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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雅瑞希尔博士说，播下一个行为就会播下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就会播下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就会播下一种命运。
越来越觉得希尔说的有道理。
习惯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至少在我的经历里，它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的不可小视。
命运有好坏之分吗?性格有好坏之分吗?习惯有好坏之分吗?虽然从小耳边就有养成良好习惯的呼声，可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好坏了，或者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严格的好和坏?
如果谁有了自己至今没有推翻的答案，并且能坦诚相告，那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一：早晨6：15起床—跑步—早点—晨读—上课—午饭—午休—上课—晚饭—自习—日记(or 写信)—VOA
二：either 早晨7：30起床—打球—闲聊or看小说or bb sor……—午饭—翻数本书 or打牌 or 干点小活 or……—晚饭(可免) —偶尔图书馆 or 翻书 or 打牌 or 继续干活 or……
这样截然的两种习惯，却都可以适应自如。很想找到其中的分界点，大概根本就没有吧，要不怎么挖空心思找它不着?于是在某个内心空洞的时刻，失落。不是感叹所谓的“堕落”(因为我知道，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是另一种状态)，而是对失却了的碎片心存怜惜吧。或许暮年人的叹息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习惯了忘记?
趁着现在还残存的一点儿，把它们留给另外的脑。
不知道我们集体生活的习惯从何而起。
大一的时候，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可爱老头(个人感觉)给我们上商务英语课，那时我是所谓的学委，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干不太好意思，于是沿用高中的一招，搞了个内部的类似英语角的东西，在老头上课前的半个小时，要求班级成员先到，有每期的话题和分组。老头挺开心的，渐渐地，他就开始迟到，从几分钟到一节课，英语角和口语课同时趋于解散，于是有了逃课的余地。我们宿舍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逃了他的课去了教堂，第一次目睹了信徒们迎接圣诞的庄重，忏悔者的虔诚，并且有了2008的伟大约定(嗯，值得纪念)。那以后，对逃课的感觉也就适应了我们组织过一次什么寄语，基本上是朗读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是很熟<s></s>，所以找个理由聚在一起。就记得大姐很是昂扬，小鹰、boy等则标榜自己那是“村正地普统话”；重庆的某人和广东的某人还有浙江的某人说了半天，则一句都没听懂，大家都前仰后合的，莫不是他们在讲笑话?回去的路上，广东的那个家伙说“@!%^%%&”，听不懂，还是不懂，不过我佯装很懂的样子，微笑着“嗯，嗯”。他一向很少说话，在和我的对话里，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可惜啊可惜，不过后来推断，大概是说大家准备不够充分的原因吧。
第一个大学里过八月十五的时候，在那校区的212教室吧，买来月饼、糖果、瓜子什么的(不好吃，男生买的：P)，还有蜡烛。熄了灯，我们女生每人拿一蜡烛，好像唱着什么一首歌，怕气氛上来了大家流眼泪被互相看到?那蜡油滴<big>藏书网</big>到手上生疼，可歌到高潮还是没唱上去，然后就是沉默，和闪烁的烛光。不知道大家那一刻都在干什么，想什么。回去的路上，我们冲着月亮，冲着各自家的方向，出声或默然地诉说着对远方的祝福和承诺
……我觉得那是我们成本低收获大的一次聚会，当时似乎是没什么感觉，但是记忆留存至今，才感觉到它的超值。
去盘山是大学里惟一一次的集体“远行”。特别怀念班长的妈妈的炖鸡，红枣和什么饼还有小妹妹的甜甜的笑脸。那里的景致模糊了，不过那个凤凰山庄挺不错的，很实惠。晚上打牌到深夜也没得到什么非议。打牌分成两个集中营，就见两边的输家频频互访，贴着纸条，后面跟着“护法”和一大帮“监工”，气势很是壮观。后来有人比较可怜，被旅店的风扇吹感冒了，比较窦娥的是，那风扇本来是专职吹干某人掉到鱼池里的鞋的……回程的车上带着伯母装的吃的、喝的、玩着，列车员小姐很亲切地关上了我们这节车厢，于是，在嘈杂中，某人的手背被打肿了，某人的嗓子笑哑了，某人<cite></cite>把啤酒喝干了，盯着一个方向，原来男生有心事的时候也是那么沉默。
后来的聚会，都以第一次下雪了，第二次下雪了，过节了<tt>?9９liｂ?t>什么什么的为名。男生开始拼酒了，女生有时也不得不奉陪了。那一次，最近的一个八月十五吧，男生居然流泪了，搞得我们姐妹们也很郁闷。这些即将成为男子汉的男生们，自然有他们的负担和烦恼，不可诉说、头绪繁多。
就那么不经意间，大家习惯了相聚，自然的已经不留痕迹。聊一聊，喝喝酒，是不是有什么寄托? 以后的寄托，和谁与共呢?
每个春天，都想看看那树是怎么绿的，桃花怎么一眨眼就开了!每一年都会带着同样的问题期待另一个春天。
（彭雅瑞，南开大学1998级国际商学院信息管理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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