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个秃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句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防线。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打Dao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外交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次面都还没有长谈，就问： 
“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

　　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Dao对象才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Dao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Dao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射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