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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表达想法，无法想象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他越是想理清思绪，越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他大步向前走着，手伸到衣服兜里，机械地来回摩擦着刀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地铁一站又一站地开过，马路一条又一条地远去，过了好久，连一点儿有用的想法也没有。他不相信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可他都做了，而且随时准备就绪。吗啡这事儿……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件既难理解又难以解决的事。爱德华已经依赖上了吗啡，没有它就活不下去。直到现在，阿尔伯特为了他不知道做了多少事。但是，这一次他没法再拿出钱来，因为已经没有钱了。不仅如此，由于疼痛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战友还不断恳求他想办法止疼。阿尔伯特也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反复思考着——他从厨房拿出一把刀，想着能拿到什么就拿什么，然后下了楼，整个人就像被设定好的一样，进地铁站，跳上地铁，在巴士底狱下了车，走出车站，然后便走进了位于塞代纳大街旁边的希腊区。为了爱德华，一定要找到吗啡，就算是杀人也要拿到。
他看到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希腊人，长得很胖，笨拙地向前走着，每一步都喘个不停。尽管已经入冬，11月的温度并不高，可他还是满头大汗。这个时候，阿尔伯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男人顶着圆圆的大肚子，胸部很大，随着走路的步伐上下左右地晃动，羊毛套衫里露出粗粗的脖子，往上看，脸颊上的肥肉松弛下垂，阿尔伯特有些慌张，想着身上的这把刀可对付不了这么一个大汉，得至少十四厘米长的刀才行，或者二十厘米。情况不妙，阿尔伯特情绪低落，十分沮丧。用他母亲的话说就是：“你总是这样，没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你对未来没有预见……”这个时候，她一定会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严肃地念叨，要不然就是在新任丈夫面前抱怨自己的儿子。（这只是一种说法，事实上，他们没有结婚，但是马亚尔夫人把这当成是正常状态来看。）阿尔伯特的继父是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他只是帮一下忙，但是也有同样的抱怨。面对他们，即便阿尔伯特付出了努力，他也很难去抵抗，因为他每一天都给了他们更多的理由。
似乎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反对他，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
见面定在了圣萨宾大街转角处一个公共小便池旁，阿尔伯特对要发生的事一点儿想法也没有。他在一家咖啡馆和希腊人通了电话，装作熟人一样的口气，希腊人什么也没问，就连二十个法语字都没有说。他的全名叫作安东纳普洛斯，所有人都叫他普洛斯，甚至是他自己。
“普洛斯。”他对着电话说道。
对于像他这样肥胖的人来说，他移动的速度惊人，每一步之间都没有停歇，非常快。相比之下，刀太短，这个人的速度太快……阿尔伯特的计划实在不值一提。在看了一眼四周后，希腊人抓住他的肩膀，一把拽进了小便池。小便池抽水速度很快，狭小的空间也令人窒息，但是这样的气氛完全没有吓住普洛斯。这里臭味熏人，几乎就和等候大厅一样。对于阿尔伯特来说，这种不透气的地方，简直就是双倍的折磨。
“带钱来了吗？”希腊人问道。
他想看到钱，眼睛盯了盯阿尔伯特的口袋，他并不知道口袋里有一把完全构不成威胁的刀。这会儿，在这个厕所里，两人紧紧地挨着。阿尔伯特慢慢地转过身，微微拉开另一边的口袋，毫不犹豫地露出了好几张二十法郎的钞票。普洛斯点头回答道：
“这点钱只够买五安瓿。”他说道。
这是电话里已经谈好了的价钱，希腊人准备转身离开。
“等一下！”阿尔伯特立马上前抓住他的袖子，嚷道。
普洛斯停了下来，脸上一副不安的表情，看着阿尔伯特。
“这太少了，你得多给我一点儿……”阿尔伯特低声说道。
他一边动着手一边说着，样子十分夸张（在和外国人交谈的时候，他表现得就好像对方是聋了一样）。普洛斯皱紧了眉头。
“十二安瓿！”阿尔伯特说道。
他拿出了一沓钞票，但是他又不能够如此挥霍，因为这些钱是接下来三周的生活费。看着这些钱，普洛斯的眼睛都发亮了，他伸出手，再点了点头。
“十二安瓿，不可能!”
接着，他走出了厕所。
“不行，等一下！”阿尔伯特叫住他。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小便池的恶臭以及想快点离开这个狭小空间的心情不断加剧，让人更加焦虑，他说出了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话，唯一的计策就是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跟着这个希腊人。
普洛斯摇头表示不行。
“好吧。”阿尔伯特果断地走到他面前说道。
希腊人抓住他的袖子，犹豫了一秒钟，因为阿尔伯特看起来十分可怜。这就是他的计策，也只能努力到这份上了。他其实不需要表现得这么可怜。十八个月过去了，他身上还穿着退伍时的军装。作为退伍的补偿，士兵可以在一件衣服和五十二法郎之前进行选择，最终，他选择了那件衣服，因为至少还能防寒。政府其实是匆忙地将法国兵的旧大衣翻新，再分发给这些可怜的士兵。就是到了晚上也一样，要是下了雨沾了水，衣服一样会掉色，衣服上褪色的痕迹就是他们悲伤延伸的轨迹！阿尔伯特最后改变了主意，他想得到五十二法郎，但是已经晚了，没法再挽回，他早应该想好的。
他现在都还保存着一双磨损严重、一半不见了的高帮皮鞋以及两床军用被子。战争留下来的所有痕迹，不仅仅能在那些褪色的衣服上看到，还能在那张沮丧又疲倦的脸里读出，这太熟悉不过了，每个退伍的士兵都是这样，脸上无不流露出委顿和屈从的表情。
希腊人看着这副疲惫的脸，有些犹豫不决。
“好了，你快点儿行吗？”他小心地说道。
这个时候，阿尔伯特不知该怎么办，对于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点儿想法也没有。
于是，他们就这样走到了塞代纳的大街上，一直往前，最后到了萨拉涅尔街区。一到这里，普洛斯便指了指人行道，再一次说道：
“你等着！”
阿尔伯特打探着四周，眼下一片冷清。时间过去，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只能看见一百多米外的咖啡馆，那里闪着灯光。
“就在这里站着别动！”
现在不能再改变想法了。
希腊人很坚决，还没等对方说话就走开了，他不断地转过头，确定客户还乖乖地待在原地。阿尔伯特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走远，但是当希腊人一转向右边的街道时，他立马就跟了上去，速度很快，眼睛还一直盯着普洛斯消失的地方，最后来到了一栋烂房子前，一股浓烈的厨房油烟味从大楼飘了出来。阿尔伯特推开门进去，站在走廊里，能听到阁楼里传来脚步声，他走了进去。方形的玻璃窗很脏，路边的灯光只能透进来一点，透过玻璃，他看到希腊人蹲在里面，伸出左臂，在墙里专门挖出来的一个狭小空间里胡乱地翻着，前面还有一扇木头门挡着，以防有人发现里面的货物。阿尔伯特一秒也没停下来，穿过地下室，推开了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对着希腊人的头猛地一击，这一击像是锣响的声音，接着，普洛斯倒在了地上，阿尔伯特想着刚才干的事情，吓得一身冷汗，有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
他努力地恢复镇定。希腊人不会死了吧？
阿尔伯特弯下腰，靠近躺在地上的身体，听了听。普洛斯还有呼吸，只是比较微弱，很难知道出手到底严不严重，但是看得见头顶处渗出一些血来。阿尔伯特心胆俱裂，吓得神魂不定，他捏紧拳头，反复地说道：“冷静，冷静……”然后俯身，伸出手从小隔间里掏出了一个鞋盒。他惊喜地发现里面分别装有20和30毫克的安瓿瓶。这么长时间以来，阿尔伯特对于吗啡安瓿瓶的剂量早已熟悉。
于是，他合上盖子，站起身来，这时，他突然看到普洛斯的手臂弯成一个弧形……这个人很警觉，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武器防身。现在，他手上正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折刀，刀头划到了阿尔伯特的左手，瞬间伤口就有被压迫的刺痛感，还带着一点发热流血的感觉。他身体转了一圈，抬起小腿，接着脚后跟一下就踢到了希腊人的太阳穴上，他的头弹起来正好撞上了墙，发出了哐的一声。普洛斯仍然捏着折刀，阿尔伯特放下鞋盒，用皮鞋狠狠地踩了好几下他的手，接着再拿起盒子，双手推开木门，用力地来回撞普洛斯的头，这才停了下来。他紧张害怕，气喘吁吁，手上的伤口很深，大量的血流了下来，染红了衣服，到处都是血印。要知道，在任何时候，血都是会让人感到害怕的。现在，疼痛感倍增，他必须快点处理好伤口。他胡乱地在地下室里找着，找到一块沾满灰尘的布紧紧地缠在流血的左手上，裹了好几圈。最后，他弯下腰靠近希腊人的身体，那害怕的样子就像是靠近了一只正在睡觉的野兽一样，希腊人呼吸沉重，但很有规律<bdo></bdo>地喘着气，他太顽强了。于是，阿尔伯特抱起盒子跑出了大楼。
带着这样的伤口，是进不了地铁和电车的。他不能让检查人员发现随手缠着的绷带以及衣服上的血渍，最后，他出了地铁，在巴士底狱的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跳了上去。
司机和阿尔伯特的年纪差不多，一边开车一边观察着他，眼睛里闪烁着疑惑的目光，十分纳闷：车上这位客人毫无血色，身体缩到座位里，抱着双臂贴着肚子，不断地在发抖。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阿尔伯特紧张的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于是，他要求司机立马摇下车窗。司机以为客人兴许是要呕吐，害怕弄脏自己的出租车，于是问道：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不，没有。”阿尔伯特十分紧张，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回答道。
“因为……要是你生病了，我，我就得放你下车了！”
“不，不，我只是有点儿累。”阿尔伯特肯定地说道。
尽管如此，司机心里还是十分疑惑。
“你确定你有钱吗？”
阿尔伯特立马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二十法郎，展示给司机看，司机这下才安心，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他熟悉这样的状况，他有经验，他常年开出租车。之后他就有了商人心眼，可还是不具备卑鄙的个性。
“呃，不好意思！”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客人，他们总是……”
“你什么意思，像我一样的客人？”阿尔伯特问道。
“这个，我是想说退伍的军人，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
“你不是退伍的军人吗？”
“我啊，我不是，我留在这里抗击敌人，因为我有哮喘，腿也比其他人短好多。”
“还是有不少的人参加了战争，很多活着回来的士兵的腿明显比其他人短了好多。”
听到这话，司机有些不舒服。那些复员转业的军人带着一条腿回到现实生活里，同时，他们也将战争带了回来，所有人都要从他们口中听好几遍战争的教训，长久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厌烦这些所谓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早就死在了战场上。是的，那些人才确确实实是英雄！另外，当一个人向你讲述过多的发生在战壕里的真实故事，那你就得小心了，也许大部分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打仗”的。
“你是说，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吗？”他问道。
他总是在心里寻思着：那些退伍的军人又知道什么呢，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吗？战争后，剩下的不过是已经被剥夺了的生活，留下来的只有贫困。阿尔伯特也听过别人问这些问题，所有那些话，他都记在心里，比如煤和面包的价钱，这都是能轻而易举就知道的事。退伍后，他就发现，想要生活安宁，最好把战争中作为胜者的功绩放进抽屉里。
最后，出租车停到了西马尔大街的拐角处，司机收了十二法郎，阿尔伯特还付了一些小费，然后下了车。
这里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小区，但小区的医生是个法国人，名叫马蒂诺。
爱德华在6月的某一天发病了，阿尔伯特去找了这位医生。我们不知道住在医院的时候爱德华是怎样得到吗啡的，但是他强忍着，最后活了下来。阿尔伯特努力地向他解释：我的祖宗啊，当初不那样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你不像现在这样子的话，一切都会好的，你必须得接受治疗。爱德华根本就听不进去，对于装假体的手术，他仍然固执地拒绝。阿尔伯特对此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截了肢的人，战争?期间被送到马恩河畔夏龙的二月军事医院，听说在那里做了假体手术，他现在成了新区圣马丁大街上一家卖彩票的小店老板。就算是变得不好看，你好歹还是有人的样子。”但是，爱德华仍然听不进去，回答：不、不，还是不……他一边把纸牌一一摆在厨房的桌子上，一边拿出一根烟，用一个鼻孔吸着，大开的嘴里不停地呼出糟糕的气味……食物从嘴上的漏斗形装置倒下，慢慢流进喉咙，也不知道阿尔伯特从哪个地方找来这个旧的食物研磨器，（做假体手术那个人最终还是死了，还真是倒霉！）这稍微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但是无论如何，一切都还是特别的麻烦。
6月初，爱德华离开了洛林医院，几天后，他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从头到脚打着哆嗦，时常全身湿透，还会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阿尔伯特束手无策。他对吗啡的依赖越来越强，一开始，这样的折磨十分的可怕，必须要用绳子把他拴在床上，这和去年11月在医院里的情况一样，这正是战争结束带来的痛苦。不仅如此，还要锁住门，以防房东闯进来杀了他。这样做不仅是要缓和爱德华的痛苦，还有房东的。
爱德华看上去特别可怕，枯瘦如柴的身体里像是住了一个魔鬼。
马蒂诺医生就住在附近，因此答应爱德华去家里为他打针。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他说1916年在战壕里一共做过一百一十三次截肢手术。因此，听到这些话，爱德华稍微恢复了一点平静。正是因为他的介绍，阿尔伯特才认识了给他提供吗啡的巴西勒。这个人准是盗窃了药店、医院或诊所的药品，任何药他都知道，你想要什么就可以给你什么。认识不到一段时间，阿尔伯特就遇到一件好事，巴西勒向他提供了一整套的安瓿瓶，这可以解决当前的麻烦，而且还是低价处理，就和清仓大甩卖一样，不过，这和真实的大甩卖还是有些差别的。
每一天，每过几小时，阿尔伯特就会小心谨慎地在纸上注明当次的注射剂量和总数，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控制和了解爱德华的状况。同时还要劝爱德华做手术，虽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但至少那一刻，爱德华很平静，变得没那么糟糕了。阿尔伯特给他笔和纸，虽然不能够再次握笔画画，但至少哭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他总是安静地躺在长沙发上，一言不发，张口呆望着眼前的一切。就这样，到了9月底，吗啡<big>９９ｌiｂ?</big>所剩无几，爱德华却变得越来越依赖药物了。6月的时候，每天都要注射60毫克，三个月过去了，剂量涨到了90毫克。爱德华总是独处，一语不发，阿尔伯特完全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钱用得很快，如流水一样，先是吗啡，接着房租、食物、煤和衣服，这一切太难了，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更不要说花钱的速度。阿尔伯特把能拿去当铺当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甚至还把身体献给了一家机械钟表行的女老板——莫内斯捷太太，有时候还会去那里帮忙做一下包装的活儿，作为交换，莫内斯捷太太会多给一些钱。（这是阿尔伯特说的。在这段故事中，他甘愿牺牲肉体，事实上，他也没有不满意的，想想便能知道，快六个月的时间里，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莫内斯捷太太的胸部特别大，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而她却毫不吝啬地给自己的老公戴绿帽子，她认为丈夫就是跟在自己身后的一头猪，而且总爱说蠢话，比如没有得到英勇十字勋章的士兵都是贪生怕死的人之类的话。）
吗啡的花费仍然是最大的，什么都需要钱，开销太大。生活费完全取决于药的价格。阿尔伯特总是在抱怨政府为了解决通货膨胀，抬<cite></cite>高价格，现在一件“国家标准西服”只卖一百一十法郎，但是一瓶五法郎“国家标准吗啡”却没有降价。一个“国家标准面包”、一袋“国家标准煤炭”、一双“国家标准胶鞋”的价格都是规定好了的，就连“国家标准工作”也有固定工资，阿尔伯特想不明白，像这样一种市场规定，难道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吗？
银行不愿意再收留他，议员们讨论出国家应该“报答亲爱的法国士兵，向他们支付一笔钱，用来表示祖国的感激之情”，之后过了很久，阿尔伯特收到了一封解释信，被告知以国家现在的经济能力，政府是无法偿还债务的，因此，政府解雇了很多的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期间，四十二个月的时间内，已经遣返了很多部门，那些人只能回到家里……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找钱成了现在唯一的工作。
可情况变得特别复杂。药剂师逮住了巴西勒并和他搏斗，整个上臂都是血，最终搜出了满满一口袋的药品。
朝夕之间没了供货商，阿尔伯特只能去一些乱七八糟的酒吧，到处打听可以拿到药的地方。要找到吗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供货商们都很隐蔽。随着巴黎成为商业往来的十字路口，虽然生活支出增加，但在这里，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阿尔伯特找到了希腊人。
马蒂诺医生给伤口消了毒，然后再缝合上。阿尔伯特觉得很疼，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把刀很锋利。”医生简单地解释道。
刚到诊所门口的时候，医生一见是阿尔伯特，二话没说就开了门。马蒂诺医生的诊所在四楼，公寓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常年挂着一个帘子，他就在帘子里面给病人看病。一箱箱的盒子摆放在地上，盒子大开，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房间角落有一张扶手椅，进门的过道连着等候室，两张破烂的椅子正对着内屋。有了这间小房间，医生就有了看病治疗的权利。房间最里面放着一张医用床，还有一些外科手术器材。阿尔伯特付了很少的钱，比打车的费用还少。
离开的时候，他莫名想到了塞西尔。
于是，他决定坐车回家，得加快点速度才行。塞西尔，以前的生活，以前的思想……他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居然爱着这个……那种思念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像这样走在大街上，胳膊夹着鞋盒，左手缠着绷带，脑袋里回忆着往事，他有一种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感觉，就像一个失去国籍的人。过了今晚，就会变成一个小流氓，甚至还有可能会去杀人。对于怎样赶走这团游走在脑袋里的漩涡，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除非奇迹再一次出现。因为自从退伍以来，他有过一两次幸运的时刻，然而，最后幸运还是变成了噩梦。好吧，既然阿尔伯特想着塞西尔，那就……最难的来了，偏偏是准继父在这个“幸运的时刻”充当了信使，阿尔伯特心想着：他一定失望透顶，就这么一点小事还要他来帮忙。自从银行拒绝了阿尔伯特的复职，他便寻找各种工作，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就连去乡下灭鼠的工作也不放过。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母亲说，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这件事发财，而唯一做成功的事就是被别人牢牢吃住，像他这样笨手笨脚的人，这事一点也不奇怪。母亲的话是有原因的，他回到巴黎已经三个月了，可是一分钱也没有，穷得跟邻居若布一样，像这样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还能拿出什么给他的塞西尔？马亚尔夫人十分理解她的心情。这是事实，像塞西尔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阿尔伯特能给她什么样的未来，同样，马亚尔夫人也不奢望自己能有多么好的晚年。三个月里，他东逛西逛，打着零工，期待着收到大家常挂在嘴边的退伍金，可政府没有能力支付这么一大笔钱。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继父介绍了一个工作，在巴黎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当电梯员。
百货公司的管理部门希望招聘退伍军人，最好是得过很多勋章的军人，这可以给公司增光，也可以说是为了“讨好顾客”。就这样，公司选择了阿尔伯特。
每天，他都操作着一部精致的电梯，电梯的玻璃是透明的，能清楚地看到外面。每到一层，他就会向顾客播报楼层号码。虽然他很厌烦这个工作，他也从不向人述说他的苦恼（除了在信中告诉战友爱德华），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6月的一个下午，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塞西尔出现在了眼前，身边还跟着一个宽肩膀的男人。那一刻，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在收到塞西尔最后那封信以后，两人就失去了联系，只留下了一句简单的回答：好的。
他们走进了电梯，那一瞬间让他很是为难，于是，他装出不认识的神情，全神贯注地盯着电梯楼层数字。塞西尔和她的朋友要到最顶楼，由于电梯每到一层都要停，整个上升的过程十分漫长，一层一层地播报，阿尔伯特的嗓子都喊哑了，喉咙有些难受。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塞西尔新的香水味，优雅而别致，带着金钱的味道。年轻的男人闻起来也很有钱，阿尔伯特对此十分惊讶，他看上去年纪比她还要小。
让阿尔伯特感到丢脸的不是像这样的相遇，而是穿着军装所带来的震惊，这一刻，他只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士兵。看哪，他军装两侧还有绒球状的垫肩。
塞西尔认为阿尔伯特现在这个样子很丢脸，于是低下了头，双手合着，看着脚下。而身旁宽肩膀的年轻男人却一个劲地称赞电梯，这个现代技术的奇观让他惊叹不已。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除了被活埋在弹坑里，就从未有过这样漫长的时间，电梯里发生的事情就和弹坑里的情形惊人的相似，那种感觉难以言表。
塞西尔和她的朋友在女士内衣的那层楼下了电梯，她甚至看也没看阿尔伯特一眼。阿尔伯特将电梯重新开到底楼，脱下制服，没有领一分钱就走出了百货公司大厦。一周的工作，一分钱也没去要。
几天后，在受不了曾经的爱人变成仆人的状况下，或许还带着怜悯的心情，塞西尔退还了订婚戒指，只不过是通过邮局寄出去的。他想再送回戒指，不想祈求施舍，他看上去很穷酸，甚至从他那身仆人的制服中也能看出来。但是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包卡波尔香烟卖到一法郎五十分，煤炭已经涨到一个离奇的价格了，钱必须省着用。于是，他去了当铺，当了戒指，换了钱。停战以来，人们常常把巴黎市立信用当铺挂在嘴边，因为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似乎这里更可靠。
一有不要的东西，他就拿到那里当掉。
这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除了到街上做广告，阿尔伯特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在身上挂了一个广告牌，一前一后，那样子蠢极了。广告牌上吹嘘着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德迪翁·布东公司生产的质量上乘的自行车。在百货公司的嘉年华期间，塞西尔总是让他魂牵梦绕，虽然制服让他为难，但是要为金巴利公司做宣传，全副武装地走在街上，那种厌恶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表。
羞耻这玩意儿，他一把就扔进了塞纳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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