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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女孩(下)

    当母亲失去自己的威信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种反抗会更加激烈。她是这样一种人:

    等待、服从、哭泣和发脾气。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尊重。作为受害者,她被人瞧不起;作为泼妇,她令人憎恶。她的命运仿佛是迅速周而复始的典型:

    生命在她那里只能不断地重复,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她被牢牢地固定在主妇角色上,停止了生存的扩展,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她的女儿不希望做她那种人,而是崇拜摆脱女性奴役的女人:演员、作家和教师。她渴望参加运动和从事研究;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和男孩子们一争高低。

    她通常有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和爱情一样,是排他性的,经常涉及分享性秘密。小女孩们相互交换和讨论她们所能得到的这方面信息。而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了她朋友的兄弟,这种事屡见不鲜。如在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中,索尼娅就是这样既是娜塔莎最要好的朋友,又在爱着她的哥哥尼古拉。这种友谊在任何情况下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人们普遍会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喜欢有秘密。故弄玄虚经常满足了女孩子的好奇心,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她把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了秘密。拥有秘密也是能让自己显得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她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她努力干预大人的事;为他们编造连她自己也半信半疑的故事,而她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等。在伙伴们当中,她假装着不起男孩子,就如男孩子看不起她那样。她和她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分离的群体,她们咯咯地傻笑,拿男孩子来开心。

    但是事实上,当男孩子平等待她时,她是很高兴的,她想得到他们的赞许。她很想变成那个特权等级的一员。原始部落女人反对男人支配的行为,也通过拒绝接受她的命运,同样表现在每一个新入门者的身上:她的超越性在谴责她荒谬的内在性。她不喜欢受传统礼仪的威胁,不喜欢为衣饰所困扰,不喜欢受家务事的束缚,不喜欢突然停止展翅高飞。在这方面的许多调查,几乎都得出同样的结果:所有的男孩子,和当时的柏拉图一样,都宣称害怕做女孩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对自己不是个男孩子感到遗憾。据哈夫洛克·埃利斯统计,每l00个男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愿意做女孩子;75%以上的女孩子,都愿意改变性别。卡尔·皮帕尔的研究(勃杜恩在《儿童的心灵》曾引用过)表明,20个12岁到14岁的男孩子,有18个说,天下什么人他们都愿意当,就是不愿意做女孩子。22个女孩子,有19个想做男孩子,理由是:“男孩子处境好,他们不必像女人那样受罪……我母亲会更爱我……男孩子的工作更有趣……男孩子更愿意学习我会开玩笑吓唬女孩子……我再也不必害怕男孩子了……他们更有自由……男孩子的游戏更有意思……他们不为穿什么而烦恼。”这最后一条,经常重复出现:

    大多数女孩子都抱怨,她们的衣服使她们心烦,她们没有行动自由,为了不弄脏自己淡颜色的衣裙,她们必须处处小心。

    在10岁或12岁时,大多数小女孩的确是“garanques”[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是说,她们是缺少男孩子的某个部位的孩子。她们不仅觉得这是一种剥夺和不公道,而且还认为,她们被迫处于的那种状态是很不健全的。在女孩子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无所事事的活力变成了神经质。她们的过于娇气的工作,无法耗尽她们的过于旺盛的精力。

    她们变得厌倦,由于厌倦并为了补偿自己的低下地位,她们任凭自己去做那忧郁而浪漫的白日梦。她们尝到了这种轻易逃避的甜头,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感。她们屈服于自己的情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她们不是在行动,而是在聊天,在聊天时又把严肃的句子和无意义的词汇混在一起,变成了大杂烩。由于被忽视、被“误解”,她们在自恋的幻想中聊以自慰:她们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浪漫式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而又自我哀怜。她们十分自然地变得娇气十足。装腔作势,这些弱点在青春期尤其引人注目。她们的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许多女人后来仍保留着这一癖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议,也是引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小女孩有时对着镜子大哭,以获得双倍的快感。

    大多数少女的戏剧性事件,都和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想割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表现出对母亲的敌意,时而留住对得到她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很想垄断父爱,她们妒忌、敏感、苛求。她们常常编造故事,想像她们的父母并不真的是她们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或者相反,想<tt>?t>像母亲认为父亲粗俗、残忍是对的,母亲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子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

    对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的劣等性原来是固有的先天本质,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对任何把自己看做此者(theOne)的人来说,明白自己具有他性和相异性,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男人供奉的众神在天上是如此遥远,以至对他来说,众神实际上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人所扮演的众神中间。

    这种处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就知道,他们被部分融化于一种文明,虽然这种文明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劣的等级。在理查德·莱特的《土生子》中,比格·汤姆斯在早期生活中所痛苦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劣等性,这种该诅咒的相异性,而这是他的肤色所注定的:当他看到飞机飞行时,他知道自己作为黑人是不被允许上天飞行的。因为自己是女人,小女孩知道,人们不许她去航海、到极地探险,不许她有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活和数不尽的快活:她天生与此无缘。在黑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别:黑人在服从时会有一种反抗感,没有任何特权会补偿他们的严酷命运;而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共谋的诱惑。我早就想到过这一事实: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被父母、教育者、书籍与神话,以及女人与男人所虚构出来的被动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向往。她从小就受到教导要享受被动的快活。这种诱惑越来越阴险。随着她的超越的飞翔撞到更坚硬的障碍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于那种快活。

    但是,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等于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年轻的小伙子,不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或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少女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只有12岁,可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沉思这种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不可抗拒地向之迈进的生活时,既感到奇怪又感到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她的兄弟,对性神秘更为关注的原因。的确,男孩子们对这些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将来他们要担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和做母亲却会涉及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开始隐隐感到它们的秘密那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受到了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已经消失:不论女孩子得到消息的途径是否得当,不论是早还是晚,她总会知道,婴儿并非是偶然来到母体的,也不是由于挥舞魔杖才出现的。她会不安地扪心自问。通常,她不再会觉得自己体内生出一个寄生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到这怪异的隆起,她就会充满恐惧。

    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分娩时的哀嚎和痛楚,她也会偶尔听到这类议论,或读过圣经的这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出孩子。”她对这种无法想像出细节的折磨,有一种预感。她设想在肚脐附近动个奇怪的手术。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准确的解释也将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出血时的情景,将会始终缠在她的心头。少女的想像力越丰富,就越会受这些情景的折磨,而且没有一个少女能在它们面前不瑟瑟发抖。柯莱特说,她母亲在读完左拉对出生的直白的、细致的、令人震骇的描写后,发现她晕了过去。

    即便是大人们一再作出保证,也不会使孩子安心。因为她正在长大,她懂得不要再相信大人们的话,而且往往在生殖这类问题上,她还发现他们在说谎。她也知道,他们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她受到某种强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

    她会把这些铭刻在心的痛苦,投射到未来的分娩上。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会马上让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的“某种肉体上的事情”。经常出现在“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的“血”字,有时会给孩子们的想像以启示。比如,他们可能会假定,婚姻包括输血的某种庄严仪式。但更常见的是,认为“某种肉体上的事情”和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们尤其倾向于认为,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的体内。

    性行为被认为是肮脏的。这使被严禁做“肮脏”事情的儿童感到极其困惑:大人们怎么会认为这种事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最初,儿童对所发现的荒谬无动于衷:他弄不懂他听到的、读到的或写下的东西的意义,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卡森·麦库勒斯的那本非常有趣的《参加婚礼的人》中,年轻的女主人公撞见一对房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可是这种十分反常的情况,并没有让她觉得有多么重要:

    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玛罗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只能看到房间里的一部分,只能看到部分衣服和上面有玛罗太大胸衣的那个床腿。然而,安静的房间里,有一种她无法分辨的声音。她走到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撒腿就往厨房里跑,并且大声喊道:“玛罗先生发疯了!”贝林尼丝急忙穿过房厅,朝前房看了一眼,然后噘着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弗兰基想问贝林尼丝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贝林尼丝只回答说,他们是普通人,还说,既然家里还有别人,他们至少应该懂得把门关好。尽管弗兰基知道这个别人指的是她,可她还是不理解。他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疯?她问。但贝林尼丝只想回答:小家伙,那只是一种很平常的疯。弗兰基从她的口气知道,对这件事,她还有别的设告诉她。后来,她只记得玛罗夫妇是普通人……

    当人们警告孩子们不要接触陌生人,或向他们解释性事件时,很可能会提到病人、躁狂者和精神病患者。如果女孩子在电影院被坐在旁边的人摸了一下,或者在路上看见一个裸露自己的人,她会认为她碰到了一个疯子。当然,遇到精神病是件令人不快的事:癫痫的发作、歇斯底里的爆发或大吵大闹,会扰乱成人世界的秩序,看到这些的孩子会感到受威胁。然而,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正如存在着一些乞丐、残疾人、浑身长疮的病人那样,也存在着一些反常者也不能加以扰乱的社会基础。只有父母、朋友和老师被怀疑暗地里搞恶魔崇拜时,才确实会把孩子吓坏。我们不妨从李普曼博士的《青春与性》中,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听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时,由于这可能涉及到我的父母,我否认会有这种事存在。我把他们想得太高尚了,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种事。我认为,这种极其令人恶心的事,我永远也做不出来。不幸,没过多久,我就听到父母正在干这种事的声音,我终于醒悟了……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用被单蒙住脸,捂住耳朵,恨不得离他们有千里之遥。

    从想到衣冠楚楚而又受人尊重的人们在告诫别人要正派、要有节制、要过一种理智的生活,到想到两个赤身裸体的动物在面对面地躺着,这种转变实在是太突然了!的确,这是大人在败坏自己的名誉,在动摇自己的受人尊重的地位,在今天空布满乌云。女孩子往往不愿意接受这一发现:“我爸爸妈妈才不会干那种事!”她坚持说。或者,她想为自己设想出一幅体面的性交图景,如一个小女孩所说的:“当想要一个孩子时,父母就去医生诊所;他们脱光衣服,蒙住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不应当相互看;然后,医生使他们俩贴在一起,注意让一切进行得顺利。”她把做爱行为变成了一次外科手术,当然令人不快,但和去看牙医一样,这是一种正当行为。然而,无论怎样否认和逃避现实,不安和怀疑还是会悄悄爬进了孩子的心田,产生出犹如断乳一般的痛苦效果:这已不再是把女孩子同母亲肉体分开的问题,而是她在周围借以防御的一切都崩溃了的问题。她发现,自己头上已没有屋顶,被绝对孤独地遗弃在黑暗的未来面前。

    而令小女孩倍加苦恼的是,她实在是无法看清压在她身上的暧昧祸根的具体形式。她得到的信息是不连贯的,书上讲的东西相互矛盾,连专门的解释也不能驱散重重的疑虑,数不清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性交时疼吗?性交是令人愉快的吗?它会持续多久——5分钟还是一夜?有的书说,女人在一次拥抱之后,便会成为母亲;有的书却说,她在数小时的性快感之后,还没有怀孕。人们天天都在“干那种事”吗?还是只是偶尔为之?为了找到答案,女孩子就去读圣经,查词典,问朋友。她就这样在原俄和厌恶中摸索着。在这方面,李普曼博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下面就是少女们在她们最初对性行为的认识这个问题上,给他的一些回答:

    在我的古怪而模糊的想法中,我继续走向歧途。

    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无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老师。没有哪本书能完全解释这个题目。在性行为的周围,笼罩着一种危险而邪恶的神秘气氛,而起先在我看来,这行为是很自然的。12岁的大女孩们,用一些粗俗的玩笑,消除她们和我的同学们之间的鸿沟。

    然而,那一切仍是模糊的、令人厌恶的。我们争论到婴儿是在哪里形成的。既然结婚是人们非常激动的理由,也许那种事在人们身上只发生过一次。我15岁时来了月经,这又让我感到惊讶……

    性发动!这种事在我们家决不准提起!……我在书中搜寻着,但费尽精力,也没有找到途径……对我的老师来说,这个问题好像根本不存在……有一本书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的过度激动消失了。但我十分不幸,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真正的爱情仅仅是由性冲动和性行为构成的。

    我的发动阶段:(l)3岁半到11岁,开始有疑问和不满足的想法……没有答案……7岁时,我心爱的兔子有了小兔子,母亲告诉我,动物和人的幼体,都在母亲体内生长,后来从胁腹中生出来,在我看来,这不合乎情理……保姆告诉我有关怀孕、分娩和月经的事……后来,对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起什么作用?父亲用雌蕊和花粉的含糊比喻来回答。

    (2)11岁到13岁,有些自我发动的尝试。我翻阅了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只得到用奇怪而重要的词汇传递的理论信息。(3)13岁到20岁,拥有了一些习得知识:(a)通过日常生活;(b)通过科学书籍。

    8岁时,我和一个与我一样大的男孩子一起玩。

    我向他重复了我母亲告诉我的话:女人的体内有许多卵子……只要母亲非常想要孩子,其中一个卵子就会生出……他说我是个笨蛋,并说如果屠夫和他的妻子想要个孩子,他们就要上床子那种下流事。我惊呆了……我12岁半时,家里有个女仆。她对我讲了各式各样的丑事……出于羞耻感,我没有向妈妈透露过一个字。但是,当我问她坐在一位先生的股上会不会生孩子时,她尽可能清楚地对我解释了一切。

    我是在学校得知婴儿来自何处的,我觉得这是件可怕的事。但婴儿是怎么出世的呢?我们俩对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怪念头。尤其是在这件事之后:冬天的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们碰到一个男人把他的性器官亮了出来,问我们它是否好,是否值得吞掉。我们觉得十分恶心,的确想吐。直到21岁,我还认为婴儿是从肚脐生出来的。

    有一个小女孩,问我是否知道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她说我是笨鹅,还说,婴儿是来自女人体内的,为了造出婴儿,她们必须和男人一起做某种非常令人讨厌的事。然后,她详细叙述了这件事,但我无法相信这件事会存在。有一次,我睡在父母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我认为不可能发生的那种事的声音,我为父母感到羞愧。这一切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觉得我在精神上痛苦得要死,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家伙,因为我现在知道了这些事情。

    应当说,即使明确的指导也不会解决这一难题。即使父亲和教师有天下最美好的意愿,也不可能把性体验诉诸于文字和概念。只有实际经历它,才可以理解它。任何分析,不论多么严肃,都免不了有可笑的一面,都无法表现事实真相。从花之授粉、鱼之交合,到鸡、猫和羊之交配,乃至人类之性交,人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从理论上阐明其生殖之神秘——但是,性快感和爱情的神秘,却仍然是不完整的。

    对尚无情欲的儿童,该怎么解释由亲吻或抚摸产生的快感呢?家里人经常互吻,有时吻的部位甚至在嘴唇上。为什么粘膜的那种接触,有时会产生令人眩晕的效果?这犹如在和盲人讲解颜色一样。如果没有对赋予性欲功能以意义与统一的兴奋与欲望的直觉,构成性欲功能的各种因素就会显得令人震惊和怪异。当小女孩认识到她是一个处女,是封闭的,而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让男人的性器官插入她的体内时,她尤其感到厌恶。由于裸露癖是一种很常见的性变态,许多少女都见过动起的阴茎。不论怎样,她们都见过雄性动物的性器官,而且很不幸,马的性器官常让她们目不转睛。这很可能令她们感到恐惧。对分娩的畏惧,对男性性器官的畏惧,对威胁已婚者的那种“危机”的畏惧,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动作的嘲笑——所有这一切都常使小女孩宣称:“我永不结婚。”这也许是保护自己不受那种痛苦。

    蠢行和猥亵威胁的最可靠的途径。要想向她解释,总有一天她会认为无论是处女性的破坏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成千上万的女人已经历了这一切,并认为这不是一种很糟糕的经历,这是徒劳的。当女孩子对外界发生的某种事情感到畏惧时,我们可以使她摆脱这种事情。但如果我们预言她以后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事情,那么,她会对在遥远的未来所碰到的、变了模样的、走入歧途的自己感到害怕。毛毛虫先变成蛹,后来又变成蝴蝶,这让孩子感到不安:

    在长眠之后,它还是那条毛毛虫吗?长出了美丽的双翅,它还能认出自己吗?我认识的一些小女孩,一看见蛹就陷入可怕的幻想中。

    然而,这种身体变化的确在发生。小女孩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但注意到,在她和世界、和自己身体的关系中,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发觉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触觉、味觉和嗅觉;她的脑海掠过奇怪的图景;她在镜子中几乎不认识自己了;她感到“不舒服”,似乎样样事都让她“不舒服”。理查德·休斯在《天真地旅行》中描写的小埃米莉就是这样:

    那天是她10岁生日……埃米莉为了凉快,浸在水里,水漫到了她的下巴。数百条小鱼,用它们那好奇的嘴,把她浑身蹭个遍,简直像轻吻似的,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总之,她最近变得讨厌别人碰她——但这一次最让她讨厌。她终于忍无可忍,爬到了上面,穿好了衣服。

    连玛格丽特·肯尼迪《永恒的宁芙》中的文静的泰莎,也感到了这种奇怪的骚动:

    她突然变得十分悲哀。她向下注视着那黑暗的门厅,月光透过敞开的门把它分成两半儿。她无法忍受了,一跃而起,愤怒地小声叫起来:“哦!我多么地恨这一切!”……她跑到山上把自己藏起来,她害怕。

    愤怒,被那宁静的房子似乎充满的凄凉预感所缠扰。

    她磕磕碰碰地向山口爬去,不断地响前自语:“但愿我能死去!但愿我能死去!”

    她知道自己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她根本不想死。

    但这种激烈言辞,似乎使她感到满足……

    在卡森·麦库勒斯的《参加婚礼的人》中,详细描写了这一骚动的时刻:

    就在这个夏天,弗兰基对自己是弗兰基,感到腻味、厌烦。她恨自己,变得游手好闲,非常讨人嫌,在夏天围着厨房逛来逛去:她肮脏、贪心、自私、忧伤。除了自私得要死,她还是个有罪的人……那年的春季很长,让人心烦。事物开始变化,而弗兰基不理解这种变化……4月的绿树和鲜花,使弗兰基感到莫名的忧伤。她不明白为什么忧伤,但由于这种奇怪的忧伤,她开始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所小镇……她应该离开小镇,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那年晚春过得太慢、太温柔了。那春意盎然、迟迟不去的漫长下午,那绿色的温柔,都使她感到厌倦许多事让弗兰基突然想大哭一场。有时,她想起得很早,在院子里久久地站着,看那日出的天空。仿佛她心中有一个问题,而天空又无法回答。她以前从未介意的事情,开始刺伤她:傍晚在路边看到的屋里的灯火,巷子里传来的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她想注视那灯火,倾听那声音,而她心中好像有什么在变僵,在等待。但灯火会熄灭,声音会消失,她虽在等待,可一切全都结束了。她害怕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会突然使她想知道,她究竟是谁,她究竟要做什么人,此时此刻她为什么站在这里观望灯火,倾听声音,或仰望天空,而且独自一人?她很害怕<bdi></bdi>,心中感到一种奇怪的紧张。

    ……她在城里四处游荡。她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似乎都没有完结,而她心中的紧张也不会消除。

    她想急急忙忙干些事情,但她做的事总是错的……在春季漫长的黎明之后,当弗兰基在城镇路旁闲逛时,一种不协调的忧伤震颤着她的神经,她的心僵硬了,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骚动期发生的事情是,女孩子的身体开始变成女人的身体,开始有肉感。除非腺的功能发育不良,仍停留在幼年阶段,孩子的青春期危机会在十二三岁时来临。这一危机,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来得早,引起的变化也更大。少女不安地、沮丧地面临它。乳房和体毛开始发育,她的心情有时是骄傲,但基本上是害羞。女孩子突然变得羞怯,甚至不愿意在自己的姐妹或母亲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她察看自己的身体时,又惊又怕;她看见这坚硬、微微发痛的乳核在变大时,非常痛苦,这乳核在乳头的下面,眼下还像肚脐一样不让人讨厌。她不安地感到,她有一个很容易疼痛的地方。这地方的疼痛,与烧伤或牙痛的疼痛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论是受伤还是得病,疼痛总归是不正常的事情。而人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未发育成熟的胸脯,不是一个容易发癌的部位。这是在暗示,在生存法则里的某种变化正在发生,它虽然不是一种病,但仍具有挣扎和撕裂的性质。女孩子当然是从幼年期发育到青春期的,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育:日复一日地,她的身体依然如故,是定了形的、健全的,然而现在她却在“发育”。这个词似乎令人生畏。生命现象,只有在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像花一般鲜艳、玉一般光滑地达到完全固定的外貌时,才会让人安心。但女孩子在乳房发育时,却觉得“有生命”(liVing)这个词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她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一种奇怪的物质形式,永远在变化且含糊不清,内部的不洁成分在被提炼。她习惯于头上飘拂一束丝一般的细发,但在腋下和阴部新长出来的体毛,让她变成了某种动物或海藻。不论她事先是否得到足够警告,她在这些变化中都预感到,彻底失去自我已成为定局:

    她看到自已被抛入生命的循环之中,而这循环淹没了她个人的生存发展;她预感到依附,这依附使她注定要属于男人和孩子,注定要死亡。她的乳房,就本身来说,好像是一种无用的、强加于人的增生。胳膊、腿、皮肤、肌肉,甚至还有那丰满的臀部——至今这一切都显然有各自的用处。只有她的性器官,除了无疑是用来撒尿的,作用还有点暧昧,但它是隐秘的,别人看不见。罩在毛衣或外衣下面的乳房,却在炫耀自己,女孩子过去一向认为它们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则认识到它们是肉体。这肉体变成了别人观察和注意的对象。有个女人告诉我:“两年来我一直穿着斗篷遮住胸部,我真为它感到害臊。”另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当一个和我同样大但发育得比我好的朋友,弯下腰拣球时,我从她的胸衣开缝的地方,看到了两个丰满的乳房,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慌乱。看到这个身体的年龄和我如此相近,想到我的身体也会变成这般模样,我不禁羞愧难忍。”还有一个女人这样告诉我:“13岁那年,有一天我穿着短裙,露着双腿出去散步。有一个男人笑我的小腿长得太粗。第二天,母亲让我穿上长袜和长裙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看见我裸露时我感到的震惊。”少女觉得,她的身体正在与她脱离,不再是她个性的直接表现;它变得与她无关,同时,对别人来说,她变成了一种物体:在路上,男人的眼睛紧紧盯住她不放,甚至对她的身材说三道四。她很想让别人看不见,害怕变成肉体,也害怕展示肉体。

    这种厌恶,在许多少女那里通过希望变瘦表现出来。她们不再想吃东西,如果强迫进食,她就会间歇地呕吐。她们随时注意自己的体重。另一些少女则变得病态胆怯,对她们来说,走进客厅,甚至连上街都是一种折磨。精神病时常由此开始产生。雅内(Ja)在《强迫观念与精神衰弱症》中,借娜佳的情况描述了此类人的典型病例:

    娜佳是一个时髦、喜欢艺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姑娘。她的家庭很富有而且有知识。但她从小就固执,爱发脾气。“她要家里人和仆人给她过分的爱,但她非常苛求,非常专横,很快就和人们疏远了。当人们用取笑来改变她时,她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羞耻感。”而且,她对爱的需要还使她希望永远是个受宠的孩子,使她害怕长大……早熟的青春发育增加了她的烦恼:“既然男人喜欢丰满的女人,她宁可永远是瘦的。”阴毛和变大的乳房,加重了她的恐惧。她从11岁就觉得,大家都在盯着她的腿和脚。月经的出现把她逼得快疯了。她认为自己是天下唯一长阴毛的怪物,于是直到20岁,她还在煞费苦心地拔毛,去掉这“野蛮的装饰”……她十分害怕变得丰满——那时她“将羞于露面”,以至试图用一切祈祷与诅咒阻止正常发育,因为“如果她变胖,就没有人喜欢她了”。最后她决定不吃东西,让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女孩”。由于屈服于母亲的恳请,她吃下了一些东西。

    她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写下誓言又把它们撕掉。她五岁时死了母亲,于是她强迫自己严格节食,以至由于过度饥饿,啃自己的手帕,在地上打滚。她长得很美,但她却认为自己面部浮肿,长满丘疹,并坚持说医生看不见它们是因为对她的处境缺乏了解。她离开家庭,躲进一个小公寓里,再也不肯露面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暗中生活,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相貌丑陋之极,见不得人。

    父母的态度,往往可以使女孩子经常产生对自己容貌的羞耻感。有一个女人对斯特克尔这样说:

    我对自己的身体的自卑感十分强烈,经常痛苦不堪。而家里人的不断唠叨,加重了这种自卑务……我母亲由于过分自尊,希望我的仪表尽善尽美。她总是找出许多毛病,需要让裁衣匠“遮掩起来”。比如,肩膀下垂了!臀部突出了!背部太平了!胸部太显眼了!等等。对四肢的姿势,我尤其感到烦恼……我的步态经常是他们唠叨我的原因……每种批评都有一定道理……但有时我感到十分尴尬,尤其在我“尚未涉足社交界”那个阶段,以至我不知道该怎样走动才好。假如我碰见了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是:“要是我能把脚藏起来,那该有多好啊!”

    这种羞耻感使女孩子的行动笨拙,经常感到害臊。而这害臊使她更加胆怯,而且它本身就含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斯特克尔在谈到一个女人时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害臊得如此反常、强烈,以至一年来,她借口牙疼在脸上缠着绷带。”

    有时,女孩子在所谓的“前青春期”阶段,也就是在月经出现以前,还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她为变成女人感到骄傲,得意地看着隆起的胸部。她用手帕垫在衣服里面,在大人们面前引以自豪。她还不理解她身上所发生变化的含义。她第一次出现的月经揭示了这种意义,于是她出现了羞耻感。如果这种羞耻感已经存在,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强烈甚至过分。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不论孩子事先是否得到过警告,这一事件对她始终是可恶的、蒙羞的。

    母亲往往忽略把这种事事先告诉她;有人曾注意到,母亲更愿意向女儿说明的,是怀孕、分娩乃至性交的神秘,而不是来月经的事实。她们本人好像对这种女性负担既厌恶又恐怖。这种恐怖反映了古代男人对神秘的恐惧,现在母亲们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当女孩子在内裤发现了可疑的污迹时,她会认为自己是患了腹泻,或是患了致命的出血症,或是患了某种可耻的疾病。据哈夫洛克·埃利斯1896年的研究报告,一所美国中学的125名学生当中,有36人在月经初临时,对这种事一无所知,39人仅有模糊认识。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这种事是无知的。在海伦·多伊奇看来,1946年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企图自杀的例子时有所闻。当少女觉得自己的生命之血也许是由于内部器官受伤流出来的时,她被吓坏了,这的确是很自然的。即使明智的指导免除了她过分强烈的焦虑,女孩子也还会感到羞耻、受污染。

    她会急忙找个脸盆来,想把她的脏内裤洗净或藏起来。柯莱特·奥德里在《回顾》里,详细描写了一种典型体验,摘要如下;

    一天晚上,在脱衣服时,我觉得自己肯定是病了。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希望早上会好起来……四周后,它又发生了,而且这次更过分,我把内裤放进装脏衣服的篮子里。母亲来到我的房间,把这些事情讲给我听。我记不得她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但我妹妹出于好奇往里看时,我心烦地把她给轰了出去。我让母亲去惩罚她,因为她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我母亲的那副安然而又满意的神态,几乎把我给气疯了。

    她出去了,而我却彻夜痛苦不堪。

    突然,我想起两件事:有一位老医生在路上碰到我们时说:“夫人,您的女儿正在长大成人。”我突然不知为什么会非常讨厌他。没过多久,基基看见母亲把一包小布片放在抽屉里,便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母亲以大人们那种吞吞吐吐、故弄玄虚的神气回答说:

    “这是为柯莱特准备的,她不久就要用。”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却提不出半点疑问。我恨透了母亲。

    那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这怎么会可能!我会振作起来的,妈妈错了,它会过去的,并且会一去不复返的……第二天,身上悄悄起了变化,弄脏了内裤,我必须正视这些异物。我恨妹妹,因为她在不知不觉间竟突然优越于我。我也恨男人们,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经历这种事,却很了解这种事。我还恨女人,因为她们非常轻松地接受了这种事,而如果她们知道了我的情况,一定会开心地想:

    “现在总算轮到你了。”……我走路时心里很不安,可又不敢跑……事情总算过去了,可我又在愚蠢地希望,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一个月后,在证据面前我不得不低下了头……从此以后,“以前”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我余下的生活,仅仅是个“以后”。

    大多数少女都发生过类似情况。许多少女一想到她们的秘密会暴露在家里人和同伴们面前,就心惊肉跳。我的一个朋友,没有母亲,和父亲及保姆住在一起。她告诉我,在她的情况被发现以前,她整整三个月又羞又怕,把弄脏的内裤藏起来。人们都以为农妇对动物生态的原始方面习以为常,然而甚至连她们也对这种祸根感到恐怖,因为月经在农村仍然是一种禁忌。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农妇,她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她那不可告人的秘密,整个冬天,都是在刺骨的溪水里偷偷洗她的内裤的,甚至没干就又穿在身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公开承认这一惊人的不幸,也不等于得到了解脱。毫无疑问,极少有哪个母亲会在野蛮地侮辱女儿时说:“笨蛋,你还太年轻。”但不只一个母亲会显得不高兴,大多数母亲没有给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于是孩子对第一次月经带来的新情况忧心重重。她很想知道,将来是否有更痛苦的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她;或者,她会认为,今后只要和男人一见面或一接触,她就会怀孕,于是对男性产生了真正的恐惧。即使明智的解释使她可以免除这种精神折磨,她也还是不会很容易平静下来。以前,小女孩有点自欺,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性别的人,或者可能根本没想过自己。她甚至也许在梦想,自己一觉醒来会变成一个男人。但是现在,母亲和阿姨们小声地恭维说:“她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女人群体得到了胜利:她是这个群体的一员。

    于是,她无可挽回地被置于女人这一边。也许她为此感到自豪,认为自己已经变成大人,而这将使她的生活发生彻底的变革。例如,蒂德·莫尼埃在《自我》中说:

    我们几个人是在假期中变成“大姑娘”的,而别的女孩子是在在校期间进入那种状态的。当时我们鱼贯而入地到后院厕所去“看血”。她们宛如登基似的坐在马桶上,仿佛女王在接受臣民们的朝拜。

    但小女孩很快就会醒悟过来,因为生活一如既往,她根本没得到新特权。唯一的新鲜事,就是这每月出现一次的不洁之物。有些孩子,在认识到她们注定要受这种命运的惩罚时,痛哭不止。而令她们更为深恶痛绝的是,男人也知道这一可耻的污点。她们希望,这一使她们蒙受耻辱的女性状况,至少对男性仍具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父亲、兄弟、表堂兄弟,家里所有的男人<samp></samp>全都知道,有时甚至以此开心。于是,女孩子产生或加剧了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的厌恶。虽然初潮的震惊已经过去,但月经的烦恼并没有随之消除。每当月经重新出现时,女孩子都重新感到对身上发散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难闻气味——一种沼泽地或枯萎紫罗兰的气味——的厌恶,对那种血的厌恶。这种血不像她小时候受伤时那么红,因而更可疑。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必须记住换卫生带,必须留意自己的内裤和床单,必须解决许许多多实际的而又令人生厌的小问题。在经济不太富裕的家庭,卫生带每月都要洗,用干净手帕包起来放回原处。她必须把这些被经血弄脏的衣物,交给专门洗这些东西的人来处理:洗衣妇、女仆、母亲或姐姐。杂货店里卖的、有着“Modess”或“EdelweiSS”之类古怪名称的卫生纸,用过以后就扔掉了。但在旅行、访友或游览时,要把它们扔掉并非很容易,尤其是在厕所里明文禁止扔掉这些东西时。少女在行经时,可能很害怕把卫生带给露出来,因此,除非在黑暗处,甚至在姐妹面前也不愿意脱衣服。这一令人烦恼的讨厌东西,在剧烈运动时可能移位,而这比在路上掉了裤头更让她蒙受耻辱。这种可怕的情景,有时会导致心理变态。由于一种自然的恶作剧,有些疾病和疼痛往往只在月经过后才开始,最初可能未被留意就过去了。少女的月经尚无一定规则:她们散步、上街、访友,都冒着被突然袭击的危险,如德·谢弗勒兹夫人那样,冒着弄脏衣服或坐垫的危险。有些女孩子由于这种可能,经常处在惊恐之中。少女对这个女性污点越是觉得可恶,她越是倍加提防,以免由于意外事件或别人得知她的秘密,而使自己蒙受奇耻大辱。

    W·李普曼博士在《青春与性》中,除了别的以外,还记录了他在研究青少年性问题期间得到的这方面的如下陈述:

    16岁时我第一次感到不适。一天早晨,我发现来了月经,这可把我吓坏了。说实话,我知道它迟早会来。但我对它深感耻辱,以至一上午都躺在床上,不论别人怎么问我,我都说不能起床。

    我12岁时第一次来了月经。当时我惊呆了。我非常害怕。母亲只说了句“它每个月都要来”,我则认为这是件十分下流的事;我拒绝承认男人不会发生<mark></mark>这种事。

    母亲曾对我讲过月经的事。有一天我感到不适,兴冲冲地跑去叫醒母亲说:“妈妈,我有月经了!”可她只说了句:“就为这事何必把我叫醒!”我大失所望。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次真正革命。

    当第一次来月经看见经血流了几分钟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吓得要死。可我没对任何人说。我刚刚15岁,而且,我只感到一.点点疼。只有一次我疼得很厉害,昏了过去,在我房间的地板上躺了3个小时。可我仍不肯说这件事。

    我快13岁时第一次来了月经。我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件事,我为变成大人感到非常自豪。我郑重其事地向体育老师解释说,今天我不能上体育课,因为我身体不适。

    母亲没有警告过我。她到19岁才开始来月经,因害怕由于弄脏内裤而受责备,她跑到田野把内裤理了起来。

    我第一次来月经是在18岁,事先没有任何预兆。

    那天晚上,我流了许多血,严重痉挛。早上我向母亲哭诉,求她指点。可她因我弄脏了床,只把我狠狠骂了一顿,没再说什么。我很痛苦,想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个实例来自柏林的贫困家庭。〕我已经知道了有关月经的事儿。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它的来临,因为我希望那时母亲会告诉我,婴儿是怎么产生的。那重要的一天终于来到:但母亲什么也没说。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认为:“现在你也能生个孩子了:你也是个女人了。”

    这一危机在年龄还很小时就发生了。男孩子进入青春期时只有十五六岁。女孩子向女人的变化则出现在十三四岁。然而,他们在体验方面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这种年龄差别;给女孩子的体验带来震撼力的也不是那种生理现象:青春期对男女孩子之所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因为它向他们展示了不同的未来。

    不错,男孩子在青春期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但他们从小就对自己是男人感到自豪,此时更是得意地把这个阶段的发育的投射到男性气质上面。他们相互炫耀大腿上长出的毛,这是男人的特征。他们的性器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比较与挑战的对象。变成大人,这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变化:许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想到苛求的自由即将来临,便会感到苦恼;但他们仍高兴接受做男性的尊严。

    相反,小女孩要变成大人,必须局限于她的女性气质所强加给她的范围。男孩子从他生出的毛发,惊讶地看到未来的模糊前景,而女孩子则对决定她命运的“野蛮而指定的戏剧性事件”羞愧难忍。正如阴茎从社会方面获得了一 79cd." >种特殊评价,让月经变成祸根的也正是社会方面。这个象征男性气质,而那个则象征女性气质。正因为女性气质具有相异性和劣等性的意味,所以它的表现才受到耻辱的对待。在女孩子看来,她的生命始终是由那种模糊的本质决定的,而这种本质,由于没有阴茎,不可能具有积极的形式:但她从两胯之间流出的经血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是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她就会兴奋地欢迎月经的来临——“你现在是个女人了!”如果她一直拒绝接受她的处境,这血的判决就会让她受到强烈打击。她往往会犹豫不决:这每月来一次的不洁之物,使她容易产生厌恶和畏惧的感觉。“‘做女人’原来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今隐隐从外部压迫她的既定命运,现在正伏卧在她的腹中。她无法摆脱,只觉得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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