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刹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钟，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 ：“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 ：“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