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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开始算起,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四个主要军事人物,分别是安禄山、史思明、郭子仪、李光弼。

    安禄山死后,主要人物就剩下三个。

    现在,史思明也意外挂掉了,主要人物只剩下两个,郭子仪,李光弼,至于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他顶多算半拉主要人物,一般不带他玩。

    历史总是充满了玄机,在史思明发生意外之后,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生活也发生了意外,所不同的是,李光弼从此走上了下坡路,郭子仪则东山再起。

    李光弼走上下坡路与洛阳惨败有关。

    洛阳惨败之后,李光弼主动上疏请求处分,同时坚决辞让太尉头衔。李亨考虑再三,还是<q>藏书网</q>同意了。不久,李亨任命李光弼为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兼河中节度使,虽然依然位高,但与以前相比,含金量已经明显下降。

    从这个任命来看,李亨有意把李光弼放到冷板凳上,就像当年对待郭子仪一样。

    然而,李亨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尽管他一度想把李光弼闲置,但转念一想,普天之下,他还能找出几个像李光弼一样的将领?

    不行,这样的人不能闲置不用。

    一个月后,李亨再次任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兼侍中,兼河南、淮南、山南东道等八战区特遣部队元帅,率军镇守临淮(今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

    这个任命意味着,李亨对李光弼依旧信任,不过略打了一点折扣,从此他不再奋斗在平叛一线,而是退到了平定叛乱的二线。

    从此时起,李光弼与河南、河北主战场渐行渐远,他更多地奋战在江淮一线,虽然也非常重要,但与昔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对李光弼而言,更加不利的是,他在无形中得罪了宦官鱼朝恩,从此鱼朝恩视他为眼中钉。不仅鱼朝恩对李光弼充满敌意,鱼朝恩的朋友、同为宦官的程元振也看李光弼不顺眼,这两个宦官在敌视李光弼的道路上“同仇敌忾”。

    正是因为两个死宦官从中作梗,李光弼与长安皇室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从当初的亲密无间>?</a>发展到最后的相互猜忌,而李光弼的功绩也随着与皇室关系的疏远被渐渐漠视。

    于是,这个唐朝中兴战功第一的战将与长安越来越远,不是他不想接近,而是他不能接近。

    这都是拜死太监所赐!

    在李光弼与朝廷渐行渐远的同时,郭子仪却在东山再起。

    郭子仪东山再起,是形势所逼。

    准确地说,是两起骇人听闻的兵变所逼。

    公元762年,当唐朝军队还在与史朝义叛军缠斗不已时,河东、朔方两大兵团发生了兵变。

    首先发生兵变的是河东战区,起因是一匹马。

    当初王思礼任河东节度使时,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在他的经营下,河东战区除了满足自己的军需外,还节余一百万斛大米,王思礼主动上奏,将五十万斛大米运抵长安,充实长安国库。

    就是这么殷实的家底,在王思礼去世后,很快就被折腾光了。

    接替王思礼的人是一个好好先生,管理松散,而且纵容左右贪污,仅仅几个月时间,王思礼的仓库都被折腾光了,偌大的仓库里只剩下一万斛大米,还是发霉变质的陈化粮。

    李亨很快得到了举报,便把接替王思礼的人撤职查办,同时调原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接任河东节度使。

    邓景山临危受命,不敢大意,一进入河东战区就开始调查粮食腐败案,这一查不要紧,几乎河东战区的将领人人有份,河东战区陷入集体腐败的旋涡。

    如果邓景山是个吏治高手,他应该将陷入集体腐败旋涡的将领们区别对待,惩罚罪大恶极者,放过随波逐流者,这样尽管会让多数人占了便宜,但可以最大程度地稳定人心。

    邓景山没有这么做,他把案子挂了起来,悬而未决。

    这一下,将领们都忐忑了起来,他们不知道哪一天会受到邓景山的重罚。

    这时,正巧发生了一件事,一位裨将触犯了军法,按律当斩。

    眼看同事将被斩首,其他将领有些于心不忍,便一起向邓景山求情,请求邓景山放裨将一马,以观后效。

    邓景山态度决绝地予以拒绝。

    随后,裨将的弟弟向邓景山求情:愿意替兄长去死,以自己一命还兄长一命。

    邓景山还是拒绝。

    最后,有人向邓景山献了一匹马,想用这匹马为裨将赎罪。

    邓景山居然鬼使神差地同意了!

    河东战区炸了锅。

    众将一下子发了狂:“我们居然连一匹马都不如!”

    欺人太甚!

    公元762年二月三日,众将发动兵变,将邓景山斩于军中。在此之后,诸将一起向李亨上疏:请求任命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

    接到奏疏的李亨大吃一惊,他明明知道这是一场兵变,但他不敢追查到底,如果再追查下去,谁能保证不发生下一次兵变?

    李亨感慨了一声,便不再追究,同时任命辛云京为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生逢乱世,连皇帝都要学会妥协。

    河东战区兵变发生不久,朔方兵团也发生了兵变。

    兵变发生之前,朔方等兵团特遣部队驻扎在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负责统御他们的是特遣部队总指挥官李国贞。

    李国贞原名李若幽,原本在长安当宫中总管(殿中监),深得李亨赏识。后来李亨便把李若幽派到绛州,出任朔方等特遣部队总指挥官,这是一个关键职位,一般人李亨信不过。

    临行之前,李亨还给李若幽起了个新名字:李国贞。

    希望你忠君爱国,成为国之栋梁。

    带着李亨的殷切期许,李国贞来到了绛州,一到绛州,他便暗暗叫苦,绛州的情况太糟糕了。

    由于近几年战乱频仍,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因此民间发生饥荒,政府应收的粮食、税赋都无法足额征收,即使想强行抢夺,也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这样一来,驻扎绛州的士兵就惨了,不仅粮食短缺,皇帝的赏赐也多数是空头支票,口惠而实不至。

    目睹绛州惨状,李国贞不断向李亨上奏疏告急,然而,李亨没有给他回复。

    李国贞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嗷嗷待哺的士兵都恨上了他。

    这时,一个叫王元振的将领活跃了藏书网起来,他想发动一场兵变。

    论起来,王元振算是郭子仪的旧部,跟随郭子仪多年,他想发动兵变,一是因为军中伙食实在太差,二是因为李国贞军法森严,与郭子仪的宽松可谓天壤之别。

    这次兵变,王元振是在押宝,他想通过这场兵变把郭子仪请回来,一旦郭子仪顺利回归朔方兵团,王元振不就是首功一件吗?

    算盘打得很精!

    兵变之前,王元振散布了一个谣言:明天总指挥官李国贞要修建住宅,所有士兵都要拿上工具去劳动,一早到他的住宅门口集合。谣言一出,士兵哗然,不给我们吃饱也就算了,还要白白盘剥我们的劳力,大家纷纷说道:“我们朔方勇士难道是修房子的民工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二月十五日,王元振率领手下士兵发难,先是放火烧毁了内城城门,然后向李国贞的住宅发动了攻击。

    李国贞一见情势不好,连忙跑进监狱避难,然而还是没能逃脱。

    王元振抓住了李国贞,把将士们平常吃的伙食放到他面前,质问道:“将士们吃得这么差,还要让他们出苦力,可行吗?”

    李国贞辩解道:“我没有下令为自己修房子,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于军中伙食问题,我已经屡次上奏,可是朝廷没给我答复,这些你们都知道啊!”

    众人一听李国贞如此说,意识到此前传说的是谣言,便准备大事化小,转身离去。

    王元振一看众人要散,心里一惊,他知道只要众人散去,他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王元振大声说道:“今日之事,何必再问!李国贞不死,咱们都得死!”

    王元振挥手一刀,李国贞<bdi></bdi>彻底“国贞”了!众人本不想闹到这个地步,然而事已至此,已经由不得他们了,他们都被王元振“绑架”了!

    这个世界上,感冒可以传染,禽流感可以传染,连兵变也可以传染。

    几天后,驻扎在翼城(今山西省翼城县)的镇西、北庭特遣部队也发生了兵变,节度使荔非元礼没有死于李光弼之手,却死于兵变士兵之手。

    推演兵变的起因,粮食短缺是<q>..</q>罪魁祸首。

    两起兵变消息传到长安,李亨彻底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任命裨将白孝德(河阳大战使双矛勇擒刘龙仙的那位)出任北庭节度使,暂时安抚一下翼城的军心。至于如何安抚绛州的军心,他的心中是一团乱麻。

    绛州驻扎的是朔方等的主力兵团,由于群龙无首,军纪已经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将领们想压制都压制不住。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混乱蔓延下去,绛州兵变士兵可能与太原士兵联合,倘若他们一起向史朝义的叛军投降,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务之急,还是由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将出马,到绛州安抚军心,只要绛州安定了,太原就会安定,如果绛州安定不了,太原也将不得安宁。

    让谁去绛州呢?

    若论德高望重,除了郭子仪、李光弼还能有谁?

    李光弼刚刚遭遇洛阳惨败,威信扫地,此时舍郭子仪,还能有谁?

    危急的形势将李亨逼到了墙角,进而把郭子仪逼上前台。

    尽管猜忌,尽管有人从中作梗,但李亨已别无选择,因为只有郭子仪才能化解绛州的危局。

    二月二十一日,下诏,封郭子仪为汾阳王,担任朔方、河中、北庭、泽潞等兵团元帅,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同时向绛州调拨绸缎四万匹、布五万匹、米六万石,以供军需。

    如果早点拨付,李国贞就不必“国贞”了!

    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走马上任,就在这时,李亨患病,百官都无法见李亨一面。

    郭子仪急了,他必须见李亨一面,不然他寝食难安。

    郭子仪着急,一半为公,一半为私,此去绛州,再次大权在握,他必须得到李亨的充分信任,不然,在前线立再多的功,也抵不上宦官的一次小报告。

    郭子仪在奏疏中恳切地写道:“老臣受命出征,可能死在外面,不见陛下一面,将来恐怕死不瞑目。”

    奏疏起到了作用,李亨把郭子仪召入卧室,就在病榻上接见了郭子仪。

    李亨对郭子仪说道:“河东之事,都托付给你了!”

    一句顶一万句,郭子仪要的就是这句话!

    五月初,郭子仪抵达绛州,王元振的计划无限接近成功。

    只要郭子仪稍有一点“良心发现”,王元振的前途便是一片阳光灿烂。

    郭子仪很快给之前的事件定下了一个基调:你们驻扎在濒临叛军的边境线上,却无故残杀主将,如果叛军趁机进攻,绛州将不复存在。我身为宰相,怎么能因一名士卒的私情而辜负国家大义!

    五月二日,“精明”的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被郭子仪处斩。

    叫你算盘打得精。

    消息传到太原,新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如法炮制,将杀害邓景山的数十人斩首示众。

    从此军纪好转,秩序井然,绛州、河东的局面稳定了下来。

    东山再起的郭子仪心情大好,他准备大展拳脚,大干一场。

    然而,人在仕途,环境叵测,纵然是郭子仪这样的中兴名将,也无法把握住王朝的脉搏,于是他的命运便随着皇帝的更迭,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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