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端木林和所有的驻村队员一起被敲锣打鼓地送到了事先分配好的地方。
端木林等三个队员被分到一个两县交界的穷乡。中午乡里搞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吃饭时队员和所驻村的支书们坐在一桌，已经对上号了。饭后，乡党委书记对村支书们一摆手说：“谁哩娃谁抱走，谁哩人谁领走。”谁也没多啰嗦，队员们就跟着村支书“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
上面要求驻村队员不扰民，因此出发前机关就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行李铺盖都置买齐了，只是没有买面买菜，领导说：“有老百姓吃的还能没你们吃的。”端木林想想也是，就没再要求。
汽车在公路上走了20多里，拐进了一条难走的土路，又高低起伏的大概走了十几里岗坡，好不容易到了村部。下了车，端木林顶着寒风细雨四下一看，心中陡生万分凄凉。村部就建在一个三面环山的乱坟岗上，孤零零的三间房子，墙上裂着口子，透着破败和狼籍。机关送行的人和村里“三大主干”接了头，简单交待了几句，留下他们就走了。
村支书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儿是第二劳改场，让市里的领导受苦了。”
端木林忙摆手说：“没啥，没啥，我们几个都是从农村长大走出来的。这不算苦，还能受得住。”
村支书介绍说：“我们前几天就接到乡里通知了，知道你们要来。乡里要求必须尽力照顾好上面来的领导。我们这个小山村穷，群众也没啥好房子，况且和群众吃住一起也真不方便。这三间房子是去年盖的村部，别看墙裂缝了，但是地基打得牢，一时半会儿还塌不了，领导们尽管放心。”又指着两张白木床说：“这是我才给两个儿子打的床，儿子打工去了。你们先睡着。”
端木林三个队员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不好意思，刚来就给你添麻烦了。”
支书显得很真诚地说：“可别这么说，不是这个事，你们啥法能在我们这儿住上一年半载？这不就是缘份，不是吗？”
队友点点头说：“是呀，缘份哪！这个，哪有水？先洗把脸。”
“行，行。”村支书对通讯员说：“你楞着看啥哩看，快去整挑水来。”又对驻村队员们说：“俺们这儿吃水吃菜可难得很。要在十几年前俺们这山上一年四季水长流，是有名的花果山、水帘洞，后来开山放炮修水库，破坏了植被，震断了水脉，现在打100多米深，也出不了水。”
端木林问：“那老百姓吃水咋办？”
村支书平静地说：“咋办，吃雨水呗。”
端木林又问：“原来没有土井么？”
村支书让着烟说道：“土井平时是干着的，雨季才有点水，都是地表水。早上一村人要起五更去排队，要是去晚了打出来的都是黄汤子，澄澄才能用。”
端木林说：“那可真难！”又问：“那雨水是咋存的？”
支书说：“各家都挖有水窖，靠那能蓄点雨水，上边支持建水窖，一个水窖补助100块钱哩。”端木林想象不出来水窖是什么样子的，不好意思再问。
村支书和文书帮着端木林三人收拾了一下铺盖。他们把西屋当做卧室，中间的作办公室和会议室，东边那间计生药具室当作厨房，把空无一物的药具柜当作厨柜，又搬了张桌子放液化气灶，那张孕检床只好做案板，这种环境也就没那么多讲究了。端木林看见墙角放着一个大缸，村支书过来说：“那是文书家的，搬过来蓄水。”
正说着，一个群众开着小八匹手扶拖拉机运来了一油桶水，足足放满了一大缸。端木林一看水十分浑浊，还有股青泥气，里面似乎还有生物在游动，由于渴得要命，就顾不上那么多了，队友用饭碗舀了两下水，点起液化气烧了起来。
不一会儿水烧开了，端木林拿出一次性纸杯，每人倒了一杯，只见杯底一会儿就沉下了一些黄白色絮状的东西。
支书说：“这纸杯我在县委招待所用过，卫生得很，就是太费钱，一个杯子一毛多哩。”
说到价钱，端木林才想起问哪儿能买来吃的东西。村支书说：“村里只有一个代销点，米、面条都有。可要是买酒买肉，就必须到集上去。”
队友问：“集上离这儿有多远？”
村支书笑了笑说：“不算远，从你刚下路前的公路上再往前走，看见有个古牌坊就到了，来回得走三个小时。”
端木林想：糟糕，啥吃的也没带，今晚吃啥？
村支书似乎看出来了：“今晚三个老弟就别再张罗了，村里今晚给你们接风。”
端木林三个交换了眼色，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有违驻村纪律，但总不能去喝西北风，怨就怨下来前没有充分考虑到基层的艰苦程度吧。
几个人来到村支书家里，支书老婆很热情，早在灶上忙哪。不一会端上来四个凉菜：莲菜、蒜苔、鸡蛋皮、酸菜粉条，四样菜上都洒了一层辣粉。盘子大，份量足，显示出山里人的实诚。端木林不吃辣，但也没办法，不能空着肚子喝酒，否则醉得快。
驻村队员在谦让中动了几下筷子，支书就拿出一瓶酒，端木林没见过这种酒，心想这不是散酒，估计是这里最好的酒了。
支书拿过一个茶碗，“咚咚咚”倒了半碗，双手端起来环绕一圈：“看清了，就这个标准，先干为敬。”接着往地上洒了一点说：“敬敬土地爷”，然后往嘴边一送，“咕咚”一声碗底朝天了，眉头都不眨一下。
村支书从队友开始挨着顺序敬酒，队友实在，捏着鼻子喝了。端木林好说歹说想少喝点，支书寸步不让地说：“不实在，看不起山里人，嫌酒害。”
县里驻村队员踢了踢端木林，劝道：“别废话，喝吧。”
端木林只好压着嗓子进了一口说：“我慢慢来，你敬完一圈我就干完。”
支书怕凉场，就转到下一个了，村干部们喝得都很爽快，驻村的三个喝酒比咽药还难。后来才知道农村把这叫“剃光头”。
端木林干完半碗酒，酒直劲儿往上涌，感到支持不住了，但头脑还算清醒，就赶紧夹了几口刚上的地曲连炒鸡蛋，喝了一碗鸡汤，才压住了那口酒没喷出来。心想这只鸡算是倒霉了，我可不能学这只任人宰割的鸡，一会儿都敬起酒来，至少还得三碗酒，不能在村里第一次喝酒就丢丑，得快走！就大着舌头说：
“不敢喝了，上饭，上饭。”
村支书瞪着眼，翘着下巴，似瞧非瞧地说：“你说的不对，这里不能叫上饭。”
“那，下饭，下饭。”
“那也不能说，你想把谁下翻？”
“那叫啥，做饭？”
“做饭也不对，你给谁揍翻？”
“那应该咋说？”端木林窘迫地问。
支书哈哈大笑说：“咋说，就说做—面—条，酸菜面条！”
“啊，哈哈哈。”满桌子的人都哄地笑了起来。
酒场上自然不会听端木林的，等到几个人都敬完了酒，支书又和三个驻村队员过了两盘枚，菜也上齐了，酒也喝光了，一桌子人都东倒西歪了，满嘴胡咯哒了，端木林的眼也变成死鱼眼了，才敢说：“不、不能喝了。”
村支书嘿嘿笑道：“你说不喝了，我想起个笑话。说、说一个醉鬼天黑去方便，黑咕隆冬地摸进了女厕所，忽听到嗽嗽的流水声，就大叫‘谁又倒酒了，他妈谁倒谁喝！’吓得厕所里的女的放了个响屁，醉鬼就更恼了，吼道‘叫别倒了，咋又开一瓶！’”把在座的几个老爷儿们都笑呛了。
支书看火侯到了，才扯起嗓子冲着灶伙叫道：“老婆子，做面条！”
端木林第一次吃正宗的酸菜面条，虽然酸还有点碜牙，但是吃了一碗还想吃，支书就把一直躲在灶伙里的老婆叫过来，交待道：“你再去整一碗。”支书老婆去了很长时间，才又端上一碗，端木林感觉和第一碗不一样，也没多想，连夸好吃，吃完就起身散场了。
支书拿着矿灯一晃一晃将三个人送回村部。端木林扑哧扑哧地踩着红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一路呕吐一路，简直成了洒水车，县里驻村的伙计则是屁股一翘一翘地干呕，象个油田里的磕头机。支书看见他们这样，高兴得不得了，感觉很有面子，就说：
“酒，这玩意他妈是个好东西，看起来像是水，喝到肚子里就闹鬼，说起话来拗嘴，走起路他妈还绊腿，感觉还象个政治局常委！真是好东西，好东西呀！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是敌敌畏，你不醉，我不醉，这么宽的地头谁来睡？谁说要把酒厂关停并转了，我们兄弟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端木林几个听着支书的话很舒服，都哈哈地大笑。村委主任借着酒劲，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唱起了歌：
粗犷的歌声在黝黑的山坳里传出很远，似乎还能听到空旷的回声。
村支书接着说：“对！小日本想占咱们钓鱼岛，我们全中国人民誓死不答应！小日本想和咱们整事儿，全中国人民吐口吐沫就淹死你！”村支书说着用手划了个大圈，猛然“噫”了一声，象是想起什么说：
“哎，你们知道农村计划生育为啥难搞么，你看啊，这才几点钟，搁在城里夜生活才刚开始，可在山里喝了汤就没事了，两口子黑灯瞎火的干着瞪眼儿，不干那事还能干啥？”几个人一想还就是那么回事，现在才晚上九点多钟，山村里除了几声狗叫，就是他们这几个醉鬼胡喊野叫了，以后的夜晚真是难打发！
送到村部，支书就回了，三个人各自扯过被子倒头便睡。窗外的风带着哨声一阵阵刮得起劲，端木林从没听过这么大的风声，感到要把房子吹倒了。但是现在天塌地陷也不用管了，打明天开始，老子就天不管地不收了，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谁都管球不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支书的小儿子过来叫吃早饭，端木林三个你看我我看你，只有去呗！支书老婆又搞几个菜，烙了油馍。
端木林几个人又客气了一番坐了下来。支书不吭声，把酒又掂了上来，这下三人坚决不喝了，支书趁机给自己倒了一碟，哧溜一声下了肚，抹着嘴巴说：“平时想喝不敢喝，来了客人想陪喝，你们不喝我先喝，然后咱们一块喝。”三人说现在还晕着哩，支书说：“那不哩就这，你们作假，就算我冲冲酒。”
早饭后出来，三人商量了一下驻村第一天的安排，县里的同志让村里出个八匹手扶拖拉机去赶集买吃的，端木林两人让村里陪着，开始熟悉村貌地形，这就进入工作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端木林这三个队员跑遍了村里的三山五岗两个沟，慢慢地和村上的群众熟了，群众们没事的时候会来村部闲叨，看看这些市里来的人这一天是咋打发的。有几个群众还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三个代表”是不是三个人一个人代表一个？绝大多数是认为来扶贫的，就讲吃水困难、经济困难、反正什么都困难，也有是来唠叨村干部多吃多占、飞扬跋扈的。
一天，端木林正在洗袜子，县里驻村的老兄说：“别在外边洗，让群众看见不好，水缺死了，老百姓一盆水要用好几遍呢。”
端木林一想有理，只好改改天天洗脚换袜子的习惯，直到袜子臭不可闻的时候，才用洗脚水将袜子揉两下，脏衣服只好打包等回家洗了。
又过了两天，县里的老兄又说：“咱们不能再让群众来闲叨了，你们没见驻村工作队快成信访办了。你不听，群众有意见，你听了解决不了问题，群众照样有意见，村干部见群众整天往咱们这儿跑，也有意见，咱们是来帮助村里工作的，可不是来代替村支部、村委会的。”
端木林这两个市里来的干部一听觉得有道理，县里的老兄毕竟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得多听听他的意见。打那儿以后，群众只要一来，三个人就找个理由，把门一锁上山挖黄花苗、苇子根去了。
这天，村部西边一个傻媳妇赶着几只羊走了过来，这女的有十七八岁，是从外省买来了，平常不是丢了羊，就是迷路摸不着家，所以经常被男人打。一次他男人听信一个神汉的话，用薄杆把傻媳妇卷在里面，硬往嘴里灌香灰和大粪，正驱鬼附身时，让端木林三个制止住了闹剧，端木林把惊魂未定的傻媳妇从薄杆里拽了出来，还给了那傻媳妇拿了些吃的东西。谁知这傻媳妇这点不傻，倒感到端木林这三个男人对她不错，所以天天都赶着羊，带着她那个聪明的女儿，晃着两个布袋奶，老远就冲着这三个男人笑，直笑得这三个男人心里直发毛，只要一看到她来，不是关门闭户，就是闻风而逃。
端木林他们基本掌握村里情况后，制定了一个驻村工作计划，把搞好“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和为群众办实事作为驻村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