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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梅放暑假了，她抗不住父母的催促，回了重庆。

　　周家梅离开成都的两个星期里，我虽然欲火如焚，却守身如玉，对大街上的美女不屑一顾。

　　到现在我还很佩服自己当年的定力和忠诚。不像我们同居不久之后，她出一趟差我就经常按捺不住，一看见粉子就想守身如瓦。

　　她走的时候我们商量，我们恋爱的事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长，等她毕业后，等我的事业有点起色之后再说。

　　但事与原违，那天她也按捺不住思念，给我打了一个传呼。

　　当时我正在猛追湾游泳，提上裤子后才发现她打过传呼，回电过去的时候她已不在电话旁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她父亲。

　　事后周家梅告诉我，她没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她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们已经同居奸淫，一定会把我撕烂了扔到嘉陵江喂鱼。”

　　她说后面一句话是她母亲的原话。

　　周家梅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干部家庭里，尤其他父亲，作为一个有一定职权的政府官员，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脱离了组织、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下海”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

　　周家梅只好说，回成都后再也不和我交往，毕业后一回重庆就不和我有任何联系。

　　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有偷看女儿日记的习惯，在她的日记本中，母亲发现了夹着的几页纸，正是我 “抄”给她的情诗。

　　这时候她再怎么抵赖也没有用，周家梅交待了我们恋爱的事实，她承认我们的确“拉过两下手”，然后在父母面前哀求，说我明年就可以考研究生，说可以通过她父亲的关系从汶川调我到重庆工作。

　　但他父亲仔细看了看这些情诗后，更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一个男人的书法写得这么臭，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官员的水平，在电脑普及以前，他们选择秘书首先要看他的字写得好不好。秘书在中国一直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出身于秘书的官员有很多，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最后都成为了书法家，在各大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留下了他们的墨宝。

　　后来，周家梅打算以自杀相逼，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我就死给他们看。”

　　但比较可悲的是，她母亲先于她“自杀未遂”。

　　他父亲在母校的病床悲愤地说，如果周家梅再和我来往，马上断绝父女关系。

　　在电话里周家梅说她每天以泪洗面，说她想马上见到我。

　　我更加无心工作，买了张火车票，第二天就到了重庆。

　　在上清寺一个招待所里，她利用买菜的机会偷偷跑出来和我幽会了一次。

　　我鼓励她离家出走，我马上去买两张火车票。说好晚上十点钟在两路口火车站入站口不见不散。

　　晚上，我站在入站口望眼欲穿，十点过了一刻，她还没有出现。

　　我想起了当年的王建南和沈秋，他们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在火车站入站口的人流中，我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女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