而产生自残的感觉，对同意或要求进行这种摧残的男人怨恨不已。在多伊奇夫人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有一个女孩子深深地坠入情网，由于担心影响情人的前途而坚持堕胎；但后来她拒绝再见到他，她觉得自己牺牲得太多了。如果说像这样明确断绝关系是十分少见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女人会变得性冷淡，不论是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和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男人对待堕胎的态度往往是轻率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凶残的大自然降给女人的一种灾难，因此，并没有意识到所涉及到的价值。求助于堕胎的女人要和女性价值分道扬镇，就同时也需要完全彻底地和男人所确立的伦理观念决裂；倘若如此，她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崩溃的。从孩提时代起，女人就被反复告知说，她仅仅是为了生育才被造出来的，对伟大母亲的歌颂不绝于耳。她的处境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月经、疾病之类等等）和烦琐家务所带来的种种烦恼，都会由于她具有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神秘特权，而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今，男人却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职业，就要她放弃她身为女性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也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细胞增殖变成了偶发的讨厌事件；

    这是女性的又一缺陷。相比之下，每月来一次的麻烦反倒似乎是件幸事：现在月经再度来临被翘首以待，而这月经曾使少女感到恐怖，后来她又为此感到安慰，因为她 6709." >有可能享受到做母亲的欢乐。即使女人同意堕胎，甚至急欲堕胎，她也会觉得这是她女性气质的一种牺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向极端，在经历堕胎的精神创伤之后，变成了同性恋者。

    此外，如果男人为更成功地实现他的男人命运而要求女人牺牲生殖潜能，那么他就会暴露出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男人普遍阻止堕胎，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他们又会把堕胎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予以接受；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无所顾忌的玩世不恭态度，自己反对自己。但女人通过自己受伤的肉体，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就公开反抗男性的不诚实来说，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罪人，同时她觉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体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体，体现了男人的错误，但他却总是摆脱错误，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过是用乞求、威胁、通情达理或愤怒的口吻说上几句，但很快就会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她却要用痛苦和血泪来理解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显地违反了男性所确立的全部道德规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讨厌女人的人最热衷谈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对于男人公开加以颂扬而私下却加以蔑视的专横原则，她们心里怎么能不怀疑呢？她们学会了不再相信男人说的话，无论是赞扬女人的，还是赞扬男人的：她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夺的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的深红色的生命，就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正是不是为一般物种所占有，而是为即将出世的婴儿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心理形象，一种希望；现在，他变成了一种眼前的坚固现实，而这种现实造成了新问题。

    每一种转变都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惊恐不已。每当孕妇临产时，她童年的各种恐怖都会重现；如果有罪感使她认为母亲在诅咒她，她会确信她将死去或者孩子将死去。在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就把年轻的丽丝描写成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这时死去的。

    分娩在不同情况含义大不相同：母亲既希望能保存这个作为她自我的一部分的可爱而又可贵的肉体，又希望能摆脱这个入侵者；她希望梦想终于能在她身上成为现实，但又害怕实现母性会带来新的责任。两种欲望都占支配地位，但她常在两者之间烦恼不已。在临近这种令人不安的灾难时，她往往也会表现出三心二意：她想向自己和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独自闯过难关；但她同时也会由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由于极其不满意自己仍然是被动的，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她的家庭恨恨不已。有独立性格的女人——主妇或男人气的女人，在快要分娩乃至分娩时，会愿意扮演主动角色；性格很幼稚的那些女人，由于被托付给助产士或母亲，将会是被动的；有些人会对没有大哭大嚎感到骄傲；也有些></a>人会拒绝服从任何指挥。

    总之，我们可以说，女人通过这种危机表明了她们对一般世界，对她们变成母亲的根本态度：她们也许是能吃苦的，听天由命的，苛求的，专横的，反抗的，被动的，或紧张的。

    这些心理倾向，会对整个怀孕过程以及对分娩的困难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受纯机体因素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女人和某些雌性家畜一样，在履行大自然分给她的功能时，需要得到帮助；有些在艰苦环境里生活的农妇和羞于见人的未婚母亲，是独自完成分娩的，但她们的这种行为，也经常导致婴儿的死亡和母亲的不治之症。女人就是在实现她的女性命运时也还是依附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当中，自然功能同人为作用根本不可能完全分离。在自然情况下，女性个体利益与物种利益的冲突十分激烈，它常引起母亲或孩子的死亡：

    正是由于人为的干预，药物的或外科手术的，才减少了乃至近乎消除了以往屡屡发生的不幸。

    麻醉技术使圣经的这句话大为失效：“你将在悲痛之中生下孩子”；采用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经很普遍，在法国也开始普及；由于1949年5月通过的法律，采用这种技术在英国已成为义务。还很难确定使用这种技术以后，女人的痛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分娩时间从两三小时到24个小时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有些女人，分娩简直就是一种殉难。

    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的整个孕期是在烦恼中度过的，她的分娩痛苦由于心理障碍而加剧。她这样写道：

    就说西班牙的宗教审判吧！没有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会对此种审判感到恐惧。相比之下，这只不过是个温和的游戏。无情而又残酷，明知道无法摆脱却又无人怜悯，这个可怕的无形的精灵紧紧把我抓住，在持续的抽搐中，把我的骨肉撕开。人们都说这痛苦很快就会淡忘。而我的全部回答却只能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又会听到我当时发出的嚎叫声和呻吟声。

    相反，有些女人认为这种折磨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少数人从中得到肉欲的快感。前面所提到的斯特克尔的那位病人，她就在自述中写道，她是一个性欲十分强烈的人，以至分娩对她也是一种性行为。有一个十分有魅力的护士来为她洗澡和冲洗，她觉得高度兴奋，一阵紧张。

    也有些女人说，分娩让她们感到有创造力；她们的确是自愿完成这项富有成效的任务的。

    与此完全相反，许多人则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是受苦受难的工具。

    母亲与新生儿的最初关系，也同样因人而异。有些女人因感到腹中空虚而痛苦：她们觉得她们的宝物被人偷走了。寨西尔·索瓦热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是蜂巢，群蜂离我而去”；还有：“他出生了，我失去了我可爱的小家伙，现在他出生了，我却感到孤单了。”

    然而，所有的年轻母亲同时也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好奇。能够看见和抱着一个在自己身体里长成并由自己生出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不曾见到过的奇迹。但是，在把新的存在带到世界上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中，母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她并不晓得。要是没有她，新生儿就不会存在，可是他却离开了她。眼看着他出世，和她断绝了关系，她非常忧郁。而且她几乎总是失望的。女人很想让这个新出生的人确实属于她，犹如她的双手确实属于她；但他的各种感受却被他牢牢地封锁起来，他是不透明的，不可入的，自成一体的；她甚至不承认他，因为她不了解他。她独自经历了怀孕的过程：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她希望她能够马上熟悉他；但事实却不然，他是个新出现的人，她对接受他时表现出的冷淡感到吃惊。在她怀孕时的幻想中，他是一个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心理形象，母亲在考虑着享受做母亲的未来；现在他却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而且呆在那里实际上是——依附的、娇嫩的、苛求的。在他终于来临给她带来的由衷快活中，夹杂着一种遗憾：她发现他不过如此而已。

    分娩以后，许多年轻的母亲通过哺乳，同婴儿重建了类似动物的亲密关系；这比怀孕更累人，但使哺乳母亲可以延长度假的状态，可以享受到怀孕时所享受的平静与充实。柯莱特·奥德里谈到她的女主人公们时说：

    给孩子喂奶时，她当然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喂奶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去想以后该做些什么。她只须等待，直到他像一个蜜蜂似的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在发现同婴儿的明确的新联系前，她们一直保持着最初那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态度。柯莱特的情况便是如此，例如她不能给她刚出生的女儿喂奶，她在《晚星》中以惯有的真诚态度，描写了她开始做母亲时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闯进家来的这位不速之客……在我凝视的目光中会含有深深的爱吗？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我的确习惯于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对这个集壮观之大成的刚出世的孩子感到不胜惊奇：她的指甲，如粉红河虾凸壳一般透明，她的脚掌，还未落地就来到我们这儿。她的睫毛如羽毛般轻盈，垂落在她的双颊上，她的眼睛仿佛在大地景物和淡蓝色的梦之间。她的小小的性器官，犹如有浅浅沟纹的杏仁，两瓣嘴唇闭合。但我却无法为这种我常发出的赞叹起个名称，我不认为这就是爱。我观察着，等待着……从这我在生活中盼望已久的注视中，我并未产生一般入了魔的母亲的那种警觉和竞争感。我不知道那个信号——它对于我来说，将预示着迈进生活的更为困难的第二阶段——何时会出现？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通过多次叮嘱、潜在的嫉妒骚动、错误的乃至正确的事先警告，通过洋洋得意地控制我低三下四地创造出来的生命，通过我想一本正经地教训别人的多少有点虚伪的意识，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到目前为止，只有当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话语时，只有当意识、顽皮乃至亲情使一个与其他孩子无异的孩子变成一个女儿，而且由一个女儿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能恢复平静！

    也许许多母亲都会对承担新的责任感到惶惶不安。这样的女人在怀孕时完全听任肉体的摆布，不要求有任何主动精神。而今她面对着一个有权要求得到关心的人。有些女人依旧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她们住院的时候，愉快地爱抚着自己的孩子，但回家后却把孩子视为一种负担。甚至连哺乳也不能给这种女人带来任何快意；相反，她担心这会毁掉她的胸脯；她怨恨地感到自己的乳头给弄破了，乳腺给弄疼了，让孩子吸吮伤害了她；她觉得孩子吸走了她的力量，她的生命，她的幸福。孩子让她处于苛刻的奴隶地位，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个暴君；她对这个陌生的小家伙，这个个人产生了敌意，因为他威胁了她的肉体，她的自由，她的整个自我。

    这里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女人与她母亲的关系仍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年轻的哺乳母亲，每当她的母亲来看她时，她便不来奶水；她紧张不安，就像学生上考场似的。年轻的母亲常常要求得到帮助，但她对别人照料这孩子又感到嫉妒，因而显得很不高兴。她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以及孩子父亲对此的感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综合经济和感情方面的复杂原因，孩子可能会成为负担和障碍，也可能会被当做宝贝，成为获得自由和保障的手段。有时敌意变成公开的仇恨，通过极端忽视和虐待表现出来。

    通常，母亲会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努力抗衡这种敌意；她的内疚感引起一种焦虑状态，这是孕期忧虑的继续。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母亲如果总也摆脱不掉想伤害孩子的念头，如果臆想会发生可怕的意外，那么她们就会把孩子当成敌人，强迫自己对他们进行压制。

    这个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引起注意，并使母子关系明显有别于其他任何人际关系：

    婴儿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这种关系——他的微笑，他的呀呀学语，除了母亲所赋予的无任何其他含义；不论他是显得迷人、无与伦比，还是显得讨厌、平庸和可恨，这都要取决于她，而不是取决于婴儿。这就是为什么冷漠。不满和阴郁的女人，若是想通过孩子获得一种伙伴关系、一种温暖、一种刺激，借以摆脱自我，其结果总是大失所望的原因。和青春期、性发动和婚姻的变化一样，做母亲的变化，在希望以外部事件更新自己的生命。从而证明生命的正当性的那些人身上，也会引起深深的失望感。索菲娅·托尔斯泰写道，那9个月在她的一生中是极其可怕的，至于第十个月，谈得越少越好。她在日记中枉费心机地想表现出一种传统的快活，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她的悲伤，她对新责任的忧虑，尽管她发誓说她有强烈的母爱，还说她爱自己的丈夫，因为孩子是属于他的。但是很显然，她如此炫耀她对丈夫的爱，仅仅是因为她其实并不爱他。这种厌恶实际上反映在她在不情愿的拥抱中所怀上的孩子身上。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描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含糊态度，她喜欢她的丈夫，但讨厌和他拥抱。她对孩子很有感情，同时却有一种空虚感，她忧心忡忡地把这种空虚感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冷漠。琳达悠闲地躺在花园里，旁边紧靠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斯坦利。

    是啊，她嫁给了他。更重要的是她爱他。不是大家所见的那个斯坦利，不是平常的那个斯坦利，而是胆怯、敏感、无知、每天晚上都跪着祈祷的斯坦利……但麻烦的是……她很少见到她的斯坦利。倒是有过宁静的目光，宁静的片刻和瞬间，但其余一切时间，好像都是住在常常着火而又无法避免的房子里，坐在天天遇难的船上。而大难当头的总是斯坦利。她的整块整块的时间都花在让他得救、恢复和安静上面，花在倾听他的故事上面。剩下来的时间则在生怕怀孕中度过……说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共同命运倒是满动听的。但并不对。例如她就能证明那是错的。由于分娩，她被拖垮，变得衰弱，失去了勇气。倍加难以忍受的是，她并不爱自己的孩子。假装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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