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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三四月间,仿佛藏在时空角落的中印缅战场,突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英帕尔是一座不大的山城,英军在缅甸失陷后,在此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和补给中心,作为保护东印度的中枢。英帕尔战役(又称“英帕尔—科锡马战役”)被写入了世界战争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取得的仅次于诺曼底和阿拉曼的重大胜利。甚至在西方世界,有很多资料把中国军队的缅北反攻和英帕尔战役合二为一,使这场战争的战果显得更加丰厚。英帕尔战役被视为英国军队的荣耀,其最大的闪光之处是它基本是英国自己打赢的一战,不像诺曼底,那里面唱主角的其实是美国人。

    英帕尔之战,关键的问题是为大英帝国保住了印度。在英国众多的殖民地中,印度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也是这个老牌殖民帝国投入最厚,收获也最丰的一块沃土。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丘吉尔之所以至死不能原谅老朋友蒙巴顿勋爵,就是因为蒙巴顿支持了甘地主导下的印度独立。丘吉尔说他“使大英帝国破碎了”。

    虽然从历史角度来看,蒙巴顿是站在了历史潮流的一边,但不得不佩服丘吉尔老辣的政治眼光。失去了印度的英国,就如同失去了祁连山的匈奴,从此江河日落,再也没有缓过气来。

    不过,在1944年春天,英军东南亚部队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在丘吉尔眼中却是英属印度的保护神,正走在他一生中最危急,也最荣耀的一战之中。

    平心而论,虽然战史中对日军这一战的指挥官牟田口中将评价不高,但是,在英帕尔战役初期,他的指挥颇有亮点,以至于整个战役英军面临极大压力。当时,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在印缅边界北段,英军在印缅边界的部队位于中国远征军部队的南方,主力为英第14集团军,从北到南摆开第4军、第15军、第33军,三个军15万人。1944年2月,在缅甸与印度南部边界若开地区,按照牟田口的要求,日军第28军发动“哈”号作战,以战,以第55师团对驻守在今孟加拉国西部的英印军发动了掩护性的攻势(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阿吉普战役)。这一战,日军轻易包围了战斗力不强的英印第7师,进逼战略要地吉大港,迫使英军调派位于缅印边界中部,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第15军前来增援。这样,当日军从印缅边界中段渡过钦敦江发起真正的攻击时,英军就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地步。

    英帕尔背后,就是东印度阿萨姆铁路。切断它,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基地雷多将会成为一座孤城,日军完全可以从背后反包围已经深入缅北的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

    如果英帕尔战役的价值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远征军的后背,英国人闹不好又会重演一次在缅甸的“金蝉脱壳”,抛弃“中国朋友”而走——大英帝国不承认友谊,只承认永远的利益。

    但是,这一次日军要夺取的是印度,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缅甸。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英国人不得不拼死迎战。

    日军攻击印度可说有备而来。除了三个步兵师团和两个装甲兵联队,他们的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用潜水艇从德国接回来的,亲日国大党独立派领导人、“印度汪精卫”钱德拉·鲍斯。鲍斯是甘地的密友和学生,两人都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但谋求印度独立的方法不同。甘地主张通过民主的手段,利用印度国内各基层的力量迫使英国放弃殖民统治;鲍斯则主张借助外部力量,联合轴心国势力驱逐英国。鲍斯在印度民间颇有声望,尼赫鲁曾经将甘地和鲍斯的照片并列悬挂。

    英帕尔进攻开始后,钱德拉·鲍斯指挥的所谓“印度国民军”(主要由在新加坡被俘的印度军人组成)随日军进入印度境内。如果日军拿下英帕尔,鲍斯很可能利用他的威望在印度建立日本的傀儡政府,并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反英暴动。这是英国完全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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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斯所辖印度国民军中的女兵部队——“詹西旅”,曾经参加了英帕尔战役。

    在1942年的缅甸之战中,中国远征军曾全力协助英军,试图守住缅甸。结果英国人把中国人留下打掩护,自己却转身跑掉。当戴安澜率第200师死守同古之时,英军在不通知中国军队(理由居然是<big></big>中国军官不可靠、怕泄密)的情况下,放弃侧翼阵地撤走,使第200师陷入重围。新22师奉命星夜驰援第200师,铁路却被装运英国殖民地官员家具细软撤退的列车占满,廖耀湘只好下令徒步行军。当盟军被迫撤退缅甸时,英国竟然对中国远征军宣布:“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准许中国入缅军队及其装备到印度避难,但按照国际惯例,贵军入境前须申请难民身份,由英国军人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

    孙立人率部撤退到印度时,是用机关枪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才没有落到被缴械的地步,也因此受到史迪威的青睐。

    “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盟友。”这句西方成语,中国人和史迪威在缅甸都算是领教了。于是,当日军打到英帕尔城下时,英国人不得不自己面对危局。

    逼急了的英国人,在英帕尔总算打出了高水平。蒙巴顿勋爵得知日军渡过钦敦江的消息后,迅即亲临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作战。盟军的空中优势抵偿了日军声东击西带来的危险后果。觉察到英军确实有意死守英帕尔,史迪威虽然不愿出动宝贵的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作战,但同意了英方协助运输兵员的请求,从3月下旬开始,把用于驼峰航线的45架DC3/C-47“达科他”式运输机借给蒙巴顿使用。这些运输机满载着第15军属下第5英印师及全部装备,从若开飞往英帕尔平原,协同第4军的部队保卫英帕尔。英军指挥官斯利姆将军在回忆中描述,当时美军运输机部队在大雨中“如同蝗虫一样,把部队从阿吉普迅速转运到英帕尔和科锡马”。英国人终于感到了灭亡的危险,这使他们在战斗中明显变得勇敢了一些。他们在英帕尔和科锡马,用战车和碉堡、壕沟共同组成的“圆筒”型阵地,死死顶住了日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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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3是挽救英帕尔的功臣,也是远征军在缅北使用最多的支援用运输机,轻便的美制76毫米榴弹炮可以直接拖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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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小汤山中国航空博物馆保存的一架达科他(DC-3/C-47)型运输机,推测为两航起义时回到大陆的一架。

    然而,也就是顶住了而已。15万对8.5万,英军仍然要到6月,才能打出第一个旅级规模的反击。英帕尔战役日军最后战败,可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补给。战斗后期,粮弹奇缺的日军被迫后撤,结果在雨季洪水暴涨的钦敦江畔被英军截击,困在丛林中无法逃脱的日军不是死于热带病就是死于饥饿,情况与1942年撤退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惊人的相似。此战,日方认为失败责任主要在指挥官牟田口廉也,因为他居然在没有准备足够后勤物资的情况下就向英帕尔发动了攻击,试图“就粮于敌”。

    这种指责对军事家来说是毫无错误的。但是,对牟田口廉也来说,也有不公平的一面。这是因为,受到兵力、后勤、技术的限制,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进行过这种不符合军事常识的作战,也曾屡屡获胜。在笔者看来,牟田口不应该因为没有理智而受到指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将领,几乎无一不疯,无一不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942年的缅甸战役中,日军也有过类似的疯狂作战。同古失守后,尽管英军不堪一击,但廖耀湘率新22师在斯瓦打出了一个精彩的滚筒式撤退,利用斯瓦至平满纳多为隘路的地理条件,预设纵深阵地,各部交替掩护,主动而有计划地节节抵抗日军第55师团的攻击。廖耀湘的巧妙布防,迫使日军的进攻步伐迟缓下来,双方在缅甸古都曼德勒附近一度打成相持,缅甸战局大有转机。但是,此时,日军以擅长山地丛林战的第56师团,在和进攻英帕尔一样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绕过东枝,迂回奔袭近千里,于4月24日忽然攻占腊戍,切断了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造成缅甸战局全面崩溃。

    有这样的经验,牟田口虽然狂妄,制订英帕尔作战计划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非常了解经过武士道精神训练的日本法西斯士兵在战场上可以达到怎样的疯狂。事实上,日军在英帕尔战役中确有过“就粮于敌”的机会。此战中,日军也曾如同缅甸战役中一样,派出部队迂回到英军背后。这支部队就是日军第214联队配属山炮兵一个大队组成的“作间支队”,该部队绕过英军防线,于1944年3月27日,攻占了英军在英帕尔南方的同赞和辛格尔两个兵站,与正面进攻的第33师团一道将英军第17师团团包围。发现情况不妙后,英军向北拼命突围。此时,作间支队在英军选择的突破口辛格尔,只有不满员的一个大队,经过伤亡惨重的战斗后不得不放英军突围。日军第33师团原99lib.大尉军官恒田敬一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英军被围车辆超过1000辆,并有大量火炮。重围中的英军夺路而逃,还夺回了日军攻占的辛格尔镇兵站,将包括1200辆汽车,大量弹药、汽油、粮秣等物资付之一炬。事后,第33师团长柳田中将被解职。

    日军战斗力确实精悍。直到6月22日,尽管几乎只有步枪子弹、树叶和冷水,缺少基本的生活和作战物资的日军仍然一度击溃英印第20师,突破了英军的防线,打到可以遥望英帕尔城的地方。那里布满了英军为了保卫印度设立的军营、医院、军械库、弹药库和军需库,但城中兵力大多抽调到前线,城防极为虚弱。而日军力量就此耗尽,再也无法前进。

    由此可见,尽管日军犯了大量错误,英帕尔战役英军仍然属于险胜。假如有疯狂法西斯精神的日军拿到囤积在英帕尔的大量物资,此后的战局实难预料。

    可以想象,如果3月下旬在辛格尔,日军出动迂回的部队不是一个联队,而是如同攻击腊戍时那样的一个师团,英军第17师恐怕难逃性命,而日军亦将获得大量物资补给,弥补牟田口作战计划最大的不足。

    也可以想象,如果6月在英帕尔城下,日军能拿出一个师团的新锐兵力,又将给英帕尔城的英军带来怎样的灾难。尔后,双方攻守难说不会易位。

    甚至,哪怕是后撤途中,有一个师团来掩护一下,日军也绝不至损失如此惨重——此战日军参战兵力85000人,退回缅甸的不过17000人,而其中作战伤亡被俘的不到一半,大部分是在撤退途中,因无力突破英军的阻截而死于饥饿和疾病。

    而牟田口的英帕尔作战计划中,本来,确实有一个师团外加一个旅团充当预备队的。这就是第53师团(代号“安”)和第24混成旅团(代号“严”),其兵力远超缅甸战役时担任迂回的第55师团。然而,当日军在英帕尔窘相毕露的时候,这两支部队却踪影皆无。

    原因是,这两支部队都已经为了抵挡中国远征军的猛烈攻势,被“借走”投入缅北战场了。同时,远征军部队的进攻,还迫使日军将预备用于英帕尔方面的航空兵力也抽出部分增援缅北。

    可以说,虽然远征军只有很少的部队列入英帕尔之战的序列(新30师的一个团),但没有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就没有英帕尔战役盟军的胜利。

    这也是我们在这部描写中国远征军的作品中,用了上面篇幅描写英帕尔战役的原因。

    日军为何要抽调英帕尔战役的预备队来堵截远征军呢?

    因为攻占孟关以后,中国远征军几乎没有停步,就开始了对日军第18师团的追击作战,攻势势如破竹。损失惨重的日军招架不住,刚刚成立负责缅北战区的日军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材中将不得不向牟田口借兵。5月,中国在云南的20万远征军强渡怒江,打响收复滇西之战,缅北日军情况益发恶化,英帕尔的日军预备队就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了。

    在攻占孟关之后,或许是受到孙立人几次迂回作战成功的启发,史迪威不但放弃了“禁止迂回”的乱命,而且自己也不断琢磨起发动迂回作战的念头来。

    以史迪威为首的缅北作战各部,在1944年春夏之交对日军发动了一次类似三叉戟的凶猛攻击。

    三叉戟的中路,依然是以新一军主力为主,配属坦克部队,沿着胡康—孟拱河谷稳扎稳打,继续向日军第18师团进攻,力图打通这条河谷,消灭日军,进入缅北平地。

    左路,是史迪威的神来之笔,老将军计划以两个中美军混合纵队发动一次战略性的迂回作战,从孟拱河谷左侧穿越荒无人烟的林莽,直取缅北重镇——日军第18师团的后方大本营密支那。虽然这样的攻击似乎难以保证后勤供应,而可能把部队送入险境,但史迪威自有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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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密支那的中美联合突击队正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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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孟拱河谷进军中,新22师一名少校送给美军军官一枚日军炮弹碎片作为纪念品。

    密支那,是缅甸北方最重要的都市和水陆交通枢纽,从这里开始的缅北铁路向南延伸到曼德勒,是缅甸北方的交通大动脉,也是经缅甸北部回国的必经之地。当年,正是因为日军攻占了这里,才逼迫杜聿明不得不率部进入野人山,结果酿成葬送数万精兵的惨剧。密支那在缅甸相当于沈阳在我国的地位,这里也是缅北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的联络枢纽。尽管第18师团兵力大多已经投入胡康—孟拱作战,日军仍然抽出第114联队主力(欠一个大队)对密支那进行防卫,守将为丸山房安大佐。在缅甸军中,牟田口廉也有“小东条”之称,意为他的军国主义狂热和好斗酷似东条英机,而丸山房安则被称为“小牟田口”,其作战风格可见一斑。此时,英军的特工部队和实际由潘德辉指挥的克钦族游击队,已经渗透到密支那附近,并不断展开活动,攻击日军的补给线,切断交通和通信线路。为了对付他们,懊恼的丸山大佐把大量部队派出到周围地区,密支那守军此时不过一千多名,为史迪威的奇袭提供了条件。

    但是,这一路要在丛林中穿插近千里,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比较多,而且部队运动所需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当中路和右路已经战火纷飞,在当面日军看来,中国军队的左路依然沉寂如常。

    右路主力并非中国军队,而是英军温盖特将军率领的钦迪特空降纵队。争得中国远征军方面的同意和配合之后,他指挥这支部队在3月5日空降于孟<var></var>拱河谷谷口右侧的卡萨和温藻一带。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兵力为温盖特部队提供支援。缅北铁路是从曼德勒向北,经过卡萨和温藻,再经过孟拱,才到达密支那的。温盖特部队的空降,切断了缅北铁路并建立了一个“圆筒”形工事和三个临时机场。这里,正好是孙立人将军两年前率新38师为整个远征军断后的阵地,那一次的后卫战,也是缅甸失陷前盟军和日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

    温盖特将军是英军中一名与众不同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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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军猛将温盖特

    欧德尔·温盖特,1905年出生于印度,成年后进入皇家炮兵部队服役,曾长期驻防巴勒斯坦。温盖特是最早认识到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的英国人之一。所以,在巴勒斯坦他极力支持当地以色列人的秘密建国运动。后来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和战神达扬都是他的好友。温盖特的行为被认为违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被调到苏丹,结果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土著部队和意大利人作战。这支部队为了纪念在苏丹被起义者杀死的原清朝洋枪队统领戈登,而被称作“戈登部队”。

    但是他特立独行的作战风格,对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同情,使他在暮气沉沉的英军中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心灰意冷的温盖特曾在开罗自杀过一次。伤愈后,蒙巴顿勋爵看中了温盖特的刚烈和军事才能,调他前往缅甸从事游击战争。他果然不负众望,依靠英国军官和土著战士,建立了当时唯一一支敢于从印度向缅甸进攻的英军部队——钦迪特空降纵队。他甚至希望把整个英国第14军都改造成钦迪特式的远程攻击部队。当然,这个计划遭到了其他军官的坚决反对。

    温盖特在生活中是个古怪的人,他本来相貌英俊,后来却喜欢留一副乱蓬蓬的大胡子,而且经常以近乎裸体的方式出没在军营之中。他还喜欢在手腕上画一块手表,而不是戴真的。为此,不喜欢他的一些同僚干脆怀疑他有精神病。

    不过,以色列人可不这样看。至今,在以色列的任何一个较大城市,都可以找到一条“温盖特路”,那是犹太人为了感激这位侠义的英国军官而命名的。

    史迪威很欣赏这位勇敢的将军,所以,蒙巴顿勋爵让温盖特所部担负与中国远征军配合作战的职责,可谓人尽其才。

    温盖特的出击,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他的进攻可以形成中国远征军的右翼,切断缅北日军与其南方部队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掩护中路部队的进攻;另一方面,英军已经获悉日军即将对印度发动进攻的情报,这一击必然导致日军从进攻印度的战场上抽调部队,从而减轻正面作战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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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德辉(名义上是副队长)指挥的克钦族游击队,在日军后方来去如风,令日军十分头痛。

    事实上,温盖特的攻击大出日军意料,日军在卡萨和温藻附近的兵站和铁路设施被轻易攻占。匆忙中日军只得派出第53师团一部北进,与英军在卡萨展开激战。但温盖特设置的圆筒形阵地颇为坚固,兵力也增加到五个旅12000人,所以双方一时打成胶着。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中路的进攻显得轻松自如,有板有眼。

    胡康—孟拱河谷分为胡康和孟拱两段,中间天然阻隔为雄峻的杰布班山。中国军队攻占胡康河谷后,随即发起争夺杰布班山山口的战斗,当面的敌人仍然是老对手——田中新一中将麾下的第18师团。不过,此时日军的“丛林之王”第18师团已经威风不再。孟关—瓦鲁班之战让该师团损失惨重。根据日本军事历史学家相良俊辅所著《菊与龙》揭示,除了没有投入战斗的第114联队以外,退到孟拱河谷的第18师团损失达到了60%。相良惊呼:在日俄战争中,一支部队的损失达到70%就会自然崩溃了,第18师团已经到了无法作战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不断给第18师团补充新兵,甚至从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调动大量士官生和军校毕业生作为干部补充进来,以保障第18师团的战斗力。

    然而,即便是新兵之中,也弥漫着到第18师团和中国远征军交手的畏惧心理,这是抗日战争中十分罕见的事情。当时,日军第18师团兵站指挥官松田公平大尉负责接收新兵的任务,曾到老挝接送一批新兵到密支那去。集中在老挝的这批新兵一共800人,按照规定由第18师团与第56师团平分。结果新兵们纷纷想方设法试图调入云南方面的第56师团,而不愿意到第18师团。究其根源,原来是这些新兵不知从何处了解到,胡康河谷方向中国远征军的攻击迅猛和第18师团的惨重损失,不愿意去那里和远征军硬碰硬地作战。第56师团所在的龙陵、腾越等地,虽然也在中国远征军的虎视之下,却还没有打起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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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拼命整补第18师团,最后算起来其在缅甸时期兵员竟达31000多人,几乎是其他师团如54师团的两倍。这是18师团一批补充兵1944年2月从中国东北经上海去缅甸时,在北京合影留念,照片上他们依然穿着北方冬季军服。

    此情此景让松田大尉愤怒异常,指着新兵的鼻子怒喝道:“八格牙鲁,到哪个师团都是一样的。奉公还需要看去什么部队么?不许挑挑拣拣!”

    松田大尉总算带了400名新兵,100多匹马返回了前线。

    杰布班山险路绵延60多英里。日军驻缅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通知田中师团长,称英帕尔作战取得一定成果后,将抽调两个联队协助第18师团发动反击,时间定在5月上旬。日军为了这个无形的画饼死死支撑,据险抵抗,十分顽强,但经过连续激战,中国远征军依然连克丁高沙坎、拉班、沙杜扎、高鲁阳等日军据点,新38师沿南高江东岸,新22师沿南高江西岸向前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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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缅日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

    这一段时间中国军队打得比较顺手,说起来原因大体有二。

    第一是有及时稳定的后勤补给,中美运输部队利用中国远征军背后已经修筑完成的中印公路部分路段,派出汽车不断将物资运往前线。

    中印公路的质量甚佳,即便今天重新启用这条公路,其工作量也十分有限。有趣的是,美军工兵往往喜欢在路段的急转弯处设置希望减速的标牌,上面的主角多是性感女郎。这种路标无论对于美军司机还是中国司机来说,减速效果都是一样的好。

    同时,美军更使用飞机从后方运送物资到前线野战机场,并带回伤员。在中国远征军不断出动部队迂回敌后的同时,美国运输部队也在试图跟上他们的步伐。于是,在中国军队攻占的前沿阵地周围,很快就会出现大量用蜂窝钢板搭建的简易机场。美军的C-47运输机、P-51野马战斗机、L-5联络机往复飞行于印度与前线之间,机声隆隆,使缅北的丛林出现了一点现代化的异样景观。

    与之相比,日军的补给情况就糟糕得多。由于战斗损失太大,配属第18师团的第12辎重联队(指挥官水谷虎吉中佐)的官兵都不<bdi></bdi>得不拿起枪编成了步兵,投入一线作战。整个师团的补给任务压在了前面提到的松田大尉肩上。这位松田大尉原来是久留米日本橡胶工业公司的作业课长,善于组织并熟悉热带情况。田中新一中将看中了他的这些特殊才能,令其担负补给重任和师团与军部的联络任务。

    第18师团原有大约200辆缴获的英军卡车,但在胡康河谷的作战中,被中美空军摧毁了数十辆,残余部分由于没有汽油也不得不放弃。松田大尉不得不另辟蹊径,组织了有250头大象组成的大象运输队,勉强为一线部队提供补给。松田和缅甸土著打交道的才能甚佳,曾经编写了名为《大象实战运用法》的小册子,在缅甸日军中流传甚广。

    尽管营养失调、半饥半饱,和英帕尔作战中口粮最后减到一天0.6两大米的日军相比,第18师团靠着大象运输队还算勉强可以维持。只是,和中国军队相比,这种后勤差异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新38师部队攻克日军阵地后,发现其多靠煮芭蕉根补充食粮,这种东西只要吃上两三天就会全身无力。

    中国军队进攻的第二个优势,即装甲部队的大量投入。

    在杰布班山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动辄出动数十辆战车,在步兵的有效掩护下攻击日军阵地,给日军带来极大心理震撼。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装甲部队和日军最早的较量是在上海,当时杜聿明的装甲兵团也曾出动维克斯六吨半战车,协助步兵猛攻日军汇山码头、爱国女学等阵地,但最多一次也只不过投入三辆战车而已,结果因为兵力太单薄,步兵又不懂得要掩护坦克而在激战后损失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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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937年淞沪会战,攻击汇山码头战斗中,由于缺乏步兵掩护被击毁的中国军队维克斯六吨半战车。

    在缅北战场作战的中国装甲兵的装备得到极大改善。淞沪会战中,中国主力战车是英国维克斯-2型战车,重量只有6.5吨,日军的四一式山炮可以轻易打穿其装甲。而远征军的主力战车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重12.7吨,谢尔曼坦克更重达33吨!日军的37毫米速射炮和47毫米反坦克炮,勉强可以迎战中国军队的M3斯图亚特战车,但在M4谢尔曼战车面前几乎毫无作用,只有76毫米山炮有一定的阻击能力。不过,由于山炮并非设计来攻击坦克的,无论射击精度还是射速都不能满足要求,阻击能力相当有限。相田俊辅曾描述,日军在马拉关一战用山炮摧毁了中国军队40辆谢尔曼式坦克,这一点连日方历史学家自己也不能接受,因为当时中国远征军在前线的谢尔曼坦克总共也不到40辆。参考中方记载,中国坦克部队只是在发现自己处于对方山炮弹幕之中时,转向避开而已。但缺乏战斗经验的日军新兵看到炮弹爆炸的火光就认为是坦克被击毁,报出了这个“泡沫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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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A3斯图亚特式战车,这种美制轻型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最广泛的战车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装备美国陆军外,还提供给中国、英国等同盟国军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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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征军装备的M4A4谢尔曼中型坦克

    实战中,大多数时候日军步兵只好依靠敢死队,用磁性反坦克手雷和燃烧瓶阻击中国远征军坦克的攻击。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资料,的确有两辆谢尔曼坦克因此遭到日军摧毁。此后,中国远征军部队在坦克的侧翼焊接了防护网,使手雷和燃烧瓶无法直接击中坦克装甲,日军的敢死队战术因此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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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相良俊辅《菊与龙》中记载,两辆远征军谢尔曼坦克被日军摧毁的场面。

    此外,每次远征军战车部队出战,都是数十辆成规模行动,必有新22师的步兵提供掩护,这些措施都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生存率,并给日军造成更大损失。所以,缅北战场上中国战车部队的行动,给日军造成了巨大威胁并不断突破其防线。

    在阻击战斗中连连失利的第18师团,意识到依靠少量部队难以遏制中国军队的攻击。4月下旬,田中新一开始集中兵力于加迈门户马拉关,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坚固的阵地来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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