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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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