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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静的美国人》
序言
我不喜欢有所感触：因为意志给激发起来，而行动又是最危险的，我为一件人为的事，一件感情用事、处置失当的事，战战兢兢，凭我们可怕的责任感，我们最容易干出这类事情。
——阿·休·克拉夫
这是种种新发明的专利时代——把种种屠杀肉体与拯救灵魂的新发明，一律全说成是具有最善良的意图。９9ｌiｂ?
——拜伦
亲爱的勒内和凤儿：
承蒙允许，我把本书献给你们。这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去五年我在西贡和你们一块儿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夜晚，也为了我自作主张地借用了你们公寓的地址来作为我书中一个人物的住处，又借用了你的名字，凤儿。这是为了读者的方便，因为这个名字既简单又优美，还容易念，你们女同胞的名字并不全都是这样。你们俩会看到，除此之外，我没再借用什么了，当然没有借用越南任何人的特性。派尔、格兰杰、福勒、维戈特、乔——这些角色在西贡瓦河内的现实生活中都并无其人，而泰将军也早已死了：据人家说，是在逃跑时背上中枪毙命的。就连那些历史事件中至少有一件，也由我重新安排过了。例如，大陆酒店附近的大炸弹爆炸案发生在自行车爆炸案之前，而不是在那以后。对于这些小改动，我没有什么顾忌。这是小说，不是一篇历史。我希望它作为一部关于几个虚构人物的小说，可以替你们俩打发掉西贡一个闷热的傍晚。99lib?
你们亲密的朋友
格雷厄姆·格林
第一章
晚饭后，我在卡蒂纳街我的房间里坐下来等派尔，他说过，“我最迟十点钟左右来找你。”等到半夜以后，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楼走到街上去。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婆子坐在楼梯口：那会儿是二月，我想她们是嫌床上太热了吧。一个三轮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向河边驶去。我可以看见在他们卸新到的美国飞机处灯火通明。
长街上四处都见不到派尔的踪影。
当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公使馆有什么事一时走不开，不过那样的话，他早就会打电话到餐馆去了——他对这些小节一向很在意。我转身要回进屋子去，一眼看见一个姑娘在隔壁门口等人。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那条白绸裤子和那件有花的长旗袍，可是看见这些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家。
“凤儿，”我说——这意思是凤凰，不过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后余灰中也不再有凤凰出现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她也在等派尔。
“他没有来。”
“jesals.jetalvuseulghfere.”
“你还是上楼去等吧，”我说。“他这就要来啦。”
“我可以在这儿等。”
“最好别在这儿。警察会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出来的几个有刺儿的、不愉快的笑话，可是她的英语和法语全都不够好，不会懂得我的嘲讽。说也奇怪，我并没有想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没有想要伤我自己心的意思。我们走上楼梯口的时候，那些老婆子都转过头去。等我们刚走过，她们的嗓音又一起一伏，仿佛一块儿在唱歌似的。
“她们在说些什么？”
“她们以为我又回来了。”
在我房间里，几星期以前中国新年时，我陈设的一盆树，上面的黄花大半都已经落下了。它们落在我打字机的键缝里。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来。“tuestroublo”凤儿说。
“这不像他的为人。他一向挺守时间。”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在床上躺下。凤儿点着了煤气炉，动手烧水泡茶。这情景就跟六个月前差不多。“他说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说。
“也许。”
“他很喜欢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说。
我看到她正在改变她的头发式样，让那一头黑发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头发梳得很考究，她以为那才像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派尔有一次批评过那种发式。
我闭上眼睛，她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了：烧开水，叮铛响着拿茶杯倒茶，夜间某一时刻的需要，而且保证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他这就快来了，”她说，仿佛他不来，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究竟谈过些什么。派尔为人很认真。他那一大套关于远东的演讲，我早受够了。说到远东，他在远东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数差不多。民主主义是他的另一个话题——他对于美国在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说来很明确，很令人气恼。凤儿呢，她又天真无知得出奇，要是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会插嘴问希特勒是什么人。要跟她说清楚，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对于欧洲的地理只有一点儿最模糊的知识，尽管关于玛格丽特公主，她知道的当然比我多。这时候，我听见她把烟盘在床头放下。
“他仍旧爱你吗，凤儿？”
跟一个安南女人上床睡觉，就像带一只小鸟睡觉一样。她会在你的枕边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觉得没有一个安南女人的嗓音有凤儿的这么好听。
我伸手过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头也像鸟儿的那么脆弱。
“是他来了吗，凤儿？”
她大声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在恋爱吗？”——也许恋爱是一个她不懂的词语。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她问我。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点亮了烟灯，烟盘也已经摆好了。在她皱着眉头，凑近灯火，全神贯注地烧着一小粒鸦片烟泡时，她手上的烟签滴溜溜地转着，烟灯的光把她的皮肤照成了深黄的琥铂色。
“派尔至今还不抽这个吗？”我问她。
“不抽。”
“你应该让他抽上瘾，要不他就不回家来了。”这是她们中的一种迷信，认为一个情人只要抽鸦片，就总会回来，哪怕他跑到法国去。抽上鸦片，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也许会受到损害，不过她们总是宁愿有个忠实的情人，那方面差一点也没关系。
这会儿，她正把那个小小的烧热了的烟泡紧贴在烟斗边上捏着。我已经可以闻到鸦片的香味了。没有什么香味比得上它的。床边，我的闹钟指到了十二点二十分，不过我的紧张已经过去。派尔已经逐渐消逝了。在凤儿全神贯注，弯身在烟灯上照料着那柄长长的烟枪，像照料一个孩子那样时，烟灯照亮了她的脸。我很喜欢我的烟枪：两尺多长的一根笔直的竹筒，两头都嵌有象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烟斗。它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圆的周边因为经常揉捏鸦片，已经磨擦得又光又黑了。这时候，她把手腕一转，把烟签插进烟斗的小眼去，把烟泡装上，又把烟斗在烟灯上转过来，握定烟枪，等我去拍。我吸着时，烟泡就流畅地微微起着泡沫。
老烟鬼一口气能抽下一袋烟，我可不成。我总要几口气才抽得完。一拍完，我就直挺挺地躺着，脖子靠在皮枕头上，让她去安排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真个的，事情非常明白。派尔知道我临睡前要拍几斗烟。他不愿意打扰我。清早，他自然会上这儿来的。”
烟签插进了烟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烟枪时，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压根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着她的灾收窝。“你离开了我以后，”我说，“幸好我可以靠这个混混。奥尔梅街那边有一家好烟馆。我们欧洲人多爱大惊小怪啊。你不应该跟一个不抽烟的男人同居，凤儿。”
“可是他要和我结婚，”她说，“就快啦。”
“当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给你烧一袋吗？”
“好”
我心想，要是派尔一直不来，她这一晚会不会答应跟我睡觉，不过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烟后，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当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着我，那也很惬意——她总是仰着睡。早晨一觉醒来，我就可以拍上一口，也免得一个人寂寞。
“派尔现在不会来了，”我说。“就待在这儿吧，凤儿。”她把烟枪递给我，摇摇头。等我把那袋烟抽下后，她在不在我身边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派尔为什么不来呢？”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是去找泰将军了吗？”
“我也不会知道。”
“他曾经告诉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块儿吃晚饭，他就不会上这儿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烧一袋烟吧。”在她俯身凑近烟灯时，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这首诗：“moflenkfi，……”下文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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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retmotlrlr
anpaysquiieressemble。
外面河边停泊着许多船只，“donthumeurestvagabonde.”我想，要是闻闻她的皮肤，那一定带有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她的肤色也正像烟灯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绘的这种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边曾经看见过。她像一片芳草那样天真自然，我真不愿意丢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尔就好了，”我大声说，不过我这会儿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还忍受得住——这是抽了鸦片的好处。有人在房门上敲了一下。
“是派尔，”她说。
“不。他不是这样敲门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开黄花的小树，花瓣又纷纷落在我的打字机上。房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大声喊着。
“我就是福勒，”我说。来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会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头来，我也看得见他穿的卡其短裤。
他用几乎使人听不懂的越南法语解释说，公安部门要我立刻去——马上——快去。
“是法国公安部门还是越南公安部门？”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佛朗松”。
“为了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来叫我去。
“toilllssi，”他向凤儿说。
“跟女士说话，你得客气点儿，”我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也在这儿？”
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后，我就来。”
“surieg，”他说，这是一个穿得齐齐整整、相当固执、身材矮小的家伙。
跟他争吵并没有什么用，于是我就起来，打好领带，穿上鞋。在这儿，什么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证，他们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要他们乐意，他们甚至可以拒绝发出境证给我。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办法，而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里，合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突然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四处找寻，找到越南公安部门去，那里的警官告诉他，他的厨子给找去询问过后已经获释了。厨子家里的人从此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也许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也许他已经给征募进了一支私家军队。这种私家军队在西贡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军，就是高台教军，再不就是泰将军的部队。也许，他给关在一座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正在华侨聚居的堤岸那一带靠姑娘们大发横财。也许，在他们盘问他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我说，“我可不走着去。要我去，你得花钱叫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得保持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门，拒绝那个法国警官敬我香烟的缘故。抽了三袋鸦片后，我觉得脑子清楚、灵活：容易作出这类决定，不至于一下忘却主要的问题——他们找我来，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以前，在几次宴会上，我会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因为他看来过分疼爱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个装饰华丽而俗气的金发女人。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维戈特还坐在香烟烟雾中，疲倦、颓唐，又热又闷，头上戴着绿色遮光罩，桌上摊开一本帕斯卡的作品，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容他单独询问凤儿后，他立即让步，只叹了一口气，这也许是表示他对西贡，对这闷热的天气，或是对整个人间情况全都感到厌倦了。
他用英语说道，“很对不住，我不得不请你来。”
“我不是给请来的，是奉命来的。”
“哦，这些本地的警察——他们不懂事。”他的两眼盯住了《冥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然全神贯注在那些伤感的议论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派尔的。”
“你最好问他本人。”
他转脸对着凤儿，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一个月——我记不太清楚啦，”她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
“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我说。“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
“她过去跟你同居过，是吗？”他突然这样问。“同居了两年。”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
“关于派尔，你知道点儿什么？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并不想问。不过这事相当严重。请你相信我，事情很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关于派尔，我能告诉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龄：三十二岁，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国籍：美国。”
“从你的口气听来，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维戈特说，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送来三杯清咖啡。
“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维戈特问。
“我是一位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该是呢？总有一天，我要回老家去，对吗？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他这么说。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你知道。按他的为人讲，他很不错。严肃认真。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就像我可能会说“一只蓝色的蜥蜴”，“一只白色的大象”那样。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我注意看看凤儿。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稳定情绪。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不重要了。我想，凤儿还没有注意到维戈特的凄凉、决绝的语调。她的英语很差，一面坐在那张办公室硬椅子上，一面还耐心地等待着派尔。那时候，我已经放弃等待了。我看得出维戈特把这两种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
“你第一次是怎么遇见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为什么该向他解释说，是派尔遇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大陆酒店的酒吧间走来：一看就知道是一张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脸，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条过于瘦长的腿摇摇晃晃，一头划船队员式的短发，一双大眼睛，看起人来一派大学生神情，他似乎决做不出什么害人的事情。街边的餐桌那会儿大半都坐满了。“您不介意吧？”他严肃而谦恭有礼地问。“我姓派尔。是初次到这儿的，”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叫了一杯啤酒。然后，他很快地抬起头来，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张望。
“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吗？”他激动而满怀希望地问。
“很可能是一辆汽车的轮胎爆炸，”我这么说，突然又对他的失望感到过意不去。一个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前，我曾经对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名称而叫作新闻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手榴弹爆炸在我早已平淡无奇了，它们是本地报纸列在最末一版的新闻——昨儿晚上在西贡发生了多少起，在堤岸发生了多少起。这种事在欧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报。大街那头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很逗人爱的身材扁平的娘儿们——白绸裤子，又长又紧、有粉红色和紫色花样的短上衣，衣衩开到大腿以上。我注视着她们，知道我将来永远离开这一带地方时，准会怀念她们的。
“她们很逗人爱，是吗？”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说。派尔在她们沿卡蒂纳街走去时，粗略地瞥了她们一眼。
“哦，的确，”他满不在意地说：原来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公使很关心这些手榴弹爆炸事件。”他说，“假如闹出一件事来，那会很尴尬的，——我是说，假如涉及到我们一个人的话。”
“涉及到你们一个人？是呀，我想那样事情就严重了。国会可不会乐意的。”我何苦要戏弄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呢？也许不过十天以前，他还从波士顿的公地上走回家去，怀里抱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那是他动身上这儿来前赶着在读的。这会儿，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早已一心专注在民主的难题和西方的责任上了。不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决心要来做些好事的，不是对哪一个人，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可以说是正得其所哉，要来改良整个宇宙。
“他这会儿在停尸房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警察的愚蠢问话，配不上这个读帕斯卡文章的人，也配不上这个特别疼爱自己妻子的人。一个人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谈爱情。
“没有犯什么罪吧，”我说。我心里想他果真死了。难道派尔不是一向自行其是的吗？这时候，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受到一个警察的怀疑所感到的憎恨，可是什么也没有。除了派尔外，谁也不该负什么责任。我们全都死了，是不是更好点儿呢？鸦片烟在我内心里这么推论着。但是我审慎地看看凤儿，因为这件事对她说来，是很不好受的。她以她的方式一定很爱他：她难道没有喜欢过我，后来又离开我到派尔那儿去吗？她自动喜欢上了青春、希望和严肃认真，现在这一切又比上了年纪和令人失望的我使她更加痛苦。她坐在那儿，望着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她还没有明白出了什么事。也许在事情没有完全暴露出以前，我能设法把她带走，那也许会是一件好事。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我能使这次审问含含糊糊地很快就结束，我就可以稍缓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不在一个警察的眼面前，离开办公室的这些硬椅子，离开好些蛾子绕着飞的这只没有灯罩的灯泡。
我向维戈特说道，“你想知道的是我在哪一段时间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的那一段时间。”
“六点钟，我在大陆酒店喝酒。那里的侍者们会记得的。六点四十五分，我走到河边码头上去看美国飞机从船上卸下来。我在美琪大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后来，我就进了隔壁那家电影院。他们也许还想得起——我买票时他们得找我一些钱。从电影院出来，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酒家——我想我是八点半左右到那儿的——独自一人吃晚饭。格兰杰当时在那儿——你们可以问问他。随后我又坐了三轮车回家，那时大约是九点三刻。你们或许可以找到那个三轮车夫。十点钟，我正在等派尔来，可是他没有来。”
“你为什么在等他？”
“他打过电话给我，说他得见我，有点儿要紧的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件件事在派尔看来全都是要紧的。”
“还有他的这个女人呢？——你知道她那时候在哪儿吗？”
“午夜的时候，她在外边等候他。她很着急。她什么也不知道。哟，你难道瞧不出吗，就连这会儿她还在等他。”
“我瞧得出，”他说。
“你总不会当真认为，我出于嫉妒把他杀了——或是她为了什么而杀了他吧？他就快跟她结婚啦。”
“对”
“你们在哪儿发现了他？”
“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下面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在那道桥旁边。桥上有武装的警察，酒家还装有一道铁栅，使手榴弹扔不进去。晚上，走过那道桥是不安全的，因为河那边天一黑就是越盟的世界。
这么说来，我昨儿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定离开他的尸体还不到五十码。
“问题是，”我说，“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说实在的，”维戈特说，“我一点儿也不难受。他惹的乱子真不少。”
“愿上帝永远保佑我们，”我说，“不碰上一些天真的老好人。”
“老好人吗？”
“是呀，老好人。就他的为人而言。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不会赏识他的那一套作风的。不管怎么说，他反正是一个倒媚的美国佬。”
“请你辨认一下尸体，成吗？很对不住。这是一件例行公事，一件令人不很愉快的例行公事。”
我没有操心问他，为什么不等美国公使馆的人来。这点道理我早明白了。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方法是有点儿老式的：他们相信良心，犯罪感，应该让一个罪犯面对他的罪行，说不定他会垮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同时维戈特走下石级，到冷冻机嗡嗡响着的地下室去。
他们把他拖出来，像拖一盘冰块那样。我留心察看了一下。几处伤口已经冻结起来，很平滑。我说，“你瞧，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裂开。”
“要评论上几句吗？”
“这不是你们的目的之一吗？用一件实物来考验一下。但是你们已经把他冻僵啦。在中世纪，可没有很强的冷冻设备啊。”
“你认得出是他吗？”
“哦，当然认得出。”
他这时候看起来更不正常：他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本家庭照相簿上看见过他，在一个度假农场上骑马，在长岛海滨游泳以及跟同事们在一座公寓第二十三层楼上的合影。他理应生活在摩天大楼和直达电梯，冰淇淋和纯马提尼酒：午餐喝牛奶，在商业大楼里吃鸡三明治那样一种生活里。
“他并不是因为这个伤口死去的，”维戈特指着胸膛上的一个伤口说。“他是在烂泥里给闷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污泥。”
“你们办事倒挺快呀。”
“在这种气候里，不得不快。”
他们把尸体推回原处，关上了门。门上的橡皮边低沉地响了一声。
“你根本帮不了我们一点儿忙吗？”维戈特问。
“一点儿忙也帮不了。”
我和凤儿一路朝我的住处走回去。我这时候不再端起来了。死神带走了虚荣心——妻子跟了别人，做丈夫的决不可以露出一点儿痛苦来，可是我当时连这点儿虚荣心也没有了。凤儿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又没有本事慢慢地、心平气和地告诉她。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脑子里想到的尽是新闻大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杀害。”在报馆里工作的人不知道怎样把坏消息告诉人，就连这会儿，我还不得不想到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一下，成吗？”我让凤儿站在街上，一个人进去发了电报，又出来回到她身旁。这不过是做一种姿态：我很明白，那些法国记者早已得到消息了，或者就算维戈特不偏心的话（这很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也会扣下我的电报，直等到法国记者们的电报发了再发。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出的电讯。并不是因为派尔这个人很重要。要是把他的真实经历详详细细地发回去，说他死前至少对五十条人命负责，那又不成，因为那会损害到英美的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的。公使对派尔非常器重——派尔得过一个好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可以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舞台技巧，甚至也许是远东问题（这一类书他读过很不少）。
“派尔在哪儿？”凤儿问我。“他们找你干什么？”
“先回家去，”我说。
“派尔会来吗？”
“他可能会来。”
那些老婆子还在楼梯口聊天，那儿比较凉快。等我打开房门后，我立刻看出我的房间已经被人搜查过了：一切都比我离开时更为整齐。
“要再抽一袋烟吗？”凤儿问。
“好吧。”
我解开领带，脱下鞋。插曲已经过去：这一夜几乎又跟平常一样了。凤儿蹲在床头点着了烟灯。monenfant，masoeur——琥珀色的皮肤。sadouguenatale。
“凤儿，”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捏烟泡。“estmort，凤儿。”她手里握着烟签，抬脸望着我，像一个孩子那样聚精会神，皱着眉头。
“pyk68tmart，asssssllle.”
她放下烟签，往后坐在脚后跟上，望着我。没有哭喊，没有眼泪，只是沉思——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生活的全部进程时的那种长久、私下的沉思。
“你今儿晚上最好就住在这儿，”我说。
她点点头，又拿起烟签来，开始烧鸦片。抽了鸦片后，我平时总熟睡上一会儿，至多睡上十分钟，也好像休息了一整夜。那一晚，我从一次这种熟睡中醒来，发觉我的手又放在过去夜晚常放的地方，在她的两腿之间。她睡着了，我几乎听不见她的呼吸声。经过了这么多个月后，我又一次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了，但是我突然生起气来，想到维戈特戴着遮光罩坐在公安局里，想到美国公使馆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又想到我的手抚摸着温软光滑、没有汗毛的皮肤，“难道真正关心派尔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吗？”
第二章
一
那天早晨，派尔来到大陆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时，我早已看够了我的那些美国记者同行了。那些家伙个子都很高大，闹闹嚷嚷，到了中年仍然孩子气十足，一谈到法国人就尖酸刻薄地挖苦讽刺。其实，说到头，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些时候，碰上一场战斗顺利地结束，伤亡官兵从战场上运走以后，这些美国记者就给邀请到河内去，搭乘将近四小时的飞机去到那儿，聆听法军司令官的一篇讲话，然后被安顿在一个记者营里住上一晚（他们常常夸口说，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全印度支那最出色的），再飞到刚打过仗的战场上去，在三千英尺的高空中俯视一番（重机关枪打不到三千英尺那么高），然后又安全而闹闹嚷嚷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像一次学校的远足旅行那样。
派尔很文静，似乎谦虚庄重，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我有时候不得不探身向前，才听得见他说的话。而且他总是十分严肃。有好几次，听到楼厅上美国记者的吵闹，他似乎变得沉默寡言——大家都认为楼厅上要安全些，不大会遭到手榴弹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批评谁。
“你读过约克·哈定的著作吗？”他问。
“没有。没有，大概没读过。他写过些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一家牛奶房，梦幻般的说道：“那铺子真像一个冷饮柜。”我心想，在一个这么陌生的场地上，他很独特地选中了这个来观察，不知道他内心里多么怀念家乡啊。不过我自己初来的时候，走在卡蒂纳街上，不是也首先注意到那家陈列着盖尔兰香水的商店，心想欧洲离开这儿毕竟也不过只有三十小时的飞机航程，这样来安慰我自己吗？他的眼光恋恋不舍地从牛奶房移开，说道：“约克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中国的进展》。那是一本议论精辟的书。”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认识他吗？”
他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便沉默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来纠正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跟他并不熟，”他说。“我大概只见过他两次。”他这种态度就叫我喜欢——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他叫什么来着？——约克·哈定——那未免有点儿夸耀、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于他所谓的严肃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那些不写他所谓的当代主题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读直截了当的东西，像约克所写的那些，更为好点儿。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阅读描写那个地方的东西了。”
“当然啦，我一向喜欢知道在场的人想要说的话，”他谨慎小心地回答。
“然后再拿约克书上说的话来核对一下吗？”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到我的讥讽，因为他又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说道，“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谈谈这儿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约克两年多以前曾经来这儿待过。”
我喜欢他对哈定的这份忠诚——且不管哈定是个什么人。派尔的这种态度跟新闻记者们爱低毁别人，爱说一些半生不熟的讽刺话截然不同。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来把这儿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说一说。”
他专心致志地望着我，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那样。我先给他解释了一下北方的形势。在东京那一带，法军当时正死守着红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内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带是产大部分稻米的地区，每年一到收获的季节，争夺大米的战斗就展开了。
“这是北方的情况，”我说。“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一带也许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大山和沼泽地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到齐肩头这么高，敌人干脆就看不见，他们埋藏起武器，换穿上了农民的衣服。不过在河内的潮湿气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烂掉。他们在那边是不丢炸弹的。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这边又怎么样呢？”
“法国人控制着交通要道，到傍晚七点钟为止：七点以后，他们只控制着岗楼和市区——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区。这并不是说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说大饭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了。”
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张唱片，为了新来的人——来访的英国议员，新来的英国公使等——经常播放。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嘴上会在说，“拿高台教的情形来说吧。”或者说和好教或平川派，这些全都是私家军队，谁出钱就替谁卖命，或是为谁报仇。陌生人觉得这帮家伙生动有趣，但是阴谋猜忌中可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地方。
“如今，”我说，“又出现了一个泰将军。他本来是高台教军队的参谋长，可是他已经把队伍带上山去，同两方面打仗，法国人，共产党人……”
“约克，”派尔说，“写到说，东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应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兴奋表情，那种对一句话的敏捷反应以及那些数字的具有魔力的声音：“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日”。我可能会省却我们大伙儿许多麻烦，甚至可能会救了派尔，如果我当时就认识到那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在动什么念头的话。但是我没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势背景的枯燥无味的实质，自己却沿着卡蒂纳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尔只得自个儿去了解像一种特殊气味那样摆脱不了的真实背景：斜阳下稻田里的那片金黄色：渔夫的脆弱的白鹭像蚊子那样，飞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坛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辈子的破旧衣服，洗出来就挂在他的坐椅边，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后，前来修路?99ｌｉｂ.
的女工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都可见到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裳，北方则是一片土黄、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敌对的重重大山和飞机的嗡嗡响声。我初来的时候，老在计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个学生计算还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样，我想我那时候还念念不忘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车穿过尤斯顿大街的长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车上所见到的托林顿广场上的春天景色。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觉得无所谓了。我只要天天有抢先的新闻报道发出去，可能是汽车车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弹爆炸，我只要在闷热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绸裤子的女人风姿绰约地走动，我要凤儿，我的家已经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国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儿拐弯，那儿有“外籍军团”的士兵戴着白色军帽、佩着鲜红色的肩章在站岗。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保安局的墙走回来。那道墙阴沉沉的，似乎使你闻到了尿臭，想到种种不公正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时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楼上的黑暗过道那样。新的黄色刊物又在码头附近的书摊上摆了出来——有《禁忌》与《幻象》，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制炸弹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儿，她这会川大概正在左边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随后还要到那家牛奶房去买牛奶和饼干（那些日子，我总知道她的行踪）。这时候，派尔自然早已不在我的心上了。当我们在卡蒂纳街我们的房间里坐下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向凤儿提到他。凤儿那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花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的两周年纪念日。
二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到他。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凤儿已经起身，而且把茶点安排好了。一个人对于死去了的人是不会嫉妒的。这一天早晨，重新过起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这在我说来，似乎很容易。
“你今儿晚上住在这儿吗？”吃早点羊角面包时，我尽可能随意地问凤儿。
“我得去拿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边，”我说。“最好还是由我陪你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中最接近提到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一幢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大街不远。法国人总爱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因此戴高乐街过了第三条横街就变成了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突然会一下变成德拉特尔街。一定是有什么要人要从欧洲飞来了，因为沿着通向高级专员官邸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名警察面向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那座公寓的石子车道上，停放着几辆摩托车。一个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许凤儿进屋子去，所以我就进去，想找一个法国军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肥皂在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把手揩干。他穿的热带军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大概是派尔的油吧？我猜想。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
“我们发现他的汽车停在车房里。汽油用光了。昨儿晚上，他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再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给人放掉啦。”
“他甚至也可能是步行，”我说。“美国人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你的车是给烧掉的，是吗？”他沉思地说下去。“你还没有买一辆新车吗？”
“没有。”
“这一点无关紧要。”
“对寸。”
“你有什么看法吗？”他问。
“太多啦，”我说。
“请你告诉我。”
“哦，他可能是给越盟干掉的。他们在西贡暗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旁边的河里发现的——晚上你们警察撤走以后，那一带就成了越盟的地区。也可能他是给越南保安局杀死的——他们随便杀人，谁不知道。或许他们不喜欢他结交的一些朋友。或许他是给高台教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他吗？”
“人家说他认识。或许他是给泰将军杀了的，因为他跟高台教的人有往来。或许是和好教分子下的手，因为他勾引他们将军的姨太太。或许只不过是有人谋财害命罢啦。”
“或许只是一件简单的嫉妒情杀案，”维戈特说。
“再不然或许是法国保安局干的，”我继续说下去，“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结交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寻找杀了他的人吗？”
“不是，”维戈特说。“我只是要打一个报告，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这是战争中的一次行为——哦，每年有千千万万的人给杀死了。”
“你大可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并没有卷进去。没有卷进去，”我又说了一遍。这早已是我的信条之一。人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让他们去打斗，让他们去爱，让他们去残杀吧，我可不牵连在内。我那些新闻界的同行自称是通讯记者，我宁愿要新闻记者这个头衔。我只写我所看见的事：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取凤儿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许她进来。”
“好吧，我们来找找看。”
“谢谢你，维戈特。”
派尔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我们走进睡房去。我知道凤儿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儿——放在床底下。我们一块儿把箱子拖出来，箱子里放着她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橱里取出了她那几件换洗衣服，她的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她那几条长裤。
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些衣服只在那儿挂了几小时，并不属于那儿。它们像一只蝴蝶飞进了房里，只不过暂时经过。在一个抽屉里，我发现了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她收藏的许多头巾。实在没有多少东西来放进箱子去，比在英国一个客人周末出去度假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在起坐间里，有一张她和派尔合影的照片，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
她手上牵着派尔的狗——一条中国黑狗，连舌头也是黑的。这条狗实在太黑了。我把那张照片收进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啦？”我问。
“不在这儿。他也许是带着狗出去的。”
“说不定它会回来，你们可以分析分析它脚爪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甚至也不是梅格雷，而且这是打仗的日子。”
我走到书架面前，仔细看了一下那两排书——这就是派尔的藏书了。《红色中国的进展》，《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卜一这些，我猜想，就是约克·哈定的全部著作。还有不少《美国国会公报》，一本越南成语辞典，一本菲律宾战争史，一本现代文丛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来消遣呢？我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才发现了他的轻松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小说，还有一本神秘的选集叫《人生的胜利》和一本美国诗选。另有一本讲国际象棋难题的书。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似乎并算不了多少消遣，不过说到头，他还有凤儿陪他。藏在那本选集后面，还有一本纸封面的书，叫作《结婚生理学》。也许，他正在研究性的问题，就像他研究东方问题那样，纸上谈兵。关键的词是结婚。派尔是相信卷入进去的。
他的书桌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你们倒收拾得很干净，”我说。
“哦，”维戈特说：“我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多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乱拿东西。我把他的所有文件都封存起来了。”他说这几句话时很严肃，甚至连笑也没有笑。
“发现有什么破坏性的东西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到什么破坏，那我们可担当不起，”维戈特说。
“如果我取他一本书留作纪念，你不反对吧？”
“我就装作没有看见。”
我挑选了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扔进箱子里，和凤儿的衣裳放在一起。
“你是我的朋友，”维戈特说，“有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全都写好了。说他是给共产党杀害的。也许，这是一场反美援运动的开端。不过，就在你我之间——听着，这样谈话太枯燥无味啦。到街口去喝一杯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怎么样？”
“这会儿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你时，没有对你吐露出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在什么时候？”
“昨儿早晨。在那次大爆炸以后。”
他停下来，让我深思——我的回答，而不是由他去深思。他直接地问道，“昨儿晚上他来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儿晚上？我一定是不在家。我没有想到……”
“你哪天可能需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不发。”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去吗？”
维戈特凝视着窗外晴朗无云的大白天。他很伤感地说道，“大多数人都想回家。”
“我很喜欢这儿。在国内——问题可不少。”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这就要来啦。”他冷嘲热讽地又说了一遍，“经济专员。”
“我还是走开的好。他会想要把我也封存起来。”
维戈特精神不振地说道，“祝你好运。他可要跟我说个没完没了啦。”
我出来的时候，那位美国经济专员正站在他的柏卡德牌汽车旁边，很费力地向他的司机说明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人，屁股特别肥大，一张脸光光的就像从来不需要一柄剃刀似的。他大声向我叫道，“福勒。你可不可以向这个倒媚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解释了。
他说，“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可是他却总假装听不懂法语。”
“也许是口音的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我说法语的口音再坏，一个这种倒媚的越南人也该听得懂。”
“是民主之音吧，”我说。
“你说什么？”
“我想，那是约克·哈定写的一本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看我提着的箱子。
“你这箱子里放着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绸裤子，两件绸旗袍，几条女人的衬裤——我想大概有三条。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援商品。”
“你到这屋子里去过了吗？”他问。
“去过了。”
“你听说到这消息了吗？”
“听说啦。”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说，“真可怕。”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可不是这样。他这会儿正跟法国高级专员聚在一块儿，他已经要求晋见一次总统。”他拉住我的胳膊，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是吗？他会碰上这样的事，我实在想不通。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派尔教授——你应该听说过他？”
“没有。”
“他是世界闻名的水下侵蚀学权威。几个月前《时代周刊》封面上刚登过他的照片，你没有看见吗？”
“哦，我想起来了。背景是一座崩溃的岩石，前景是金边眼镜。”
“对了，那就是他。我不得不草拟一封电报，通知他家里。这件事真糟。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99lｉｂ.，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
“这就使你跟他爸爸有很深的关系啦。”
他把那双儒湿的褐色眼睛转向着我，说道，“你怎么啦？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怎么这么说……”
“很抱歉，”我说。“人死了，各人的反应全都不一样。”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怎么说呢？”我问。
他一本正经地把电文一字一句背给我听：“令郎为民主事业像军人那样牺牲了，特此奉告，并深致哀悼。这份电报是由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那样牺牲，”我说。“这会不会使人有点儿搞不明白呢？我是说，对于国内的人。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得紫星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含含糊糊地显得很紧张，“他负有特殊的任务。”
“哦，对了，我们大伙儿全都猜到了。”
“他没有说过，是吗？”
“哦，没有，”我说，这时候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没有，”他问，“他们干吗杀了他？是谁杀的呢？”
我突然一下生起气来了，我厌恶他们这帮家伙以及他们私下贮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活动医院，他们的过于宽大的汽车和他们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而且给牵扯进去啦。他跟你们每一个人一样，对大局一无所知。你们给他钱，给他约克·哈定写的关于东方的书，又对他说，放手干吧。为民主主义把东方争取过来。他始终没有见过什么他在教室里没有听见过的事情。他读的那些书?９9lｉb.的作者和他听过的那些演讲人，使他上了大当。当他看见一具死尸时，他连伤口在哪儿都找不着。一场红色威胁，一个民主军人。”
“我原以为你是他的朋友呢，”他用责怪的口气说。
“我是他的朋友。我情愿看见他留在国内，阅读星期日报纸副刊，注视着棒球新闻。我情愿看见他平安无事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块儿，而那姑娘倒是个读书俱乐部会员。”
他很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当然啦，”他说，“我忘了那件不幸的事。我是站在你这边的，福勒。他那次搞得很不好。不瞒你说，为了那个女人，我跟他长谈过一次。你瞧，我有这种有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夫妇。”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说完就走开了。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见凤儿。当我回头看看他的时候，他还在痛苦而迷惘地注视着我：是一个永远不理解的同胞。
第三章
一
派尔第一次见到凤儿，也是在大陆酒店，也许是他来到西贡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那天傍晚，太阳刚刚落下，空气中带来一丝..凉意，小街上的货摊已经点起了蜡烛。
骰子在台面上刷拉拉地响着，法国人正在那儿赌“四一二——”，穿白绸裤子的姑娘们骑着自行车驶过卡蒂纳街，转回家去。凤儿饮着一杯橙汁，我正喝着啤酒，我们默不作声、心满意足地坐在一块儿。这时候，派尔试探地走过来，我替他和凤儿介绍了一下。他总是呆呆地瞪大眼睛看着一个姑娘，就像一辈子没见过一个那样，接着就脸红起来。“我在想着，不知道你和你的女朋友是否乐意过去坐在我那一桌上，”派尔说，“我们的一位专员……”
派尔是说那个经济专员。他从上边的露台上跟我们打招呼，一脸满怀信心、热忱欢迎的笑容，像一个因为除臭剂用得得当而使朋友没有避开他的人那样。我多次听见人家叫他“乔”，可是我还始终不知道他姓什么。他拉椅子，叫侍者，闹个不停，尽管这一切举动在大陆酒店顶多只会引得侍者来问你是要啤酒，白兰地加苏打，还是要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福勒，”他说。“我们正在等那些家伙从河内回来。这场战斗似乎相当大。你没跟他们一块儿去吗？”
“我对于飞四小时去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已经厌烦啦，”我说。
他不以为然地望望我，说道，“这些家伙倒的确很热切。其实，他们不必去冒什么险，做生意或是干广播，大概能够多赚一倍的钱。”
“他们也许不得不做点儿事，”我说。
“他们很像战马，似乎闻到了战斗的气味，”他扬扬得意地说下去，根本不在意他不喜欢听的话。“拿比尔·格兰杰来说吧——你就没法劝阻他，不去参加一场打斗。”
“我想你说的不错。有天晚上，我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间里，就看见他要跟人打架。”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是说打架。”
两辆三轮车从卡蒂纳街那头飞驰而来，在大陆酒店门口一下停住。第一辆车上坐着格兰杰。另一辆车上放着一小堆灰色的、无声无嗅的东西，格兰杰这会儿正动手把它拖到人行道上。“喂，来吧，米克，”他说，“来吧。”接着他开始跟车夫争论起车钱来。“全都在这儿，”他说，“要不要随你。”说完，他把五倍于该付数目的车钱扔到街上，让那个人弯腰去拾。
经济专员神情不安地说，“这些小伙子敢情是该稍许放松一下。”
格兰杰把他拖的东西扔在一张椅子上。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了凤儿。“哟，”他说，“你这老浑蛋，乔。你在哪儿找到她的？我倒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咧。对不住，我得上厕所去。请你们照料一下米克吧。”
“粗鲁的大兵态度，”我说。
派尔脸又红起来，很诚恳地说道，“早知道……我就不会邀请你们两位过来了。”
那一堆灰色的东西在椅子上动了起来，脑袋扑到了桌子上，仿佛脱落下来似的。
它叹息了一声，困倦已极，像吹哨子那样，是一声无限冗长的叹息，接着就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
“你认识他吗？”我问派尔。
“不认识。他是不是一个记者呢？”
“我听见比尔叫他米克，”经济专员说。
“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合众社记者？”
“那不是他。那人我认识。不会是你们经济代表团的人吧？你们有好几百人——你不会全都认识。”
“我不认为他是我们的人，”经济专员说。“我想不起有他这么个人。”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他的身份证，”派尔这么提议。
“看在上帝份上，别弄醒他。一个醉鬼已经够受了。格兰杰好歹会知道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他闷闷不乐地从厕所里走回来。“这姑娘是谁？”他愁眉不展地问。
“凤小姐是福勒的朋友，”派尔生硬地说，“我们想知道他是谁……”
“他在哪儿找到她的？你在这个城市里，可得小心啊。”他闷闷不乐地补上一句，“谢谢上帝，好在有盘尼西林。”
“比尔，”经济专员说，“我们想知道米克是谁。”
“我怎么知道！”
“是你带他上这儿来的。”
“法国佬经受不住苏格兰威士忌。他醉倒了。”
“他是法国人吗？我听见你先前管他叫米克。”
“总得管他叫个什么，”格兰杰说。他倚身过来对着凤儿，说道，“喂。你，再来一杯橙汁怎么样？今儿晚上有约会吗？”
我说，“她天天晚上有约会。”
经济专员连忙插嘴道，“战况怎么样，比尔？”
“河内西北大捷。法军夺回了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他们从没有告诉我们丢失过。越盟伤亡惨重。法军自己的伤亡还没法清点，不过，一两周内就会告诉我们。”
经济专员说，“有谣言说越盟已经攻入了发艳，放火烧了大教堂，赶走了主教。”
“在河内，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这不是一场胜利。”
“我们的一支医疗队到了南定就无法再往前去了，”派尔说。
“你没有跑到那么远吧，比尔？”经济专员问格兰杰。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记者，有一张通行证，走入禁区就得拿给人家看。我飞到河内机场。他们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记者营去。他们安排了一次飞行，飞过他们刚收复的两个镇市，指给我们看三色旗正在下面飘扬。飞得那么高，说那是随便什么鬼旗子全都可以。然后，我们就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由一位上校出来向我们解释我们刚瞧见的情景。接着，我们就跟新闻检查官一块儿去发电讯。随后，我们就去喝酒。全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间侍者。临了，我们就乘飞机回来啦。”
派尔对着他的啤酒皱起了眉头。
“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比尔，”经济专员说。“哟，那篇关于第六十六号公路的报道——你的题目是什么来着？《通向地狱之路》——那是有资格得普利策奖金的。你知道我是指哪一篇报道——一个人脑袋炸掉了还跪在沟里，还有另一个你看见的像在梦游的人……”
“你以为我当真走近那条臭气熏天的公路了吗？斯蒂芬·克莱恩没有见过战争也可以描写战争。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好歹，这不过是一场倒媚的殖民地战争。再给我来一杯酒。然后咱们就去找一个姑娘。你已经找到一个烟花女啦。我也要去找一个。”
我对派尔说道，“关于发艳的谣言，你认为可靠吗？”
“我不知道。那地方很重要吗？我倒想去看看，”他说，“假如很重要的话。”
“你是说对经济代表团很重要吗？”
“哦，哦，”他说，“你不能划分得很清楚。医药也是一种武器，是吗？那些天主教徒，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吗？”
“他们跟共产党人做生意。主教养的母牛，他修房子用的竹子全都是从共产党手上弄来的。我可不愿意说他们正是约克·哈定所谓的第三势力，”我有意逗引他。
“散了吧，”格兰杰大声嚷着。“不能在这儿白白浪费掉一整个晚上。我要到五百美女妓院去啦。”
“你和风小姐乐意不乐意和我一块儿吃晚饭……”派尔说。
“你们可以去乡村酒家吃饭，”格兰杰打断他的话说，“让我去敲隔壁那些姑娘们的房门。走吧，乔。你终究是一个男子汉。”
我想，就在那时，我默想着一个男人究竟该是什么样子，这才第一次觉得有点儿喜欢派尔。他坐在那儿，身体微微转向一边，避开格兰杰，一面转动着手里的啤酒杯，脸上带着一种坚决、冷漠的神情。他向风儿说道，“我猜你对这家铺子已经厌烦了——我是说你对你的国家。”
“loi？”
“你拿米克怎么办呢？”经济专员问。
“就让他待在这儿，”格兰杰说。
“你不可以这样。你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
“咱们可以带着他一块儿，让那些姑娘去照护他。”
经济专员代表大伙儿哈哈大笑。他看起来就像电视机上的一张脸孔。他说，“你们年轻人尽可以去随便玩，但是我老了，玩不动了。我来带他回家去。你说他是法国人吗？”
“他先前说法语。”
“只要你能把他弄进我的汽车……”
等他开车走了以后，派尔和格兰杰才坐上一辆三轮车，凤儿和我坐上另一辆，跟着他们一块儿上堤岸去。格兰杰本来想和凤儿坐一块儿，派尔把他拉开了。三轮车载着我们驶下那条郊区大路到中国城去。在路上，我们碰见了一长串法国装甲车驶过，每辆车子都把炮筒向前伸着，还有一名默不作声的军官在星星和漆黑、平静、穹隆的天空下像个傀儡似的一动也不动——也许又跟一支私家军队，平川派，起了冲突，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赌场都是平川派开设的。这是一个各自为王的国家，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可是美国人在这儿干什么呢？哥伦布在中世纪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我对风儿说道，“我喜欢派尔这家伙。”
“他很文静，”她说。她是第一个说他文静的人。这个形容词，像一个小学生的名字那样，就此保留下来。后来，维戈特戴着绿色遮光罩坐在那儿，告诉我派尔遇害的时候，我听见就连他也用了这个词儿。
我叫我们的三轮车在乡村酒家门外停下，对凤儿说道，“你进去先占一张桌子。我最好还是去照料一下派尔。”那是我的第一个直觉——保护他。我决没有想到事实上我更需要保护我自己。天真总是默默地要求保护，其实保护我们自己，以防吃天真的苦，那么我们就更聪明了：天真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哑巴麻风病人那样，他在世界上流浪，并没有意思想要害人。
等我走到五百美女妓院时，派尔跟格兰杰已经先进去了。我问门道里站岗的宪兵，“deuxamerls？”
站岗的是一个年轻的外籍兵团下士。他正在擦左轮手枪，停下来用大拇指指一指门道里边，用德语说了一句玩笑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个宽敞的露天大院子里，这当儿是休息时间。上百名姑娘躺在草地上，或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跟同伴们聊天。方院子四周那些小房间的门帘全都挂了起来——有一个困倦的姑娘，两腿交叉独个儿躺在床上。堤岸发生了冲突，军队都留在兵营里，因此这儿的姑娘全都闲着没事干：肉体的星期日。只有那一小群正在扭打、摸索、吵闹的姑娘使我看到了老习惯、老样子还没有变。我想起了西贡人爱说的那篇老故事，说有位贵宾一来到这儿，就给困在脂粉阵中，等到他突围而出，安然无恙地跑到派出所时，他的裤子早已不知去向了。这儿对平民是不保险的。要是他想偷偷进入这片军事地区来猎艳，那么他就得自己照料自己，找路脱身出去。
我早已学会了一种技巧——先分化，再征服。我从围着自己的那群姑娘中挑选上一个，推着她慢慢朝派尔和格兰杰正在挣扎着、无法脱身的地点走去。
“jesulsunvleux.”我说。
“tronfatiguj”她吃吃的笑着，身子紧靠着我。
“monami，”我说，“11estiresrlche，iresvlgourellx.”
“tuessale.”她说。
这时，我瞥见格兰杰满脸通红，扬扬得意，仿佛这样才好显示一下他的男子气概似的。有个姑娘用胳膊挽着派尔，正想轻轻地把他从人丛中拉出去。我把我的姑娘推进那一堆人丛里，对他叫唤道，“派尔，上这边来。”
他从那丛姑娘头上望着我，说道，“真吓人，吓坏人啦。”也许是灯光造成的错觉，他的脸这时候显得有点儿憔悴。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还是一个处男。
“过来吧，派尔，”我说。“把她们全留给格兰杰去应付。”我看见他伸手要去摸裤子后面的口袋。我真的认为他打算把他口袋里的皮阿斯特和美钞全取出来分给她们。“别做傻瓜，派尔，”我急剧地喊着。“你会使她们打斗起来。”我先前选定的那姑娘转身回到我身边来，我又推了她一下，把她推到格兰杰身边的那群女人中去。“non，non.”我说，“jesu lsunang lals，pauvre，irespauvre.”然后，我就抓住派尔的衣袖，把他拖了出来，他的另一只胳膊上吊着一个姑娘，像钓上了一条鱼那样。我们向下士站岗的门道里走去，路上又有两、三个姑娘想拦截住我们，不过她们是半心半意的。
“挽着我的这一个我怎么办呢？”派尔说。
“她不会有大麻烦，”我话刚说完，她就放开了他的胳膊，转头钻进格兰杰身边推操扭打的那群姑娘中去了。
“他不会有问题吗？”派尔焦急地问。
“他如愿以偿啦——他不是要找个烟花女吗？”
大门外，夜晚似乎很安静，只有另二队装甲车像抱有某种意图的人那样驶了过去。他说，“真吓人。我本来真不会相信……”他伤感而畏惧地说。“她们都长得那么美。”这时候，他并不在羡慕格兰杰，他是在埋怨美好的东西——俏丽和风姿当然也是美好的形式——竟然会受到摧残或是虐待。当痛苦就在派尔眼前时，他也看得见痛苦。（我写这句话并不是讥笑他。说到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即便面对着痛苦，也看不见。）
我说，“咱们回到乡村酒家去吧。凤儿在那儿等着。”
“很对不住，”他说。“我完全忘了。你不该撇下她一个人待在那儿。”
“她并没有危险。”
“我只是想着，帮格兰杰安全地……”他说到这儿又深思起来，但是等我们进了乡村酒家，他才含糊而忧伤地说道，“我早忘了有多少男人……”
二
凤儿已经在舞池边替我们占了一张桌子，乐队正演奏着五年前巴黎很流行的一支曲子。两对越南人正在跳舞。他们身材瘦小、服装整洁、超脱大方，那种文明气派我们无法比得上（我认识他们中的一对，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会计师和他太太）。
你感到，他们从来不随便穿衣服，从来不乱说话，也从来不任性放纵。如果这场战争看来像是中世纪的，那么他们就像是代表十八世纪的未来。你会指望范文杜先生在公余之暇也许要写写旧体诗，我却碰巧知道他对华兹华斯的诗歌很有研究，自己也写些歌颂大自然的诗篇。他的假日都是到大功去度过的。那是他能欣赏到英国湖泊地区气氛的最近的地方。他跳到我们附近时，微微向我点点头，我心里想着，不知道格兰杰在路前面五十码外是如何光景。
派尔正在用拙劣的法语向凤儿道歉，说让她久等了。“cestlmpardnable，”他说。
“你们上哪儿去了？”她问他。
他说，“99lｉb.我送格兰杰回家去啦。”
“回家？”我跟着说了一句，哈哈大笑起来。派尔望着我，仿佛我成了另一个格兰杰似的。突然，我看到自己像他看到我那样：一个中年男子，两眼有点儿充血，身体正在发胖，在爱情方面很不文雅，也许没有格兰杰那么爱吵爱闹，可是却比他更喜欢冷嘲热讽，也更世故老练。有一会儿，我看见凤儿又仿佛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在大世界里翩翩舞过我的桌边，身穿一套白色的舞衣，只有十八岁，由她姐姐在一旁看着。她那姐姐一心想要她好好跟一个欧洲人结婚。那会儿，一个美国人买了一张舞票，请凤儿跳一场舞：他有点儿喝醉了——不过还没有到胡作非为的地步。
我猜他是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以为大世界的舞女也是妓女。他们绕着舞池转了一圈，他把她搂得太紧，以致她忽然一下走开，回过去跟姐姐坐在一块儿。他给撇下在那儿，落在跳着舞的男男女女之间，不知所措，自己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或是为了什么。而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这个姑娘却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偶尔呷上一口橙汁，若无其事。
“pent-onavolrhonneur？”派尔正在用他那走了音的法语说。一会儿工夫后，我看见他们默默地在舞池那一边跳起舞来，派尔搂着她，让她离开自己身子很远，以致你料想他随时随刻都会跟她分开。他舞跳得很差，而她在大世界的那些日子里，是我见到过的舞跳得最优美的人儿。
我对凤儿的追求是长时期、多磨难的。假如我能提出跟凤儿结婚，定居下来，那么一切全都好办。她的姐姐看见我们在一块儿时，也会知趣地悄悄走开。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才能和她在美琪大饭店的阳台上单独会见一会儿，而她姐姐待在隔壁房间里，还不住催问我们打算多会儿回进屋里去。那时，一艘货船从法国开来，正在西贡河上闪亮的灯光下卸货，三轮车的铃声像电话那样响着。我当时对风儿说了一些年轻、冒失的傻话，随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卡蒂纳街住处，倒头就睡，做梦也没有想到四个月后她竟然会躺在我的身旁，呼吸有点儿急促，一面仿佛惊讶似的吃吃笑着，因为事情完全不像她料想的那样。
“福勒先生。”我一直在看着他们跳舞，没有看见凤儿的姐姐从另一张桌子旁跟我打招呼。这时候，她走过来了。我勉强请她坐下。自从那天晚上她在大世界生了病，我送凤儿回家去以来，我们就一直不很友好。
“我有整整一年没看见你啦，”她说。
“我常常出差到河内去。”
“你这位朋友是谁？”她问。
“这人叫派尔。”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美国经济代表团的成员。你知道经济代表团是个什么组织——把电动缝纫机分发给挨饿的缝衣女工。”
“有捱饿的缝衣女工吗？”
“我不知道。”
“不过她们不用缝纫机。她们住的地方，不会有电的。”她是个很死板的女人。
“那你得去问派尔，”我说。
“他结婚了吗？”
我望着舞池。“我得说这是他跟女人最接近的一次。”
“他舞跳得很糟糕，”她说。
“是的。”
“不过他看上去倒是个老成可靠的人。”
“是的。”
“我可以跟你们坐上一会儿吗？我那些朋友全都很呆板。”
音乐停了。派尔僵硬地向风儿一鞠躬，然后陪她回到桌旁来，拉出椅子让她坐下。我看得出，他的拘谨有礼很叫她欢喜。我想到，跟我待在一块儿，她失去了多少乐趣啊。bbr>
“这是凤儿的姐姐，”我对派尔说。“徐小姐。”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脸顿时红了起来。
“你是从纽约来的吗？”她问。
“不。从波士顿。”
“那也在美国吧？”
“哦，是的。是的。”
“你父亲是商人吗？”
“说真的，不是。他是位教授。”
“一个教书的？”她带着一丝失望的口气问。
“哦，他可以说是一位权威，你知道。人家都向他请教。”
“请他看病吗？他是位大夫吗？”
“不是大夫。他是工程学博士。他对于水下侵蚀学十分精通。你知道那是什么学问吗？”
“不知道。”
派尔想稍许幽默一下，于是这么说道：“哦，我还是让爹爹来告诉你吧。”
“他在这儿吗？”
“不在。”
“那么他这就要来吗？”
“不。这不过是说着玩的，”派尔抱歉地说。
“你还有一个妹妹吗？”我问徐小姐。
“没有。干吗？”
“听起来你好像是在盘问派尔先生，想给他做媒。”
“我只有一个妹妹，”徐小姐说，一面用手掌使劲儿拍了一下凤儿的膝部，就像一个会议主席用小木槌敲一下，要求大伙儿遵守会场秩序那样。
“她有一位标致的妹妹，”派尔说。
“她是全西贡最美的女人啦，”徐小姐说，仿佛在纠正派尔的话似的。
“这话我相信。”
我说，“是叫晚饭的时候了。就连全西贡最美的女人也得吃晚饭。”
“我不饿，”凤儿说。
“她很秀气，”徐小姐坚决地说下去。她的嗓音里有点儿威胁的口气。“她需要人照料爱护。她也值得人家爱护。她非常、非常死心眼儿。”
“我的朋友真幸运，”派尔一本正经地说。
“她很爱孩子，”徐小姐说。
我哈哈笑了，接下去才瞥见派尔的目光：他有点儿震惊而诧异地望着我，我突然想到，他对徐小姐说的那些话还真的很感兴趣。我一边点菜（虽然凤儿告诉我她不饿，我知道她还是吃得下一大块蛋黄沙司牛排，外加两个生鸡蛋等等），一边听着他一本正经地谈论孩子的问题。“我一向认为我会喜欢有许多孩子，”他说。
“一个大家庭是非常有趣的。它可以使婚姻稳定，对孩子们也好。我是独子。做独子，大为不利。”我以前可从没有听见他说过这么许多话。
“你父亲年纪多大啦？”徐小姐喜欢打听地问。
“六十九啦。”
“老年人就爱孙儿孙女。很可惜，我妹妹没有公公婆婆来心疼她的儿女。往后哪一天，”她恶意地看了我一眼，又补上这么一句。
“你也没有吗？”派尔说。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没有必要。
“我们的父亲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从前在顺化府做官。”
我说，“我给你们把饭都叫好了。”
“别给我叫，”徐小姐说。“我得回到我的朋友们那边去。我倒很乐意再见到派尔先生。这件事也许你可以安排。”
“等我从北方回来以后再说吧，”我说。
“你这就要到北方去吗？”
“我想这是我该去看看战事的时候了。”
“可是新闻记者全都回来啦，”派尔说。
“对我说来，这是最好的时候。我可以不必碰上格兰杰了。”
“那么，福勒先生走后，你一定要来跟我和我妹妹一块儿吃一顿饭。”她有脾气而又殷勤地加上一句，“好使她高兴。”
她走开后，派尔说道，“多么友好而有教养的一个女人。而且她的英语讲得这么好。”
“告诉他，我姐姐以前在新加坡做过生意，”凤儿很得意地说。
“真的吗？做什么生意？”
我替她翻译道，“进出口买卖。她还会速记。”
“但愿我们经济代表团里多些像她这样的人。”
“我来跟她说，”凤儿说。“她会很乐意替美国人做事的。”
吃完晚饭，他们又跳起舞来。我的舞跳得也不好，而且我又不像派尔那样满不在乎——再不然我最初爱上凤儿的时候，也像他这样满不在乎吗？我默想着。在徐小姐生病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以前，我在大世界跟凤儿跳舞，一定有好多次都只是为了找一个机会跟她说话。他们这一晚再下舞池时，派尔可不是在利用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不像先前那么紧张，搂得她也不像先前那么松弛了，但是他和凤儿都不作声。
我看到她的脚那么轻盈，步子踩得那么精确，支配着他的拖拖沓沓的步伐，突然一下子又在恋爱了。我很难相信，在一小时、两小时后，她会又回到我身边那个肮脏的旧房间去。那个房间和人家公用一个厕所，还有许多老婆子坐在楼梯口。
但愿我根本没有听到关于发艳的传说，再不然但愿这个传说是关于任何其他城市的，不是发艳。我在发艳那个北方城市跟一个法国海军军官的友谊，会让我溜进去，不受到新闻检查，不受到管束。是想抢先发布一条特快新闻吗？不是，在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想要读到的只是朝鲜新闻。想有一个死的机会吗？有凤儿每天晚上睡在我身旁，我干吗还想死呢？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可知道。我从小就不相信永久性，然而我又渴望永久。我总怕失去幸福。明年这个月，凤儿会离开我。就算不是明年，那么在三年之内，她会离开我。在我的世界里，死是唯一绝对有价值的。
失去了生命，一个人从此就不会再失去什么了。我羡慕那些能信仰一位上帝的人，可是我又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靠一个万事不变和永久存在的寓言来壮胆子。
死亡远比上帝确切，有了死就不必天天再担心爱情可能会消失了。未来的厌烦与冷漠，那种噩梦也会消失。我决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杀死一个人，确实是赐给他无法估量的幸福。是啊，到处的人都爱他们的敌人。他们却保全他们的朋友，听任他们受尽痛苦与空虚。
“对不住，我把风儿小姐抢走了，”派尔的声音在这么说。
“哦，我不会跳舞，但是我喜欢看她跳舞。”我们谈到她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仿佛她不在场似的。有时候，她像和平一样无形无影。
那天晚上的第一套卡巴莱歌舞表演开始了：一个唱歌的，一个玩杂耍的，一个丑角——这家伙说话很下流，但是我看看派尔，他显然听不懂那些龌龊话。凤儿微笑笑，他也微笑笑，我哈哈大笑起来时，他也勉强哈哈一笑。“我可不知道格兰杰这会儿在哪儿，”我说。派尔嗔怪地望望我。
随后，这天晚上的节目变换了：出现了一大群女演员。她们中有许多人我白天全看见过。她们在卡蒂纳街上穿着旧长裤和运动衫，下巴四周有点儿发青，不停地扭动着屁股走来走去。这时候，她们穿上露胸的晚装，戴着假珠宝和假乳房，声音沙哑，显得至少跟西贡的大多数欧洲女人同样讨人欢喜。一群年轻的空军军官向她们吹口哨，她们富有魅力地微笑着。派尔忽然极为不满。他的剧烈反对使我大吃一惊。“福勒，”他说，“咱们走吧。咱们已经看够了，是吗？这对她一点儿也不合适。”
第四章
一
从大教堂钟楼上看下去，那场战斗只不过像一卷画幅一样生动，就如同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周刊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全景图那样固定不变。一架飞机正在向石灰岩山中一个孤立的岗哨空投给养。安南省边界上这些奇特的风雨侵蚀的大山，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飞机一次次总是滑翔到同一个地点来投掷，因此它就像始终没有移动过那样，降落伞也总是飘落在同一个地点，离开地面一半的地方。
平原上，迫击炮一个劲儿地发射，放出来的烟尘像石头一样牢固，集市上火焰在阳光下形成了一片淡灰色。跳下来的伞兵的小身个儿，正以单行纵队沿运河在移动，但是从这个高度望下去，那些伞兵显得一动也不动。就连坐在钟楼一角诵读祈祷书的那个天主教神父，也一动没有动。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很遵守规则，很有条理。
天还没有亮，我就搭乘一条登陆艇从南定来到这儿。我们没法在海军码头上岸，因为敌军已经把这个城市完全包围住，六百码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把海军码头切断，所以我们的小艇只好沿着烈焰冲天的市场驶进城来。在烈焰的亮光下，我们是一个容易被击中的目标，但是说也奇怪，没一个人朝我们开枪。除了货摊给烧得僻僻啪啪坍倒下外，一切全都寂静无声。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姿势的声音，我都可以听见。
在这次攻击前，我对发艳这地方很熟悉——一条又长又狭的街，两旁尽是木板建成的货摊，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道桥。到了晚上，只有烛光或是很小的油灯灯光照亮了一切（发艳没有发电厂），只有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街上不分昼夜都挤满了人，闹闹嚷嚷。这地方按着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那位兼任主教的亲王的庇护下，一向是全越南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一次，当我上了岸，走向军官营房去时，它却是一片死寂。断瓦残垣，破碎的玻璃以及油漆和灰泥给烧焦了的气味，那条长街一眼望去空空荡荡，使我想起，大清早，空袭警报解除后伦敦的一条通衢：你会看到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经给轰倒，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成了一片废墟。我从南定乘登陆艇沿河驶下来时，听佩罗中尉谈过事情的经过。他是一个严肃的年轻人，是一个共济会成员。在他看来，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到欧洲去过一次，在欧洲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这位圣母曾经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过圣。主教回国来后，就在大教堂内建造了一座神龛，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主教的私人军队的那一天起，主教和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始终就相当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颇为同情，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他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作了一个友好的姿态，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一块儿，亲自走在圣母节游行行列的最前面。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到发艳城里来庆祝圣母法蒂玛节日。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人口的一半——也不甘心错过这场乐趣。那些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佛祖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旗幡、香炉和金光闪闪的圣体匣，好歹总可以保佑他们家平安，不受战祸。主教军队如今只剩下铜乐队了，这次就由他们在前面开路。法国军官们奉了上校的命令，装做虔诚模样，像唱诗班的儿童似的，跟随在铜乐队后，穿过城门，走进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池子，池子中央小岛上耸立着一座洁白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旁有东方式长廊的钟楼下穿过，进入了木雕的大教堂，堂里有许多巨大的独木柱子和朱红漆的神坛，看来更像佛教庙宇，而不大像天主教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子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风光的水乡里赶来。这些水乡里嫩绿的秧苗和金黄色的庄稼取代了郁金香花和有风车的教堂。
谁也没有注意到越盟特工人员也参加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崖山上的关口，进入了东京平原。法军在上面山上的哨兵毫无办法地注视着。同时，这些先遣的特工人员也在发艳城内动起手来。
四天以后，在伞兵部队的援助下，他们才迫使敌军退到离市区半英里以外。这是一场败仗：任何新闻记者全不准进来，电报也不准发出去，因为报纸是只许刊载胜利新闻的。假如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他们在河内早就把我拦住了，然而你离开司令部越远，控制就越松懈。等你到了敌人的火线以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是一大威胁的，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忧虑，而到了前线，中尉却认为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场消遣，外界感兴趣的一个目标，因此有几个这样幸福的时刻他可以使自己稍许做作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假的英雄光辉来看待一下部下的伤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说道：“好，结束了。”他是一个欧洲人，可并不9９ｌib?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能容忍有一个法国教士待在他的教区里。他有点儿抱歉地说：“我跑上钟楼这儿来，你知道，是想清静一点儿，躲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声似乎越来越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要找到敌人，那可就莫明其妙地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隘的战线，在交错的运河之间，在农家房屋和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的机会好袭击。
就在我们这座钟楼下面，发艳全城的居民或站或坐，或者躺着。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佛教徒，还有些什么教也不相信的人，全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一只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席子，一幅圣像——逃进了这片大教堂区里。这儿在北方，天一黑就冷极了，大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可以栖身之地早已没有，甚至通上钟楼的一级级阶梯也都给人占满了。不时，还有更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婴儿和家用物品，拥挤进大门来。他们相信，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会很安全。我们在那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手持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教士把他拦住，拿走了他的步枪。我身边的一个神父解释说，“我们这儿是中立的。这儿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天国里可真有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害怕、挨饿受冻”——“我真不知道我们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那位神父对我说——“你会以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更好一点儿。”不过接着，我又这么想，“不论你到哪儿，全都一样——并不是最强有力的国王就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许多小铺子已经在下面开设起来。我说道，“很像一个大集市，是吗，不过看不见一张笑脸。”
教士说道，“昨儿晚上，他们感到特别冷。我们不得不把修道院的大门关上，要不他们会涌进来挤坏了我们。”
“你们在这里面很暖和吗？”我问他。
“并不很暖和。他们就算有十分之一的人进去，我们那儿也容纳不下。”他说下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不过我们有几个人总得保养好，这是很重要的。发艳全城只有我们这一家医院，我们的护士就是这些修女。”
“那么你们的外科大夫呢？”
“由我尽力而为。”这时候我才看到他的黑色长袍上有不少血迹。
他说，“你是上这儿来找我的吗？”
“不是。我上来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问你这个，是因为昨儿晚上也有个人上楼来。他要作忏悔。你瞧，他对于在运河一带看见的死人有点儿害怕。你也不能责怪他。”
“运河一带的情况很糟吗？”
“伞兵降落下来，使那些人陷在交叉火网里。可怜的人儿。我以为你也许有同样的想法。”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也不能说我是基督教徒。”
“恐惧会使人吓成什么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也还是厌恶仟悔这种想法。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把自己的一切向另一个人暴露出来。您得原谅我，神父，不过我认为这样做似乎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弱的。”
“哦，”他小声说，“我料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有多少事情要忏悔。”
我顺着教堂里的房子望过去，两边都是运河，房子在运河之间均等地伸向海滨。
第二座钟楼上，火光一闪。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办不到的，”他说。“法国人同意不干扰教堂区。我们不能再存什么奢望。你刚才看见放枪的，那是外籍军团的一个岗哨。”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当心那些放冷枪的人。”
楼下人真多，我只好从人丛中硬挤出去，走过小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洁白的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可以看到将近四分之三英里那么远。两边，那么长的街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两个活人——两个戴着伪装的钢盔的士兵，端着斯特恩式轻机枪，正慢吞吞地沿着街边在移动。我说活人，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倒到了街上。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聚集在死尸四周苍蝇的嗡嗡声和那两个士兵皮靴的嘎吱嘎吱声越去越远。我快快地走过死尸，掉头向着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我的身影。四处都无声无臭，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射程内的一个目标。这时候，我想到，要是我在这条街上遭到什么意外，可能要好几小时后才会有人发现：那几小时里，苍蝇早在我四周聚集成了一大群。
我走过了两道运河，拐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有十多个人坐在地上，都是穿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我走到他们身边时，谁也没有理睬我。
一个戴着步话机天线的军人说道，“咱们现在好走啦，”于是大伙儿全都站起身来。
我用我的拙劣的法语问他们，我可不可以跟着他们走。这场战争有一个有利条件，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竟然就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给怀疑成是敌人的间谍。“你是什么人？”那个中尉问我。
“我是写战地新闻的记者，”我说。
“是美国人吗？”
“不，是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不过要是你乐意跟我们一块儿走……”他动手脱下他的钢盔。“不用，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人员戴的。”
“随你的便。”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路纵队出发，中尉在前面带路，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带着步话机的士兵跟左右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炸开了。我们在小教堂后面又增加了一些人，这会儿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中尉用一个手指点着地图，低声向我说道，“根据情报，有三百人在这个村子里。也许是为今儿晚上的行动在这儿集合。我们还不清楚。眼下，谁还没有发现他们。”
“离这儿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里又传话来了，我们默不作声地继续前进，右边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左边是低低的矮树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矮树丛。“没有敌人踪迹，”中尉低声说，令人放心地一挥手，于是我们又前进了。四十码外，前面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有一座损坏了的桥，没有栏杆，只剩下一块板。中尉做了一个手势，叫我们分散开。我们蹲下来，面对着前边高我们三十英尺远、桥那边情况不明的地带。士兵们望望河水，忽然就像谁下了命令似的，大伙儿全都把头转开。有一刹那，我没有看到他们所看见的，但是等我也看到时，不知为了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歌舞女演员和那些吹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这一点儿也不合适”的神气。
运河里尽是死尸：这时候它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一锅爱尔兰炖羊肉。那些死尸重重叠叠：有一个人头，像海豹一样发灰发黑，跟一个剃光了头发、无名无姓的犯人那样，冒出水面来，就和港口里的浮标一样。河里没有血：我猜想血早已流走了。我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死尸在这儿：他们准是陷进了交叉火网又想退回来。我想这时待在岸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这把戏两个人就可以玩了起来。”我也把眼睛移开，我们都不想给提醒起我们多么没有价值，死亡来临得多么快，多么简单，多么寂然无声。即便我的理智想要死亡，我还是像一个处女一样害怕这个行动。说到死亡，我也希望先有适当的前兆，让我可以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准备呢？我也不知道，除了向四周多看上一眼，看看我将要留在身后的那一点儿东西。
中尉坐在背着步话机的那个士兵身旁，睁大眼睛望着他两脚之间的土地。步话机开始劈啪响着，传来一些指示。他于是叹了一口气，就像给人从睡梦中叫醒了那样站起身来。这些军人之间，一举一动有一种古怪的亲密友好关系，仿佛他们都是平等的人，共同干着他们一块儿干了不知多久的一项工作。没有人等候谁下命令，去干什么。这当儿，两个士兵向木板桥走去，想走过那破桥板，但是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站不稳。他们只好骑在木板上，每次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个士兵在运河下流一丛矮树中发现了一只平底小船。他设法把它划到中尉站着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撑去，但是我们碰上了一大堆死尸，船划不动了。他用竹竿往外撑，陷进了那一大堆人肉烂泥。一具死尸浮上水面来，直挺挺的靠在船边，像一个游泳的人躺着在晒太阳。接着，我们的船挣扎出来了，到了对岸。我们急匆匆地上了岸，谁也不再回头看看。并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还活着：死神也许已经撤退，也许已经退到下一条运河那么远。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非常严肃地说道，“gottsetdank.”除了中尉外，这批军人多半是德国人。
那边有一丛农家房屋。中尉首先紧贴着墙壁走了进去，我们每个人之间隔开六英尺，成单行跟进。接下去，士兵们没有奉到命令，就在田里分散开。这地方毫无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地方，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俗恶的石印油画，一幅是《圣心》，一幅是《圣母和圣婴》，这使那一大丛摇摇欲坠的房屋有了一种欧洲气氛。你即使不赞同这些人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相信些什么：他们是人，不只是血流干了的灰黑色死尸。
打仗的时候，多半是坐下来，什么事也不做，静等着一个别人。你还有多少时间好活，谁也无法担保，因此就算作一连串的思想，似乎也不值得。哨兵们照他们以前常做的那样，走了出去。这时候，前方有一点儿动静就是敌人出现了。中尉在地图上作了一个记号，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一阵正午的寂静降临下来，连迫击炮也不响了。天上没有飞机。一个士兵用树枝在大院里的烂泥堆中胡搅了一气。过了一阵，我们仿佛已经给战争忘却了。我希望凤儿已经把我那几套衣服送到洗衣店去。一阵凉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有一个士兵很拘谨地走到谷仓后面去撒尿。我竭力在回想，河内的英国领事让我拿走了一瓶威士忌，我是否付了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我想，“这就是了。现在来啦。”这正是我需要的一点儿警告。我带着一种兴奋的感觉等待着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再一次“为那件大事准备过分了”。直到隔了漫长的好几分钟以后，一个哨兵才回进来，向中尉报告了一些什么。我在一旁只听见了这两个字，“neuxcivils.”
中尉对我说道，“咱们去看看，”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一条泥泞的、长满草的路径小心走去。离农家房屋二十码外，在一条狭窄的沟里，我们碰上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小孩。他们显然是死了：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小块匀整的凝血，孩子就跟睡着了差不多。他大概有六岁，躺在那儿，瘦削的小膝盖弯着，活像在娘胎里那样。“talce，”中尉说。他弯下身，把孩子翻过来。小家伙脖子上挂着一个圣牌。我心里想着，“这个护身符不灵。”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恨战争。”
中尉说道，“你看bbr>..够了吗？”他这句话说得很粗野，就仿佛这两条性命该由我负责似的。也许在军人看来，是平民出钱雇用他杀人的，平民把谋杀罪放在军烟袋里，从而逃脱了责任。我们走回农舍去，又在风吹不到的草堆上默默地坐下。风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天快黑下来了。那个玩树枝的士兵正在撒尿，而撒过尿的那个士兵却在玩树枝。我心想，在哨兵已经布好岗后的那些寂静时刻中，那母子俩一定以为从沟里走出来是安全无事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那沟里是不是躲藏了许久——因为那块面包早已干了。这座农舍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起来了。中尉疲惫地说道，“他们要来轰炸这个村庄了。巡逻队今儿晚上全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开始往回走，又撑船绕过那一大堆死尸过河，列成纵队走过那座教堂。我们其实并没有走多远，然而这趟巡逻却似乎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唯一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母子俩。飞机已经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开始了。
等我回到军官的营房里，天已经黑了。我就在那儿过夜。那儿的气温只有零上一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座燃烧的市场。营房里有一堵墙早给火箭炮轰垮了，几道门也坍倒，挂上帆布帘子也挡不住一阵阵风。发电机不起作用了，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来遮挡住，才使蜡烛不给吹灭。我跟一位索雷尔上尉玩四一二一一，赌共产党发行的纸币：我无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军人食堂里的客人。我的手气令人厌倦地时好时坏。我于是打开了我那瓶威士忌酒，想使我们暖和一点儿，其余的人全都围拢来。上校说道，“离开巴黎后，这是我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出去巡视了一下放哨的情况后，也走了进来。“也许今儿晚上可以安静一夜，”他说。
“他们在四点钟以前是不会攻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给你找一把来。最好放在你的枕头边。”他又很殷勤地加了几句道，“我担心你会觉得你的褥垫相当硬。到三点半，迫击炮就要开始了。我们想打散敌方结集的兵力。”
“您认为这９9liｂ.一仗要打多久？”
“谁知道？我们从南定无法再调更多的部队来。这只是一场牵制性战斗。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藏书网些支援。假如就靠这些支援，我们能抵挡得住，那么你可以说，这就是场胜利了。”
这时候，大风又刮起来，直往房子里吹。帆布帘子给掀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乐纽斯在幕后被刺死的事），蜡烛不住地闪烁。黑影憧憧，就像演戏一样。我们倒像是一个巡回演出剧团了。
“你们的岗哨都能坚守住吗？”
“据我知道，到现在还坚守着。”他看来十分疲惫地说，“这并不算什么，你知道，跟一百公里以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简直不重要。那边才是一场大战哩。”
“再来一杯怎么样，上校？”
“谢谢你，不喝了。味道好极啦，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点儿，以防夜里需要。请你原谅，我想去睡一会儿啦。迫击炮一开起火来，那就睡不着了。索雷尔上尉，请你照料照料福勒先生，让他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一支蜡烛、火柴、一把左轮手枪。”说完，他走进房间去了。
对我们大伙儿说来，这也是一个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里给我在地板上放了一床褥垫。我的四周全是一些木箱。没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硬，却是很好的休息场所。我心里想着，不知道凤儿是不是在家，不过，说也奇怪，我却一点儿没有嫉妒的情绪。今儿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见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大家都是可以牺牲的。等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一人在舞台上跳舞，跳得很生硬，两只胳膊伸向前，搂着一个看不见的舞伴。我坐在一张像弹钢琴用的凳子上看着他跳，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以防有谁来干涉他跳舞。有一张节目表贴在舞台旁边，就像英国音乐厅里张贴的那种，上面这样写着：“爱情之舞，甲级证书。”戏院后面有人走动，我握紧了我的手枪。这时，我醒过来了。
我的手正按着他们借给我的那把手枪，一个人站在房门口，手上拿着一支蜡烛。
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上投下了一道黑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怯生生地说道，“非常对不住，把你吵醒了。他们对我说，我可以在这儿睡。”
我这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这顶钢盔是打哪儿弄来的？”我问。
“哦，人家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他从身后拖进来一只军用背包，开始从包里取出一个羊毛衬里的睡袋来。
“你的装备倒很齐全，”我说，一面尽力想着为什么我和他竟然全跑到这儿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睡袋，”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取出一个热水瓶和一台小酒精炉，一把发刷，一套剃胡子用具和一罐军用配给干粮。我看看我的手表。将近凌晨三点钟。
二
派尔继续打开行李。他把几只木箱重叠起来，在上面放下他的剃胡子用的镜子和其他用具。我说，“我很怀疑你是否弄得到水。”
“哦，”他说，“早晨要用的水，我那热水瓶里足够。”他在睡袋上坐下，动手脱皮鞋。
“你究竟是怎么上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来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队，然后我雇了一条小船。”
“一条小船？”
“哦，是一种平底小船——我不知道叫什么名称。事实上，我不得不买下那条船来。没花多少钱。”
“你一个人沿着这条河撑下来的吗？”
“这实际上并不困难，你知道。我是顺流而下。”
“你疯啦。”
“哦，没有事。唯一真正的危险就是怕搁浅。”
“或是给海军巡逻艇开枪打死，再不然就是给一架法国飞机扫射。还有就是给越盟割断了脖子。”
他哈哈大笑，不大好意思。“可是，我好歹到了这儿啦，”他说。
“为了什么？”
“嗅，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睡觉。”
“我这会儿并不想睡。大炮就快打响啦。”
“我把蜡烛移开，成吗？这儿未免大亮了。”他似乎有点儿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哦，那天你使我认为发艳这个地方相当有意思。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儿，待在一块儿的那天吗？”
“记得，怎么样呢？”
“我认为自己应当来看看。说实话，格兰杰那样胡来，我真觉得有点儿丢脸。”
“我明白啦。就这么简单吗？”
“哦，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对吗？”他开始玩弄他的鞋带。我们沉默了好半天。“说真的，我不太老实，”他终于这么说。
“不老实？”
“实际上，我是来看你的。”
“你上这儿来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在一阵窘困为难下抬起头来，不再玩弄鞋带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爱上风儿啦。”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是这样的出人意外，又这样一本正经。我说道，“你不能等到我回去再说吗？下星期，我就要回到西贡啦。”
“下星期，你也许早给打死了，”他说。“那样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啦。而且要等那么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抑制住，不跟凤儿亲近。”
“你是说，你一直还没有跟她亲近吗？”
“当然还没有。你以为我会先跟她说——不让你知道吗？”
“一般人就这么做，”我说。“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猜想就是那天晚上在乡村酒家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当时还认为你始终没有跟她很接近。”
他有点儿困惑地望着我。如果他的举止在我看来是愚蠢的，那么我的举止在他看来显然是莫名其妙的。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看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姑娘。她们全那么美。咳，她也可能是她们中的一个。我想要保护她。”
“我可不认为她需要谁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玩过吗？”
“约过，我没有去。我一直没有去接近她们。”他郁闷地说，“这非常不好。我觉得这样做很卑鄙，不过请你相信我，成吗？假如你们已经结婚——那我决不会闯进来，拆散人家夫妻俩。”
“你似乎很有把握，你真能闯进来吗？”我说。他第一次惹得我生起气来。
“福勒，”他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干吗？”
“我可以叫你汤姆吗？我多少觉得，这件事倒使我们更接近了。我是说，两个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他背靠着那些箱子，热切地坐起身来。“现在，既然你知道了，一切都似乎不同啦，”他说。“我打算要求她跟我结婚，汤姆。”
“我宁愿你管我叫托马斯。”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间选一个，托马斯。这很公平。”但是，这算公平吗？我第一次不寒而栗，预感到往后的孤独寂寞。这一切真异想天开，然而……他可能是一个笨拙乏味的情人，但是我是个穷光蛋。他手头现有着无限的体面。
派尔开始脱衣服，我心里想道，“他还享有青春哩。”嫉妒派尔，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我说，“我没法跟凤儿结婚。我在国内还有个妻子。她决不会答应和我离婚。她是个高教会派教友——假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话。”
“我觉得很遗憾，托马斯。顺带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奥尔登，要是你乐意知道……”
“我宁愿还管你叫派尔，”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就是派尔。”
他钻进了睡袋，伸出手去取蜡烛。“嘘，”他说，“我很高兴这件事算过去了，托马斯。这一阵子，我一直为这事觉得不好受。”显而易见，他这会儿是不再难受了。
等蜡烛吹灭了后，我所能看见的只是外面的火光映衬出的他的板刷头的轮廓。
“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他这话像一场拙劣的喜剧的提示那样刚说完，迫击炮顿时就响了起来，尖声呼呼地直响，接着就爆炸开来。
“我的天，”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是他们想阻止人家的一次进攻。”
“晤，我想，咱们俩这会儿都睡不成啦。”
“睡不成啦。”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看待这一切的方式是怎么个看法——我觉得你很出色，很出色，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形容你。”
“谢谢你。”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要多得多。你知道，从某些方面看，波士顿未免有点儿——狭隘。就算你不是洛厄尔家或是卡伯特家的人。我也希望你能给我提点儿意见，托马斯。”
“关于什么方面？”
“关于凤儿。”
“我要是你，就不会相信我的意见。我是有偏见的。我想留下她。”
“哦，不过我知道你这人很直爽，绝对直爽。我们两人全都非常关心她的利益。”
突然，我对他这种孩子气，再也忍受不住了。我说，“我关心可不是为了她的利益。你可以管她的利益。我只要她的肉体。我要她陪我睡觉。我宁愿摧残她，跟她一块儿睡觉，……也不愿照料她的什么该死的利益。”
他在黑暗中用很微弱的声音“哦”了一声。
我继续说下去，“假如你关心的只是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份上，别碰凤儿。她像任何其他的女人一样宁愿有一个好……”一声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的耳朵没有听见那句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派尔身上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憨劲儿。他已经决定要我表现得好，我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好。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难受，托马斯。”
“我并不难受。”
“哦，不错，你是在难受。我知道，要是我不得不放弃凤儿，我也会如何难受的。”
“但是我还没有放弃她。”
“我也是相当重视肉体的，托马斯，但是要是我能看见风儿快乐，我会牺牲掉一切对肉体的希望。”
“她现在就很快乐。”
“她不可能快乐——在她眼前的处境中，她不可能快乐。她需要孩子。”
“你真的相信她姐姐那一套胡扯吗……”
“做姐姐的有时候知道得更清楚……”
“她只是想把那种想法推销给你，派尔，因为她认为你比较有钱。我的天，她倒推销得不错。”
“我只有我的薪水。”
“哦，可是你们货币的兑换率好歹比较高呀。”
“别这么尖刻，托马斯。这类事情很多。但愿是别人而不是你碰上这种事。这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好像她真的就要离开我似的，派尔。”
“当然啦，”他没有多大把握地说，“她也许乐意跟你同居下去。”
“那你又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走。”
“你干吗不现在就离开，派尔，别在这儿惹麻烦呢？”
“那就对她不公平啦，托马斯，”他相当认真地说。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对自己惹起的麻烦抱有如此好动机的人。接下去，他又说道，“我可不认为你很了解凤儿。”
好几个月以后，那天早晨醒来，凤儿躺在我的身边，我想道，“你派尔又了解她吗？你能料到现在这种局面吗？凤儿如此快乐地睡在我的身边，而你却死了？”时间自会进行报复，但是报复往往是如此辛酸。我们大伙儿要是不强求了解，接受这一事实：没有人会了解另一个人，没有妻子会了解丈夫，没有情夫会了解情妇，也没有父母会了解孩子，那么我们大伙儿会不会生活得更好些呢？也许，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发明了上帝——一个能了解一切的神。也许，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是了解别人，我也会哄骗自己去信仰上帝，但是我只是一个记者，上帝是为社论撰写人存在的。
“你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了解吗？”我问派尔。“哦，看在上帝份上，咱们来喝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声音太响啦，没法多争沦。”
“现在喝酒太早了点儿，”派尔说。
“已经他妈的太晚啦。”
我倒出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一杯，透过威士忌酒睁大眼睛望着蜡烛光。每逢有一枚炮弹爆炸开来，他的手就颤抖一下，然而他却不顾危险，糊里糊涂地从南?99liｂ?定跑了来。
派尔说道，“这事很奇怪，我们两人都不能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酒喝下去了。
第五章
我原先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星期，但是事实上，我过了将近三星期才回来。
首先，发艳那个地区进去不容易，出来竟然更困难。南定和河内之间，陆路早已给切断，空中运输又不能单为一个记者安排，何况这个记者根本就不该跑到发艳去。
后来，等我到了河内时，记者们正从下面飞来听取最近这场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上又没有位子给我。派尔在他到达的那天早晨就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来跟我谈凤儿的事，没有什么事要使他留下了。五点三十分，迫击炮停止轰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撇下他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他已经走了。我猜想，他是出去逛逛去了——既然能从南定撑船沿河一路前来，几个狙击手不会使他担心，他这个人对于自己可能给别人带去的痛苦是设想不到的，就如同他对自己可能遭到的痛苦或危险也想象不到那样。有一次——不过那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忍不住了，把他的脚推进去，我是说推进痛苦中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怎样转过身，迷茫地望着他那只弄脏了的皮鞋，说道，“我得先去擦一下皮鞋，然后再去见公使。”我那时就知道，他遣词造句已经按着他从约克·哈定书上学来的方式了。不过就他说来，他是诚恳的：一切牺牲全都由别人付出代价，这只是偶然的巧合，直到最后那一晚，倒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边。
等我回到西贡以后，我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发艳的。我去喝咖啡的时候，他说动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让他搭上了一艘登陆艇，等登陆艇完成了一次例行的巡逻任务后，又让他偷偷地在南定上了岸。他很幸运，等他跟着沙眼治疗队回到河内后二十四小时，南定通往河内的那条路就正式宣布被切断了。我到河内时，他已经动身上南方去了，留下一封信在记者营酒吧间侍者那儿，要他转交给我。
“亲爱的托马斯，”他信上这样写着，“我没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多么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当我走进那屋子去找你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在他撑着小船长时间沿河航行下去时，他心里又如何呢？）“没有几个人会对这件事这样处之泰然。你真了不起。现在，既然我已经向你说明，我不再觉得像先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关系吗？我很生气地想着，可是我知道他并不是存心这样的。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感到惭愧，整个事情立刻就会愉快点儿——我会感到愉快，凤儿会感到愉快，全世界都会感到愉快，甚至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也会感到愉快。既然派尔不再感到惭愧了，那么春天就已经到了印度支那。）“我在这儿等你等了二十四小时，但是假如我今天不走，我就没法在一星期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的实际工作却在南方。我已经告诉主持沙眼治疗队的那些小伙子，请他们来找你——你会喜欢他们的。那是一些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正在干着一项成年男子干的工作。我在你之前先回到西贡，你千万不要担心。我答应你，在你回西贡之前，我不会去看凤儿。我决不希望你往后会觉得我怎样不公正。你的友好的奥尔登。”
又是那句厚颜无耻的假设，认为“往后”我会失掉凤儿。信心也是以美元汇率为依据的吗？我们过去也常说英镑的价值。现在，难道我们不得不谈一场金元恋爱吗？金元恋爱当然会包括结婚、男孩儿和“母亲节”，尽管往后也可能包括里诺或维尔京群岛或是任何一个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金元恋爱有美好的意图，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的人就全见他们的鬼去吧。可是我的恋爱却没有什么意图：它明白将来会是什么结局。你可以做的就是设法使将来不太难堪，等将来到来时，温和地点明它。在这方面，就连鸦片烟也有它的价值。然而，我始终没有预见到，我不得不向凤儿点明的第一个“将来”，竟会是派尔的死讯。
因为没有什么较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格兰杰当然也在场。
主持招待会的是一个年轻的、过于漂亮的法国上校。他讲法语，由一个小军官担任翻译。法国记者们坐在一块儿，像一支对抗的足球队。上校只顾讲下去，我发觉要专心致志地听上校所说的话很困难：我的心老是转到凤儿和这一个念头上去——假如派尔说得对，我失去了她：那么今后从这儿上哪儿去呢？
翻译说道：“上校告诉诸位，敌人打了一场大败仗，损失惨重——相当于损失了一整营的兵力。残余的队伍正用临时凑起的木筏渡过红河逃窜。他们一直受到我方空军的攻击。”上校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整洁的黄头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走着舞步，指点着墙上那些长幅的地图。一个美国记者问道：“法军的损失怎么样？”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问话的意义——这类问话通常是记者招待会开到这个阶段就会有人提出的，但是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和蔼地笑着，像一个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静等着翻译把这句话译完。然后，他才耐心而含糊地回答。
“上校说，我们的损失并不重大。确切的数字目前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一贯是引起麻烦的信号。你会认为，上校迟早总会想出一套方法来应付这班难以驾驭的记者，要不然“校长”就会派手下一个更能于的人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当真是向我们说，”格兰杰说，“他有时间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却来不及清点自己的吗？”
上校很耐心地又编造了一套回避的话。他也很清楚，有谁再一问就会使他的这套回避的话又站不住脚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默不作声、神色郁闷地坐在那儿。假如美国记者们能逼得上校承认了什么，他们就会赶快一把抓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加入进去引诱自己的同胞上当。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打垮了。在火线后面目前可以清点死亡人数，但是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从前进的法军各部队那儿获得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是参谋部到底知道不知道。你是当真告诉我们：各排不立刻用步话机把实际伤亡人数向总部报告吗？”
上校的脾气开始有点儿接捺不住了。我想，他要是一开始就跟我们摊牌，坚决地对我们说，他知道伤亡数字，但是他不愿说，那么情况就不会这么尴尬了。说到头，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什么特权，可以要求他说出实际情况来。我们并不用去藏书网和巴黎的左派议员们斗，也不用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跟胡志明的部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死亡。
上校突然脱口说出这个消息，说法军的伤亡人数是一比三，一说完就转身背对着我们，气汹汹地睁大眼睛望着地图。这些送了命的人是他部下的士兵，他的同僚军官，是他在圣西尔的同班同学——并不是格兰杰心里的数目。这时，格兰杰说道：“现在咱们总算有点儿眉目了，”一面朝四下看看他的同行，一脸痴痴呆呆的得意神气，那些法国记者全都低着头，很沮丧地记录下这则消息。
“这个伤亡比例可以说比朝鲜战场上的大，”我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么说，不过我却给格兰杰提了一个新线索。
“请你问问上校，”他说，“法军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说敌人正在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可不管.河水是什么颜色。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法军现在打算怎么办。”
“敌人正在逃窜。”
“他们到了河对岸，情况又怎么样？你们又打算怎么办呢？你们是不是就打算坐在河这边，宣布说战事已经结束啦？”法国军官们郁闷而耐心地听着格兰杰咄咄逼人的嗓音。现在做军人，还得忍气吞声才成。“难道你们打算投些祝贺圣诞节的圣诞卡去给他们吗？”
上尉小心谨慎地翻译了这句话，连“artesdenoel”这几个字也照译出来了。上校向我们冷冷地一笑。“不投圣诞卡，”他说。
我想，上校的年轻俊俏这一点特别使格兰杰不快。这位上校不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至少在格兰杰看来不是。格兰杰又说道：“你们总不打算投什么别的吧。”
上校忽然讲起英语来，他的英语很好。他说：“要是美国答应给我们的供应到了，我们就有更多的东西可投啦。”他这人尽管看来很漂亮，头脑却倒是很简单。
他竟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更关心他祖国的荣誉，而不只顾采访新闻。格兰杰很尖锐地说道（他做事相当能干，脑子里把日期都记得很熟），“你是说答应在九月初运来的供应品全都没有运到吗？”
“没有。”
格兰杰这一下可得到他要的新闻了：他连忙写起通讯稿来。
“我很抱歉，”上校说，“这是不能在报上发表的，只能作为参考的背景材料。”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这是新闻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给你们帮忙。”
“不，这是得让外交官们去交涉的问题。”
“发表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
那些法国记者这时候全茫然不解了：他们只会说很少几句英语。上校打破了惯例。几个法国记者气愤愤地一起抱怨起来。
“有没有害处，我没有资格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各报会说：哦，法国人总是在抱怨，总是在乞讨。而在巴黎方面，共产党人又会指责说，法国人正在替美国流血卖命，美国连一架用旧了的直升飞机也不派来。这种新闻发表了没有什么好处。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飞机，敌人还是在那边，离开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可以发表说，你们急需直升飞机，可以吗？”
“你可以说，”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飞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他带着一种惊异而愤懑的神情又说了一遍。“你可以说，要是一个人在这场战斗中受了伤，并不是受了重伤，只是受了藏书网伤，他心里很明白，他大概已经完蛋啦。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才给人抬上救护车，道路又极糟，车子也许会出毛病，也许还会碰上一次埋伏，结果就生坏疽死去。倒不如当时就给打死还好受些。”法国记者们都把头伸向前去，想听明白上校说的是些什么。
“你可以把这些全都写下，”上校说，因为他形体优美，所以反而显得更加怨恨。
“interpretez，”他吩咐说，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做一件他很不熟练的工作：从英语翻译回法语。
“正戳中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十分得意地说，他马上跑到酒吧旁的一个角落里去草拟他的电报稿。我的电讯没有一会儿也写好了：在发艳，我写不出什么那些新闻检查官会放行的东西。假如值得报道的新闻很好，我本可以飞到香港去，由那儿发电报，但是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危险呢？我很怀疑。要是给他们驱逐出去，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那将是派尔的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正是他的胜利，我的结局——是一封祝贺我升职的电报。但丁当年始终没有想到这样施加压力去惩罚他诗篇中受到谴责的情人。保罗从来没有被提升进入“炼狱”。
我上楼去，回到我那间空荡荡的、冷水龙头漏水的房间里（在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在床边一屁股坐下，那一大束蚊帐像一团乌云似的在我的头上膨胀开藏书网来。
报馆要我回去担任新的外交事务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去上班，在伦敦黑修道士车站附近那座阴沉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楼里，电梯口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的饰板像。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从西贡转到河内来了，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已经传到了凤儿的耳里。我从此就不再做记者了：我得去发表意见，而作为这个空洞特权的报酬就是，剥夺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希望。我有经验，可以对付派尔这个脸皮娇嫩的小青年，在男女两性之间的花招上，年龄也是一张王牌，就和青春一样，但是如今，我连再竞争十二个月这个有限的前途也提不出来了，而前途却是王牌。我嫉妒那些受到惩罚在这里送死的、最思念家人的军官。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欲哭无泪，我的泪管就和这里的热水管一样干枯。哦，让他们有家吧——我只要我在卡蒂纳街的那间屋子。
在河内，天黑以后就很冷，灯光也不及西贡的明亮，比较配合这里妇女颜色较深的衣服和战争这一事实。我沿着冈贝塔街走到和平酒吧去——我不愿意到大都会酒店去跟在那儿喝酒的法国高级军官、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一块儿喝酒。等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到了远远的大炮声，是朝和平府那个方向发去的。白天，有车辆往来，听不见炮声，可是现在，一切都很寂静，只听见车铃声丁丁当当，那是三轮车夫拼命在兜生意。皮埃特利还坐在他的老地方。他生着一个古怪的长脑壳，高踞在肩头上，活像一只梨子摆在碟子里，他是一个警官，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人。这和平酒吧就是他女人开设的。他也是一个并不特别想回老家的人。他是科西加岛人，不过他比较喜欢马赛，至于拿马赛跟河内比，他愿意任何一天都坐在冈贝塔街的人行道上：他更喜欢他这个宝座。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这封电报的内容了。
“来赌一下，怎么样？”他问。
“干吗不来呢？”
我们掷起骰子来。在我看来，我离开了冈贝塔街和卡蒂纳街，喝不到这种淡淡的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听不见这种普通的掷骰子的声音，看不见大炮的火花像一只大钟的时针那样在天边转来转去，我就似乎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我说：“我快要回去啦。”
“回家吗？”皮埃特利问，一面掷出了一个：四一一点来。
“不是。是回英国。”
第六章
派尔竟然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一次酒，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其实是不爱喝酒的。几星期过去后，在发艳的那次荒唐的会面，似乎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连那些谈话细节都不大清楚了。那些细节就像一座罗马古墓中残缺的文字，我这个考古学家正在根据我的学术偏见把佚文填补起来。我甚至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他那一番谈话是一番巧妙的、幽默的托辞，想借此掩饰他到发艳的真正目的，因为在西贡，人们已经在盛传，他是干秘密工作的。那种工作称之为秘密，实在很不恰当。
或许他正在安排把美国军火供应给一股“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铜乐队，主教手下吓坏了的、领不着薪水的年轻雇佣兵，就剩下那么一点儿了。我在河内收到的那封电报，一直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把调职的事告诉凤儿，并没有什么意思。那等于是让我们今后剩下的、待在一块儿的几个月不得安静，尽是流泪和吵闹。我甚至在最后一刻前，也不打算去申请办理出境证，怕的是万一凤儿有个亲戚在移民局，那就不好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六点钟要来。”
“我要去看姐姐，”她说。
“我想他是想见见你。”
“他并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家里人。你离开西贡后，姐姐邀请过他，他一次都没有去。姐姐很受到伤害。”
“你不要出去。”
“要是他想见我，他会邀请咱们上美琪大饭店去。他只是想私下跟你谈谈——谈买卖。”
“他是做什么买卖的？”
“人家都说，他做进口买卖，输入许许多多东西。”
“都是些什么东西？”
“药品，药剂……”
“那些全都是供应在北方的砂眼治疗队的。”
“也许。海关不可以检验他那些东西。它们全都是外交包裹。不过有一次有人犯了错误，打开查看了——那人马上就给解雇了。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输入。”
“包裹里是什么呢？”
“塑料。”
“你不是说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等风儿走后，我写信回英国去。路透社有个人几天之内要从西贡到香港去，可以托他带到那儿，再帮我寄出。我知道我的吁请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我往后不会抱怨自己，说我没有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我信是写给报馆总编辑的，说眼下不是更换报纸?特派记者的时候。德拉特尔将军在巴黎即将逝世：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方正遭到从未有过的危险。我告诉他，我不适合担任外交事务编辑——我是一个记者，对任何事情我都没有真正的意见。到最后一页，我甚至以我私人的理由向他提出呼吁，虽然任何人类的同情心看来也不大会有什么用，抵挡不住那一排长灯管下戴着绿色遮光罩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什么“为了报纸的利益啦，”什么“情况要求如此……啦”
我在信上写道：“为了种种私人理由，我对奉调离开越南感到很不快。我认为，在英国我没法尽力工作，不仅是经济上会感到窘迫，家庭方面也会出现纠葛。说真的，假如我能够办得到的话，我情愿辞职不干，也不愿回到联合王国去。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表示，我反对这次调动的意志多么坚决。我认为您总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差的特派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接下去，我把报道发艳战役的文章又读了一遍，准备托人带到香港，作为从香港发出的电讯送出去。现在，法国人方面不会再过分认真反对我这样写了——因为发艳的围已经解除：一场败仗可以充作一场胜利了。随后，我把我写给报馆总编辑的最末一页撕掉。那样写是没有用处的——那些“私人理由”只会成为他们私下的笑柄。大家都设想，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全有他自己的姑娘。我这样写信回去，总编辑会拿去跟夜班编辑当笑话讲，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瑟姆的两幢半独立式的别墅去，直到他上床睡觉心里仍然念念不忘：身边躺着的忠实的妻子从格拉斯哥就一直跟着他了。
我看得很清楚，那所冷酷的房子是什么光景——一辆破烂的三轮童车摆在门廊里，谁心爱的烟斗给打断了，客厅里还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去缝上一粒钮扣。“私人理由”：回到伦敦在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听见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儿。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把门打开，他养的那条黑狗抢先进来了。派尔从我肩头望望里面，发现屋子里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在家，”我说。“凤儿上她姐姐那儿去了。”他脸红起来。我注意到他穿的是一件夏威夷衬衫，尽管在颜色和图案方面全相当有节制。我有点儿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犯有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你……”
“当然没有。来杯酒，怎么样？”
“谢谢。是啤酒吗？”
“很抱歉。我们没有电冰箱——我们是叫人家送冰块来。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不介意的话，来一小杯。我是不大爱喝烈性酒的。”
“加冰块吗？”
“多加点儿苏打水——假如你有的话。”
我说道：“从发艳分手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你收到那封信了吧，托马斯？”
他用我教名的时候，就好像宣布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是上这儿来争夺凤儿的。我注意到，他的那头划船队员式短发新近修剪过，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甚至也是为了夸耀男性美吗？
“我收到了你的信，”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翻。”
“当然，”他说，“你有种种权利这么做，托马斯。可是我在大学里练过拳击——而且我比你年轻得多。”
“不，出手打你，那就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办法。”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肯定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儿的面谈论她的事。我本来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嗯，我们要谈论什么呢——谈塑料吗？”我说这话并不是想使他吃惊。
他说：“这件事你知道了吗？”
“凤儿告诉了我。”
“她怎么会……？”
“你可以相信，这件事全市早已传遍了。这有什么要紧呢？你打算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乐意让我们援助的详情传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也常常来访问。我们的沙眼治疗队已经碰上不少麻烦啦，因为他们采用这种药品，没用那种。”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这件事。”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一大堆，不住地喘气，它的舌头看上去很像一块煎焦了的煎饼。派尔含糊不明地说道：“哦，你知道，我们想要把一些本地的工业扶植起来，我们不得不提防法国人。他们要越南人什么都买法国货。”
“我可不怪他们，打仗要用钱呀。”
“你喜欢狗吗？”
“不喜欢。”
“我以为英国人都是最爱狗的。”
“我们以为美国人最爱金元，不过一定也有些例外。”
“我真不知道，没有公爵我怎么过日子。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寂寞得要命……”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你有那么许多同伴。”
“我养过的第一条狗名字叫王子。我叫它王子是取黑王子的意思。你知道，那家伙，他……”
“他在利摩日屠杀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这我可记不起来了。”
“历史书上全都搪塞过去。”
遇到现实跟派尔珍爱的浪漫主义思想不符合，或是有一位他所爱护或敬佩的人不够他所定下的荒唐标准时，我就会看到他的眼睛里和嘴角旁，露出一丝那种痛苦、失望的神情。这种神情我后来看到过多少次。有一次，我记得，我捉出了约克·哈定在事实方面犯下的一个大错误。我不得不安慰他：“犯错误任何人都难免。”他却紧张不安地大笑起来说：“你准以为我是个大傻瓜，但是——瞎，我几乎以为他是决不会犯错误的。”他又说，“我父亲跟他只见过一面，就认为他很了不起，而我父亲是很难讨好的。”
那条名叫公爵的大黑狗，气喘够了，适应了房里的空气后，开始在屋子里四处东闻闻西嗅嗅。“你能不能叫你的狗安静下来？”我说。
“哦，非常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很响地舔它的私处。我再把我们两人的酒杯斟满，走过的时候，顺便打扰了一下公爵的洗涤。它只安静了一下，马上又开始搔痒了。
“公爵聪明极啦，”派尔说。
“你的王子怎么样了？”
“我带它到康涅狄格州的农场上去，它给车子压死了。”
“那时你难受吗？”
“哦，我很难受。我非常心疼它，不过一个人也得有点儿理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再活过来。”
“那么要是你得不到凤儿，你也会有点儿理智吗？”
“是啊，我希望是这样。你呢？”
“我很怀凝。我甚至于会发疯胡来。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管我叫奥尔登，托马斯。”
“我可不大乐意。派尔这个名字带来——不少联想。你想到过我会发疯胡来吗？”
“我当然没有想到过。你是我所认识的最爽直的人。当我想起我坐了小船撑到…藏书网…的时候，你的态度多么好……”
“我也记得，我那次睡前曾经想到：假如他们攻过来，把你杀了，那多么方便啊。英勇殉职。为了民主。”
“别嘲笑我啦，托马斯。”他不安地移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有点儿蠢，不过我知道你是在开我的玩笑。”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说实话，你最希望她幸福。”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我原来抱着万一的希望，指望他走了她才回来。
他也听见了脚步声，并且听出是谁回来了。他说道：“她回来啦，”虽然他只在那一晚跟她跳过一次舞，他却已经听得出她的脚步声来了。为了透透风，我让房门开着，所以那只狗也起身，站到了门边，俨然像是在迎接派尔家里的一名成员。我倒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儿说道：“姐姐不在家，”接下去又谨慎小心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说真话，还是她姐姐叫她赶回来的。
“你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ente.”她态度极为大方。
“非常高兴再见到你，”他说，脸又红起来了。
“loi？”
“她的英语不大好，”我说。
“我恐怕我的法语更糟糕。不过我正在请人教。我可以听明白——要是凤儿小姐说慢一点儿的话。”
“我来做翻译吧，”我说。“这儿本地人的口音你需要一些时候才能习惯。现在，你想说什么呢？凤儿，坐下吧。派尔先生是特意来找你的。真个的，”我对派尔加说上一句，“要不要我走开，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呢？”
“我希望你听见我要说的所有的话。要不然，那就不公平啦。”
“好，那么就请开火吧。”
他话说得很严肃，仿佛这一段话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他说他对凤儿怀有莫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一晚跟她跳舞以后，他就一直感觉到了。这时候，我有点儿想起一个老管家正领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大宅子”。这大宅子就是他的心，至于这家人居住的许多私人住房，我们只获准匆匆地偷看上一两眼。我很仔细地替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糕。凤儿不声不响地坐着，两手放在膝上，仿佛在听电影中的对话似的。
“这一番话，她听明白了吗？”他问。
“据我看来，她听明白了。你总不希望我加上点儿人力吧，是吗？”
“哦，别加什么，”他说，“你就翻译。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左右她。”
“我明白啦。”
“请告诉她，我要和她结婚。”
我告诉了她。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这么说是不是当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凡事当真的人。”
“我想这敢情是个很古怪的情况，”他说。“我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古怪。”
“然而一切又似乎这么自然。说到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
“多谢你这么抬举我。”
“我碰上麻烦，第一个就要找你帮忙，”他说。
“我猜想，爱上了我的女人自然也是一种麻烦喽？”
“当然是。但愿是随便哪个别人的，不是你的，托马斯。”
“那么，接下去还要我向她说什么呢？说你没有她就活不成吗？”
“不用肽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十分真实。当然啦，得不到她，我只好离开这儿，不过一个人对一切事情最终总会忘却的。”
“在你考虑要说什么的时候，我可以替我自己说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这样才公平嘛，托马斯。”
“哦，凤儿，”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着他吗？他会和你结婚。我办不到。你也知道为什么。”
“你要离开这儿了吗？”她这么问，我这才想起了口袋里报馆总编辑写来的那封信。
“不离开。”
“永远不离开吗？”
“这一点我怎么好事先答应呢？他也没法事先答应。结了婚也会分开的。结了婚的人常常比我们这样的人分开得还要快点儿。”
“我不要离开你，”她说，不过她这句话并不能让人放心，它包含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现在该把所有的牌全都摊在桌上。我并不很有钱。但是将来我父亲去世后，我可以得到大约五万元的遗产。我的健康情况很好——两个月前我刚取得一张健康证明书。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这个我可不知道怎么翻译了。这是为了什么？”
“哦，为了弄清楚我们在一块儿能养孩子。”
“你们在美国就是这样谈恋爱吗——提出收人的数字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先前从没有谈过恋爱。要是在国内，也许我母亲会跟她母亲谈的。”
“谈你的血型吗？”
“别笑话我，托马斯。我料想我是有点儿老式的。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真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是呀。我们不再谈下去，掷骰子来看谁赢得她，你说成吗？”
“你这是在假充硬汉子，托马斯。我知道你接着你的方式也很爱她，就跟我一样。”
“那么往下说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马上就爱我。到时候她自然会爱的，不过请你告诉她，我所提出的是安全与敬重。这听起来并不很令人激动，不过这也许比热情更有好处。”
“她随时都可以得到热情，”我说，“你上办公室去的时候，还有你的汽车司机哩。”
派尔的脸又红了。他局促不安地站起身来说道，“这是肮脏的俏皮话。我可不让人侮辱她。你没有权……”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哩。”
“你能给她点儿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我。“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两三百块钱，再不然你把她连家具一股脑儿全转让出去吗？”
“家具本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你的。凤儿，你乐意和我结婚吗？”
“血型又怎么样呢？”我说，“还有一张健康证明书。你当然也要看看她的健康证明书？也许，你还应该看看我的哩。还要看看她的天宫图——不啊，那是印第安人的风俗。”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用法语说，”我说。“我要是再给你翻译，我他妈的才该死哩。”
我站起身来，黑狗汪汪叫了几声。这使我大为生气。“叫你这该死的公爵别嚷嚷。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乐意和我结婚吗？”他又说了一遍。我朝凤儿身边走了一步，那狗又叫起来。
我对凤儿说道，“叫他走，叫他把他的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xvecmol.”
“不，”凤儿说，“不。”我们两人的怒气忽然一下全消失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要一个两个字母的字就可以解决。我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派尔站在那儿，嘴微微张开一点儿，一脸迷茫的神色。他说道，“她说不。”
“这点儿英语她是懂的。”这时候我很想大笑：我们两人把彼此也愚弄得够呛啦。我说道，“坐下，再喝一杯威士忌吧，派尔。”
“我想我该走啦。”
“喝一杯再走。”
“不可以尽喝你的威士忌，”他咕哝说。
“我要多少威士忌，可以通过公使馆去买。”我朝桌子走去，狗对我露出了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道，“坐下，公爵。规矩点儿。”他从额头上把汗抹去。“我非常抱歉，托马斯，要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啦。”他拿起酒杯来，若有所思地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胜利。只是请你千万不要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儿对我说道，“他乐意抽一袋烟吗？”
“你乐意抽一袋烟吗？”
“不，谢谢你。我不碰鸦片烟，我们组织上有严格的规定。我喝完这杯酒就走。公爵在这儿胡闹，很对不起。它一般是很安静的。”
“就在这儿吃晚饭吧。”
“我想，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情愿一个人待一会儿。”他使人捉摸不定地咧开嘴笑笑。“我想人家会说我们两人的举动都很奇怪。我希望你能和她结婚，托马斯。”
“你当真希望吗？”
“当真希望。自从我看见了那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那个大院子——我一直就非常害怕。”
他很快喝完了他不习惯的威士忌，并没有朝凤儿看上一眼。告别的时候，他没有碰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哈了哈腰。我注意到凤儿园不转睛地盯着他，直到他走出房门。我走过镜子面前时，看见了我自己：我裤子最上面的一粒钮扣没有扣上，这是大腹便便的开始。到了门外，派尔说道，“我答应从此不再见她啦，托马斯。你不会让这件事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吧，会吗？等我这次考察完毕后，我就设法申请调走。”
“那是什么时候？”
“两年左右。”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道：“这有什么好处呢？我还不如干脆告诉他们两人我这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忍受上几星期，作为一种装饰……我的谎话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安逸下来。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凤儿问。
“好的，再过一会儿。我只是想写一封信。”
这是我当天写的第二封信，不过这封信我一点儿没有撕掉，尽管我对于会有什么回音同样不存多大希望。我这样写道：“亲爱的海伦，四月里，我就要回英国来，担任报馆里外交事务编辑的工作。你能想象，我对这份工作是不很乐意干的。英格兰是我事事失败的地方。我本来指望我们的婚姻能持久下去，就仿佛我也分担你的基督教信仰那样。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确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知道你和我都曾尽力挽救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我发起脾气来会多么无情，多么恶劣。现在，我看是稍微好点儿了——这是东方给我的好处——不是温和点儿，只是平静点儿。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纪又大了五岁——人到老年，五年占的份量可非常大。你一向对我很宽厚，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你一次也没有指摘过我。你乐意更慷慨一点儿吗？我知道，我们结婚前，你提醒过我，决不可能离婚。我接受了这次风险，毫无怨言。同时，我现在还是要要求你同意我离婚。”
凤儿在床上叫我，她已经把烟盘子摆好了。
“待会儿，我这就来，”我说。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起来，”我写下去，“说得比较体面、比较庄重一些，借口说是为了另一个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以前一向总是彼此说真话的。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同居了两年多，她对我一直很忠实，不过我知道我并不是她非要不可的。假如我离开她，她大概会有点儿不快活，但是决不会上演什么惨剧。她会跟别人结婚，生儿育女。告诉你这件事，我实在做得很蠢。我是在把回答的话放在你的嘴边。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真话，所以要是我告诉你，失去她对我说来就是死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我不是请求你讲道理（道理完全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是一个太大的词，不合乎我的情况。再说，我好歹也不特别值得你发慈悲。我想，我现在所要求你的，实际就是要你忽然一下不讲道理，异乎寻常。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很踌躇了一下，最后写下来还是不大对）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思考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在电话上比远隔八千多英里更容易办。但愿你能回我一份电报，说一声我同意那就成了！”
等我把信写完以后，我觉得仿佛跑完了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在床上躺下，让凤儿替我烧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并不十分重要。”
“办得到的话，我也愿意和你结婚，凤儿。”
“我想是的，不过姐姐可不相信。”
“我刚写信给我妻子，要求她同意和我离婚。我以前始终没有尝试过。事情永远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只有几分。”
“别发愁。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我又问她道，“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儿？”
“我先前告诉过你——她出去啦。”要她蒙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一种西方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是荒唐的。我刚才跟派尔一块儿喝了威士忌，因此鸦片烟的效力已经减小了。我说道，“我先前向你撒了谎，凤儿。报馆已经通知了我，要调我回去。”
她把烟枪放下。“可是你不会走？”
“假如我拒绝了，咱们靠什么过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我很乐意去看看伦敦。”
“假如我们没有正式结婚，那对你说来，会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
“不管怎么样，我好歹总跟你一块儿去，”她说。她说的倒是真话，不过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在她再拿起烟枪，动手烧烟泡时，她心里已经开始了一长串思绪。她说道，“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话问得这么天真。她有时候为了客气，为了害怕，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撒个谎，不过她决不会十分狡猾地把自己的谎话掩饰起来。
“没有，”我说，“要看摩天楼，你得到美国去。”
她飞快地从烟签上瞥了我一眼，表示自己说错了。接下去，她一边捏烟泡，一边又随意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些什么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列车以及双层公共汽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那个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儿，那又是美国的。”
第七章
一
每年至少有一次，高台教教徒们要在新渊圣城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征服年，甚或庆祝一个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节日。新渊圣城就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
高台教一向是我向客人们介绍越南时最爱谈起的篇章。高台教是一个交趾公务员所发明的，是三种宗教的一种综合体。圣城就在新渊。有位教主，还有一些女大主教。
他们用扶乩来占卜预言。他们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和佛祖，这些人从大教堂的屋顶上俯视下来，望着一片沃尔特·迪斯尼式的东方幻想世界，用鲜艳的色彩绘制的龙和蛇。初到越南的人对我这一番描述总很喜欢。高台教拥有二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用旧汽车排气管改制成的迫击炮，号称是法国军队的同盟军，到了危急时刻就宣布中立。这一套枯燥乏味的把戏，你怎么能加以解释呢？举办这样的庆祝大会，可以帮助使农民们安静一时，教主总邀请政府官员（假如高台教徒那时有人在政府里当大官，政府官员是会出席的），外交使节（他们总派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来）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会从总部抽调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这时，到新渊去的路上，川流不息，尽是军政人员和各国使馆的汽车在飞驰。
路上比较暴露的地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开掩护。这种日子总使法国最高司令部有些担心，而对高台教徒说来，也许倒是一个颇有希望的日子，因为让几个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以外死在枪下，要强调他们自己的忠诚，有什么能比这更不费气力呢？
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泥土造的小岗楼矗立在平坦的稻田上，像一个惊叹号那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大一点儿的碉堡，驻扎有一排外籍兵团的雇佣兵：摩洛哥人或是塞内加尔人。就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一致的速度——也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你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烦躁。你注视着前面的一辆车子，又从镜子里注视着后面的一辆车子。人人都想尽快开到新渊，看了表演后赶快回去：宵禁在七点钟开始。
车子开出了法军控制下的稻田，就进入了和好教的稻田，再过去就是高台教的稻田（高台教经常跟和好教打仗）：只是岗楼上的旗帜更换了罢了。光着身子的男小孩儿坐在水牛背上，牛屁股泡在水田里走来走去，金黄的谷子成熟了，庄稼人戴着贝壳似的帽子，对着竹编的弯曲小簸箕筛谷子。汽车飞驰而过，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这时，每一个村子里的高台教教堂就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和粉红的灰泥，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愈来愈多了：庄稼人一队队沿着大路前进：我们快到“圣城”了。远处，那座圣山像一顶绿色圆礼帽那样，高耸在新渊城上面——那就是泰将军坚守的地方。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他打算既要打法军又要打越盟。高台教人士并没有打算去捉他，虽说他劫走了一个大主教，不过人们传说，他那么做是得到教主默许的。
新渊这地方似乎永远比南方三角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热。也许，这是因为缺水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人们感到那些没完没了的仪式而为之汗流泱背：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正立正听着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长篇演说，为那位教主流汗，他穿了一身中国式的厚蟒袍。只有那些穿白绸裤子的女大主教在那儿跟那些戴硬壳太阳帽的僧侣闲谈，才使人在烈日炎炎下感到有几分阴凉之意。你简直无法相信那竟然会是下午七点钟，你还可以在美淇大饭店的屋顶上喝鸡尾酒，西贡河上不时还吹来一阵清风。
在游行以后，我访问了教主的助手。我根本没有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新闻。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种访问在我们两方都是例行公事。我向他问起了泰将军。
“一个冒失鲁莽的汉子，”他说，说完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他开始了他预定的讲话，忘记两年前我就聆听过他的这一套了：他的演说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给新来的人放送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综合体……是各种宗教中最出色的……已经派出传教士到洛杉矾去……具有大金字塔的种种秘密……。他穿了一件白长法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人相当狡猾，相当缺德：“爱”这个词时时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可以肯定，他明明知道我们大伙儿都是到那儿来嘲笑他的活动的，我们的必恭必敬神气，也跟他装腔作势的大长老神态一样的缺德，不过我们不及他狡猾。我们假装正经，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连一个可靠的盟友也没有，他们装模作样却获得了武器、供应，甚至还赚到了现款。
“谢谢你，阁下，”我起身告辞。他把我送到房门口，一路散下了一些香烟灰。
“愿上帝降福给你的工作。”他油滑地说。“请记住上帝是热爱真理的。”
“哪一种真理？”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的真理都是调和一致的，真理就是博爱。”
他戴了一只大戒指在手指上。当他伸出手来时，我当真认为他指望我去吻他的手，不过我不是一个外交家。
烈日当头，我在阳光下看见了派尔，他正设法在发动他那辆别克牌汽车。不知怎么，在最近两星期内，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间里，在卡蒂纳街上唯一的那家好书店里，我不断地碰见派尔。他一开始就强加于我的这份友谊，现在比过去更加浓厚了。
他那双伤感的眼睛会热忱地询问凤儿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热忱地表达出了他对我的强烈感情与钦佩——我的上帝啊！
一个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在很快地说些什么。我走过去时，他就不说了。我认识他——在泰将军上山前，这人一直是他的一个助手。
“哈罗，司令官，”我说，“将军好吗？”
“哪位将军？”他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笑问。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和好一致的。”
“我这辆车开不动啦，托马斯，”派尔说。
“我去找个机械师来，”这位司令官说，说完就走开了。
“我打扰你们啦。”
“哦，没有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买一辆别克牌汽车要多少钱。这些人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你待他们不错。法国人似乎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严肃地说道，“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信任他的话。”这听起来很像高台教的一句格言。我开始感到新渊的道德气氛太浓厚了，我简直没法呼吸。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没有啦。”
“我带了一热水瓶酸橙汁来，”他斜倚过身去，忙着在汽车后座的一个篮子里寻找。
“有金酒吗？”
“没有，非常抱歉。你知道，”他鼓劲儿地说，“在这种气候里，喝酸橙汁对你很有好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哪几种维生素。”他递过一杯来给我。我喝下了。
“好歹总可以润润舌头，”我说。
“乐意吃一块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真好极啦。一种新生产的三明治涂抹酱，叫维他健。是我母亲从美国寄来的。”
“不吃啦，谢谢，我这会儿不饿。”
“这种酱吃起来有点儿像俄国色拉——只是多少要干点儿。”
“我不吃啦。”
“要是我吃，你不见怪吧？”
“不，不，当然不啦。”
他吃了一大口，这种三明治在他嘴里嘎吱嘎吱，僻啪作响。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随从——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赶他。女大主教们正在各自回府，大教堂门头上上帝之眼注视着我们。
“他们这儿供应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那种肉——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不得不当心。”
“你相当安全。他们是吃素的。”
“我想那就没有问题啦——不过我喜欢知道自己吃点儿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认为他们有几个可靠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知道怎样把你的排气管改装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牌汽车可以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那位司令官回来了，很帅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到营房里去找一个机械师来啦。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很有礼地谢绝了。他摆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气派说道，“我们这儿在饮食方面有许多规矩。”（他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非常愚蠢可笑。不过一个宗教首府是什么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料想在罗马——或是坎特伯雷，大概也是这情形，”他利落而潇洒地向我哈了哈腰，加上“坎特伯雷”这个词，接着就不作声了。他和派尔两人都不作声。这时，我强烈地意识到，人家不希望我待在那儿。我忍不住要撩拨一下派尔——说到头，撩拨人家是软弱的武器，而我是软弱的。我没有青春，严肃，骨气，也没有前途。我说道，“也许，我终究要吃一块三明治啦。”
“哦，当然啦，”派尔说，“当然啦。”他停顿了一下，才转身向车后座篮子里去取。
“不，不，”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你们两位想要单独谈两句。”
“没有那回事，”派尔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不善于撒谎的人了——撒谎是一种艺术，他显然从没有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说，“这位托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里，我可以获得一点儿阴凉。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塑像，穿着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盛装，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轮，手指指着孙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题写的一些崇高的言论。再走过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宝座外，没有地方可坐，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样闪闪发光，窗户上都没有玻璃——我想，我们造牢笼留洞通风，人造宗教牢笼也跟这差不多——让那些怀疑暴露着，任凭风吹雨打，让那些信条暴露着，任凭人作出干万种解释。我的老妻已经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疮的牢笼，有时候，我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是有一种冲突的：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里了。
我在那个空寂的、长长的中殿里走着——这可不是我所喜爱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般脑袋的龙盘绕上讲坛：屋顶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来。佛祖坐着，像佛祖永远坐着那样，膝头上空空的。孔夫子的胡须稀稀疏疏地下垂着，像旱季的瀑布似的。这是在演戏啊：祭坛上面的那个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来作法、占卜预言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那是鬼把戏。这座大教堂如果已经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么它带着人们的脚印和雨淋日晒的痕迹，该会有几分令人信服吧？一个像我老妻那样容易相信的人，在这个教堂里会找到一种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中找到信仰吗？可是我始终没有想要信仰。一个记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和记录。我生平还从没有发现过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搞他的预言，人们也就相信他。在某处的任何幻象中，你都可以找到这类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幻象或是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凭借敌人一枚照明弹的闪光，曾经看见一只狐狸钻出那片贫瘠乡野黄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个禽鸟出没的地区鬼鬼祟祟地窥伺：一个被刺刀刺死的马来人的尸体，给一个廓尔喀巡逻兵放在一辆货车后面运到彭亨的一个锡矿区，有些中国苦力站在一旁，神经紧张地格格笑着，另一个马来同胞放了一只枕头在死者的头下：一家旅馆的睡房里，有只鸽子在壁炉台上，正预备飞翔：我妻子的脸望着窗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和她诀别的时候。我的思想从她开始，又到她终止。一个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经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会来的电报并没有到来。但是，人家都说，如果陪审团久久二
到了我们出发的时候，一长串汽车已经远远开到我们前面去了。我加快速度，想超越前面的车子，但是我们出了高台教区域，驶进和好教区域后，前面连车尘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傍晚时分，世界是平坦的、空空荡荡的。
那可不是叫人联想到埋伏袭击的乡野，但是就在公路两旁几码以外，人们可以躲藏在水稻田里，只把脑袋露出水面。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他又要亲切地攀谈了。“我希望风儿过得好，”他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她生过病。”一座岗楼过去了，另一座又闪现出来，像天平上的砝码似的。
“昨儿，我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猜想她又邀你顺便去坐坐吧，”我说。
“事实上，她倒的确邀请我去了。”
“她是不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跟风儿结婚。”
“她告诉我，说你这就要走啦。”
“这种传说一会儿就传开了。”
派尔说：“你会坦率地对待我，是吗，托马斯？”
“坦率？”
“我已经申请调动啦，”他说。“我不希望她给孤单单地撤下，没有你，也没有我。”
“我还以为你要等任期满了再走哩。”
他并没有自我怜悯地说道，“我觉得这日子我受不了。”
“你多会儿离开呢？”
“我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里可以安排一下。”
“你能忍受六个月吗？”
“我不得不。”
“你向他们提出些什么理由呢？”
“我多多少少把实情告诉了经济专员——你遇见过他——就是乔。”
“我猜想他认为我真是个狗娘养的，不让你把我的姑娘带走。”
“不啊，他倒比较偏袒你。”
我的车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它大概已经响了一会儿，我才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琢磨派尔那句单纯的问话：“你会坦率地对待我吗？”这样的问话属于一个十分单纯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你谈到民主和没有u字的honor，像古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也就跟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我说道：咱们消耗完啦。
“汽油吗？”
“先前还很多。我上满了汽油才开车出来的。新渊的那些狗娘养的用吸管把我车里的油吸干了。我应该早发觉的。这倒很像他们的做法，留下点儿汽油给咱们，让咱们可以驶出他们的区域。”
“现在咱们怎么办？”
“咱们只够开到下一座岗楼。希望他们有点儿汽油。”
但是咱们运气不好。车子离那座岗楼还有三十码就完全开不动了。我们走到岗楼脚下去。我用法语向楼上的卫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又说我们要上楼去。我可不想给一个越南哨兵一枪打死。楼里没有回答：没有人伸出头来望望。我对派尔说道，“你身边有枪吗？”
“我从来不带枪。”
“我也不带。”
落日的余晖还撒在这个平坦世界的边缘上，又绿又金黄，像田里的谷子：衬着灰色的、暗淡的天空，岗楼看来像印刷出的一样漆黑。一定是宵禁即将开始的时刻了。我又大声喊叫，并没有人应声。
“你知道，从前一个大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岗楼吗？”
“我可没有注意。”
“我也没有注意。”离下一个大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得一小时。
我第三次大声喊叫，还是一片寂静，仿佛寂静就是答复似的。
我说：“岗楼里好像没有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一面黄旗帜，红条子已经褪成了橙黄色。这说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地界，到了越南军的地界。
派尔说：“你认为，咱们假如等在这儿，是否也许会等到一辆汽车？”
“汽车也许会驶来，不过他们可能会先来。”
“要不要我走回去，把车灯开亮，作为信号。”
“我的天，不要。就让它去。”这时天色已经黑了，寻找梯子，几乎绊跌一交。
有件什么东西在脚下面劈啪一响，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声音正传过那些稻田，有谁在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了公路边上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落下来，就像一块石头落下来一样。我说道，“你就待在那儿，等我叫你。”我心里感到疑惑，不知哨兵是否会把梯子拖上去了，但是梯子还竖立在那儿——尽管敌人可能会爬梯子，梯子却是他们唯一的逃命之路。我开始往上爬。
我常常在书上读到人们恐惧时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个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到，就连头上的那扇活板门也没有想到：在那几秒钟内，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给吓倒了。到了梯子顶上，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是无法数梯子的一级一级，无法听，也看不见的。接着，我的头就冒出了岗楼的土楼面，谁也没有开枪打我，恐惧渐渐消失了。
三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点着，两个人缩着身子靠在墙边，注视着我。一个人手上有一支轻机枪，一个人有一支步枪，但是他们就跟我一样吓坏了。他们看上去像中学生，不过就越南人而言，年龄是会忽然下降的，像太阳落山那样——他们是小伙子，一下他们又成了老年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是一份护照——现在，他们就算是出于恐惧，也不会开枪了。
我上了楼面，向他们说话，叫他们放心，说我的汽车就在外面，又说我的汽油用完了。也许他们有一点儿汽油可以卖给我。我睁大眼睛四面看看，似乎不大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小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小木床以及挂在一根钉子上的两个背包。两个盘子里还剩下一些饭，还有几根木头筷子，这说明他们吃饭并没有多大胃口。
“只要一点儿，让我们可以开到下一个大碉堡就成，有吗？”我问。
靠坐着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就是那个拿步枪的——摇摇头。
“要是你们没有汽油卖，那我们就只好在这儿待过夜。”
“oestdfendu.”
“谁说不成。”
“你是平民。”
“谁也不能让我坐在外面大路边，让人家来把我的喉咙割断。”
“你是法国人吗？”
两个哨兵中，只有一个说了话。另一个坐在那儿，把头转向一边，注视着墙上的那条裂缝。他不可能看见什么，见到的只是一小片天空：他似乎在细听什么，我也开始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响：你叫不出名称的各种响声——噼啪一声，叽嘎一声，有点儿像咳嗽，又像是有人在说悄悄话。这时，我听到了派尔的声音：他准是来到了梯子脚下。“你没事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了他一句。他开始攀登梯子。那个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他的轻机枪来——我不相信他已经听清了我们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危险的、急遽的动作。
我认识到他是给吓瘫了。我厉声急促地喝住他，像个军士长那样，“把枪放下！”我还加上一句法国下流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机械地服从了。派尔攀登上来，进了岗楼。我说道，“他们让咱们在这个岗楼上平平安安地待到天亮。”
“好极啦，”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惶惑。他说道，“这两个傻瓜不该有一个去望哨吗？”
“他们不愿意吃枪子儿。但愿你身边带的不是酸橙汁，而是更有劲儿的玩意儿。”
“我想下次我一定带，”派尔说。
“咱们前面还有漫长的一夜哩。”现在，派尔跟我待在一块儿，我就听不见那种声响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要是越盟来攻击他们，那会出什么事？”派尔问。
“他们会放一枪就跑。你每天早晨在《远东日报》上都会读到这类新闻。西贡西南的一个岗哨，昨晚被越盟暂时攻占。”
“前景可不大妙。”
“在我们和西贡之间，有四十座像这样的岗楼。不一定会是咱们倒媚。”
“我们用这些三明治可以充饥，”派尔说。“我的确认为，他们有一个人该去望哨。”
“他是怕一颗子弹穿进来。”现在，既然我们两人也在地面上坐下，两个越南人稍许松了一口气。我感到相当同情他们：让两个没有好好受过训练的士兵坐在这个岗楼上，一夜又一夜，永远拿不准越盟军人.什么时候会穿过稻田，登上公路来，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我向派尔说道：“你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民主而战斗吗？我们应该把约克·哈定弄到这儿来解释给他们听。”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凡是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玩意儿——一些精神概念的人，我都要嘲笑他。”
“在他看来，那些玩意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譬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来信奉一位上帝。你呢？”
“我可有理由。我是个一位论派教徒。”
“人们信奉的神何止千千万万？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在他惊吓，快活或饥饿时，也相信许多各各不同的上帝。”
“也许，假如只有一个上帝，他会如此广大无边，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各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你无法一下子看到他的全部。好歹他反正一动也不动。”
“我想你只是在尽力充硬汉，”派尔说。“你一定该信仰点儿什么。一个人没有一点儿信仰可活不下去。”
“哦，我可不是伯克利的信徒。我相信我的背这会儿是靠着这堵墙。我相信那边有一支轻机枪。”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
“我相信我所报道的事情，这是你们大多数美国记者办不到的。”
“要香烟吗？”
“我不抽烟——只抽鸦片烟。给哨兵们一支吧。咱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站起身，替他们点燃了香烟，又转身回过来。我说道：“但愿香烟也有一种象征意义，像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乐意跟两个吓呆了的哨兵在这样一个岗楼里单独度过一夜。咳，听说就连一排军人也曾经把他们的军官交给对方。有时候，越盟军人用扩音器宣传比使用火箭筒更成功。我可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什么事。你和你同类的人想打一场战争，要人家帮忙，可这些人压根儿不感兴趣。”
“他们并不要共产主义。”
“他们要有足够的米吃，”我说。“他们不要去当炮灰。他们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跟别人一样平等。他们不要我们这些待在他们四周的白皮肤的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假如印度支那丢掉啦……”
“这张唱片我知道。暹逻会丢掉。马来亚也会丢掉。印度尼西亚也会丢掉。什么叫丢掉呀？要是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那么我倒愿意拿我下一辈子的竖琴和你的金王冠打赌湘信在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或伦敦，不过这些人却还会在这些水稻田里插秧，他们还会戴着尖顶帽子，挑着他们出产的粮食到市场上去。小男孩儿们还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那些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气味，欧洲人的气味。并且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会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容许他们自己去思考。”
“思想是一种奢侈品。你认为农民们晚上回到土屋里，会坐下来想到上帝和民主吗？”
“你这么说，好像全国都是农民似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怎么样呢？他们会幸福吗？”
“哦，不会，”我说，“我们已经用我们的想法把他们培养起来了。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就为了这缘故，我们才在这儿等着，希望人家不把我们的喉咙割断。我们的喉咙要是给人家割断了，那才活该哩。我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欣赏。”
“约克·哈定是一位很勇敢的人。譬如，在朝鲜……”
“他当时并不是现役军人，是吗？他有一张来回飞机票。有了来回飞机票，勇气就成了一种智力锻炼，像一个修道士鞭打自己那样。看我能忍受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没法搭乘飞机回家。喂，”我叫那两个哨兵，“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心想，熟悉了也许会引得他们也来加入一块儿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闷闷不乐地回望着我们，嘴上叼着一个香烟头。“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问题就在这一点上，”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反对他们的殖民主义。”
“主义，主义。拿出些事实来吧。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他这样打人，并不是殖民部长下令叫他打的。在法国，我料想他就会打老婆。我还见过一个教士，他穷得连裤子也换不下来，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一户户去访问，每天辛苦工作上十五小时，只吃米饭、吃咸鱼过活，用一只旧杯子——一个木盘子——做弥撒。我不相信上帝，然而我支持这个教士。你为什么不管这叫殖民主义呢？”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行政官员往往反而使坏的制度很难改变。”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天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个精神概念。他们并没有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这些人，像你们那些政客——还有我们那些政客那样。我到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已经不再有一个自由党了——自由主义已经传染给了所有其他的党派。我们大伙儿不是自由的保守党人，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全都有一个好良心。我宁愿做一个剥削者，为他所剥削的东西战斗，并且为剥削而死。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侵略那个国家：当地的各族人支持我们：我们胜利啦：可是，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那些日子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不是啊，我们跟国王讲了和，把他的省份还给了他，让我们的盟友受到迫害，被锯成两段。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不会撤走。但是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个坏良心。”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在这儿也要干出同样的事来。先鼓励他们，然后又撇下他们，只给他们一点儿装备和一种无关紧要的工业。”
“无关紧要的工业？”
“你的塑料工业。”
“哦，是啦，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来谈论政治。政治并不使我感觉兴趣，我是一个记者。我是没有立场的。”
“你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辩论一番——来消磨这个令人厌烦的夜晚，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站在任何一边。我还是报道我的，不管是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那你报道的就是谎话了。”
“通常总有弯路走，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多么受到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儿谈话的这件事给那两个哨兵壮了胆：也许他们以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因为嗓音也有颜色，黄色嗓音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我们的嗓音只是说话——会给人一种人数众多的印象，使越盟的人不过来。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拉着，眼睛却从盘子边上望着派尔和我。
“这么说，你是认为我们已经战败了吗？”
“我要谈的不是这个，”我说。“我并不特别希望看见你们胜利。我只是希望这儿的这两个可怜的家伙快活——就是这么回事。但愿他们不必夜晚坐在黑暗里，担惊害怕。”
“要自由，你就得战斗。”
“我可没有看见一个美国人在这儿战斗。至于说到自由，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对那两个哨兵大声说道，“lalibert6——questcequecestlallberte？”他们正埋头在吃饭，听到后回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派尔说道：“你要人人都用一个模子铸出来吗？你是在为辩论而辩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主张个人的重要性，就跟我一样，也跟约克一样。”
“咱们为 4ec0." >什么今儿刚发现这一点呢？”我说。“四十年前没有人这样谈。”
“那时候，个人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个人的重要性那时候并没有受到威胁，哦，没有，可是那时候又有谁关心田里人的个性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如今把田里人当人看待的，只有政治委员。他会坐在田里人的小屋里，问他的姓名，听他诉苦，他会每天牺牲一小时去教导他——不管他教的是什么，他总把田里人当作人看待，当作一个有价值的人。你们别再在东方嚷嚷下去，像鹦鹉学舌似的，说什么对个人心灵的威胁。在这儿，你会发现你站错了队——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部队中的一员。”
“你说这套话，一半都不代表你的真意思吧，”派尔不安地说。
“很可能代表四分之三哩。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很久啦。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忍不住去干——因为在东方这儿——晦，我并不喜欢艾克。我喜欢——晤，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什么时候啦？我的表停了。”
“八点三十分过了。”
“再过十个钟头，咱们就可以走啦。”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说，一边打了一阵寒颤。“我从没有想到会这么冷。”
“四面全都是水。我在车上有一床毛毯。去取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不危险吗？”
“这会儿还早，越盟还不会来。”
“我去吧。”
“我在黑暗里更习惯点儿。”
我一站起来，那两个哨兵就停止吃饭了。我告诉他们，“jereviens，toutdesuite.”我把两腿伸下活板门，找到了梯子就往下爬。说来奇怪，谈话竟然这样使人安心，特别是谈些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最不寻常的环境也变得正常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就仿佛我离开了一间屋子出来，还要回去继续辩论似的——这个岗楼仿佛就是卡蒂纳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岗楼脚下站了一会儿，让视力恢复过来。满天星斗，没有月光。月光使我联想到停尸房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有装灯罩的灯泡，但是星光却是生气勃勃的，从不静止，几乎就像是有人在那片广袤的空间设法传递出善意的信息似的，因为就连星星的名字也是友好的。维纳斯星座是我们心爱的一个女人，白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小熊玩具。我想南十字星座，对于像我太太那样有信仰的人说来，可能是一首特别受到喜爱的赞美诗，或是床边的一篇祈祷文。我也打了一阵哆嗦，像派尔先前那样。不过，那天晚上其实相当热，只不过路两旁浅浅的水田给那种温暖添上了一丝凉意。我开始朝汽车那边走去。当我在公路上站定时，有一会儿我以为车子已经不见了。这动摇了我的信心，尽管后来我才想起，它是在三十码以外抛锚的，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我禁不住耷拉下肩头朝前走去：我觉得那样比较不大显眼。
要取毛毯，我不得不打开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那一阵咔哒声和叽嘎声在寂静中也使我大吃一惊。那一夜一定到处都有人。我可不喜欢就我闹出声响来。取到毛毯后，我把它披在肩头，比先前更小心地把行李箱关上。接着，等箱扣刚一扣好，西贡那面的天空突然一亮，爆炸声从公路那头隆隆地一路响了过来。爆炸声还没有过去，又传来了两排轻机枪的枪声。我想，“有人这下可碰上啦，”很远的地方传来人声，痛苦、恐惧，或许甚至是胜利的喊叫。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从后面沿着我们刚走过的公路发动一次攻击。一时间我感到愤愤不平，越盟竟然到了我们前面，到了我们和西贡之间。那就仿佛我们不自觉地开车朝危险冲去，而不是远离开它，就像我这会儿正朝着危险的方向走去，背对着岗楼这样。我一步步走，因为走比跑总声音轻点儿，不过我的身体却很想跑。
到了梯子脚下，我抬头叫唤派尔，“是我——福勒。”（即使到这时候，我还是无法对他使用我的教名。）岗楼上的景象已经变了。盛饭的盘子又放回到了地板上，一个哨兵端着步枪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跪着，两眼盯着那支轻机枪。轻机枪就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过去，可是又给什么人止住了。另一个哨兵的手正伸向那支枪：谁也没有扭打，甚至威胁，就像孩子们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让别人看见你在移动，要不然就会被打发回原来的地方去，重新开始。
“这是在干什么？”我说。
两个哨兵望望我。派尔一下跳过去，把轻机枪拖到楼内他这边。
“是玩游戏吧？”我问。
“他拿了这支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万一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用过。”
“那好极了。我也没用过。我很高兴它里面装有子弹——咱们可不知道怎样再装上子弹哩。”
两个哨兵默不则声地接受了这一损失。一个哨兵把步枪放低下来，横搁在大腿上，另一个例靠在墙边，闭上眼睛，好像是个孩子，相信自己躲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他似的。也许他很高兴自己现在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了。远远某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开始——一连串三阵枪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那第二个哨兵把眼睛眯起来，闭得更紧。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使用这支枪，”派尔说。
“他们照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哩。”
“tooco”我说。“但愿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出了什么事？”
我又引述了一遍《远东日报》明天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岗哨昨夜遭受攻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占领。”
“你以为在田里更安全吗？”
“田里非常湿。”
“你似乎一点儿也不发愁，”派尔说。
“我早已给吓麻木啦——不过现在的情况比可能的好。他们通常一夜攻击三个以上的岗哨。我们的运气已经算比较好啦。”
“这是什么？”
原来是一辆重型车辆沿公路开来，朝西贡驶去。我走到枪眼那儿去往下看看，正好看到一辆坦克驶过。
“是巡逻队，”我说。坦克炮塔上的炮一会儿转向这面，一会儿又转向那面。
我想大声叫唤他们，但是那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的坦克里又没有空位子来收容两个没用的平民。在他们驶过时，岗楼上的土地面稍许震动了一下，随后他们就过去了。
我看看我的表——八点五十一分，接下去就等候着，等火光一闪，忙再看看表。那就像凭雷声传来的快慢，判断闪电的远近一样。几乎过了四分钟，大炮才打响了。
我想有一次我还听出一声反坦克火箭筒还击的声音，接着一切又平静下去。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派尔说，“我们可以向他们发个信号，要求搭他们的车回到兵营去。”
一声爆炸使岗楼的楼面也震动了。“假如他们回得来的话，”我说。“这一声听起来好像是地雷。”等我再看表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十五分。那辆坦克没有回来。也不再听见什么枪炮声了。
我在派尔身边坐下，把两条腿伸出去。“咱们最好想法睡上一会儿，”我说。
“咱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
“我对这两个哨兵不大满意，”派尔说。
“只要越盟的人不来，他们不会怎么样。把那支轻机枪压在你腿下，这样安全些。”我闭上眼睛，尽力想象自己这时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坐在德国火车的一节四等车厢里那时候，我人还年轻，坐一个通宵也不会忧郁不快，梦幻般的经历中尽充满了希望，而不是恐惧。这会儿正是凤儿着手预备替我烧夜烟的时候。我在想着，不知道是否有封信在等着我——我希望没有，因为我知道信的内容会是些什么，只要没有信来，我还可以幻想着种种不可能的情况。
“你倦吗？”派尔问。
“不倦。”
“你认为咱们该不该把梯子拉上来？”
“我这会儿才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梯子拉上来。那是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辆坦克会回来。”
“它不会回来啦。”
我竭力隔上很久才去看一下表，而每次我觉得已经隔了很久，一看表才不过一会儿。九点四十分，十点零五分，十点十二分，十点三十二分，十点四十一分。
“你醒着吗？”我对派尔说。
“醒着。”
“你在想点儿什么？”
他踌躇了一下。“凤儿，”他说。
“真的吗？”
“我只是在想着，不知她这会儿在做什么。”
“这我可以告诉你。她大概已经断定，我要在新渊过夜了——这并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点着一盘蚊香驱赶蚊子，也许她正在看一本旧的《巴黎竞赛画报》。跟法国人一样，她对皇室的生活也非常感兴趣。”
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知道得这么确切，那一定是件好极了的事，”我那时候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双温柔的狗眼睛是什么神情。他们应该管他叫菲多不叫奥尔登。
“我实在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在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嫉妒又有什么好处。肚子上，没有遮拦。”
“有时候，我很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托马斯。你知道她在我眼里是什么样子吗？——她很清新，就像一朵鲜花。”
“可怜的花儿啊，”我说。“它周围有许多野草。”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她过去在大世界伴舞。”
“伴舞，”他嚷了起来，仿佛这想头令人难受似的。
“这是一个十分体面的职业，”我说。“你可别担心。”
“你的人生经历太丰富啦，托马斯。”
“我的岁数也比你大许多。等你到了我这岁数……”
“我至今还没有过一个姑娘，”他说，“没有适当接近过。没有你所谓的真实经验。”
“你们美国人的许多精力，似乎都花到吹口哨上去了。”
“这话我可从没有告诉过任何别人。”
“你还年轻。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你接近过许多女人吗，福勒？”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许多是什么意思。对我说来，只有四个女人有过重要意义——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余的四十多个——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跟她们胡缠。从卫生，从个人社会义务的概念看，那全都错了。”
“你认为那是错了吗？”
“但愿我可以把那些晚上找补回来。我现在还恋爱着，派尔，可是我已经是一个废物啦。啊，当然啦，以前有点儿自满。要过很长时间咱们才会不再觉得，有人需要是可以自负的。虽然当我们四面看看，看到别人也有人需要时，上帝知道咱们为什么还该感到自满哩。”
“你总不认为我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吧，托马斯？”
“没有，派尔。”
“这不是说我不需要，托马斯，像所有的别人那样。我并不是一古怪的。”
“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嘴上说的那么需要。这里面有不少自我陶醉的成分。如今我知道了，我谁也不需要——只需要风儿。不过这是件需要一段时间才学得到的事情。假如凤儿不在那儿，我现在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不会有一夜焦躁不安。”
“但是她在那儿，”他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一个人开始时总是到处拈花惹草，到后来却像自己的爷爷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我想那样开始，似乎相当天真吧……”
“不见得。”
“《金西报告书》里并没有谈到这个。”
“因此这就不天真了吗？”
“你知道，托马斯，在这儿跟你这样谈谈，真挺不错。现在，不知怎么，似乎不再危险啦。”
“当年德国对伦敦大规模空袭中，我们也总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在轰炸稍停的时候。但是没有多久，它又会回来。”
“要是有人问你，最深刻的性经验是什么，你会怎么说呢？”
这句话的答案我是知道的。“一个大清早，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穿红睡衣的女人梳头发。”
“乔说是跟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黑女人同时待在床上。”
“我二十岁的时候，也会想到那种场面。”
“乔已经五十啦。”
“我不知道在战争时期他们把他的智力年龄定为多少。”
“那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就是凤儿吗？”
我真盼望他没有问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那个女人还要早一些。那是在我刚离开我妻子的时候。”
“后来怎么样啦？”
“我也离开了她。”
“为什么？”
说真的，为什么呢？“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说，“都是傻子。——我至今还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真在变，不过那种捉摸不定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跑向终点，就像一个胆小鬼跑向敌人、赢得了一枚勋章那样。我想要一下就死去。”
“死？”
“那也是一种死。后来，我就到东方来啦。”
“就碰见了凤儿吗？”
“对。”
“你如今不觉得凤儿也一样吗？”
“不一样。你瞧，另外那个女人爱我。我当时很怕失去她的爱。现在，我只怕失掉凤儿。”我为什么说出了这些话呢？他并不需要我怂恿他来夺走凤儿。
“但是她爱你，是吗？”
“不是那样。那不是她们的天性。你慢慢自己会发觉的。管她们叫孩子，那是陈词滥调——不过有一件事却是相当孩子气的。她们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的体贴、你使她们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恨你是为了你打她们，或是为了一件待她们不公平的事。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只是走进一间房去，爱上了一个陌生人。就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派尔，这倒是很安全的——她不会离开家逃走，..t>只要家很幸福的话。”
我本来无意要伤他的心。等他发着闷气说道，“她也许宁愿有较大的安全或更多的体贴。”我这才认识到我已经伤了他心啦。
“也许是这样。”
“你不怕她离开吗？”
“不像对那一个那么怕。”
“你到底爱凤儿吗？”
“是啊，派尔，当然爱她。不过像另一个那样，我只爱过一次。”
“那四十多个女人全不算什么吗？”他又急促地对我说。
“我相信，肯定在《金西报告书》中的平均数以下。你知道，派尔，女人是不要什么贞操的。我也不能肯定我们男人要，除非我们是病态的人。”
“我并不是说我是个处男，”他说。我和派尔的谈话似乎全都朝着古怪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他为人诚恳，所以我们的谈话才脱离了常轨吗？他的谈话从来就不钻牛角尖。
“你可以跟上百个女人胡缠鬼混，结果还是一个处男，派尔。你们那些在战时因为强奸罪而被处绞刑的士兵，大多数全是处男。我们欧洲可没有那么多。我很高兴。这种处男真造成了不少伤害。”
“我干脆不明白你说的话，托马斯。”
“这不值得解释。我反正对这个话题已经厌倦啦。到了我这年纪，性已经不是大问题，我只关心老年和死。我醒来的时候，心里就想到老年和死，不是想到女人的肉体。我就是不希望在我最后的十年里孤零零地生活，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一天到晚会想些什么。在我的屋子里，我宁愿有个女人——即使是我不爱的——和我同待在一间房里。但是要是凤儿离开了我，我会有精力再去另找一个吗？……”
“要是对你说来，她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派尔？等到你害怕孤孤单单地过上最后十年，最终没有一个伴儿，只有个小养老院在等着你。到那时候，你就会开始四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去找一个，任何一个，持久的陪你到死的女人。”
“那么你干吗不回到你太太那儿去呢？”
“跟一个你已经伤了她心的人再一块儿生活，那可不容易。”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了来——不可能在一英里以外。也许是哪一个哨兵紧张过度，朝着黑影乱放枪：也许是另一场进攻开始了。我希望是另一场进攻——这增加了我们逃脱的机会。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本能地害怕。但是理智方面，我知道这样死只有更好点儿。这就是我到东方来的缘故。在这儿，死神就在你身边。”我看看我的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一晚还有八小时，随后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我说，“咱们似乎差不多什么事全都谈过啦，就是没有谈到上帝。咱们把他留到凌晨再谈吧。”
“你不相信上帝，是吗？”
“不相信。”
“要是没有上帝，一切对我就会完全没有意义。”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完全没有意义。”
“过去我读过一本书……”
我始终不知道派尔读的是什么书。（大概不是约克·哈定或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那本现代诗歌选集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人生的胜利》。）这时候，一个人声传进了我们的这座岗楼，似乎是活板门旁那些黑影说出来的——一阵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用越南话说了些什么。“咱们这下可碰上啦，”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那个步枪枪眼，两个人的嘴全都张开着。
“是什么？”派尔问。
走向岗楼枪眼，就像穿过那个声音。我迅速朝外望望：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公路也辨别不出来，等我回头朝岗楼里一看时，那支步枪已经瞄准了，我拿不准它是向着我，还是向着枪眼。但是当我在墙边一动时，那支步枪也动起来，犹豫不决，瞄准着我：外面的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来那支步枪也放低下来了。
“他在说些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猜想他们发现了咱们的车子，正在叫这两个家伙把咱们交出去或是干掉。你最好趁他们下定决心以前，把那支轻机枪拿起来。”
“他会开枪的。”
“他目前还拿不准。等他拿定了主意她好歹就要开枪啦。”
派尔一移动腿，那支步枪就顶上来了。
“我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拿枪瞄准他。”
我刚一起身，那个声音就停住了：寂静使我一下跳了起来。派尔厉声说道：“把枪放下。”我刚来得及想着，不知道那支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时——我先前没有操心细看一下——那个哨兵已经把步枪扔下了。
我走过去，把步枪拿起来。这时候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了——我认为那个声音似乎一个音节也没有改变。也许他们是用一张留声片吧。我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碟什么时刻会到期。
“接下去，又会怎么样？”派尔问，像一个中学生在实验室里看试验那样：仿佛他本人与此无关似的。
“也许是一个火箭筒，也许是一个越盟分子冲上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手中的轻机枪。“这玩意儿似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说。“要我放它一排吗？”
“不，就让他们犹豫不决。他们情愿不放一枪就拿下这个岗楼。这给了咱们时间。咱们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也许正等在楼下。”
“也许。”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写下是两个“人”，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两个之间是否积累有四十年的生活经验。“那么这两个家伙呢？”派尔问，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道，“我开枪干掉他们，怎么样？”也许他是想试试那支轻机枪。
“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
“他们要把咱们交出去。”
“他们干什么不呢了？”我说。“这儿又没有咱们的事。这是他们的国四
“你受伤了吗？”派尔问。
“有个什么击中了我的腿。没有什么了不起。”
“咱们快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我仅仅看得见他，因为他似乎满身都是纤细的白色粉末。接着，他干脆不见了，像银幕上的一幅画面在放映机的灯泡坏了时那样：只有影片的声带还继续在响。我小心翼翼地用我的好膝盖跪起，竭力想站起身，而又不让受了伤的左脚踝用力。接着我又倒下，痛得喘不过气来。原来不是我的脚踝出了毛病：是我的左腿。我不能再发愁——疼痛使我什么也不在意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希望不再疼痛。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痛时那样。我没有想到那些越盟分子会马上到岗楼的废墟上来搜索：另一枚炮弹又在岗楼上爆炸开来——他们在过来前要确信敌人已经给打垮了。这耗费多少钱啊，痛苦一减退我就这么想，就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还比这要便宜得多。我这时不可能是完全清醒的，因为我开始想到我好像闯进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地方。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听见了那些马惧怕地惨叫，还听见了那种无痛杀马器械的爆炸声。
隔了好一阵，疼痛又来了。这时，我静静地躺着，屏住呼吸——这在我看来，似乎同样重要。我心里很明白地想着，我是否该向水田边爬过去。那些越盟人员也许没有时间搜索得很远。这时候，另一个巡逻队可能就要出来，设法跟先前那辆坦克的人员取得联络。但是我更怕痛，而不大怕游击队，所以我还是躺着不动。四处，听不见一点儿派尔的声息：他一定已经跑到了田里。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从岗楼那边传来，或者说从先前还是岗楼的地方传来。它不像是一个大人在哭：像一个害怕黑暗，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小孩儿。我 60f3." >想大概是那两个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给打死了。我希望越盟人员不会割断他的喉咙。你何必跟孩子们打仗呢？这时候，沟里那个蜷曲着的小身体又回到了我的心上。我闭上眼睛——这有助干使痛苦离我远些——等候着。一个人声喊出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几乎觉得我可以在这片黑暗、孤寂和没有痛苦的境界里睡去。
接着，我听见派尔小声说道，“托马斯。托马斯。”他对于摸路的本领学得很快：我压根儿没有听见他转回来。
“快走开，”我也低声回答。
这时候，他找到了我，平躺在我身旁。“你为什么不过来？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是断啦。”
“挨了子弹吗？”
“不，不是。是一段木头。是石头。是岗楼上落下来的一件东西。并没有流血。”
“你得尽力撑着往前走。”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撑下去，大痛啦。”
“是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来，把我的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我想哭泣，像岗楼上的那个小伙子那样，接下去我又生起气来，可是悄声说话时是很难表达出怒气的。“妈的，派尔，别管我。我要留在这儿。”
“你不能。”
他把我半边身子拉过去伏到他的肩上，那阵痛苦简直使人受不了。“别充什么大英雄啦。我不要走。”
“你得配合，”他说，“要不咱们俩都给逮住啦。”
“你……”
“别出声，要不他们会听见的。”我苦恼得哭了——你不能用一个比“苦恼”这个词更强的表达方式。我靠在他的身上，让我的左腿半悬着——我们像一对行动笨拙的竞赛人在参加一场三条腿竞走那样。如果不是在我们刚起步时，一支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岗楼急速短促地一连放了几排，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机会逃脱了。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前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摧毁三座岗楼的任务。那一阵枪声掩盖了我们缓慢、狼狈逃跑的声音。
我不大清楚这段时间里我是否清醒着：我想，在最后那二十码路上，派尔管保几乎是完全背着我走的。他说：“当心。咱们要下水稻田啦。”干燥的谷子在我们四周沙沙作响，脚底下的烂泥也吱吱咯咯响着，直往上翻。水淹到我们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住了。他在喘气，气一哽住时，他就发出像牛蛙那样的声音来。
“连累你，很抱歉，”我说。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田里的水和烂泥柔和而又牢固地托住了我的腿，就像一条绷带，但是不一会儿那阵寒冷又使我们得得打战。我不知道是否午夜已经过了：要是越盟人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得在这儿待上六小时。
“你能不能把身体稍微移动一下，”派尔说，“就一会儿？”一听到他这话，我的毫无理智的怒火又冒上来了——我说不出别的借口，只是因为疼痛。我并没有请求谁来救我，也没有要谁把死亡这么痛苦地延长下去。我怀念着我在那干硬土地上的卧处。这时候，我像一只白鹤那样，一条腿站着，不把全身重量压在派尔身上，好使他松上一口气。我刚一动，稻秆就搔得我痒痒的，又刺痛了我的皮肤，还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连忙清了清嗓子，准备客套地回答一句，而我接着说，“让我好死在这儿。我倒情愿死在干燥的土地上。”
“最好别说话，”派尔像对一个残疾人那样说。
“到底谁叫你来救我的命的？我到东方来就是为了来寻死。这就是你们该死的不讲理的地方……”我的身体在泥淖里摇晃着。派尔把我的胳膊又扛到了他的肩头上。“放松点儿，”他说。
“你看过不少战争电影。咱们又不是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你也没法赢得一枚军功勋章。”
“嘘——嘘。”脚步声都可以听见了，有人正朝田边走来。公路前边的轻机枪已经停止开火了。除了这脚步声和我们呼吸时稻秆的轻微的沙沙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这时候，脚步声也停了：似乎离我们不过一间屋子那么远。我觉察到派尔的手正按住我身体没负伤的那边，把我慢慢按下去。我们一块儿很慢地在泥里陷下去，不让稻秆发出一点儿响声。我用一边膝盖跪着，尽力把脑袋向后仰，总算可以把嘴保留在水面上。腿又痛起来了，我想“如果我在这儿晕过去，那么我就会给淹死”——我一向厌恶和害怕淹死这个念头。为什么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死法呢？现在，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也许，二十英尺外，他们正在等着一阵沙沙声，一声咳嗽，一个喷嚏——“啊，上帝，”我想着，“我就要打喷嚏了。”要是派尔不来管我那就好啦，我就只对我自己的性命负责——不会连累他——他是想活的。我把空着的几个手指紧紧接住我的上嘴唇。这是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学来的，但是喷嚏还是留在鼻子里，等着打出来，而那帮人在黑暗中默不则声，就等着这一声喷嚏。喷嚏就要打，就要打，打出来了……
然而就在我打喷嚏的那一刹那，那些越盟人员用轻机枪放了一排枪，一串火光射过稻田——枪声以锐利的哒哒声像一架机器在钢板上钻孔那样，把我的喷嚏声掩盖住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缩进泥淖里——一个人对他所爱的东西如此出于本能地躲躲闪闪，跟死神调情，就像一个女人要求她的情人强奸她那样。稻秆给子弹扫射过后，垂下来盖住了我们的头，这场暴风雨又过去了。我和派尔同时伸出头来吸口气，只听见脚步声朝岗楼那边走去。
“咱们成功了，”派尔说。即使在疼痛中，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事成功了：对于我来说，是老年，编辑的职位以及孤独寂寞，对于他来说，我现在知道他说得太早了点儿。接下去，我们在寒冷中安定下来等候着。在通往新渊的公路上，一堆黄火突然燃烧起来：火光像在一场庆祝会上那样欢快地燃烧着。
“那是我的车子，”我说。
派尔说，“真可耻，托马斯。我最恨看到人家浪费。”
“车子油箱里一定还有一点儿油，正够他们放火烧车。你也像我一样冷吗，派尔？”
“我冷得不能再冷啦。”
“咱们爬出田去，平躺在路上，怎么样？”
“再过半小时吧。”
“我整个身子全压在你的身上。”
“我忍受得住，我年轻。”他本来是想把这句话说得幽默点儿，但是它听起来却跟水田里的泥一样冷。我原来打算向他道歉，因为我的疼痛使我话说得那么凶，可是这时候疼痛又使我说话了。“你年轻，没问题。你本钱厚，经受得起等待，是吗？”
“我不明白你说点儿什么，托马斯。”
我们一块儿似乎消磨了六七个夜晚，不过他对我的了解只不过跟他对法文的了解差不多。我说：“你不管我只有更好。”
“那我就没脸去见凤儿啦，”他说，这个“凤儿”一说出口，就像一个银行家喊出标价那样。我立刻接受了挑战。
“原来是为了她，”我说。使我的嫉妒显得更为荒唐、丢脸的是，我只好用最低声的耳语来表达我的嫉妒——它没有音调，而嫉妒是喜欢装腔作势的。“你以为你这些英勇行为就可以得到她。你多么大错特错啊。我要是死了，你倒可以得到她。”
“我可没有那意思，”派尔说。“在你恋爱的时候，你总希望你的行为光明正大，就是这么回事。”这话倒是真的，我想，不过并不像他表达得那么天真。恋爱就是像别人看你那样来看你自己，是去爱你自己得意的虚假形象。在恋爱中，我们是没法讲什么荣誉的——那场英勇的行为也只不过是在两个观众面前演演戏而已。
也许我已经不再恋爱了，不过我还记得。
“假如是你的腿断了，那我早丢下你走啦，”我说。
“不啊，你不会，托马斯。”他又用令人受不了的沾沾自喜的神气加说道，“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生起气来，想离开他，自己撑着站起身，但是疼痛又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吼叫着奔回来。在我瘫到水里去以前，我的身体更重地压到了他身上。他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把我搀扶向田埂和公路边。等他把我扶到那儿以后，他把我平放下，让我仰面躺在田边田埂下、浅浅的泥淖里。等疼痛退去以后，我睁开眼睛，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只看见满天星斗这项精心制作的密码——一种我读不出的外国密码：这些不是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在我的上面转过来，把那些星星遮住了。“我要沿这条公路走下去，托马斯，去找巡逻队。”
“你别做傻瓜，”我说。“他们还没弄清楚你是谁，早就开枪把你打死了。就算越盟人员没有干掉你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上六小时。”
“那么就把我放在公路上。”
“把轻机枪留给你没有什么用处吧？”他迟疑不决地问。
“当然没有用。要是你决心做一位英雄，至少得慢慢地穿过稻田。”
“那么我还来不及打招呼，巡逻队早就走过去了。”
“你又不会讲法语。”
“我就大声喊着说，jesuisfrongsals.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很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跑远，没法悄声对他说话了——他按着他所知道的那样尽力悄悄地移动，不时停上一下。我借着汽车燃烧的火光，可以看见他，不过并没有听见有谁开枪，不久，他就走到火光另一边去了，很快寂静又填满了脚印。是啊，他的确很小心，就像他上次撑着小船驶下河流到发艳去那样，他那份谨慎小心活像一个儿童冒险故事中的英雄，而他对自己的谨慎小心又十分得意，像对一枚童子军徽章那样，同时他又糊里糊涂，不明白自己的冒险多么荒唐，多么可笑。
我躺在那儿，仔细听着有没有越盟人员或外籍兵团巡逻队开枪的声音，但是一声也没有——或许派尔要走上一小时，甚至不止一小时，才能走到一个岗楼，假如他到得了的话。我尽力转过头去看看我们那座岗楼的残迹，一堆泥土、竹子和支梁。
等汽车的火焰低落下去后，那堆东西似乎缩得更矮了。等痛苦消失以后，有一片安宁——仿佛是神经的一种“休战日”似的：我想要高歌。我想到，这多么奇怪啊，干我这种职业的人对这一夜惊险，竟然只能在报上发表一、两行新闻——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夜，唯一奇怪的就是我自己。这时候，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哭声又从岗楼残迹那边传来了。有一个哨兵一定还活着。
我心想：“可怜的家伙，要是我们的车不是在他的岗楼外边抛锚，那么他一听见那扩音器喊话，本来就可以投降，像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那样，再不就逃走了事。可是我们在这儿——两个白人，而我们手里又拿着冲锋枪，他们不敢乱动。等我们离开后，已经太晚了。”我对那个在黑暗中哭泣的声音是负有责任的：我一向对自己超然事外，不属于这场战争很得意，但是这两个人的死伤是我造成的，就仿佛我使用了那柄轻机枪，像派尔原先想干的那样。
我挣扎着想翻过田埂，爬上公路去。我想爬去和他会合。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去分担他的痛苦。但是我自己的疼痛又使我退却。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我自己的一阵阵疼痛像一颗巨大的心那样跳动着。我屏住呼吸，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吧，不然就让我昏晕过去。让我死吧，不然就让我昏晕过去。”随后，我想我大概昏晕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我梦见我的眼皮凝结在一起，有人正用一支凿子来撬开我的眼皮，我想告诫他们不要伤了下面的眼球，但是我说不出话来。凿子凿进来了，一支火把正照在我的脸上。
“咱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这句话我记得，不过我不记得派尔>９９ｌib.后来对别人讲述的那一番话了：他说我当时朝着错误的方向不停地挥手，告诉他们说岗楼里还有一个人，叫他们一定得去照料他。好歹我不可能多愁善感地臆想到，派尔会编造出那一套来。我很知道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多么自私。要是有谁在痛苦受罪，而且看得见、听得出、摸得到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悠闲自在（而渴望悠闲自在，正是我的主要愿望）。有时候，天真的人会以为这是我大公无私，其实我所做的只是牺牲一点儿小利益——在这件事上，是请人家推迟一点儿来照料我的痛苦——去换取一种大得多的利益，在我需要单单考虑到我自己的时候，享有一种内心的安宁。
他们回来告诉我说，那个小伙子已经死了。我也很高兴——在那一针吗啡打进我的腿以后，我甚至用不着再忍受多大痛苦了。
第八章
一
我回到卡蒂纳街住处，慢慢地走上楼，在第一道楼梯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下。那些老婆子跟往日一样，还坐在厕所门外的地板上闲聊，把命中注定的事带在她们满脸的皱纹之间，就像其他的人带在手掌上那样。我走过的时候，她们全都没有作声。
我心里想着，假如我懂得她们的语言，她们会告诉我一些什么，告诉我当我住在通往新渊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团医院里时，这儿出过些什么事。在岗楼里或是田里什么地方，我把钥匙丢失了，不过我早托人带口信给凤儿，她一定已经收到了，要是她还留在这儿的话。这个“要是”正表示出了我多么没有把握。我在医院里没有收到过她的音讯，不过她用法文写有困难，而我又不认识越南文。我敲了敲门，门马上打开：一切看来跟先前一模一样。我仔细地望着她，她问我好吗，又摸摸我上了夹板的腿，还把她的肩头凑过来，让我依靠，仿佛一个人可以很安全地靠在如此娇嫩的一棵小树苗上似的。我说，“我回家来了，很高兴。”
她告诉我，她很想念我，这自然是我很想听的话：她总告诉我那些我想要听的话，像一个苦力回答你的问话那样，除非碰上意外。而这时候我就在等着那件意外的事情发生。
“这些日子你怎么消遣的呢？”我问。
“哦，我常常去看看姐姐。她在美国人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吗？派尔帮过忙吗？”
“不是派尔，是乔。”
“乔是谁？”
“你认识他的。就是那个经济专员。”
“哦，那个乔，我当然认识喽。”
他是一个永远叫你忘却的人。直到今天，我都没法说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只记得他很胖，还有他那扑上粉、刮得很于净的脸蛋儿和他那种哈哈大笑，此外，我就全不记得了——除了人家管他叫乔。世上有些人的名字总是缩得短短的。
靠了凤儿的搀扶，我在床上躺下。“看过什么电影吗？”我问。
“卡蒂纳大戏院正在放映一部很滑稽的影片。”接着，她马上对我细说起影片的情节来，我趁此向房间里四下望望，看看有没有那种白信封，因为那可能是一封电报。既然我没有问，我相信她可能忘记告诉我了。电报也许就放在书桌上打字机旁边，或是放在衣橱上，也许为了稳妥起见，就在她收着那么多条头巾的小橱抽屉里。
“那个邮政局长——我想他是邮政局长，不过也许他是市长——跟着她们回家。他向面包师傅借了一个梯子，爬进了科琳的窗户，但是，你瞧，科琳已经跟着弗郎索瓦到隔壁房间去了，他又没有听见邦皮埃尔太太到来。她一进来，看见他爬在梯子顶上，以为……”
“谁是邦皮埃尔太大？”我问，一面转过头去看看洗脸盆，她有时候把催款单等就插在香水瓶之间。
“我告诉过你啦，就是科琳的母亲。她正要找一个丈夫，因为她是一个寡妇……”
她坐在床边，把一只手伸进我的衬衫里。“这部影片很滑稽，”她说。
“吻我一下，凤儿。”她是不善于卖弄风情的。这时候，她马上照着我要求的那样做了，继续讲她的电影故事。和这一样，只要我要求，她也会顿时脱去裤子，问也不问就和我.9９ｌiｂ.作爱。等事情过去以后，她又接着继续讲邦皮埃尔太大的故事和那位邮政局长的尴尬处境。
“有给我的电报吗？”
“有”
“你为什么不给我？”
“你不能这就工作。你必须躺下，好好休息。”
“这一次可能不是要我工作。”
她把电报拿给我，我发觉电报已经拆开了。电文是这样：“请发四百字背景资料，谈德拉特尔离去后对军事、政治局面的影响。”
“不错，”我说。“这是工作。你怎么知道的？你于吗拆开这封电报呢？”
“我以为是你太太打来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谁替你翻译的？”
“我把它拿去给姐姐看过。”
“假如是坏消息，你会离开我吗，凤儿？”
她用手摩挲了一下我的胸口，要我相信，她没有认识到，这一次我要的是她说一句话，不管这句话多么不真实。“你乐意抽一口烟吗？你也有一封信。我想也许是她写来的。”
“你也拆开看过了吗？”
“我是不拆你的信的。电报是公开的。电报局的职员早就看过了。”
这封信放在那许多头巾当中。她很小心地把它取出来放在床边。我认识信封上的笔迹。“如果这是坏消息，你会……？”我很知道这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坏消息。
一封电报可能意味着一时的慷慨：一封信就只能是解释，辩解……所以我问到一半就停住了，因为要求她作一个无法信守的诺言，那是不诚实的。
“你怕什么呀？”凤儿问我。我心里说，“我是害怕寂寞，害怕记者俱乐部和起坐睡觉两用的房间，我害怕派尔。”
“给我调一杯白兰地苏打吧，”我说。我看看这封信的开头，“亲爱的托马斯，”再看看结尾，“你的亲爱的海伦，”然后就等着那杯白兰地。
“是她写来的吗？”
“是的。”在读这封信之前，我就开始在盘算，我读完信后，究竟该向凤儿撒谎呢，还是把实情全告诉她。
亲爱的托马斯，
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不是独自一人待在那边，我并不感到惊异。你不是一个会长久独居的人，对吗？你沾惹女人，就像你的衣服沾惹上灰尘那样。也许我会对你的情况感到较多的同情，假如我并不感到你一回到伦敦就会很容易找到安慰的话。
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不过我之所以踌躇至再，不打电报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不”字，是因为我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受到的影响总比你要复杂得多。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我没有认识到，男女间的创伤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这样暴露在外。我粗心大意——没有好好选择字眼——竟然使海伦的伤口又流血了。有谁能怪她挖我的伤疤来进行报复呢？当我们不快活的时候，我们难免要伤害别人。
“是坏消息吗？”凤儿问。
“有点儿苛刻，”我说。“不过她有权……”我继续往下读。
我一向以为你爱安妮超过你爱我们其余的人，直到你收拾起行李，一走了事。
现在，你似乎又打算丢掉另一个女人了，因为我从你的信上可以看出来，你其实并不指望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啦”——一你是不是在这么想呢？要是我打电报给你说“可以”，你会怎么样呢？你真的会跟她结婚吗？（我只好写“她”——你没有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也许你慢慢会的。我想，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你也渐渐老了，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了。我自己有时候也感到很孤独。我猜想安妮已经又找到另一个伴侣了。你撇下她总算还是时候。
她可准确地找到了干伤疤。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一个血淋淋的问题——一这句话突然来到了我的心头。
“我来给你烧一袋烟吧，”凤儿说。
“什么都成，”我说，“什么都成。”
这就是我为什么该说“不”的一个理由。（我们用不着谈什么宗教的理由，因为你始终就不懂，也不相信那个。）婚姻并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不过使这一过程缓慢一点儿。如果你和现在的这个姑娘同居得和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要把她带回英国来，让她在这儿无亲无故，成为一个陌生人。到你离开她的时候，她会感到多么冷酷地遭人抛弃了。我想她甚至不用刀叉吃东西吧，是吗？我话说得很严厉，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自己的。
不过亲爱的托马斯，我也考虑到你的利益。
我感到浑身难受。我很久都没有收到我妻子的信了。我迫使她写下这封信。我从每一行里都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又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原先的那种彼此伤害的常轨上去。要是能够相爱而不伤害，那该多么好——单有忠诚是不够的：我过去对安妮很忠实，然而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占有这个行动中造成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小了，不能占有另一个人而不自鸣得意，或是被人占有而不感到羞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妻子又一次猛击我，我反而很高兴——我把她的痛苦忘得太久了。这是我所能给予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是给牵连在任何冲突中。不论在哪儿，永远总有一个声音从一个岗楼里向外哭喊。
凤儿点亮了鸦片烟灯。“她会让你和我结婚吗？”
“我目前还不知道。”
“她信上没有说吗？”
“她要是说，也是慢慢地说。”
我心想，“你多么得意啊，自己是超然的，你是记者，不是社论撰写人。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另一种战争比这bbr>.９９lib.要天真得多。即使放迫击炮，造成的伤害也要少一些。”
如果我违背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说“可以”，那究竟会对你有好处吗？你说报馆要调你回英国来，我知道你多么厌恶回来，会想方设法地拖延。我可以见到，你喝下过多的酒后就又要结婚了。我们第一次曾经认真尝试过——你和我都尽过力——我们失败了。第二次，谁也不会再那么拼命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姑娘，你一生就完了。过去你也曾一字不差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保存着那封信——我想你也这样写信跟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向总尽力彼此说真话，可是，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暂时的。跟你争论，或是设法使你明白道理，这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还比较容易点儿——你会认为这是不讲道理的——我干脆写信告诉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信仰也禁止我离婚，所以我的答复是，托马斯，不成——不成。
在“你的亲爱的海伦”之前，还有半页信，我没有再看下去。我想那半页是关于天气和我敬爱的一位老姑母的消息的。
我并没有抱怨的理由，这样的答复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这封信里有不少是实情。
但愿她写这封信时没有自言自语上这么久，因为想到这些事使我痛心，也使她痛心。
“她说不成吗？”
我几乎毫不踌躇地说道，“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还是有希望的。”
凤儿大笑起来。“你说到希望却这么愁眉苦脸。”她在我脚头睡下，替我烧鸦片烟，像一条狗伏在一个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那样。我心里想.着，不知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等我拍下四袋鸦片烟后，我感到比较有准备应付将来了。我告诉凤儿希望还不小——我妻子正在找一个律师商议。从现在起，我随时都会收到获得解放的电报。
“那并没有多大关系。你可以订一个协议，”她说。我从她嘴里听出了她姐姐的声音。
“我没有积蓄，”我说。“我没法胜过派尔。”
“别担心。事情是意料不到的。总有办法，”她说。“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费。”我心想她这人多么现实啊，既不小看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重大和约束性的声明。我不知道日子长下去派尔怎么经受得住这种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不过当然，就他的情况而言，金钱解决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在不需要强硬的时候，强硬可能会软化下去，像一块不使用的肌肉那样。有钱人总是左右逢源。
那天晚上，在卡蒂纳街的店铺关门之前，凤儿又去买了三条丝头巾。她坐在床上，把那些丝头巾拿给我看，大声赞美那些鲜艳的颜色，使屋内那片空间充满了她唱歌般的声音，然后仔细地把丝头巾折叠起来，和另外十多条一起放在抽屉里，就仿佛她是在为一个适中的协议安排基础似的。我也为我的协议安排了一个荒唐的基础：当天晚上，仗着鸦片烟给予我的不可靠的清醒与远见，我写了一封信给派尔。
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一天又发现了，夹在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派尔一定正在读这本书。也许，他用这封信作为一枚书签，后来就没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这样写道（就那么一次我曾经动过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因为说到头，这是一封相当重要的、和生活有关的信，跟其他的撒一个谎、只求谋生的信有所不同）：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里一直就想写信给你，为那天晚上的事向你道谢。你的确搭救了我，使我免遭一个不舒服的结局。现在，我靠了一根手杖可以走动了——我的腿显然断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的骨头还没有十分老化，因此还没有脆。什么时候我们一定得举行一场聚会来庆祝庆祝。”（写到“庆祝”这个词时，我的笔写不下去了。接着，像一只蚂蚁碰上障碍那样，我又由另外一条路绕过去。）“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庆祝一下，我知道你对这个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你常说，凤儿的利益是我们两人都关心的。我回来时，发现我太太写来一封信，她多少已经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不用再替凤儿操心了。”——这是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我下笔时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一遍时才发现，但是到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改动了。要是我把这一句涂去，那还不如把这封信完全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丝巾？”凤儿问。“我爱那条黄色的。”
“对。黄色的那条。到大饭店去，把这封信替我寄了。”
她看看信封上的地址。“我可以直接送到美国公使馆去。那样可以省却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掉。”
随后，我躺下来，抽完鸦片，心情很轻松地想道，“现在，在我走前，她至少不会离开我了。也许，明儿，再多抽上几口鸦片烟后，我还会想出一个办法来留下不走啦。”
二
平凡的生活继续下去——这省却了许多人去白费心思。就像在一场空袭中，一个人不可能一直感到惊恐那样，他在日常事务的围攻下，在偶然遭遇、在客观忧虑等的围攻下，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忧虑。明年四月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失去凤儿、前途渺茫，这种种思想又给每天收到和发出的许多份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大量新闻稿以及我的助手的生病打乱了。我的助手是一个印度人，名叫多明格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经由孟买到越南来的）。平时不大重要的记者招待会都是由他代表我去参加。他耳聪目明，一切流言蜚语的调子全靠他去注意。他还把我的电讯稿送到电报局和新闻检查处去。他靠了印度商人，特别是在北方，海防、南定和河内那一带的，有他自己私人的情报网，使我得益不少。我想，他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部队的分布情况，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的还要确切。
而且除非我们获得的消息已经成为新闻，否则我们从不使用，也从不把任何消息转给法国情报机关，因此他得到了藏在西贡一堤岸这一带的几个越盟地下人员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说名叫多明格斯——这一事实无疑对他大有帮助。
我很喜欢多明格斯。其他的人骄傲自负，把它们像皮肤病那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多明格斯的自负却深藏不露，我想，是抑制到了一个人可能的最小限度。你每天跟他接触，所碰上的只是温和、谦逊和对真理的热爱：你只有跟他结婚，才能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和谦逊往往是并存的，许多谎话都是出于我们的骄傲自负——在我这门职业里，一个记者的骄傲自负总使他想发出一篇比别人出色的新闻报道去，是多明格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类事情——顶住了国内发来的所有那些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报道某某人的新闻，或是为什么没有发出其他一个记者那样的报道，而那篇报道我知道是不真实的。
如今，既然多明格斯病了，我才认识到我欠下他的债有多少——啥，他甚至照料着让我汽车里有充足的油，然而他却从没有多过一句嘴，或是露过一种神色，来干预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不过，除了他的姓名和原籍外，我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从他的谈话中我只知道，他可能崇拜过克里须那，也可能每年用铁丝圈刺着肉体，到巴杜石窟去朝拜。现在他病倒了，这对我反倒像是一种恩惠，使我暂时摆脱了个人烦恼的折磨。现在，是我得去参加那些沉闷乏味的记者招待会，并且一瘸一拐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餐桌旁去，跟我的同行们闲聊，但是我不及多明格斯，不大能分辨出实情和虚伪的报道，所以我惯常在每天傍晚去找他，讨论我所听见的。有时候，多明格斯的一位印度朋友也在那儿，坐在他那张狭窄的铁床旁边。多明格斯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一条简陋的小街上。他总在床上笔直地坐起，盘着双腿，使你觉得你不是去看一个病人，而是受到一个印度王公或僧侣的接见。有时候他发烧发得很厉害，满脸汗水，但是他的头脑却始终十分清醒。那就仿佛他的病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房东太太总放一壶新鲜酸橙汁在他旁边，不过我始终没有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会是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自己身体有病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早已不再问他的病情了，唯恐这样问听起来像是嗔怪。我去了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并且为我不得不爬那么多级楼梯向我道歉。接着，他就说，“我希望你会见我的一位朋友。他有一则新闻，你应该听听。”
“是吗？”
“我已经把他的姓名写下了，因为我知道你记不住那些中国姓名。当然，这段新闻咱们不可以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个货仓，是存放废铁的。”
“事情重大吗？”
“可能很重大。”
“你能先跟我说个大概吗？”
“我还是希望你去听他说说。有件事情很奇怪，不过我不太明白。”汗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可是他就让它流，仿佛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身上印度教徒的影响就这么厉害，他决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生命。他说道，“关于你的朋友派尔，你知道多少？”
“并不很多。我们是偶然相遇的，就是这么回事。从上次在新渊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他哩。”
“他是干什么的？”
“经济代表团成员，不过经济代表团里掩盖着许许多多罪恶。我想他是对本地工业很感兴趣——我猜想他跟一家美国大企业有关系。我可不喜欢他们的搞法，一面让法国人打下去，一面又排挤掉法国人的生意。”
“那天美国公使馆招待一些从华盛顿来考察的国会议员，我听见派尔讲话。他们要他向议员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
“上帝保佑美国国会，”我说，“他到这个国家来还不满六个月。”
“那天，他谈到了旧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又说你们两国如何全都不能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心。这正是美国现在进来的好机会，美国双手清清白白。”
“那么夏威夷，波多黎各，”我说，“还有新墨西哥怎么样呢？”
“后来，有个议员问起他那个陈旧的问题，问这儿的现政府有没有希望击败越盟。派尔说一种第三势力可以击败它。第三势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除了共产主义，总可以找到一个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势力——他管这叫作民族民主主义势力，你只需要找出一位领袖来，保护着他不受到旧殖民主义大国的利用，威胁，那就成了。”
“都是约克·哈定书上的话，”我说。“他上这儿来之前，读过哈定那本书。他到这儿第一个星期就大谈这一套。到眼下为止，他并没有学到一点儿新东西。”
“他也许已经找到了他的领袖，”多明格斯说。
“那会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不过你还是去米托码头跟我那位朋友谈谈吧。”
我回到卡蒂纳街家里，给凤儿留了一张便条，然后在太阳西下时，驾车沿港口驶去。码头上，在靠岸停泊着的一些轮船和灰色海军舰艇旁边，桌椅全都摆出来了，那些轻便的小炉子全已经生起，火烧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理发师傅正在树下忙着，算命先生靠着墙边蹲在那儿，手上是用黑了的纸牌。到了堤岸，你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似乎方才开始，而不是随着日光逐渐停歇。那就像驾车驶进了一个哑剧剧场那样：那些长长的高竖着的中国招牌、辉煌的灯光和那群临时演员把你带进了舞台两侧。到那儿，一切忽然大为黑暗下来，也清静多了。一条这样侧面的通道把我又带到了码头上和许多舢板旁边。好多座货仓在暗处张着大口，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我很费了一番事，几乎是意外地才找到了那地方。货仓的大门敞开着。我凭着一盏老式电灯的灯光，可以看见许多破铜烂铁堆在那儿，奇形怪状，活像毕加索笔下的东西：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头盖，在灯光照到处显出一道道陈旧的颜色来。我沿着这些钢铁器堆积场中间的一条窄路走过去，一面大声叫唤周先生，但是没有人答应。货仓尽头，有一条楼梯通上去，通到我认为可能是周先生家的地方——我显然是给指引到了后门口。我料想多明格斯叫我由他后门走，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连楼梯两旁也堆着破烂。这些废铁在这个寒鸦巢般的房子里哪天可能会很有用。
走上楼梯口是一间大房间，全家人都坐卧在那儿，活像一座随时可以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硬纸盒子，里边装满了无法识别的东西，另有一些绳子扎好的纤维板衣箱。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以及一个毛娃子正在地板上爬，三个穿褐色老式衫裤的中年女人和两个穿蓝绸长衫的老头儿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对我走进房来全都没有在意，他们打麻将打得很快，每张牌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声哗啦哗啦，像海浪退去后砂石在沙滩上翻滚那样。除了打麻将的人外，房间里别人也没有注意我，只有一只猎跳上了一个硬纸盒，一条瘦狗过来闻了闻就走开了。
“周先生在家吗？”我问。有两个女人摇摇头，还是没有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涮干净一只茶杯，从放在缎子衬里的茶悟子内的茶壶里倒了一杯茶给我，茶还是热的。我在床脚头坐下，就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把茶端来给我：那就仿佛我已经给吸收进了这个团体，与猫狗为伍了——也许这猫儿和狗儿也跟我一样，头一次是偶然闯进来的。那个毛娃子从地上爬过来，拉拉我的鞋带，谁也没有责骂他：东方人是不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广告月份牌，每一份上面都有一个身穿鲜艳中国服装、脸蛋儿红通通的姑娘。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cafdelapaix这么几个字——也许，它是偶然给卷入这些破铜烂铁里的：我觉得自己也给卷在这里面了。
我慢慢地呷着苦涩的绿茶，把那只没有柄的、滚烫的茶杯从一个手心换到另一个手心，以免烫手，心里一面嘀咕着不知还得等上多久。我试过一次，用法语向这家人说话，问他们周先生几时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等我手上的茶喝完以后，他们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又继续干他们各自的事情去了：一个女人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什么，两个男孩儿在复习功课，那个老太太看着她的脚，那是一双古老中国的小脚——猫儿伏在硬纸盒上，狗儿盯盯地望着猫。
我这会儿才开始认识到，多明格斯为了勉强糊口，工作多么辛苦。
一个极为瘦削的中国人走进房来：他在这间房里似乎一点儿也不占什么地方：他的身体就像放在洋铁盒里分隔饼干的那张防油纸那样。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他那套有条纹的法兰绒上衣、长裤。“您是周先生吗？”我问。
他望望我，是一个抽鸦片的人的那种冷漠目光：瘪下去的双颊，小娃娃般的手腕，小女孩儿的胳膊——要许多年的老病头和许多袋鸦片，才能使他干瘪成这样。
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格斯先生说您有点儿东西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哦，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客气地摆摆手，让我再坐下。我看得出，我来找他的目的已经在他脑袋里的烟路之间消失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来看他，他实在不胜荣幸。另一杯茶给测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热茶来给我，滚烫地递到了我手里——这是茶的煎熬。我就他家里人丁的兴旺恭维了几句。
他微带惊讶地朝四下看看，仿佛以前从没有见到这一点似的。“我母亲，”他说，“我内人，家姐，家叔，舍弟，我的子女，家婶的子女。”那个毛娃子已经从我脚边爬开了，这会儿正仰面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心里想着，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这房间里的人要么太小，要么太老，看不出谁的年龄适合生出那个小家伙来。
我说，“多明格斯先生告诉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啊，多明格斯先生。多明格斯先生好吗？”
“他发过烧。”
“眼下是容易生病的季节。”到这时，我甚至还不相信他记得多明格斯是谁。
他开始咳嗽，他的短褂上少了两粒钮扣，咳嗽时短褂里面的皮肤像当地的皮鼓那样绷得很紧。
“您自己也该去找位大夫瞧瞧，”我说。这时候，又进来一个新来的人——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他用英语说道，“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我听了很难受……”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鸦片烟。”
“那听起来很不少。”
“大夫说抽烟对他没有好处，但是周先生抽了烟就觉得舒服多啦。”
我咕哝了一声，表示很明白他的意思。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周先生的管事的。”
“我姓福勒。多明格斯先生叫我来。他说周先生有点儿事情要告诉我。”
“周先生的记性很坏。您先喝一杯茶，好吗？”
“谢谢您，我已经喝过三杯了。”这一问一答听起来很像外语常用语手册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事的把我手上的茶杯拿过去，递给一个女孩儿，她把杯里剩下的茶倒在地上后，又斟满了一杯。
“这壶茶不够浓，”他说，接过茶杯自己尝了尝，很细心地把杯子涮了涮，又从第二把茶壶里斟满了一杯。“这个要好点儿吧？”他问。
“好多了。”
周先生清了清嗓子，不过那只是为了吐一大口痰在一个绘着粉红花的搪瓷痰盂里。那个毛娃子在茶脚子之间滚来滚去，那只猫儿从硬纸盒上跳上了一只衣箱。
“也许，您跟我谈谈比较好，”年轻人说。“我姓杭。”
“不知道您是否乐意告诉我……”
“我们到下面货仓里去，”杭先生说。“那儿比较清静。”
我把手伸给周先生，他让我的手停在他的两个手掌之间，显得有点儿迷糊，然后向这个挤满了人的房间四下看看，仿佛想怎样安顿我似的。我们走下楼梯时，像砂石翻滚的麻将牌声音渐渐轻了。杭先生说道，“当心。最后一级是空的。”说着，他用手电筒替我照亮了路。
我们又回到了那些床架和浴缸之间。杭先生领路，顺着一条边过道走去。走了二十步左右后，他又站住，用手电筒照着一只小铁桶说，“您瞧见这个吗？”
“这个桶怎么样？”
他把它翻过来肥商标指给我看，“戴奥拉克通。”
“我还是不明白。”
他说，“我这儿以前有两个这种铁桶。是从范文茂先生的车房里和别的废品一块儿收来的。您认识范先生吗？”
“不，我不认识。”
“他妻子是泰将军的亲戚。”
“我还是不大明白……？”
“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杭先生问，一面弯下腰，拿起一长条中凹的东西，像一段芹菜似的，在他手电筒的亮光下，闪现出克罗米的颜色来。
“这可能是浴缸上的什么装置。”
“这是一个模子，”杭先生说。他显然是一位令人厌倦的喜欢教诲人的先生。
他又停下，容我表示出我还是一无所知。“您明白我说的模子是什么意思吗？”
“哦，我当然明白，不过我还是不理解您的意思……”
“这个模子是美国制造的。戴奥拉克通是美国的一个商标名称。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说老实话，我还是不明白。”
“这个模子有点儿毛病。所以他们把它扔了。不过不该把它和废铁一块儿扔掉的——那个铁桶也不该扔出来。这是一个错误。范先生的管事的亲自上这儿来过。我当时找不到这个模子，不过我让他把另一只铁桶拿回去了。我说我这儿就只有那一只桶。他告诉我他需要这些桶储藏化学制品。当然，他没有问起模子——那未免泄藏书网露出太多的情况来了——不过他仔细搜寻了很久。后来，范先生又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找派尔先生。”
“你的情报工作似乎很不错，”我说。我仍旧想象不出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请周先生去和多明格斯先生联系的。”
“您是说，您已经证实了派尔和泰将军之间有某种往来吗，”我说。“某种微小的往来。这好歹并不是什么新闻。在这儿，人人都干情报工作。”
杭先生用脚后跟撞撞那只黑漆漆的铁桶。那阵声音在铁床架之间回响着。他说道，“福勒先生，您是英国人。您是中立的。您一向对我们大伙全都很公正。要是我们有些人对不论任何一方抱有强烈的感情，您也能同情他们。”
我说，“如果您是在暗示您是共产党人，或是一个越盟人员，那么请您别担心，我并不感到大吃一惊。我是不问政治的。”
“要是西贡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人家都会责备我们。我的委员会希望您保持一种公正的看法。这就是我为什么领您来看这些东西的缘故。”
“戴奥拉克通是什么？”我说。“听起来就像是一种炼乳。”
“它有些东西和牛奶相同。”杭先生用手电筒照照铁桶里面。铁桶底上有一点儿白粉，像一层灰尘。“这是美国的一种塑料，”他说。
“我听见传说，说派尔正在输入制造玩具的塑料。”我拿起那个模子看看，心里竭力揣测它的形状。这并不是它制成后的样子：这是镜子里的形象，是颠倒的。
“并不是制造玩具，”杭先生说。
“看起来像是标杆的零件。”
“样子很不寻常。”
“我看不出它可以做什么用。”
杭先生转过身去。“我只希望您记住您所看见的这玩意儿，”他说，一面退回到那堆破铜烂铁的黑影里去。“也许将来有一天您会觉得有理由把这写出来。不过您决不要说您在这儿看见过这只桶。”
“这个模子也不能提吗？”我问。
“尤其是不能提这个模子。”
三
和一个人家所谓的救过自己性命的人别后初逢，这可不很轻松。我住在外籍兵团医院时并没有见过派尔。他的失踪和沉默，虽然很容易解释（因为他比我更容易感到窘困），有时候却无端地使我不安，因此每天晚上，在我吃的安眠药使我平静地入睡以前，我常会想象到他走上我的楼梯，敲我的房门，睡到我的床上去。在这件事上，我对他不大公平，因此在其他较正式的义务之外，我还增加了一种内疚感。
还有，我想我那封信也是一个过失。（是哪些古代的祖先给了我那种愚蠢的良心的？在他们那个旧石器时代里，他们奸淫杀戮，当然不会有这种良心。）
有时候我心里盘算着，我该不该请我的救命恩人吃一顿饭，还是该请他到大陆酒店的酒吧间去会一次面，喝一杯酒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社交问题，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评价。一顿饭和一瓶酒，还是一杯双份威士忌？——这个问题使我烦恼了好几天，后来还是由派尔自己解决了。他来了，我的房门关着，他隔着门在外边大声叫我，那天下午很热，我早晨练习那条负伤的腿练习得太累了，所以睡得很熟，没有听见他敲门。
“托马斯，托马斯。”他的喊声闯进了我的梦里。我正梦见自己走下一条空荡荡的长街，寻找一个拐弯的地方，始终没有找到。那条路像自动收报机上的纸带一样干篇一律。要是他的喊声没有打断它的话——它会继续下去，永不改变——一它起初像岗楼上传来的痛苦呻吟，接着突然又像是对我个人在说话，“托马斯，托马斯。”
我压低声音说道，“滚开，派尔。别走近我。我不要人来救我。”
“托马斯。”他使劲儿在敲我的门，我躺在床上装病，仿佛我又回到了那片稻田里，他是一个敌人。突然，我认识到敲门声停了，有人正在外面低声说话，另有个人在回答。悄悄话是危险的。我听不出谈话的人是谁。我小心地下了床，拄着手杖走到另一间房的门口。也许是我走得太急，他们听见了我走动的声音，因为门外忽然静下去了。寂静就像植物长出卷须那样：它似乎在房门下面生长，把叶子伸进我站着的那间房里来。这是一种我不喜欢的寂静，我一下把门拉开，打破了那片寂静。凤儿站在走道里，派尔双手搭在她的肩上：从他们的姿态看来，他们可能刚在接吻。
“怎么，进来呀，”我说，“进来。”
“我没法让你听见我的声音，”派尔说。
“起初，我是睡着了，后来我是不想受到人打扰。但是现在，我已经受到打扰了，那就进来吧。”我用法语跟凤儿说道，“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就在这儿。在走道里，”她说。“我听见他敲门，所以我就跑上楼来想让他进房。”
“坐下吧，”我对派尔说。“你要喝杯咖啡吗？”
“不要，我也不想坐下，托马斯。”
“那我可得坐下啦。这条腿站着很累。你收到我的信了吧？”
“不错。我真希望你没有写那封信。”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大篇谎话。我以前一直信任你，托马斯。”
“碰上涉及到女人的事情时，你任何人都不应该信任。”
“那么，在这件事以后，你也就不必信在我了。等你出门去，我就偷偷溜到这儿来，写一些信，就用打字机打的信封寄信。也许我这个人也成熟老练起来啦，托马斯。”不过他的声音里带着哭声，他看来比以前更年轻了。“不撒谎，你就不能胜过我吗？”
“不成。这是欧洲人表里不一的地方，派尔。我们缺少补给品，不得不另想办法弥补。不过我一定是做得很笨。你怎么看出那些是谎话的？”
“是她姐姐说的，”他说。“她如今在替乔工作。我方才刚见到她。她知道他们已经调你回国啦。”
“哦，这件事，”我宽慰地说。“这件事凤儿也知道啦。”
“还有你太太的那封信呢？凤儿也知道吗？她姐姐也看过那封信啦。”
“她怎么会看过？”
“昨儿你出去啦，她上这儿来找凤儿。凤儿把那封信给她看了。你骗不了她。她会读英文。”
“我明白啦。”这时候可没有理由跟任何人发脾气——非常明显，是我自己不好。凤儿拿那封信给她姐姐看，大概只是想炫耀一下——并不是表示她不信任我。
“你咋儿晚上就知道这一切了吗？”我问凤儿。
“是的。”
“我注意到你咋儿晚上不大多说话。”我摸摸她的胳膊。“你很可能大为生气，可是你是凤儿——你从不会大生气的。”
“我得多想想，”她说。“我也记得我半夜醒来，从她不均匀的呼吸上就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曾经伸手去摸摸她，问她一leeman？”她刚到卡蒂纳街来的时候，常常做恶梦，但是昨儿晚上我提到恶梦，她曾经摇摇头：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我，我把我一条腿移过去挨着她——这是想和她亲热的第一个动作。就连那时，我还是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难道你不能解释一下吗，托马斯，为什么……”
“的确，事情已经够清楚了。我要留住她不放。”
“不论她受到多大牺牲，都要这样做吗？”
“当然罗。”
“那可不是爱啊。”
“也许不是你的恋爱方式，派尔。”
“我想要保护她。”
“我可不。她不需要保护。我要她在我身边成要她睡在我床上。”
“违背她的意愿吗？”
“违背她的意愿，她就不会留下来，派尔。”
“在这件事以后，她不会再爱你了。”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我回过身，想找凤儿。她已经走进睡房去，正在把我刚睡过的床罩拉拉平。接着，她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她的画册来，在床上坐下，仿佛对我和派尔的谈话不大关心似的。我看得出来那是一本什么书——英国女王画册。我从颠倒着的方向可以看见女王的御用马车正驶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
“爱情是西方的用语，”我说。“我们用这个词儿是为了情感上的原因，或是为了来掩饰我们对一个女人的着迷。这儿的人并不受到着迷的苦恼。你感情上会受到伤害的，派尔，要是你不小心的话。”
“要不是为了你这条腿，我早就狠狠揍你一顿了。”
“你应该感激我——当然，还有凤儿姐姐。现在，你可以放手追她，没有什么顾忌了——在某些方面，你是很有顾忌的，是吗，碰上与塑料无关的时候。”
“塑料？”
“上帝在上，希望你明白你在这儿干些什么事。哦，我知道，你的动机是好的，它们总是好的。”他显得有点儿迷糊、有点儿猜疑。“但愿你有时候也有几个不好的动机。那么你也许就会对人稍许多理解一点儿。这句话对你的国家也适用，派尔。”
“我要让她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这地方——有臭味。”
“我们烧香来消除臭味。我猜想你会给她一台大冰箱，还给她本人一辆汽车和一架最新式的电视机以及……”
“还生下许多孩子，”他说。
“聪明伶俐的年轻美国公民，随时可以作证。”
“你又给她什么呢？你并不打算带她回国。”
“不错，我没有那么残酷。除非我有钱，可以替她买一张回越南来的船票的话。”
“你不过是把她当作一个使人舒服的、发泄性欲的工具，到你走的时候，就撤下了事。”
“她是人，派尔。她自己能作出决定。”
“根据假证据吧。而且她还是个孩子。”
“她已经不是孩子啦。她比你坚强得多。你知道那种刮不出痕迹的漆吗？那就是凤儿。她可以活得比我们十来个人都长。她会变老，仅此而已。她会受到生孩子、饥饿、寒冷、患风湿病这种种痛苦，但是她决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到思前想后，受到心神不宁的痛苦——她不会给刮伤，她只会腐朽。”但是就在我大发议论，看着风儿翻阅画册时（这是一页王室家庭图片，上面有安妮公主），我心里也知道我和派尔一样，也在编造出一个人物来。凤儿其实就是她那么个人。尽管我信口胡扯，实际上她也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吓得要命。她只是没有表达的才干，就是这么回事。
我还记得折磨着我的那第一个年头，当时我非常热情地想了解她。曾经恳求她把她心里所想的告诉我，并且曾经对她的沉默无语乱发脾气，把她吓得了不得。就连我的肉欲也成了一种武器，仿佛把刀剑刺进这个受害人的身子，她就会失去控制，开口说话似的。
“你讲够了吗？”我对派尔说。“你已经知道所有可以知道的事啦。请你走吧。”
“凤儿，”他叫了一声。
“派尔先生，什么事？”她正在细看温莎堡，这时候抬起脸来问。她在这时刻这样正式地称呼他，听起来很可笑，也很使我放心。
“他欺骗了你。”
“jeneprendspas.”
“哦，滚开，”我说。“滚去搞你的第三势力、约克·哈定那套以及民主的任务吧。滚去玩你的塑料去。”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我的“指示”。
第九章
一
派尔死了将近两星期，我才又见到维戈特。当时，我正沿夏内尔大道走去，听见他的声音从俱乐部酒店里叫唤我。这是那些日子保安局人员最喜欢去的餐厅。他们作为向那些恨他们的人摆出的一种蔑视姿势，总在楼下吃饭、喝酒，让一般的公众到楼上去吃喝，不至于受到游击队手榴弹的袭击。我走进去和他坐在一块儿，他替我要了一杯味美思黑茶鸡尾酒。“玩几把怎么样？”
“只要你乐意，”我掏出身上带的骰子来玩“四一二点”这种常规的赌博。
这几个数目和骰于的情景，如何使我想起印度支那那些战争的岁月啊。不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每逢看见两个人在掷骰子时，我总感到仿佛又回到了河内或是西贡的街头，或者到了发艳被炮火轰毁了的那些房屋之间，又看见那些浑身毛虫般奇异标志保护着的伞兵在运河边巡逻，还听见迫击炮声越来越近，同时或许还看见一个死孩子。
“sansvasdlne，”维戈特说。一面掷了一个四一二点。他把最后一根火柴推到我面前。保安局的人玩“四一二”时，通常总爱说这种两性间的隐语，也许这是维戈特想出来的，给他的下级军官们学了去。不过他们可没有学他读帕斯卡的文章。
“sons-lieutenant，”玩“四一二点”，每输一局，你就升一级——你玩下去，直到有人升为上尉或是司令官便结束。第二局又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时，他说道，“我们发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猜想它是不愿意离开那具尸体。他们好歹割断了它的喉咙。它也倒在五十码外的泥淖里，也许是它自己挣扎着爬过去的。”
“你们至今还很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一直在缠着我们。要是一个法国人给杀啦，我们可没有这样的麻烦，谢谢上帝。不过，那种情况太不稀奇啦。”
我们先掷骰子，分火柴，接下去才开始认真玩。维戈特么快就掷出一个四一二点来，真是令人奇怪。“e，”维戈特说，接着又推了两根火柴给我。等他把最后一根火柴脱手以后，他说道“capitaine，”我忙叫侍者拿酒来。“有谁赢过你吗？”我问。
“不常有。你想报复吗？”
“下一次再来吧。你真是个赌博的好手，维戈特。你也玩什么其他碰运气的赌博吗？”
他苦笑笑。不知怎么，我竟然想起了他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妻子，人家说她背着他去跟他的下级军官们胡搞。
“瞎，是啊，”他说，“永远总免不了那种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咱们来衡量一下得失，”他又引书了，“储一赌有没有上帝，让咱们来估计估计这两种机会。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也一无所失。”
我也引帕斯卡的文章回敬他——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段。“选头、选尾的人全都同样犯了错误。他们全都错啦。正当的办法是压根儿不赌。”
“对，但是你非赌不可。这是不可选择的。你已经上了船啦。你并不遵照自己的原则办事，福勒。你已经积极参预进来啦，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并不是在谈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是想到派尔的狗。”
“哦”
“你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在狗爪子上去找线索，分析狗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可是你当时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科克。”
“说到头，我干得也不算差，”他说。“派尔平时出门，总带着那条狗，是吗？”
“我想是的。”
“那条狗太有价值啦，不能让它独自乱跑，是吗？”
“那样不太安全。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吃狗肉，是吗？”他开始把骰子收进口袋里。“是我的骰子，维戈特。”
“哦，对不起。我在想着……”
“你为什么说我也积极参预进来啦？”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什么时候，福勒？”
“天知道。我又没有一本跟狗约会的册子。”
“你几时该回国去呢？”
“我现在还说不准。”我从来不乐意把消息告诉警察当局。这样可以省去他们一些麻烦。
“我倒想——今儿晚上——来看看你。十点钟，成吗？要是你那时独自一人在家的话。”
“我会让凤儿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吗——我是说你跟她？”
“不错”
“很奇怪。我先前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你——嗨——不快活。”
“当然啦，这可能有许多理由，维戈特。”我很直率地加上一句，“你应该知道。”
“我吗？”
“你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快活的人呀。”
“哦，我可没什么要抱怨的。毁了的宅子并不令人苦恼。”
“这是什么话？”
“又是帕斯卡的名句。这是为苦恼感到得意进行辩解。树木井不苦恼。”
“是什么使你成为警察的，维戈特？”
“这有好几个因素。需要谋生，对人的一种好奇心，还有——不错，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约的爱好。”
“也许你该去做一个教士。”
“可惜我没有读到合适的作家写的关于那方面的作品——在那些日子里。”
“你至今还怀疑我跟这事有关系，是吗？”
他站起身，把杯子里剩下的味美思黑茶鸡尾酒喝光。
“我很想跟你谈谈，就是这么回事。”
他转身走后，我才想到他曾经怜悯地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他负责抓到的、正在服无期徒刑的罪犯那样。
二
我其实已经受到了惩罚。那就仿佛派尔离开我住处时，已经判定我该受那么许多星期的心神不宁似的。我每次回家都心惊胆战，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有时候，凤儿不在家，我在她回来前，就什么事也定不下心来干，因为我总担心她是否会就此不回来了。我总问她上哪儿去了（竭力不让我的嗓音里露出不安和猜疑来）。有时候，她回答说上市场或是商店去了，并且拿出一件证据来（那一时期，就连她能马上提出证据来，证实她的话，似乎也是不自然的）。有时候，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有电影票票根可以证明，有时候，她又是上她姐姐那儿去了——我认为她就是在她姐姐那儿和派尔会面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野蛮地和她作爱，就像我恨她似的，但是我恨的其实是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晚把寂寞搂在怀里。她并没有变心：她替我做饭菜，替我烧鸦片烟，温柔可爱地躺下来，供我寻欢作乐（不过那已经不再是乐趣了）。就像早期我要她的心灵那样，现在我要看明白她的思想，但是她的思想却隐藏在一种我不会说的语言里。我不想盘问她。我不想逼她撒谎（只要她还没有公开撒谎，我就可以假装我们彼此全都没有变，还和早先一样），然而，我的忧虑会突然一下忍不住，替我问道：“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派尔的？”
她踌躇了一下——或许她是当真在回想吗？“就是我们一块儿来到门口的那次，”她说。
我开始——几乎不自觉地——低毁美国的一切事物。我的讲话里尽是说美国文学的贫乏，美国政界的丑闻重重以及美国儿童的禽兽般粗野，仿佛她就要给一个国家，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夺走似的。美国所能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我的法国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对美国也很有反感，但是就连对他们，我一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感到厌烦，好像我已经给人家出卖了，不过一个人是不会被敌人出卖的。
就在这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那天，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块儿？），我发现房门下边有谁塞了一张便笺进来。是多明格斯写的。他因为人还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时请我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到夏内尔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门外去。是周先生请他写信通知我的，不过我猜想，说是杭先生请我上那儿去，更接近事实一点儿。
这整个事情，最终只值得写一段电讯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场激烈可悲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跟发艳那些河道里塞满了灰色的、死了许多天的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轰击，跟凝固汽油弹的白色耀眼的闪光全都没有关系。
我在一个花摊旁等了大约一刻钟，才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蒂纳街保安总局开来，吱嘎一声骤然停下，警察们急匆匆地下车，向商店奔来，仿佛是来镇压一群暴民，但是并没有暴民聚集在那儿——只有一排自行车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儿。
西贡的每一座大楼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车——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学城都没有这么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把摄影机调节好，这场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动早已成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大排自行车行列里，高高举起三辆自行车，搬上大街，扔进那个装点性的喷水池里。我正想拦住一名警察问问，他们已经又全爬上了卡车，沿博纳尔大街快速驶去。
“自行车战役，”有个人声说。原来是杭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一会儿，”杭先生说。
有几个闲人开始走近喷水池边，一只车轮像浮筒那样露出水面，仿佛警告来往船只，水下有沉船，得避开似的：一个警察走过街，一边嚷着，一边挥手。
“咱 4eec." >们过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过去，”杭先生说，接着又看了看表。那会儿是十一点过四分。
“你的表快了。”我说。
“它总是快。”就在这当儿，人行道那边的喷水池突然爆炸起来。一小块装饰用的墙压顶打在一扇窗子上，玻璃碎片像一阵晶莹的雨点那样落下。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把水和玻璃碎片从衣服上抖去。一只自行车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旋转，摇晃了一下，倒下了。“这一定是正十一点，”杭先生说。
“这至底是……？”
“我以为你会感觉兴趣的，”杭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感觉兴趣。”
“去喝杯酒，怎么样？”
“不，对不住。我得回到周先生那儿去，不过首先让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把我领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把自己那辆自行车的锁打开，“仔细看看。”
“是一辆雷利牌，”我说。
“不，瞧瞧卿筒。它让你想起什么吗？”他对我的困惑不解得意扬扬地笑笑，骑上自行车走了。他回过头来向我摆了一摆手，就朝堤岸和废铁货仓骑去。我到保安局去打听消息。到那儿，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在他的货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形状就像半截自行车卿筒。那天，在西贡全市，好好的自行车卿筒竟然全藏有炸弹，到十一点正同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９9lｉb?先获得的情报，采取了预防措施的几处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他们是从杭先生那儿获得情报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十起爆炸，有六个人受了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行们——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说，这是一次“暴行”外——全都知道只有取笑这件事，才会使发出去的电讯稿在报上刊登出来。“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标题。
他们全体都谴责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可是我的报道在报馆内又给改动了。泰将军已经不再是新闻。你不可以浪费篇幅说是他干的。我请多明格斯转了封信给机先生，表示遗憾——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了。杭先生托人带了个很客气的口信来。这时，在我看来，他——或是他的越盟委员会——未免过于敏感，并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是共产党人干的。说真的，要是有谁会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那他倒可以享有名声，给人说成颇有幽默感了。“下一次，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来呢？”人们在社交场合这么说。这整个荒唐事件的象征，在我看来，也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跟陀螺似的在大街中央欢快地旋转。我甚至始终没有向派尔提起，我听到的他跟泰将军秘密联系的事。让他去玩塑料模子吧，只要不伤害人：这样也许会使他不把心事放在凤儿身上。然而有天黄昏，因为我恰巧待在附近，又因为我没有什么事好做，我还是到范先生的汽车房里去看了看。
那是一个肮脏的小地方，跟一个放废铁的货仓差不多，就在索姆大道上。一辆汽车在车房中央用千斤顶托起，引擎罩敞开着，张着个大口，像一家没有人去参观的外地博物馆里陈列的什么史前动物标本似的。我不相信有谁还记得那辆汽车放在那儿。地面上到处都乱扔着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把东西扔掉，就像一个中国厨师把一只鸭子分做成七样菜，连一只鸭脚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把那些空铁桶和坏了的模子那样乱扔——也许那是一个伙计偷了出来，想卖几个皮阿斯特的，也许是有谁给足智多谋的杭先生买通了。
四周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往里走。我想，也许他们全躲避开一时，怕警察找上门来。很可能杭先生在保安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就算这样，警方也不大可能会采取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让人们以为这些炸弹是共产党人干的更好。
除了这辆汽车和混凝土地面上扔满了的废铁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会是在范先生这儿制造出的。我还不大明白我在铁桶里看见的那种白粉是怎么给制成塑料的，不过那种过程肯定很复杂，不可能在这儿进行，在这儿就连街上的那两只汽油卿筒似乎也给人忽略了。我站在车房门口，看看外面街上。在大道中央的树木下，理发师傅们正在忙着干活儿：一面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出闪烁的阳光。一个姑娘快步走过，戴着软帽，肩上挑着两只篮子。靠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坐着的那个算命的，已经找到了一个主顾：一个蓄着一小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有什么美好的前程值得花上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你生活在露天的地方：这儿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范文茂先生，但是警方就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一层生活是一切全都摆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没法踏进这一层生活去，就像你可以踏到街上去那样。我想起了那些在我们楼梯口公用厕所旁闲聊的老婆子：她们一切事情也全听见了，不过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晓得了些什么。
我又回进汽车房去，走进了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那儿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办公桌——货价单，一瓶胶水，一架计算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三只茶杯和许多没有削尖的铅笔。不知为了什么，还有一张没有用过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风景明信片。约克·哈定可能用了些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写第三势力，然而到头来，竟然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后面墙壁上还有一道门，是上了锁的，可是钥匙就放在办公桌上，在那些铅笔之间。我开了门，走进去。
我到了一间小棚屋里。棚屋大小跟汽车房差不多。这里放有一架机器，乍一看来好像是一个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笼里有无数的栖木，用来关什么没有翅膀的大鸟儿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用许多破旧的布捆扎着，不过那些破布可能是用来把灰尘揩去的，而正在揩着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给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家厂商的字号——是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证号码——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把电流接通，那架古老的机器一下活起来了：原来那些铁杆也有它们的用处——那架机械装置活像一个老头儿鼓足了他最后的活力，不停地用拳头向下捶打，捶打……这个东西居然还是一部压榨机尽管在这类机器中，它一定是一个老前辈，跟投币式自动唱机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人们从不浪费一件东西，一切事物都可以指望到这儿来了却余生（我记得我以前在南定的一条小街上看过 href='/article/7320.htm'>《火车大劫案》那部古老的影片在银幕上断断续续地跳动，供人欣赏），所以这部压榨机还是可以利用的。
我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那座压榨机，它上面有一种白粉末的残迹。是戴奥拉克通，我心想，那种有点儿像奶粉的东西。并没有铁桶或是模子的迹象。我走回办公室，又回进汽车房。我很想用手拍拍那辆汽车的挡泥板：它也许在这儿还得等上很久，但是总有一天它也会……范文茂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候大概正在稻田里赶路，上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上去。最后，我提高嗓门，大声叫唤“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开了那个汽车房，那条大道和那些理发师傅，又回到我在通往新渊的公路上曾经到里边躲藏过的那些稻田里去了。“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有一个人在那些稻秆中回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上楼到了楼梯口。那些老婆子还在那儿叽叽喳喳不知说些什么，我听了就跟听见树篱上的小鸟歌唱一样莫名其妙。凤儿不在家——只留下一张便条说，她上姐姐那儿去了。我在床上躺下——我至今还很容易感到疲乏——接下去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我看见那只闹钟的夜明钟面上正指着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指望会发现凤儿睡在我身旁。但是枕头还是没有人睡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枕套还带着新浆洗过的那种凉丝丝的感觉。我爬起来，拉开她放头巾的那只抽屉。那些头巾全不见了。我又走到书架那儿去，那一本王室生活画册也不见了。她把她的妆尽全随身带走了。
人感到震惊的时候，反而不觉得怎么痛苦，痛苦是在凌晨三点左右开始的。当时，我开始为自己的生活筹划一下：我多少总还得活下去，还会回想起往事来，总得怎样逐步消灭掉那些往事。快乐的回忆最令人难受，我于是就竭力去想那些不愉快的。这方面成很有经验。我以前经历过这种事情。我知道自己能做需要做的事，不过我现在年纪大多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来重建生活了。
三
我到美国公使馆去找派尔。在门口需要填写一张会客单，把它交给一个宪兵。
他说道，“你没有填来访的事由。”
“他会知道的，”我说。
“那么你是事先约好的吗？”
“你可以这么写，要是你乐意的话。”
“我猜想，在你看来，这有点儿无聊，但是我们不得不很小心。常有些怪人闯到这儿来。”
“这我早听说过。”他把嘴里的口香糖换到另一边，就进了电梯。我等候着。
我还没有想好该对派尔说些什么。这是一场我以前从没有上演过的戏。宪兵下来了。
他勉勉强强地说道，“我想你可以上去啦。二楼十二号a房间。”
我进了那间房，发现派尔不在那儿。乔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那个经济专员：我还是记不住他的姓。凤儿的姐姐在一个打字台后面望着我。我从那双贪婪的褐色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胜利吗？
“进来，进来，汤姆，”乔大声叫嚷着。“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样啦？你光临我们这个小机关，这真难得。拉一张椅子过来坐下。告诉我你觉得这次新攻势进行得怎么样。我昨儿晚上在大陆酒店看见格兰杰。他又上北方去啦。那个小伙子真肯干。哪儿有新闻，哪儿就准有格兰杰。来支香烟。自己拿。你认识徐小姐吗？这些姓我可记不住——对我这么一个老家伙说来，这些姓大难记了。我就管她叫嗨，那边那位！——她倒也喜欢这种叫法。一点儿没有那种一本正经的殖民地习气。市场上有些什么小道新闻，汤姆？你们这些家伙的确非常精明。听说你的腿出了毛病，很遗憾。奥尔登告诉我的……”
“派尔在哪儿？”
“哦，奥尔登今儿早上不在办公室里，我猜想他在家里。他许多事情都在家里做。”
“我知道他在家里干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办事很积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好歹至少知道他在家干的一件事。”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汤姆。迟钝的乔——那就是我。以前一贯是这么迟钝。往后也总是这么迟钝。”
“他跟我的姑娘睡觉——就是你这位打字员的妹妹。”
“你这话我可不大明白。”
“问她吧。是她给安排的。派尔夺走了我的姑娘。”
“你瞧，福勒，我先前还以为你是有公事上这儿来的。我们在办公室里不能容人大吵大闹，你知道。”
“我上这儿来找派尔，我想他是藏起来啦。”
“瞎，你这人最不该说这样的话。奥尔登为你做的还不够吗！”
“是啊，是啊，当然。他救了我的性命，是吗？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请他那么做。”
“况且他本人是冒了极大的危险。那个小伙子可真有胆量。”
“我可一点儿也不在意他什么胆量。说他身上有些其他的部位倒比较合适。”
“咳，房间里有一位小姐，福勒，咱们可不能说这样的下流话。”
“这位小姐和我彼此很熟。她从我身上没有捞到她想得到的好处。这会儿她又想从派尔身上去得到它。好吧。我知道我现在的态度很不好。我就偏要这样。在这种局面下，谁的态度也不会好。”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一份关于橡胶产量的报告……”
“你别急，我这就走。不过要是派尔打电话来，就告诉他我来找过他。他也许会认为得回访一下，才算合乎礼貌。”我对民儿的姐姐又说道，“我希望你们已经达成了财产协议，并由公证人、美国领事和基督科学教会充当见证人。”
我走到过道里。对面有一扇门，上面写着“男厕”。我走进去，把门锁上，坐下来，头靠在冰冷的墙上，哭起来了。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没有哭过。他们的洗手间甚至也是装有空调设备的。不一会儿，那种调节温和的空气就使我的泪水干了，就像它使你嘴唇干燥，身体内的精液干枯那样。
四
我把一切事情全交给多明格斯，自己到北方去了。在海防，我在加斯科涅空军中队里有些朋友。我总不是在飞机场的酒吧间里混上几小时，就是在外边的石子路上玩地滚球。冠冕堂皇地说，我是到了前线：我也跟格兰杰一样有资格说是有干劲，不过那就和我上次去发艳远途旅行一样，对我的报纸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一个人如果要报道战争的话，那么自尊心要求你偶尔也得去分担一些危险。
要去分担危险，甚至是最有限的时期，也不容易，因为河内方面早已发出命令，只许我去参加平面的空袭——这类空袭在这场战争中跟坐公共汽车出去旅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飞行在重机枪射程之上，除非驾驶员出了差错，或是引擎出了毛病，否则我们十分安全。我们按照时间表出发，又按照时间表归来：带去的炸弹斜斜地落下去，螺旋形的烟柱从公路交叉处或是桥梁那儿冒了上来，然后我们就巡行一周，飞回来赶上喝一杯开胃酒，并且在石子地上玩地滚球。
有天早晨，在市区的军人餐厅里，我正跟一个年轻军官在一块儿喝白兰地苏打时，交办任务的命令传达下来了。“乐意一块儿去吗？”我说好。这个军官热切地希望观看一下南码头。而就我来说，连平面的空袭也是消磨时间和打消思虑的一种办法了。开汽车去机场的时候，他说道，“这是一次俯冲空袭。”
“我还以为不准我……”
“只要你一个字不写就成。这次出去可以让你看到一片邻近中国边境的地方。你以前决没有看见过。在莱州附近。”
“我原以为那一带很平静——而且是在法国人手里？”
“过去是。两天以前人家夺取了这个地方。我们的伞兵离开那儿不过几小时的航程。我们想把越盟的人压制住，直到我们夺回了那个据点。这就是说要低飞俯冲，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派得出两架飞机——一架这会儿正在那儿进行攻击。以前参加过俯冲轰炸吗？”
“没有。”
“你不习惯的时候，是会有点儿不舒服。”
加斯科涅空军中队只有一些b26小型轰炸机——法国人管这种飞机叫娼妓，因为它们的翼展很短，一望就知道无法支撑自身。我挤坐在一个小金属垫子上，只有自行车坐垫那么大，膝部紧紧地抵住领航员的背。我们沿红河向上飞行，慢慢地攀登。
红河在那时候的确是暗红的，好像我们已经回溯到远古时代，用那位最初给它取名的地理学家的眼睛来看待它。他当年可能就是在斜阳照亮了两岸的这一时刻见到了它。接着，我们在九干英尺的高空掉转头，向黑水河飞去。那条河果真是黑糊糊的，到处都是黑影，见不到一点儿阳光。峡谷、峭壁、丛林那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色，在我们下边旋转，直立。你可以空投一队伞兵下去，到那一片片绿油油和灰蒙蒙的田野里，什么踪影也没有，就像是扔几个小钱在收获季节的稻田里那样。在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一架小飞机像一只小虫在移动。我们现在来接班了。
我们在那座塔楼和四周一片碧绿的村庄上空绕了两圈，然后螺旋式的向上驶进那耀眼的高空去。驾驶员——他叫特鲁恩——回头望着我，眨了眨眼。在他的驾驶盘上，就是那些控制机枪和炸弹仓的电钮。在我们飞到俯冲地位时，我竟然有大便畅通的感觉，就像我们碰上任何新经验时——生平参加的第一次跳舞、第一次宴会、初恋等——往往会有的那种感觉。那时，我回想起了温布利博览会上参赛的那辆了不起的赛车。当它跑到高地的顶上时——没有办法再退出去了：你给自己的经历困住了。当我们往下冲的时候，我只来得及从刻度盘上看到，我们是在三千公尺高空。
现在，一切全靠感觉了，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推向前紧贴着领航员的背部：就仿佛有个非常重的东西紧压着我的胸口似的。我不知道炸弹是什么时候投下的，接着，机枪声哒哒响了起来，驾驶室里充满了无烟火药的气味。我们向上升起时，我胸口的那份重量一下减轻了，胃部向下倾斜，像自杀似的旋转着朝我们刚离开的地面坠去。有四十秒钟，派尔不存在了：甚至于寂寞也不存在。在我们沿着一条大弧线向上攀升的时候，我从旁边的窗子里看见黑烟朝我冲来。在第二次俯冲前，我感到了恐惧——惧怕耻辱，惧怕呕吐在领航员的背上，惧怕我的老化了的肺部会经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在第十次俯冲后，我只感到烦躁不安——这件事已经干得太久，是回去的时候了。我们再一次陡直地直冲上去，飞出了地面机关枪的射程，转向驶开。
浓烟又朝我们冲来。那个村庄四周都是大山环绕着。我们每一次都得穿过同一个缺口，由同一条路线迫近目标。没有办法更改我们的攻击路线。在我们第十四次俯冲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摆脱了对耻辱的惧怕，心里想道，“他们在下面只要把一架机关枪架在适当的位置上就成了。”但是我们又抬起机头，飞回到安全的空间——也许，他们连一架机关枪也没有。那四十分钟的巡逻似乎永无休止，不过我总算摆脱了个人思念的烦恼。我们掉头飞回基地时，太阳正在落下。地理学家的时刻已经过去：黑水河不再是黑糊糊的，红河也只是金黄色的了。
随后，我们又飞下去，离开了节节疤疤、扭曲多缝的森林，朝河面飞下去，在那些荒芜的稻田上空平坦飞行，像一颗子弹那样瞄准了黄色溪流上的一条小舢板。
飞机上的炮发射出了一排曳光弹。那条舢板在一阵火花中就给打得四分五裂：我们甚至没有等着看那些遭殃的人挣扎着逃生，只管向上攀升，返回基地。就像在发艳看到那个死小孩儿时我所想到的那样，我又这样想道：“我恨战争。”我们这样突发性地偶然选中一个牺牲品，这未免大惊人——我们只是恰巧飞过，只要放一炮就够了，没有人来还击我们，我们便又飞去，这样给世界上死亡的人数又增加上了我们的一笔小份额。
我戴上耳机，让特鲁恩上尉好对我说话。他说，“咱们得绕一小圈。夕阳照在石灰岩上实在太美了。你不可错过这次机会。”他亲切地补上一句，像一位主人指给人看他庄园的优美景色似的。我们在阿龙湾上迎着夕阳飞了一百英里。特鲁恩上尉那张戴着钢盔、像古罗马战神的脸，沉思地望出去，望着下面大山和拱门般叠嶂间的金色丛林。这会儿，谋杀的创伤已经停止流血了。
五
那天晚上，特鲁恩上尉坚持要请我上鸦片烟馆去，虽说他本人并不抽烟。他喜欢那种味儿，他说，他喜欢工作了一天后的那种宁静感，但是干他这种职业，松弛只能到这地步。有些军官也抽烟，不过那是些陆军里的人——他得好好睡一觉。我们躺在像学校宿舍的一长排小房间的一间里，由那位中国老板给我烧烟。自从凤儿离开我以后成还没有抽过烟。在过道那边，一个混血女人，生着两条十分可爱的长腿，拍完烟后正蜷着腿躺在那儿看一份用有光纸印刷的妇女报刊。在她隔壁的那间小房里，两个中年中国人在谈生意，一边呷着茶，烟枪全搁在一旁。
我说，“那条舢板——一今儿傍晚——它对你们有什么害处吗？”
特鲁恩说，“谁知道？在那一带河面上，我们奉命见到任何东西都射击。”
我抽完了第一袋烟，尽力不去想在家里抽的那一袋袋烟。特鲁恩说道，“今儿的事——就一个我这样的人来说，还不是最糟的。在那个村庄上空，他们本可以把咱们击落下去。咱们所冒的危险跟他们的一样大。我最憎恶的，是投凝固汽油弹。从三千英尺高空投下去，自己十分安全。”他做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姿势。“你瞧见那些森林起火。天知道你从地面上会看到一幅什么景象。那些可怜的人儿给活生生地烧死，火焰像水一样喷湿了他们的全身。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火。”他对全世界愤怒地说出这几句话，愤恨他们不理解实情。“我不是在打一场殖民地战争。你以为我干这些事是为了那些红土种植园主吗？我倒情愿受军法审判。我们是在替你们打仗，但是你们却把罪行归到我们身上。”
“那条舢板，”我说。
“不错，那条舢板也是。”在我伸手去接第二袋烟时，他注视着我。“我很羡慕你的逃避方法。”
“你并不知道我要逃避什么。我并不是逃避战争。那不关我的事。我可没有卷进去。”
“你们全会卷进去的。总有那么一天。”
“我可不会。”
“你走路还一瘸一拐。”
“他们有权开枪射击我，但是他们连那个也不干。他们那会儿是要轰垮一座岗楼。爆破小组来了，你总得避开。就连在皮卡迪利大街，你也得避开。”
“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的。你会偏袒一边的。”
“不会，我就要回英国去啦。”
“你有一次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
“哦，那一张我已经撕掉了。她离开了我。”
“很抱歉。”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丢下了别人，接着人家又丢下了你。这几乎使我相信正义的惩罚了。”
“我倒是相信。我第一次投凝固汽油弹时就想到，这是我诞生在里面的那个村庄，那就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杜布瓦住的地方。那个面包师傅——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面包师傅——这时候正在下面那火焰，就是我扔下去的火焰里逃跑。当年维希政府的人并不轰炸他们自己的国家。我感到比他们还要糟。”
“但是你还在继续干下去。”
“那种苦闷只是一时的。只在我投凝固汽油弹时才有。其余的时候，我想到我是在保卫欧洲。而且你知道，那些别人——他们也干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坏事。当他们在一九四六年给赶出河内时，他们在自己人——他们认为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当中留下些可怕的遗体。停尸房内有一个姑娘——他们不但割去了她的乳房，还肢解了她情人的尸体，吃了他的……”
“这就是我不愿意卷进去的缘故。”
“这不是理智或正义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时感情冲动，全都会卷进去，接着就脱身不得。战争和爱情——人们常常拿这两件事来比较。”他伤感地望过“宿舍”那边，到那个混血女人暂时十分平静地蜷伏着的地方。他说，“我也不愿意这情形换个样。那边那个女人才是给父母卷进来的——等这个海港陷落了，她的前景又怎么样呢？法国只是她的一半家乡……”
“这个海港会陷落吗？”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打不赢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公路每天夜晚都被切断，埋上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一整班圣西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在五零年就差点儿给打垮了。德拉特尔不过让我们多拖了两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是职业军人：我们不得不继续打下去，要等那些政客们叫我们停，我们才好停。很可能他们会在一起开个会，同意和平停战，其实那样的和平我们当初就可以取得，那么一来，这许多年的仗就全都白打了。”他那张丑恶的脸在俯冲轰炸前曾经对我眨眨眼，这时候却露出一种职业性的凶横，活像圣诞节孩子们戴的一只纸面具，两只眼睛从那些纸洞眼里往外凝视那样。“你是不会明白那多少年白打了的意义的，福勒。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有些其他的事情也是白白浪费了多少年的岁月、毫无意义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膝上，做出一个奇怪的保护我的动作，仿佛他比我年纪大似的。“把她带回国去，”他说。“那比抽一袋烟好。”
“你怎么知道她会跟我去？”
“我自己跟她睡过觉，佩兰中尉也跟她睡过。五百皮阿斯特。”
“太贵啦。”
“我想三百皮阿斯特她也会干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在意讨价还价。”
他的意见结果并不很正确。一个人的身体是受它所能做的动作限制的，而我的身体已经给记忆冻僵了。那天晚上，我的手抚摸到的，可能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更美妙，但是我们并不只迷恋于美色。她用的香水跟凤儿用的一样，可是到了紧要时刻，我所失去的人儿的身影突然显得比躺在一旁、听凭我摆布的肉体更强有力。我把身子移开，躺了下来，欲念一下全消失了。
“很对不住，”我说，接着又撒谎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她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温柔体贴地说道，“别急。常常会这样的。是鸦片烟在作怪。”
“是的，”我说，“是鸦片烟。”但愿真是鸦片烟在作怪。
第十章
一
第一次返回西贡没有人迎接我，这是很不自在的。在飞机场，我真希望可以叫出租汽车不开到卡蒂纳街，而开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我心里暗自想道：“痛苦是不是比我离开时减轻了点儿呢？”接下去就竭力想使自己相信，的确是减轻了。到了楼梯口，我看见房门开着，心里起了超出情理的希望，呼吸变得有点儿急促。我慢吞吞地朝房门口走去。在走到门口前，希望一直还存在。我听见椅子吱嘎一声。等我来到了门口，我又看见了一双鞋，不过不是女人的鞋。我快步走进去。派尔从凤儿以前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站起身来，显得有点儿尴尬。
他说，“哟，托马斯。”
“哦，派尔。你怎么进来的？”
“我碰见了多明格斯。他给你送信件来。我请他让我进来坐会儿。”
“是凤儿忘了什么东西吗？”
“哦，不是，乔告诉我你上公使馆去过。我想在这儿谈谈比较轻松点儿。”
“谈什么？”
他做了一个不知所措的手势，就像一个小孩儿在学校里担任一个职务，给请出来讲话，但是又想不出成年人常用的那些字眼似的。“你一直都在外边？”
“是呀。你呢？”
“哦，我也一直在四处跑。”
“还在玩塑料吗？”
他不快地咧开嘴笑了笑，说道，“你的信件全都在这儿。”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堆信里没有什么会使我感觉兴趣的：其中有一封是伦敦报馆寄来的，有几封看上去像是账单，还有一封是我存款的银行寄来的。我问道，“凤儿好吗？”
他的脸一下就自动露出了喜色，像一件听到某种声音就会作出反应的电动玩具那样。“哦，她很好，”他说，接下去马上又把嘴紧紧闭上，仿佛话说得太多了。
“坐下，派尔，”我说。“请你原谅，我先看看这封信。这是我报馆寄来的。”
我拆开信。意想不到的事竟然多么不凑巧地发生了。总编辑写信来说，他已经考虑过了我最近的那封信，鉴于德拉特尔将军死后，法军又撤出了和平府，印度支那局势相当混乱，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已经临时指派了一个外事新闻编辑，希望我在印度支那至少再待上一年。“我们把那个职位还是保留着等你回来，”他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这样安慰我。他认为我很在意这个职位，也很关心这份报纸。
我在派尔对面坐下，把这封来得太晚的信重读了一遍。有一会儿，我感到很得意，就像一觉醒来还没有想起往事那样。
“是坏消息吗？”派尔问。
“不是。”我对自己说，这好歹也没有什么差别了：延期一年回国可抵不住人家的婚后夫妻财产处理协议。
“你们结婚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脸红起来——他非常容易脸红。“事实上，我希望获得一次特别休假。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乡去结婚——体体面面地。”
“在家乡结婚才更体面吗？”
“唉，我想——很难跟你讲这些事情，你说话太尖酸刻薄啦，托马斯，不过在家乡结婚才显得庄重。我父亲和母亲全都到场——她多少可以算是进了我们家的门。鉴于有过去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过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不愿意把她留在家里背上一点儿坏名声……”
“你预备把她留在国内吗？”
“我想是这样。我母亲是位了不起的老太大——她会带着她到处走走，把她介绍给亲友们，你知道，使她多少可以适应新环境。她还会帮助凤儿给我安排好一个家。”
我不知道该不该替凤儿难受——她过去一直那么盼望见到摩天楼和自由女神像，但是她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涉及到点儿什么，派尔教授夫妇，那些妇女午餐俱乐部，她们会教她玩凯纳斯特纸牌游戏吗？我想起那第一天晚上她在大世界的情景：身穿一件白衣裳，年龄不过十八岁，行动如此美妙轻盈，我又想起一个月前她的情景：在索姆大道那些肉铺子里讨价还价地买肉。她会喜欢新英格兰那些干净、明亮的小杂货铺吗？那些铺子里连卖芹菜都是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也许她会喜欢。
我可说不准。说也奇怪，我发觉自己像一个月前派尔可能会说的那样说道，“好好对待她，派尔。别勉强她。她跟你、我一样也会感到伤心的。”
“当然，当然，托马斯。”
“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不像我们的娘儿们，不过别把她看作……看作一件装饰品。”
“真滑稽，托马斯，事情的结果多么不一样。我一直怕跟你谈。我以为你会很粗暴。”
“上次在北方的时候，我有时间仔细想过。那边有一个女人……也许我见到的就是你上次在那家妓院里见到的。凤儿跟你走了，这倒是一桩好事。要不有一天我可能会把她撇下来，留给一个像格兰杰那样的人。成为一个烟花女。”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托马斯？”
“当然可以。只是我不想再见到风儿啦。事实上，这儿四周有足够的事物叫我想起她。我一定得另外找一处房子——我一有空就要去找。”
他分开两腿，站起身。“我太高兴啦，托马斯。我没法告诉你我多么高兴。这话我先前说过，我知道，不过我真希望我碰上的对方不是你。”
“我很高兴碰上的是你，派尔。”这次会面并不像我事先预见到的那样：在肤浅、愤怒的计划下，从一个较深的平面上，真正的行动方案当然已经形成了。他的天真幼稚一向使我生气，但是内心里我的某种判断标准却总结出来，对他表示同情，拿他的理想主义，他根据约克·哈定著作得出的不十分完善的观念，跟我的冷嘲热讽相比较。哦，在事实方面我是对的，但是他年轻、犯有错误，这不也对吗？一个姑娘要跟人过一辈子，跟他这个人是不是比跟我更好些呢？
我们勉强握了握手，但是一种有点儿公式化的担心使我跟着他走到楼梯口，叫住了他。也许，在我们作出真正决定99ｌｉｂ?的内心里，有一个先知和一个审判人。“派尔过分相信约克·哈定的议论。”
“约克！”他在楼梯第一节转角处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望着我。
“我们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民，派尔，可是我们从现实中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学会了不乱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是从书本上来的，就是这么回事。泰将军不过是手下有几千人的一个土匪头儿：他并不代表民族民主主义。”
他就仿佛是从大门上的信箱插信口里睁大眼睛望着我，想看看是谁在外面那样，这会儿又把盖子放下，把这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关在外边。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
“那些自行车炸弹。那是一个大笑话，尽管有一个人真的给炸掉了一只脚。但是，派尔，你可不能相信泰将军那样的人。那种９９ｌiｂ?人是不会把东方从共产主义下挽救出来的。我们知道他们那路人。”
“我们？”
“那就是说，老殖民主义者。”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我是不站在任何一边，派尔，但是假如你们那班人里得有个人去把事情弄糟的话那就让乔去干吧。你带着凤儿回家乡去。忘掉什么第三势力。”
“自然，我一向很尊重你的意见，托马斯，”他很郑重地说。“哦，我们会再见的。”
“我想我们大概会再见的。”
二
一晃几星期过去了，但是不知怎么，我还是没有找到一套新房间。这倒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这场战争一年一度的危机已经又过去了：湿热熏蒸的。ra已经在北方开始：法国人已经退出了和平府，东京地区的稻子季节战役已经过去，老挝的鸦片季节战役也已经过去。需要的南方的新闻，多明格斯一个人就很容易采访到。
最后，我总算迫使自己到一座所谓现代化的大楼里（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巴黎博览会”时代的？）去看了一套房间，就在大陆酒店那边，卡蒂纳街的那一头。它是一个橡胶庄园主在西贡的临时住处，他要回法国去了，所以想全部出让。我至今还不知道他屋子里那些大桶内装了些什么：至于那些珍藏品，那是一大批版画，都是一八八零年到一九零零年间的巴黎沙龙作品。那些版画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大胸脯的女人，发式十分特别，身上披着薄纱，不知怎么总把那两半边大屁股暴露出来，又把私处遮着。在那套房间的浴室里，橡胶庄园主就更为大胆了，尽是些裸体油画的复制品。
“你喜欢艺术吗？”我问。他得意地向我笑笑，就像我跟他是同谋者似的。他很胖，蓄着两撇黑胡，头发很稀疏。
“我最好的画全都在巴黎，”他说。
在起居室里，有一个异常高的烟灰缸，做成了一个裸体女人的模样，头发上有一个小碗，还有些瓷器摆设，全都是裸体女人拥抱着老虎，另外有一个很古怪的姑娘，赤裸着上半身，骑着一辆自行车。在睡房里，面对着他那张大床，是一大幅有光泽的油画，画着两个姑娘睡在一块儿。我问他，不要他这些收藏品，光买房子要多少钱，他却不愿意分开出让。
“这么说，你不是收藏家？”他问。
“哦，不是。”
“我还有些书，”他说，“我打算全部奉送，不过那些书我倒是本打算带回法国去的。”他开了锁，把一个有玻璃门的书橱打开，让我看他的藏书——有插图的、版本昂贵的 href='5325/im'>《爱神》与《娜娜》，有《野女郎》，甚至还有几本保罗·德·柯克的作品。我真想问他是不是乐意把自己连他的收藏品一股脑儿卖掉：他也是这些东西的一部分：他代表那个时期的结束。他说，“要是你独个儿住在热带，那么这些书画就是好伴儿。”
我又想起了风儿，就因为她当时根本不在那儿。情况一向是这样：当你逃进了一片沙漠时，寂静总在你的耳朵里呐喊。
“我认为我的报馆不会允许我收买一批艺术品。”
他说，“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写在收据上。”
我很高兴派尔没有看见这个人：这个人的容貌可能会出现在派尔想象中的“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孔上。没有这种容貌，他已经够叫人憎恶了。我看了房子出来，已经快十一点半。我走到凉亭那么远去喝了一杯冰啤酒。凉亭是欧美妇女全都喜欢光顾的一家咖啡馆。我深信在那儿决不会见到凤儿。说真的，我完全知道她这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不是一个随意改变习惯的姑娘，因此从这个橡胶庄园主的家里出来，我早就过了那条街，避免走过那爿奶品店，因为这时候，她一定在那儿喝她的巧克力麦乳精。两个年轻的美国姑娘坐在邻桌上，这么热的天还是打扮得整洁于净。
她们正在用勺子吃冰淇淋，每人左边肩头上都挂有一只一式一样的皮包，上面全有黄铜鹰像徽章。她们的腿也一式一样，又长又细，她们的鼻子稍许有点儿歪。她们吃冰淇淋吃得那么专心，就仿佛在大学实验室里作实验似的。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派尔的同事：她们都很妩媚，我想劝她们也回美国去。她们吃完了冰淇淋，有一个姑娘看了看她的表。“我们最好走吧，”她说，“谨慎点儿。”我悠闲地想着，不知她们有什么约会。
“沃伦说过，我们决不可以待到十一点二十五分以后。”
“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二十五分。”
“待下去会是激动人心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沃伦说最好别待下去。”
“你认为会是一场示威游行吗？”
“我见过那么许多次示威游行了，”另一个不耐烦地说，就像一个看教堂看厌了的游客那样。她站起身，把冰淇淋的钱放在桌上。在离开之前，她向咖啡馆四面看看，那几面镜子从各个有斑点的角度反映出了她的外形。这时店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个衣着邋遢的中年法国女人，她相当用心而白费力地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两个姑娘几乎用不着什么梳妆打扮，用口红匆匆一涂，把头发一梳就成了。有一刹那，那个美国姑娘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那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一个男人的，很直截了当，心里正默想着某种行动方针。接着她迅速回头对着她的同伴。“我们最好走吧。”我懒散地望着她们并排走出去，到了阳光斑斑驳驳洒满一地的大街上。
你不可能想象这两个人中有哪一个会成为不合适感情的俘虏：十分凌乱的床单和性交后的臭汗，跟她们全没有关系。她们带着除臭剂上床睡觉吗？我发觉自己有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那个世界跟我居住的世界太不同了——我居住的这个世界突然莫名其妙地破裂成了一片片。墙壁上的两面镜子朝我飞来，半道上破裂开。那个衣衫邋遢的法国女人正跪在一堆损毁了的桌椅之间。她的粉盒大开着，完好地落到了９９ｌib?我的大腿上。说也奇怪，我还毫厘不差地坐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我面前的桌子已经成了那个法国女人四周那堆损毁了的桌椅的一部分。咖啡馆里有一种古怪的、花园里的声音：泉水均匀滴下的声音。我朝酒柜那边一看，发觉一排排瓶子全都破裂开来，瓶里各种各样的酒汇合成了一道五颜六色的溪水——红葡萄酒，橙黄的库安特罗酒，绿的察吐士酒，暗黄色的茴香酒，流过咖啡馆的地面。那个法国女人坐起身，镇静地四下看看，寻找她的粉盒子。我把粉盒子递还给她，她坐在地板上，很郑重地谢过了我。我认识到我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爆炸太近了，我的耳膜还没有从爆炸声的压迫下恢复过来。
我相当气恼地想道，“又一.９9ｌiｂ.个塑料产品的笑话：这一次，杭先生指望我写些什么呢？”但是等我到了加尼埃路，看见浓密的烟雾时，我认识到这并不是笑话。那股烟雾是从国民戏院前面停车场里许多燃烧着的汽车那儿飘浮过来的，汽车炸得四分五裂，碎片散布在广场上。一个男人，两条腿全炸飞了，躺在街心花园边上不住地抽搐。人们从卡蒂纳街，从博纳尔大道，蜂拥而来。警车的汽笛声，救护车和救火车的铃声，接二连三地传进了我的受到震动的耳里。有一会儿，我忘却了凤儿一定就在广场那边的奶品店里。浓烟遮挡着，我看不见那边是什么情形。
我走出去，走进广场，一个警察拦住了我。他们已经在广场四周排成了一圈，不许人群再多涌来。救伤的担架已经开始出现。我跟我面前的那个警察商量，“让我走到对面去。我有位朋友……”
“往后退，”他说。“这儿人人都有朋友。”
我站到一旁，让一个教士通过。我试着跟在教士后面，但是那名警察把我拉了回来。我说道，“我是新闻记者，”一面白费力地摸我身上的皮夹子。我的记者证就放在皮夹子里，可是我到处都没有摸到。难道我这天没有带皮夹于就出来了吗？我说，“至少请你告诉我那家奶品店怎么样了。”烟雾正在散去，我竭力想看看，但是中间的人太多了。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并没有听见。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又说了一遍，“我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形。退后点儿。你挡住抬担架的了。”
我会把皮夹子落在凉亭里了吗？我转身往回走，派尔正待在那儿。他嚷道，“托马斯。”
“派尔，”我说，“天啦，你的使馆通行证在哪儿？咱们得走到那边去。凤儿在那爿奶品店里。”
“没有，没有，”他说。
“派尔，她在那儿。她总上那儿去。十一点三十分。咱们一定得去找她。”
“她不在那儿，托马斯。”
“你怎么知道？你的通行证在哪儿？”
“我事先警告过她，叫她不要去。”
我转过身，又向那名警察走去，想把他推到一旁，再跑过广场：他也许会开枪：我也不在乎了——正在这时，“警告”这个词使我恍然大悟。我一把抓住派尔的胳膊。“警告？”我说。“你说警告是什么意思？”
“我叫她今儿上午别上这儿来。”
这些片段在我心里凑到了一块儿。“还有沃伦呢？”我说。“谁是沃伦？他也警告过那两个姑娘。”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
“美国人决不可以有伤亡，对吗？”一辆救护车强行从卡蒂纳街那边驶进广场来，那个拦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让车通过。他旁边那个警察又在跟人家争吵。我趁此在警察能够拦住我们以前，把派尔推在前面，冲进了广场。
我们到了一大群哀悼的人群中。警察可以阻止其他的人进入广场来：他们可没有力量把广场上侥幸没死和抢先跑进去的人清除出去。大夫们太忙了，没有工夫照料那些死人，因此死人就给撇下，归家属去照管，因为一个人可以认领一个死者，就像认领一张椅子那样。有个女人坐在地上，把她婴孩儿剩下的肢体放在膝上，她很郑重地用她那顶农民草帽把它盖上。她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在整个广场上，最使我注意的，就是那一片沉默。那就像我有一次去参观过的一座正在做弥撒的教堂那样——一唯一的声音来自那些助祭的人，只有四处有些欧洲人在低声哭泣、抱怨，随后又静了下来，仿佛看见东方人的沉着、忍耐、得体而感到羞愧似的。花园边上那个没有腿的躯体还在抽搐，像一只失去了脑袋的小鸡一样。从那个人穿的汗衫看来，他可能是一个三轮车夫。
派尔说，“真不舒服。”他看看皮鞋上的血迹，用厌恶的声音说道，“这是什么？”
“是血，”我说。“你早先从没有见过血吗？”
他说，“我得把皮鞋擦干净才好去见公使。”我认为他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生平这才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战争：他曾经撑着小船到发艳去，像一个小学生在做梦那样。反正在他的眼里军人算不了什么。
我一手放在他的肩上，迫使他朝四周看看。我说，“这时候这地方总是挤满了妇女和儿童——这是人们购买东西的时刻。干吗偏偏挑选这个时候？”
他软弱无力地说道，“原来是要举行一次游行的。”
“你们希望干掉几名上校吧。可是游行昨儿就取消啦，派尔。”
“我并不知道。”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摊血里，那儿先前刚放过一个担架。“你们的消息应该灵通点儿。”
“我昨儿不在市区里，”他说，一面低下头看看皮鞋。“他们早应该取消这次行动的。”
“那不就错过这场玩笑了吗？”我问他。“你们当真指望泰将军这场示威失败吗？这样可比一次游行好。在一场战争中，妇女和儿童是新闻，军人并不是。这样会唤起全世界报刊的注意。你已经成功地使泰将军变得十分重要了，派尔。你已经使第三势力和民族民主主义处到了适当的地位。回家去吧，去把你们英勇的死者谈给凤儿听——她的同胞中又少去几十个需要操心的了。”
一个矮小、肥胖的教士慌慌张张地跑过，手上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放了一件东西，用一条餐巾盖着。派尔已经好半天没有作声了，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真个的，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脸色苍白，神态沮丧，就要晕倒了。我想，“这有什么好处呢？他总是单纯无知的。你不能责怪单纯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要不然就消灭掉他们。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
他说道，“泰将军不会于出这种事情来。我相信他决不会。准是有人欺骗了他。是共产党人……”
他满脑子给善意和单纯无知武装得坚不可摧。我撇下他站在广场上，自己朝前沿着卡蒂纳街走去，走到那座庞大的淡红色大教堂拦住了去路的地方。已经有不少人涌了进去：能到那些死玩意儿面前去为死人祈祷，对他们一定是一种安慰。
我不像他们，我大有理由感恩不已，因为凤儿难道不是还活着吗？凤儿难道不是事先得到了“警告”吗？不过，我忘不了的是，广场上那个没有腿的躯体，那个躺在妈妈膝上的婴儿。他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他们不够重要。假如游行真的举行了，他们会不会同样也在那儿，他们出于好奇，会去看看军人，听听演说，还会去撒一些鲜花吗？一个两百磅重的炸弹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当你在建立一个民族民主阵线的时候，得死掉多少名上校才抵得上一个婴儿或是一个三轮车夫的性命呢？我唤住了一辆摩托三轮车，叫他拉我到米托码头去。
第十一章
我给了凤儿一点儿钱，叫她找她姐姐一块儿去看电影，这样可以使她平安无事地避开。我自己出去跟多明格斯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回家来等候。十点正，维戈特来了。他向我道歉，谢绝了喝上一杯酒——他说他太累了，一杯酒可能会使他睡着。
他忙了整整一天。
“又是暗杀和突然死亡吗？”
“不是。是一些小盗窃案。还有几件自杀案子。这些人酷爱赌博，输光了以后就自杀。要是我早知道得在停尸房里花上多少时间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当上一名警察。我又不喜欢阿摩尼亚的气味。也许，我还是来上一杯啤酒吧。”
“很抱歉，我没有电冰箱。”
“不像在停尸房里。那么来一点儿英国威士忌吧？”
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曾经跟他一块儿下去到停尸房里。他们把派尔的尸体拖出来，像拖一盘冰块那样。
“这么说，你不回英国啦？”他问。
“你又查核过了吗？”
“可不是。”
我举起那杯威士忌递给他，这样他可以看到我的神经多么镇定。“维戈特，我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我跟派尔的死有关系。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吗？是因为我想把凤儿弄回来吗？还是你以为这是为了失去她而进行报复呢？”
“不。我可没有那么蠢。一个人不会把自己仇人的书拿下来留做纪念品。那本书就在你的书架上，《西方的任务》。这个约克·哈定是个什么人？”
“他才是你要寻找的人，维戈特。他杀死了派尔——远距离射杀。”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他是一种高级记者——人家管他们叫作外事记者。他抓住一种想法，然后把一切情况全都改变了来适应这种想法。派尔上这儿来，满脑子尽是约克·哈定的想法。哈定上这儿来过一次，待了一星期。那是在他从曼谷到东京去的途中。派尔犯了错误，想把哈定的想法付诸实行。哈定在他的书里讲到一种第三势力。派尔就组织了一个第三势力——一个卑劣的小土匪头子，手下有两千多人马，还有两三头驯良的老虎。他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啦。”
“你从不这样，是吗？”
“我总尽力不这样。”
“可是你失败了，福勒。”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特鲁恩上尉和那天晚上在海防的鸦片烟馆里。那似乎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当时说了些什么来着？说我们大伙儿迟早都会在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卷进这场漩涡中去。我说，“你当神父准是一位好神父，维戈特。你是怎么回事，这么容易教人向你忏悔——假如谁有什么事情要仟悔的话？”
“我从来不要谁向我仟悔。”
“但是你却听了人家的仔悔，是吗？”
“偶尔听一两次。”
“是不是因为像一个神父那样，于你这一行不能惊吓，只能同情呢？佛利克先生，我一定得老实告诉你，我为什么打破了那个老太太的脑壳。好，居斯塔夫，别着急，慢慢告诉我为什么吧。”
“你这人真会想入非非。你不是喝醉了酒吧，福勒？”
“一个犯人跟一位警官喝酒，这当然是不知趣啦。”
“我从没有说过你是犯人。”
“但是假如喝了酒甚至使我打开心扉，想向你忏悔，那又怎么样呢？干你这一行的人，是不会替仟悔的人保守秘密的。”
“对一个仟悔的人来说，保密难得是重要的：就算是对一位神父的话。他有其他的目的。”
“替自己洗清罪恶吗？”
“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他只是想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有时候，他不过是厌倦了，不想再欺骗人。你并不是一个犯人，福勒，不过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派尔死的那天晚上，你看见过他。”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令我始终没有认为是你杀死他的。你根本不会用一把生锈的刺刀。”
“生锈的？”
“这就是我们验尸得出来的详情细节。不过我早告诉过你，那并不是他死去的原因。是达科河里的烂泥。”他伸出酒杯来，再要一杯威士忌。“现在我来回想一下。那天晚上六点十分，你在大陆酒店喝酒，是吗？”
“是的。”
“六点四十五分，你在美琪大饭店门口跟另一位记者谈话，是吗？”
“不错，跟威尔金斯。这一切，维戈特，我早告诉过你啦。在那天晚上。”
“对。后来我全去查过。真了不起，你怎么把这些琐碎的细节全都装在脑子里。”
“我是个记者，维戈特。”
“也许那些时间不太准确，不过谁也不能责怪你，能怪你吗，要是你在这儿多待了一刻钟，在那儿又多待了十分钟。你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时间很重要。说真的，如果你把那些时间说得很准确，那反而会叫人多么怀疑呢。”
“我说得不准确吗？”
“不大准确。你是正在七点差五分的时候跟威尔金斯谈话的。”
“比我说的还要晚十分钟。”
“当然啦。我早说过。你到大陆酒店刚好六点正。”
“我的表总稍许快点儿，”我说。“照你的表，现在是什么时候？”
“十点过八分。”
“我的表上这会儿是十点十八分。你瞧。”
他懒得看我的表。他说道，“那么，你原来所说的，你跟威尔金斯谈话的时间就差二十五分七点——根据你的表来说。那差得太多啦，是吗？”
“也许我在心里调整了一下时间。也许我那天把表拨正了。我有时候要拨拨表。”
“使我感兴趣的是，”维戈特说，“（我可以再要点儿苏打水吗？——你给我的这杯酒太凶啦）你这会儿一点儿不跟我生气。我这样盘问你，是很不公正的。”
“我觉得这很有趣，活像一篇侦探故事。而且，说到头，你知道我并没有杀派尔——你早这么说过啦。”
维戈特说道，“我知道他给人谋害时你并不在场。”
“你指出我在这儿待了十分钟，在那儿待了五分钟，我可不知道你这是希望证明什么。”
“这指出了有点儿空隙，”维戈特说，“时间中有个小缺口。”
“空隙好做什么？”
“好让派尔来看你。”
“为什么你这样想证明这一点呢？”
“为了那条狗，”维戈特说。
“还有狗爪上的烂泥吗？”
“那不是烂泥，是水泥。你瞧，那天晚上，它跟着派尔出去的时候，不知在哪儿踏了一脚湿的水泥。我记得在这座公寓的底层，有些建筑工人在干活儿——他们到今天还在干。今儿晚上我进来的时候，还走过他们的身旁。在这个国家里，他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很长。”
“我不知道有多少座房子里有建筑工人一
在去米托码头的路上，我碰见了几辆救护车从堤岸驶来，朝加尼埃路驶去。从街上行人的脸色里，你几乎可以估计出谣言的步伐。他们起初带着希望和揣测的神情望着我，因为我是从加尼埃路那边来的。可是等我到了堤岸，我已经走到了新闻的前面：堤岸的生活还是那么繁忙、正常，没受到干扰，并没有人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找到了周先生的货仓，走上他的住处。一切全都跟我上次来时一个样。那只猎和那只狗从地上跳上纸盒，又.跳上皮箱，像西洋象棋中找不到对手搏斗的两匹马那样。那毛娃子在地上爬着，那两个老头儿仍然在那儿打麻将。只是那些年轻人不在场。我刚出现在门口，一个女人就给我倒了一杯茶。那位老太太坐在床上，望着她那双小脚。
“杭先生在这儿吗？”我问。一面摇摇头，表示不用倒茶：我这会儿可没有心情再慢慢品尝那不相干的苦水。“iifautabsolu-mentquejevolemonsieuriieng.”我似乎没有办法把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向他们表达出来，不过也许我那么唐突地不肯喝茶引起了他们一些不安。或者，也许像派尔一样，我的鞋子上也沾了血。
不管怎么说，没等多久，一个女人就把我领出房，下了楼梯，沿着两条熙熙攘攘、挂满横幅的街道走去，最终把我带到了一个在派尔的国家里大概叫作“殡仪馆”的地方，才撇下我走了。那地方到处放满了石瓮，中国人去世后，尸骨就放在那些石瓮里。“杭先生，”我向门口一个年纪很大的中国人说“杭先生”。这倒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歇脚地。这一整天，我开始是去看那个橡胶园主的色情的收藏品，接下去又看到广场上那些遭到残杀的尸体。有人从一间里屋里叫了一声，这个中国人连忙站到一旁，让我进去。
杭先生很亲切地亲自出来，把我领进里面一间小屋去。那间屋子里两旁摆着黑色雕花、很不舒服的太师椅。这是你在所有中国人家的客厅里都可以看见的，既不常用，也不讨人欢喜。不过这一次我却感到这些椅子刚有人坐过，因为桌上还放有五个小茶杯，两个里面还有茶。“我打扰了你们开会吧，”我说。
“生意上的事，”杭先生躲躲闪闪地说，“没有什么要紧。我总是很乐意见到你，福勒先生。”
“我刚从加尼埃路来，”我说。
“我早就想到是这么回事。”
“你已经听说……”
“有人打过电话给我。他们认为我最好避开周先生家一段时间。警察今儿会很活跃。”
“可是你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警察的任务就是要抓着罪犯好有个交代。”
“这次又是派尔干的，”我说。
“不错。”
“干这种事真可怕。”
“泰将军不是一个很收敛的人物。”
“而可塑炸弹也不是可以给波士顿来的小伙子们随意玩的。谁是派尔的上级，杭先生？”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派尔先生自己完全可以作主。”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o.s.s.的人吗？”
“这些缩写字母并不很重要。”
“我能做点儿什么呢，杭？一定得止住他。”
“你可以把真相在报上发表出来。或者也许你不能这么做吧？”
“我的报纸对泰将军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你们的人民感觉兴趣，杭。”
“你真的想要制止派尔先生吗，福勒先生？”
“但愿你可以看见他刚才的样子，杭。他站在那儿，说那一切是一场令人遗憾的错误，原本是要举行一次游行的。他还说，他得把皮鞋上的血迹擦干净，才好去见公使。”
“当然啦，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警方。”
“他们对泰将军也不感兴趣。你认为他们敢去碰一个美国人吗？他享有外交特权。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公使又很喜欢派尔。杭，先前那个广场上有个女人，她的婴孩儿——她用她的草帽把死婴孩儿盖住。我脑子里总忘不了那个情景。在发艳，也有一个这样的场面。”
“你得尽量保持镇静，福勒先生。”
“他接下去又会干出什么事来呢，杭？”
“你准备帮助我们吗，福勒先生？”
“他愚昧无知地闯进来，人们因为他的错误就得白白送命。但愿你们的人那次在南定的河上就把他干掉了。那么许多人就不会白白死掉啦。”
“我同意你的看法，福勒先生。他得受到一点儿约束。我有一个提议。”有人在门后面轻轻咳了一声，然后又大声吐痰。他说道，“你今儿晚上请他到老磨坊酒家去吃晚饭，怎么样？在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
“那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会在路上跟他谈谈，”杭说。
“他可能今儿晚上没有空。”
“也许你叫他先去找你会更好点儿——在六点半钟。他那时候该是有空的：他肯定会来。假如他有工夫和你一块儿吃晚饭，那么你就拿一本书走到窗口，仿佛想借窗口的亮光看点儿什么那样。”
“干吗要在老磨坊？”
“那家酒店就在通往达科的桥边——我想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谈谈，不受到人打扰。”
“你们打算做点儿什么？”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福勒先生。不过，我答应你，我们会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尽力采取最温和的行动。”
杭的那些没有露面的朋友在墙壁那边像老鼠似的轻轻走动。“这件事你可以替我们做吗，福勒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迟早，”杭说，我又想起了特鲁恩上尉，他在鸦片烟馆里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人不得不拥护一边。假如他要继续做人的话。”
二
我在美国公使馆留下一个便条，叫派尔来找我，然后沿着那条街走到大陆酒店去喝了杯酒。爆炸的残迹已经完全清除掉了，消防队已经用水冲洗过广场。我那会儿一点儿没有想到那时间和那地点会变得很重要。我甚至想到在那儿坐上一晚，不遵守约会去会见派尔。后来我又想到，也许我可以吓唬一下派尔，使他从此不再活动，警告他，说他有危险了——不管那是什么危险，所以我一喝完啤酒就回家去。
到家以后，我开始希望派尔不会前来。我试着看看书，可是我书架上没有一本书可以吸引我。也许我应该拍一袋烟，但又没有人替我烧鸦片。我很不愿意地听着有没有脚步声，终于听见脚步声走近前来了。有人敲敲门。我打开房门，原来不过是多明格斯。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多明格斯？”
他惊讶地望着我。“有什么事？”他看看手表。“这是我经常来的时候。你有什么电报要发吗？”
“很对不起——我忘了。没有电报要发。”
“来一篇炸弹事件的后续报道，怎么样？你不打算发点东西回去吗？”
“哦，你替我凑上一篇吧，多明格斯。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 4e00." >一回事——我待在现场，也许我也稍许有点儿震惊。我对这件事脑子里还很乱，没法动笔写出一篇通讯稿来。”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着，我伸手去打，只见多明格斯本能地往后一缩。“没什么，多明格斯，我没有打着它。”他咧开嘴愁眉苦脸地笑笑。他是不乐意随便杀生的，不过对这种连蚊子都不伤害的做法，他也说不出个正当道理来：说到头，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从尼禄那里学会了把人体做成蜡烛的人。
“有什么事要我代你办吗？”他问。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杀生——我很羡慕他的心地和善。
“没有什么事，多明格斯。今儿晚上干脆别管我。”我在窗口看着他走过卡蒂纳街，由另一边走去。一辆三轮车停在我窗口对面的人行道旁，多明格斯想叫车，但是车夫摇摇头。也许他在等候店铺里的一位客人，因为这里不是停放三轮车的地点。等我看看我的手表时，说也奇怪，我等了不过十来分钟。当派尔敲门时，我甚至连他的脚步声也没有听见。
“进来。”但是，跟往常一样，是那条狗先进来。
“我收到你的便条很高兴，托马斯。今儿早晨，我以为你对我大生气啦。”
“也许我是大生气。那可不是一个很好看的景象啊。”
“现在，你既然知道了这么多，再多告诉你点儿也没什么关系了。今儿下午，我见到了泰将军。”
“见到他了吗？他在西贡吗？我猜想他是来看看他的炸弹效果怎么样。”
“这是一次私下的会面，托马斯。我很严厉地跟他办了交涉。”他说这话的神气，就像一个学校球队的队长，发现他手下的一个家伙违反了训练规则似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带着一点儿希望问他，“你抛弃了他吗？”
“我告诉他，要是他再进行一次自作主张的示威行动，我们就断绝跟他的一切关系。”
“难道你至今还没有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吗，派尔？”这时，他那条狗正在我的脚踝四周闻嗅，我不耐烦地把它推开。
“我不能跟他断绝一切。（坐下来，公爵。）从长远来看，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要是他靠了我们的帮助有天取得政权，那么我们就可以依靠他……”
“还得死多少人，你才能认识到……？”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争论。
“认识到什么，托马斯？”
“认识到在政治问题上是没有所谓感激这件事的。”
“至少他们不会恨我们，像他们恨法国人那样。”
“你有把握吗？有时候，我们对敌人也怀有一种爱，有时候对朋友也会感到憎恨。”
“你说话真像个欧洲人，托马斯。这儿的人头脑可没有那么复杂。”
“这就是你在几个月里所学到的东西吗？下一次，你还会说他们就像孩子哩。”
“哦……从某一点上看，也可以这么说。”
“请你给我找一个单纯的孩子，派尔。我们年轻的时候，头脑全都非常复杂。年纪越大变得越单纯。”但是跟他说有什么用？在我们两人的辩论中，都有一种不真实的地方。我还没有去上任，就已经当起报馆评论员来了。我站起身，走到书架面前去。
“你找什么，托马斯？”
“哦，没什么，只是一段我过去很喜欢的文章。你能和我一块儿吃晚饭吗，派尔？”
“好极啦，托马斯。我很高兴，你不再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过看法尽管不同，朋友还是朋友，对吗？”
“我不知道。我认为不可以。”
“说到头，凤儿比这可重要得多。”
“你当真认为是这样吗，派尔？”
“哟，她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啦。对干我是这样。对于你也是，托马斯。”
“对于我可不再是啦。”
“今儿那是一场可怕的惊险，托马斯，但是一星期后，你会发现，咱们早把这件事给忘啦。我们还要去照料那些死者的亲属。”
“我们？”
“我们已经打电报到华盛顿去。我们要取得许可，动用我们的一部分款项。”
我打断了他的话。“上老磨坊酒店去吃晚饭怎么样？九点到九点半。”
“你乐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托马斯。”我走到窗口。太阳已经落到屋顶后面去了。那个三轮车夫还在那儿等车钱。我朝下望着他，他抬起脸来对着我。
“你在等谁吗，托马斯？”
“不等谁。只想找一段东西。”为了遮掩我的行动，我拿起书，对着最后的一点儿亮光读道：
驾车驶过大街，什么也不在意，
人人都瞪着眼，想知道俺是谁，
万一撞翻了一个浑小子，
糟到得赔，俺就赔呗。
有钱多么好啊！
有钱真多么好。
“这是一首滑稽可笑的诗，”派尔带着不以为然的口气说。
“这是一位十九世纪老诗人的作品。像他这样的诗人还不多见。”我再朝下面街上看看。那个三轮车夫已经走了。
“你的酒喝光了吗？”派尔问。
“没有，不过我原以为你并不……”
“也许我已经开始毫无顾忌啦，”派尔说。“是受了你的影响。我想，你这人对我有好处，托马斯。”
我取了酒瓶和酒杯——第一趟忘了，少拿了一只酒杯，接着又不得不回过去取水，那天晚上我做的事都得花上很长时间。他说，“你知道，我有个很了不起的家庭，不过我父母也许稍微严格一些。我们在栗树街有一座那种老房子，顺着小山坡走上去，就在右首。我母亲收藏玻璃器皿。我父亲——当他不在冲洗他那几块旧的岩石时——就尽可能整理起达尔文的所有文稿和各种手迹珍本来。你瞧，他们是生活在往事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约克给我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他似乎多少让我看到了现代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位孤立主义者。”
“也许我会很喜欢你的父亲，”我说。“我也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派尔是一个文静的人，那天晚上却很有谈话的兴致。他说了些什么，我全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的心思全放在别的上面。我竭力想使自己相信，杭先生有其他的办法，不致于采用直截了当的粗暴手段。不过在一场这样的战争中，我知道，是没有工夫踌躇不决的：手边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法国人用凝固汽油弹，杭先生用子弹或小刀。我对自己说，我不是生来做裁判的人，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我要让派尔谈上一会儿，然后再警告他。他那一晚可以在我这儿过夜。他们不大会冲进这儿来。我想他当时正谈到他的一个老保姆——“实际上她比我母亲对我还重要，再有，她过去常做的那些蓝草莓馅饼！”这时候，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身上带枪吗——由打那天晚上以后？”
“没有。我们公使馆里有命令……”
“但是你是在执行特殊任务吧？”
“带枪并没有什么用——要是他们想干掉我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下手。好歹我跟一只白骨顶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大学里，他们管我叫蝙蝠——因为我在黑暗里看得见，就跟它们一样。有一次，我们大伙在一起闲混……”他又叽叽呱呱说开了。我又走到窗前去。
一个三轮车夫在街对面等候。我无法肯定——他们看来全都差不多，不过我认为他不是先前那一个。也许他真有一个客人让他在等候。我心想派尔待在使馆里最安全。自从我发出信号以后，他们一定把这一晚深夜行事的计划安排好了，那是一个跟达科的那道桥有关的计划。我无法了解为什么要选在那儿，也不了解他们会怎样下手：派尔当然不至于那么蠢，在落日后还驾车驶过达科。那道桥我们这边是经常有武装警察守卫着的。
“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派尔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今儿晚上不知怎么……”
“你只管说，”我说，“我今儿心情很平静，就是这么回事。也许咱们最好改天再一块儿吃饭吧。”
“不，别取消。我一直觉得我跟你有隔阂，自从……嗨……”
“自从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说，没法掩饰起我自己加上身来的创伤所带来的不快。
“不，我不是说那件事。不过那天晚上，咱们还是谈得很痛快，是吗？就仿佛那是咱们最后一次谈话似的。我知道了很多你的情况，托马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上别管这个，不过对你说来，也许那是对的——不牵扯进去。你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就连在你的腿摔坏了以后，你还是保持中立。”
“总有个改变的时刻，”我说。“一时感情冲动……”
“你还没有到那地步。我很怀疑你是否会有那么一天。而我也不大可能改变——除非是死去，”他很轻快地这么加上一句。
“出了今儿上午那样的事也不改变吗？那件事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吗？”
“那些人不过是战争中的伤亡人员，”他说。“很可惜，不过你也不能每次都去击中目标。好歹他们是为正义而死。”
“假如给炸死的是你那位会做蓝草莓馅饼的老保姆，你也会这么说吗？”
他没有理会我这番易于理解的道理。“你在某种速度上也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民主而牺牲的，”他说。
“我不会知道怎样把这句话翻译成越南话。”我突然觉得很疲乏，想要他快点儿走开，去死掉。然后我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从他闯进来之前重新开始。
“你决不会认真看待我的话，对吗，托马斯？”他带着那种小学生的快活神气埋怨说。偏偏在那一晚，他似乎一直都是那么快活。“你听我说——风儿这会儿在看电影——你跟我一块儿消磨过这一整晚，怎么样？我这会儿又没事做。”那就仿佛有人正在外边指导他，教他怎样挑词选句，使我没有任何可能来推托。他说下去道，“咱们为什么不上乡村酒家去呢？自从那一晚后，我一直没有上那儿去过。那儿的饮食跟老磨坊的一样好，而且还有音乐。”
我说，“我宁愿不再想起那一晚。”
“很对不住。我有时候真是个大傻子，托马斯。上堤岸去吃一顿中国饭菜，怎么样？”
“要吃一顿精美的，你得事先定好。你怕去老磨坊吗，派尔？那儿的铁丝网围得好好的，桥上经常有警察。你也不至于那么傻，会开车穿过达科，对吗？”
“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到，今儿晚上要是咱们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晚，那该多么有意思。”
他动了一下，把酒杯打翻，落到地上砸得粉碎。“幸运的兆头，”他呆板地说。
“我很抱歉，托马斯。”我动手把碎玻璃拾起来，放在烟灰缸里。“怎么样，托马斯？”这些碎玻璃使我又想起了凉亭酒吧那许多流出饮料来的瓶子。“我警告过风儿，说我也许会和你一块儿出去。”“警告”这个词选得多么不好啊。我拾起最后一片碎玻璃。“我跟别人在美琪有个约会，”我说，“九点以前我没有空。”
“那么，我想我只好回办公室去了。只是我总怕，一去就走不了。”
给他这么一个机会，并没有什么害处。“你晚一点儿来，也没有关系，”我说。
“要是你真的走不了，那么就晚一点儿上这儿来。我十点钟回来，要是你赶不上去吃晚饭，我就回家来等你得啦。”
“我会通知你的……”
“别操心。你就上老磨坊去得啦——要不就上这儿来找我。”我把决定权交还给我不相信的那位上帝手里：你乐意干涉就去干涉吧：他办公桌上的一份电报：公使留给他的一个口信。你不会存在的，除非你有权改变未来的话。“现在，你走吧，派尔。我还有些事情得做。”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疲惫，听见他走了，他那条狗的脚爪在地上低沉地啪啪跑着。
三
等我走出去时，附近没有三轮车，得走到奥尔梅街才有。我走下街道，到美琪大饭店去，路上站了一会儿，看他们卸下那些美国轰炸机来。太阳早已落下，他们靠了弧光灯在干活儿。我并没有想着要制造一种出事时我不在现场的借口，不过我既然告诉过派尔，我要上美淇大饭店去，所以我很不合理地厌恶再多说一些没有必要的谎话。
“晚安，福勒。”原来是威尔金斯。
“晚安。”
“你的腿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啦。”
“又发出了一篇精采的通讯稿吗？”
“我让多明格斯去搞啦。”
“哦，他们告诉我你当时正好在场。”
“是的，我在那儿。不过这些日子版面很紧。他们并不需要多少稿件。”
“这行当已经很乏味了，是吗？”威尔金斯说。“咱们该生在罗素和老《泰晤士报》的时代。用轻汽球发新闻稿。那时候，你还有时间写些十分出色的东西。嘿，他甚至会用这玩意儿写出一整栏。豪华的大旅馆，轰炸机，夜幕的降临。如今，夜幕再也不降临了，是吗，这么几个钱一个字的电讯稿。”远远的高空中，你可以隐约地听见大笑的声音：有人打破了一只玻璃杯，像派尔先前那样。那声音像冰柱似的传到我们这儿来。“灯光照耀在美女和勇士身上，”威尔金斯含有恶意地引上一句诗。“今儿晚上有事吗，福勒？乐意上哪儿去吃一顿晚饭吗？”
“我正要去吃晚饭。上老磨坊去。”
“希望你吃得高兴。格兰杰也在那儿。他们该做一个广告：格兰杰特色之夜。专为那些喜欢有噪音背景的客人。”
我向他说了再会，就走进隔壁那家电影院去——埃洛尔·佛林，也许是泰罗·宝华（他们俩穿上紧身衣裤后，我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吊在绳子上，从阳台上跳下去，骑在光背马上，驰向彩色的黎明。他搭救了一个姑娘，杀死了他的仇人，过着一种安乐的生活。那是一部人家所谓的给小伙子们看的影片，不过让他们看看俄狄浦斯两眼鲜血直流，从底比斯王宫里跑出来，对于应付现代生活，肯定是一种较好的教育。任何一种生活都不是好像有魔法庇护的。派尔在发艳，在从新渊回来的公路上，一直都很幸运，但是幸运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人们还有两小时好看看，任何符咒全都不是万灵的。一个法国军人坐在我身旁，一只手放在一个姑娘的大腿上。
我很羡慕他的单纯，且不管他是快乐还是痛苦。影片没有放完，我就走出来了，叫了一辆三轮车上老磨坊去。
酒店四周布满了铁丝网，防止手榴弹袭击，有两个武装警察在桥头站岗。店主人吃了自己店里丰盛的勃良第饮食，长得肥头胖脑，亲自让我走进铁丝网里边去。
那天晚上很闷热，酒店里一大股肥鸡和熔化了的黄油味儿。
“您是来参加格朗雅尔先生的宴会吗？”他问我。
“不是。”
“要一张一个人的桌子吗？”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想到往后的日子以及我可能不得不回答的盘问。“要一个人的，”我说。那简直就像我已经大声说出，派尔死了一样。
酒店只有一个大厅，格兰杰他们占了厅后面的一张大桌子，店主人给了我一张离铁丝网最近的小桌子。窗户上没有玻璃，怕玻璃片给打得乱飞。格兰杰招待的客人，有几个我认识。我在坐下前，先向他们哈哈腰：格兰杰本人掉头望着别处。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过他了——自从派尔坠入爱河的那一晚以后，只见过他一次。也许那天晚上我说的一句什么话透过那层酒精的雾气，冒犯了他，因为他怒气冲冲地坐在桌子的头上，只是公共关系处长的妻子德普雷大太和新闻联络处的迪帕克上尉对我点点头打招呼。另外有一个大个子，大概是金边来的一个旅馆主人，一个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法国姑娘和两三张我只在酒吧间里见过的脸孔。这一次看来是一场安安静静的宴会。
我要了一杯茵香酒，因为我想给派尔一点儿时间上这儿来——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只要我没有开始吃晚饭，那就仿佛我还有时间抱着希望。接下去我又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希望o.s.99ｌｉｂ.，或者且不管他那帮人叫作什么，一帆风顺吗？希望可塑炸弹和泰将军万岁吗？还是我——一偏偏是我——希望出现什么奇迹：杭先生安排的一种讨论方法并不仅仅是死吗？倘若我们两人在从新渊回来的公路上全给人干掉了，那会轻松上多少啊。我那杯茵香酒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才叫了晚餐。那时候已经快九点半：他现在不会来了。
我不想听，偏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响枪声？外面警察们的某种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我大概不会听见什么，因为格兰杰的宴会正热闹起来。那位旅馆主人有一条动听的、没受过训练的嗓子，他开始唱起歌来。又开了一瓶香摈酒，其他的客人也都加入唱了起来，只有格兰杰没有作声。他坐在那儿，用愤怒的目光瞪视着大厅这边的我。我不知道会不会殴打上一场：我可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他们在唱一支感伤的歌。我坐在这边，一点儿也不饿，面对着一份夏尔公爵面包感到很抱歉。这时候，我几乎是第一次想起了凤儿。我早知道她平安无事了。我想起派尔坐在地板上，等候越盟的人到来时这样说过，“她像一朵花一样鲜艳。”我当时曾经轻率无礼地回答道，“可怜的花儿啊。”如今，她再也看不见新英格兰，也不会知道玩凯纳斯特牌的秘诀了。也许她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全感：我有什么权利把她看得还不及广场上的那些死尸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包容全世界所会感到的痛苦。我曾经像一个新闻记者那样用数量来判断，我背叛了我自己的原则，我已经跟派尔一样卷入进去。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会再是简单的了。我看看我的表，差一刻就是十点。也许，他当真给事情绊住，脱不了身，也许他相信的“神”已经替他采取了行动。他这会儿正坐在公使馆他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封需要破译的密电发愁。不久，他就会沉重地走上楼梯，到卡蒂纳街我的屋里去。我想道，“要是他当真去了，我就把一切事情全都告诉他。”
格兰杰忽然站起身，从他的桌旁向我走来。路上有一把椅子，他甚至也没有看见。他给椅子绊了一下，一只手放在我的桌子边上。“福勒，”他说，“到外边去。”我放下了足够付餐费的纸币，跟着他走了出去。我当时没有心思跟他打架，不过那会儿，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在意。要减轻内疚的情绪，我们的办法实在不多。
他倚在桥栏上，那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道，“我一定得跟你谈谈，福勒。”
我走到他打得到我的距离以内，等候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候活像一座象征性的塑像，代表着我认为自己痛恨的一切美国事物——设计得跟自由女神像一样恶劣，也跟自由女神像一样毫无意义。他没有移动身体，说道，“你以为我喝醉了。你错啦。”
“有什么事，格兰杰？”
“我非跟你谈谈不可，福勒。今儿晚上，我可不乐意跟那些法国佬坐在那边。我并不喜欢你，福勒，不过你讲英语。一种英语。”他靠在那儿，在半明不暗的光线里，胖鼓鼓的一大堆，是一个没有人探测过的大陆。
“你想要什么，格兰杰？”
“我不喜欢英国佬，”格兰杰说。“我不知道派尔为什么容忍你这套。也许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而且为此很自豪。”
“为什么不呢？”
“瞧，你又来啦。”他微微有点儿试图模仿我的英国口音。“你们这帮家伙说话全像吹气。你们全都高做得叫人受不了。你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再会，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别走，福勒。你没有心肝吗？我没法跟那些法国佬说话。”
“你喝醉了。”
“我喝了两杯香槟，就这么点儿。你要是喝了这么点儿，会不会醉呢？我得上北方去。”
“那有什么不好？”
“哦，我没有告诉过你，是吗？我老以为人人全都知道啦。今儿早上，我收到我太太一份电报。”
“怎么样？”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情况很不好。”
“我听了很惋惜。”
“你用不着惋惜。又不是你的孩子。”
“你不能飞回家去一趟吗？”
“走不了。他们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他妈的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康诺利又病了。”（康诺利是他的助手。）
“我觉得很遗憾，格兰杰。但愿我可以给你帮点儿忙。”
“今儿晚上是他的生日。他到今..儿晚上十点半就八岁了。这是按我们美国的时间说。就是为了这事，我才约了这伙人来喝香模，当时还不知道他病了。我不得不告诉一个人，福勒，我又没法告诉这些法国佬。”
“现在，大夫们医治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即使他跛了，我倒也不在意，福勒。只要他活着就成。我，我破了可不成，但是他有头脑。那个狗娘养的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儿干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想，也许倘若上帝要一条生命，他可以就要我的命。”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吗？”
“但愿我相信，”格兰杰说。他用他那只大手抹了一下睑，仿佛头疼似的，其实这个动作是想掩饰这一个事实：他在把眼泪擦去。
“如果我是你，我就醉它一场，”我说。
“不成啊，我得保持清醒。我不愿意往后想到，我儿子死的那天晚上，我还喝得烂醉。我太太不会喝酒，她会吗？”
“你不能告诉你们报馆……？”
“康诺利其实不是真病。他追一个娘儿们，到新加坡去了。我得替他掩饰。要是报馆知道了真相，他会给解聘的。”他那臃肿的身体振作了一下。“对不住，我耽误了你这么久，福勒。我只是想找个人谈谈。现在得进去向那些人敬酒了。真可笑，你恨我这人粗鲁无礼，我却偏找你来谈。”
“我愿意替你写那篇报道。我可以冒充是康诺利写的。”
“你的特色混不过去。”
“我并不讨厌你，格兰杰。我一直蒙在鼓里，许多事情全都没有瞧出来……”
“哦，你和我，我们是合不拢的。不过，谢谢你对我的同情。”
我跟派尔非常不同吗，我心里感到纳闷？难道我也非得把一只脚踏进入生的困境，才能看到痛苦吗？格兰杰回进去了，我可以听见许多人声一起招呼他。我找到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回家去。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坐下来，一直等到半夜。然后，我不存希望地走下楼去，到了街上，发现凤儿站在那儿。
第十三章
“维戈特先生来找过你了吗？”凤儿问。
“来过。他刚走了十五分钟。电影好看吗？”她已经在睡房里９9lｉｂ?t>把烟盘子摆好了，这会儿正在点烟灯。
“情节很悲伤，”她说，“不过色彩很艳丽。维戈特先生来干..什么？”
“他要问我几个问题。”
“关于什么？”
“种种事情。我想他不会再来烦我啦。”
“我最喜欢好结局的片子，”凤儿说。“你准备好抽烟了吗？”
“对。”我在床上躺下，凤儿动手用烟签子打烟。她说道，“他们把那姑娘的头砍了下来。”
“砍头，那未免太荒唐啦。”
“那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哦。是一部历史片。我明白了。”
“尽管是历史，可还是很叫人伤心。”
“我可不能替历史人物去多担忧。”
“还有她的情人——他回到他那阁楼上去——他很痛苦，写了一首歌——你瞧，他是个诗人。没有多久，那些砍掉他女朋友头的人，大伙儿全唱起他的歌来。那就是《马赛曲》。”
“这听起来和历史事实不太相符，”我说。
“他站在人群边上，听他们唱。他看上去很痛心。在他笑的时候，你知道他更为沉痛，他是想起了那姑娘。我哭得很厉害，姐姐也哭啦。”
“你姐姐吗？我不相信她也会哭。”
“她是很容易感动的。那个讨厌的家伙格兰杰也在那儿看电影。他喝醉了，不停地哈哈大笑。但是那部电影一点儿也不好笑。它很悲惨。”
“我可不责怪他，”我说。“他有件事要庆祝一下。他的儿子脱离危险啦。我今儿在大陆酒店听人家说的。我也喜欢好结局的片于。”
我抽完了两袋烟后，向后平躺下来，把脖子靠在皮枕头上，一手搁到了凤儿的大腿上。“你快活吗？”
“当然啦，”她随意地说。我也不配听到一个比较郑重的回答。
“就像过去那样，”我撒谎说，“一年以前。”
“是呀。”
“你好久都没有买头巾了。明儿干吗不出去逛逛店铺呢？”
“明儿是节日。”
“哦，对啦，一点儿不错。我忘啦。”
“你还没有拆开那封电报哩，”凤儿说。
“没有，我连这个也忘了。今儿晚上我不想去想到工作。现在要发什么出去也太晚啦。再跟我谈谈这部电影吧。”
“晤，她的情人想把她从监狱里救出去。他偷偷送进去一身小伙子的衣服和一顶男人的便帽，就像监狱看守戴的那种，可是她刚走出监狱大门，她的头发全技下来了，那些人就大声喊道，unearlstocrate，unearlstocrate.我想这是情节中的一个错误。他们应该让她逃走的。那一来，他们俩就会靠了他的歌赚上很多钱，他们会到国外，到美国去——一或者到英国去，”她补上了“英国”，自以为很调皮。
“我还是来看看那封电报吧，”我说。“但愿上帝保佑，我明儿不必上北方去。我想安安静静跟你待在一块儿。”
她从许多美容霜瓶子之间取出了那封电报，递给我。我拆开读道：“来信已再加考虑。正在像你希望的那样采取不合逻辑的行动。已通知律师开始以遗弃为由办理离婚手续。愿上帝保佑你——你亲爱的海伦。”
“你得回国去吗？”
“不是，”我说，“我不必回去啦。我来把电报念给你听。这才是你的好结局哩。”
她从床上跳起来。“这可好极啦。我得去告诉我姐姐。她会非常高兴的。我要对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第二位福莱尔太太”
在我对面的那个书架上，《西方的任务》赫然竖立在那儿，像一张六英寸的相片——一个留着板刷头的年轻人，脚边有一条大黑狗。他如今不能再害谁了。我对凤儿说道，“你很想念他吗？”
“想念谁？”
“派尔。”多么奇怪啊，就连到现在，甚至对凤儿，我还是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请问，我可以出去吗？姐姐听到这消息会十分兴奋的。”
“你有一回在梦里提到派尔的名字。”
“我根本不记得我做过梦。”
“你和他在一块儿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他还年轻。”
“你也不老啊。”
“摩天大楼。帝国大厦。”
她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道，“我想看看切达峡谷。”
“那可不是大峡谷。”我把她拉到床上。“我很抱歉，凤儿。”
“你有什么要抱歉的？这是一封好极了的电报。姐姐……”
“好，就去告诉你姐姐吧。可是先亲亲我。”她的兴奋激动的嘴掠过了我的脸。
她一溜烟走掉了。
我想起了那第一天，在大陆酒店，派尔坐在我的身旁，他的眼睛盯着街那边的冷饮铺。自从他死后，我倒是事事如意，但是我多么盼望世界上有一个人，我可以对他说我很抱歉。
（1952年3月-1955年6月）
译后记
格雷厄姆·格林是二十世纪最优秀、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于一九零四年十月诞生在英国英格兰哈特福德郡的伯克汉姆斯特德，一九九一年四月在瑞士的韦韦逝世。幼年时期，他不喜欢运动，常常逃学，去阅读一些冒险故事。那些故事对他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帮助形成了他的写作风格。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后，他攻读现代史，并担任了《牛津展望》的编辑，取得了不少经验，还磨砺了他的写作技巧。一九二五年，他大学毕业，在伦敦《泰晤士报》当了四年助理编辑。他的第四部小说，一部间谍小说，《斯坦布尔列车》（stambul train），为他树立起了名声。一九三五年，他到西非利比里亚旅行，结果写成了《没有带地图的游历》（journey without maps）。由利比里亚归来，他奉派担任了《旁观者》周刊的电影评论员。一九三八年，他访问了墨西哥，想报道那里的宗教迫害（他于一九二六年在夫人的劝说下，加入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结果先写出了《无法无天的道路》（the lawless roads），一九四零年又写成了他的最出色的小说《权力与荣誉》（the power and the glory）。接下去，他又发表了《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
一九四零年，他成为《旁观者》周刊的文学编辑。下一年，他承担起了英国外交部的一项工作，在西非塞拉利昂逗留了三年，这段经历后来产生了他的以西非为背景的小说《问题的实质》（the heart of the matter）。
他的狂热的环球旅行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体力不能这么做的时候才停止。他于是找出世界上的一些“热点”来：越南战争时期的越南，茅茅暴动时期的肯尼亚，斯大林主义者的波兰，卡斯特罗的古巴和杜瓦利埃的海地等，前去参观、采访、旅游，以满足自己对冒险的欲望。这些旅程的结果就是《随姑母的旅行》（travels with my aunt）、《名誉领事》（the honorary sul）、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等，大都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揭露出了人世间的种种卑劣与丑恶。
人们时常把格林称为“天主教作家”，有时又称为“政治作家”。格林自己也说：“当我写政治题材时，我可能是一个政治作家，但这不适用于我所有的作品。”
格林除了撰写有多部长篇小说外，还写有好几部短篇小说集、四本游记、六部剧本、三卷自传——《一种生活》（a sort of life）、《遁世的途径》（ways of escape）和身后出版的《我自己的天地》（a worl of my own）——两本传记和四册童话。
此外，他还撰写过好几百篇杂文、影评和书评，许多篇后来全都收集在《冥思录》（refles）里。格林是功绩勋章获得者和荣誉爵士。在他逝世以后，许多人都对他深表赞扬，其中有金斯利·艾米斯，?９9ｌｉb?伊夫林·沃，乔治·奥韦尔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艾米斯说：“全世界今后都会怀念他。时至今日，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伊夫林·沃说：“格林先生是一位天才的讲故事的人……他在技巧方面的熟练，从没有比他叙述一个场面更为明白地显示出来——焦躁不安与污染腐蚀，日落时分有一会儿显得很美的那个建筑恶劣的市镇，人人全都平等的妓院，贪得无厌的人……二流公立学校的势利，所有的人全能规避的法律，老是存在的、令人不安的下层社会中的流言蜚语、刺探、行贿、暴力和出卖……与电影相似之处在在可见。那是一种摄影机的目光，从旅馆阳台上转向下面的街道，挑选出那名警察来，跟着他回到警察局，在房间里移来移去，从墙上挂的手铐到抽屉里放着的散落的念珠，把含意深远的细节全都记录下。这就是现代讲故事的方法……”乔治·奥韦尔说：“（格林）似乎也享有波德莱尔以来一直流传着的一种想法：恶劣透顶的境况中也有点儿相当雍容华贵的地方，地狱是一种高级夜总会，只有天主教徒才可以出入。”威廉·戈尔丁说：“格雷厄姆·格林自成一类……人们会阅读他的作品，并记着他是二十世纪人们意识与渴望的最终记录人。”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是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格林所写的一部杰出的政治小说，是他以记者身份四次访问越南后的产品。有些评论家认为，在阅读格林的小说时，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作品的历史背景内外去探讨这部作品。这个问题就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而言，是极其清晰可见的。像他写的许多部其他小说那样，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是格林亲身参预了书中叙述的许多事件的结果。评论家们对他这部作品，像对他的好多部其他作品一样，是很难区分出作者本人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托马斯·福勒的，因为福勒和格林本人一样，在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也是在越南观察那场战争——第一次越南战争——的一名英国新闻记者。
当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于一九五五年在英国出版时，它受到了普遍的赞扬，但是当它下一年在美国出版时，它所受到的接待却是毁誉参半。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格林素来不喜欢美国的又一次表现。在他的自传《遁世的途径冲，他对这件事曾经这么写道：
当《纽约人》杂志上最终注意到我这部小说时，评论人谴责我指控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国人）残杀，因为我把西贡主要广场上那次大爆炸的责任归到了他们身上。那次爆炸造成的危害远比那些次要的自行车炸弹严重，它使许多人毙命。但是评论人用不着说，当然并不知道的那些事实又是什么呢训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刹那，正待在最为有利的地点。他拍出了一张惊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轮车车夫两腿被炸掉后，还直立着。这张照片由马尼拉的一种美国宣传杂志转载出来，标题是：“胡志明的杰作，”虽然泰将军早已迅速而得意地声称，那枚炸弹是他手下人放的。是谁给一个既和高台教军队，又和共产党人作战的土匪（头子）提供军火的？
……也许在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里比在我写的任何一部其他小说里有着更多的直接报道。那次记者招待会不是直接报道的唯一范例。我还待在攻击越盟营地的那架俯冲轰炸机上。藏书网那名驾驶员没有遵守德拉特尔将军的一道命令，把我带去参加了那次行动。我还参加了发艳郊外外籍军团伞兵的巡逻。直到今天，我对那个蹲在沟里、紧挨着死去的母系的孩子，还保有十分鲜明的印象。
因此格林是不喜欢美国的。他不喜欢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不过在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中，他还突出地、极具说服力地点明并批判了美国扶植一支外国第三势力的理论。例如，在小说的第三部第二章里，主人公福勒曾经对派尔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民，派尔，可是我们从现实中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学会了不乱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是从书本上来的，就是这么回事。
泰将军不过是手下有几千人的一个土匪头：他并不代表民族民主主义。
在另一处地方，福勒又说，“……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争论。”为此，尽管美国评论家们大都攻击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但是随着历史事件的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第二次越南战争的结束，评论家们多半改变了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和所谓格林的“不祥预言”的说法。第二次越南战争从一九六四年美国国会批准美军全面介入越南，到一九七五年的仓皇撤退，一共打了十一年。一个贫穷而被民族主义理想激发起来的第三世界共产主义小国，硬是打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军事大国。格林在书中所下的结论，其先见之明和精辟确切性全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其实，这只表明了记者小说家格林对人类状况的敏锐观察力与惊人分析力。
关于书中所写的人物，评论家们也有种种不同的推论。当然，一致的意见是，主人公托马斯·福勒主要是以作者本人为样板的。他的正式传记作者诺曼·谢里认为，女主人公凤儿的塑造似乎是作者本人有天晚上在西贡遇见的一个“绝色美人儿”所激起的。维戈特那个阅读帕斯卡作品的探员，写的是法国保安局的一个莫雷先生，而格兰杰则是以美国新闻工作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拉里·艾伦为原型的。至于奥尔登·派尔，大多数评论家的一致意见是，他写的是美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
兰斯代尔于一九五三年六月隐姓埋名悄悄地去到西贡，在西贡待了一个月，随后在一九五四年又回去，出任了两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军事代表团团长。格林本人一再否认这一点，说自己从未见过兰斯代尔。但是兰斯代尔却对别人说，他知道格林在写派尔时，心中想到的就是他，因为他也养有一头狗。后来，兰斯代尔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上还说，格林和法国人一样，也不喜欢泰将军，而他（兰斯代尔）却是泰将军的美国朋友，法国人总当着格林的面为泰将军的事嘲笑他。这么看来，兰斯代尔和格林是会过面的。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谈，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兰斯代尔是一个老练、成熟的特工人员，可能是美国人中对越南政治与实情最为了解的人员之一，并不像派尔那么单纯无知。
说来很有意思，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一书的评论家们似乎没有几个人去探索宣扬所谓“第三势力”的专家、学者约克·哈定。其实这个人物也有好多个“候选人”。
内中最有可能的一个就是一部叫作《亚洲的红色风暴》的作者罗伯特·佩恩。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五一年。佩恩在书里说，在一支温和的第三势力未能执掌政权或感到自身无法行使政权时，一种几乎是虚无主义的机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里就会变得不可避免。他要求把美国的社会力量伸展出去，到达亚洲的农村，接下去又深感遗憾地表示，法国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意图想在越南南方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这些全都是很会使派尔兴奋激动的语言。
综上所述，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出版后在西方激发出了愈过愈多的探讨和评论文章，它意过愈显露出来，是格林笔下 6700." >最为出色和重要的政治小说之一。据说，这些年来英、美大学里选读越南战争史与政治学课程的学生全都要阅读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
这里，我想到有一点必须向广大读者说明一下。有的读者可能会以为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既然是一部所谓的政治小说，那么它的故事很可能比较沉闷、严肃，可读性不是很强。恰恰相反，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像格林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那样，人物非常真实，故事十分引人入胜，以致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它实际上是一部写一场三角恋爱的爱情故事，而从全书的结构上看，我们又可以说它是一部写得严谨动人的凶杀案件的侦探故事。到底是哪一类小说，请读者们阅读以后，自己去判断吧。这些就是译完本书后，译者想要说的话，不当之处，尚祈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主万
一九九九年六月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