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门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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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外交上声音的大小，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取决于武力。鸦片战争中的虎门之战典型地说明中英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虎门位于今广东东莞市。它不是一个点位的概念，而是泛指外濒伶仃洋，内联狮子洋，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以及附近两岸的地区（详见后图）。它是广州的门户。若要抗拒浮海而来的侵略者，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注重虎门的设防，其最早的工事可追溯到明万历朝。清康熙朝后，修防不断，逐步形成要塞规模。1810年，嘉庆帝增设广东水师提督，其衙署就设在武山侧后的虎门寨（今太平镇），直接指挥此处的防御。

 但是，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是1835至1839年，其总设计师为关天培。

 先是1834年律劳卑来华，命英舰2艘闯过虎门要塞，一直进抵黄埔，威逼广州。虎门清军曾竭尽全力对之开火，但仅毙英方2人，伤7人，英舰也仅受到一些轻伤；但己方的损失却相当惨重。道光帝闻讯大怒，罢免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调苏淞镇总兵关天培继任之，命其一洗旧习。

 关天培，江苏山阴（今属淮安）人，以武秀才补清军把总，积20余年经历累迁至参将。其一生中的转折点，在于1826年首行海运。是时，他以吴淞营参将的职分，押解粮船1254艘开出长江，扬帆北上，其间虽有300多艘因风潮漂至朝鲜，但皆觅道而归。当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入天津时，百万石漕粮解收无缺，三万名水手全部安然。道光帝闻讯大喜，升关天培为副将，未久，又升其为总兵。1833年，关天培进京陛见，道光帝仍不忘此事，温语嘉慰。

 1834年底，关天培接手新职。他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

 一、沙角、大角两炮台相距太远，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故改为信炮台。一旦有敌舰内驶，两处即发信炮，通知上游各炮台守军准备迎敌。此即第一重门户。

 二、上横档岛一线地理形势占利，为重点防御区域。在东水道，他改建武山西侧的南山炮台，更名为威远炮台，安炮40位，加固威远炮台以北安炮40位的镇远炮台，加固上横档岛东侧安炮40位的横档炮台，企图以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共120位火炮，控御横档东水道。在西水道，他新建上横档岛西侧的永安炮台，安炮40位，新建芦湾东侧的巩固炮台，安炮20位，企图以永安、巩固两炮台共60位火炮控御横档西水道。此即第二重门户。

 三、加固大虎山岛东南侧的安炮32位的大虎炮台。此即第三重门户。

 1835年，关天培在两广总督卢坤的支持下，历时约10个月，按照上述构想改造虎门防卫体系，年底工程完工。

 两年之后，1838年，马他仑来华，英舰直逼虎门，关天培被迫屈服（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事后，关天培又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根据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虎门防卫体系的缺陷，再次加强防御能力：一、在镇远炮台和威远炮台之间，新建靖远炮台，安炮60位。这是当时清朝疆域内构筑最坚固、火力最强大的炮台。二、在饭箩排和上横档岛的西侧，架起两道至武山的排链，以迟滞敌舰的内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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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虎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1839年，增建工程完工，虎门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时，曾奉旨检查了工程质量，对关天培设计的虎门防卫体系表示满意。

 关天培的三重门户设想，重点在第二重门户，即上横档岛一线，尤其以横档东水道为著，炮台火炮，泰半设于此处。

 1835年起，关天培制定虎门清军春秋两操的章程，后又根据防御的扩大而修改。所谓春秋两操，即春秋两季的演习。该章程实际上就是未来作战的应战方案。根据关天培的章程：虎门各炮台平时守兵共590名，平均每3兵看护2炮，演习时再增派协济兵丁670名，大约每4兵操1炮；演习时江面另调水师战船10艘，每艘炮12位、兵丁水手64名，共计炮120位，兵640名；演习时另调泅水阵式兵、中水对械兵、爬桅兵、能凫深水兵等水中交战兵丁百余名。全体参加演习的清军共计2028名。此数即虎门战时编制。9９ｌｉｂ?

 根据关天培的章程：敌舰闯入虎门口端时，沙角、大角守军发现后施放信炮，通知后路；当敌舰驶入横档东水道时，以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四炮台轰击之，敌舰因排链阻挡，必不能蓦然闯过，势得停留多时，正利于清军火炮连番轰击，此时部署在横档后路的清军师船和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炮台作战；若敌舰驶入横档西水道，以永安、巩固两炮台轰击之，而清军师船及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对敌；若敌舰闯过横档一线防御，继续深入，以师船和大虎炮台拒之。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但它是根据1834年律劳卑来华时虎门之战的经验而制定的，其实质是层层堵截，防止敌舰闯过虎门，直逼广州。可是，敌舰若不是急着闯过虎门，而是直接进攻炮台，那么三重门户就成了三重互不相连孤立无援的据点。关天培的9台10船426炮2028人的战时编制，也是根据1834年、1838年两次来华的英舰数目而确定的。也就是说，关天培设计的虎门的防御能力，仅是敌舰数艘。1841年，英军采取的却是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而舰船数目是虎门设计能力的数倍！由于林则徐等人的敌情判断失误，虎门的防御体系至临战之际已经来不及修改，只是增加一些兵勇火炮而已。<dfn></dfn>

 由此可见，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入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脚鸭。

 有论者将虎门之战的失败，归咎于琦善的撤防或拒不派援，对此，我在绪论中已经扼要提及，这里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林则徐奏折，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时，虎门的清军兵勇共为3000余人。这比关天培的战时编制增加了1000多人。四个月后，1840年10月，广东巡抚怡良奏称：“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这里所称的“虎门内外”，是指虎门外的九龙、澳门和虎门内的狮子洋以上的各处防守，当然，也包括虎门。怡良所奏的“万人”和“撤减二千余名”都是靠不太住的数字。<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557页。撤兵是遵照道光帝9月29日谕旨行事，然此时林则徐已革职，故由巡抚怡良上奏。怡良在上奏前，曾将奏折底稿交由林则徐审阅，但撤军数目暂空。10月24日，林则徐致函怡良，称：“片内所空撤兵之数，拟填二千何如？仍祈酌之。”（《林则徐书简》，第145页）由此看来，尽管怡良在奏折中将撤军当作已经完成的事实，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开始。而撤军之后，即“万人”减“二千”，兵勇为八千人。此数又与1840年9月林则徐奏折中所称：“计沿海陆路先后调防兵勇，已及八千名”相合（《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76页）。又，广东的募勇，从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1841年1月林则徐致函怡良，谓：“若仅虚报约数（丁勇），临时传集不到……”（《林则徐书简》，第153页）可见林对此类现象非常熟悉。">即使以“万人”来计算，参照先前林则徐的奏折，澳门有设防兵勇约3000人，九龙有设防兵勇1000余人，那么，虎门兵勇至多不过6000人。这个数字虽为关天培的战时编制的三倍，却只有虎门交战时实际兵力的二分之一强。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span class="" data-note="详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并可参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八部分“对琦善的审判”（〔日〕《近代中国》第11卷）。拙文对当时关于琦善撤防的记载进行分析时，有意未使用林则徐1840年1月家书这件资料。该文发表后，一些先生当面或来示垂询。为此，我在这里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记叙于下，希望得到智者的教示。">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如果说琦善对其他问题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那唯有对此事却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否认。撤防并非受贿之类，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瞒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关系到其身家性命的审讯时，又何以敢出诳言？

 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span class="" data-note="据琦善奏：1840年12月7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虎门密防；12月27日派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肇庆协兵500名前往虎门；1841年1月7日奏称，已派兵400名协助防守沙角；2月14日，又派兵1250名往虎门，并雇勇5800名；2月22日，命先期到达的贵州援兵1000名，增援武山之后的太平墟。以上共计增兵4次，兵3150名，勇8500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05、654、695、814、836页）。">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沙角、大角之战后，英方同意暂时停战，条件之一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但是，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的增兵添防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伯麦于1841年1月11日和13日，两次照会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否则立即动武。关天培立即复照，表示“排链已不添安”，各山所搭帐房“全行撤去”，新增援的官兵不能立即退走，是因为雇船“未能速到”。<span class="" data-note="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4—67页。从收发文时间来看，关天培是在收到照会后的当日立即复照的，而琦善不在虎门，因而关天培也来不及请示琦善而自行作复。从照会的文字语气来看，对英方是相当顺从的，这在当时的“天朝”大吏中并不多见。排链一事，是指饭箩排至武山的第一道排链于1841年1月18日毁坏，清方称是英军“水底暗算”，英方称是木筏冲破。然而，不论是何原因，民间流传的排链由琦善撤去的说法，不能成立。">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关天培的答复是缓兵之计，除排链一项外均未实办。<q></q>

 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以此兵、炮数目与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也有一些论者批评琦善增援不力，即未派出更多的兵勇加强虎门防御。我以为，这也要作具体分析。

 就清代的兵制和兵额而言，调兵并非是一件易事。在一狭小地区增派兵勇8000余名，琦善似也已竭尽其所能。从全国范围来看，在鸦片战争中，虎门地区的兵勇火炮超过各海防要地，是居第一位的。

 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如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到交战时该台兵弁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规制建构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

 当然，还须说明的是，尽管琦善对虎门防御作过如上的努力，但并不相信这些努力会奏效。1840年12月26日，他在第一次增兵虎门时便奏称：“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一面又备文向其详加开导。”增兵本非为战，不过“虚张”而已，目的仍是“开导”。而他后来的增兵，情况自然不同，但从其奏折中可以嗅出他应付道光帝一意主“剿”的严旨不得不为的味道。

 那么，虎门战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虎门战役的第一仗是沙角、大角之战。1月7日清晨，英舰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共载炮52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轰击炮台吸引守军；英武装轮船4艘拖带小船，运送地面部队共1461人，在炮台侧后约4公里的穿鼻湾登陆，实施迂回攻击。上午10时，英登陆部队占领第一道横向山岭，构筑安炮3门的野战炮兵阵地。登陆英军地面部队遂在其野战炮兵的掩护下，进攻清军山上临时军营。守军虽以炮火还击，但无法抵御居高临下的英野战炮兵，军营起火，延烧兵栅，该军营陷落。英轮船2艘在送完登陆部队后，再次机动，选择有利地形，炮击沙角山上小炮台，压制其火力。攻克山上清军军营的英地面部队，乘势攻占沙角山上小炮台，并续向山谷清军军营进攻。这时，英军4艘武装轮船已全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参加加略普号等3舰对沙角炮台的轰击。炮台守军此时已无法抗受英军的凶猛炮火，兵丁死伤过半。而登陆英军在攻克山谷清军军营后，再次行动，从侧后进攻沙角炮台。守军背腹受敌，副将陈连升战死，炮台沦陷。

 就战术而言，沙角之战应使清军大开眼界。这些狡猾的“逆夷”，竟然不作堂堂正正的正面攻击，反而偷偷摸摸地绕行到炮台的背后，击打自己无防护的柔软的腹部。然而英军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特别是其登陆部队，抢占制高点，辅以野战炮兵，次第攻击山上军营而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连续作战，各个击破，其攻击路线流畅有序，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清军则被动至极。在关天培的设计中，沙角本属信炮台，敌舰若不内驶便毫无意义。此时在横档一线的关天培，距战场仅三四公里之遥，一无所为，眼睁睁地看着手下的一支部队被英军吃掉。三重门户的设计弊陋，由此暴露无遗。

 沙角之战失败了，然清军若从此认识到英军更善陆战，也可谓失中有得。但是，在清军的情报系统中，这支明明分隶于英军第26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以及海军各舰水兵的正牌“夷”军，却被莫名其妙地误认为是汉奸。甚至还有人推论，这些供“夷”人驱策的亡命，原本是琦善遣散的水勇！<span class="" data-note="此中的错误，最初起于关天培，称攻打沙角炮台侧后的英军是“黑夷一千名、汉奸数百名”，琦善接到关天培的咨函后，奏报道光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09页。）。很可能是托名林则徐的那封信（见前注），称：“今自议和之后，兵勇撤去……琦相到后，纵汉奸之所为，新遣杉板小船，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林则徐书简》，第156页）此信流传极广。此外一些民间记载更多，不再一一录之。问题的关键是使清朝仍旧处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幻觉中。颜伯焘、裕谦都为此而大吃亏（详见第五章）。裕谦对此更是有激愤之言：“乃闻琦善到粤后，散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炮台之陷。其奏中所云，山后汉奸，即系遣散无业之壮勇，不问可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

 就在沙角开战的同时，英舰萨马兰号、都鲁壹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载炮共106<bdo>?</bdo>门），进至大角炮台的正面，以其舰炮猛烈轰击守军。就数量而言，英军舰炮已是清军的4倍有余，就质量而言，差别有如霄壤。成片成片的炮台工事在炮击中倒塌，守军虽作还击，然未奏效，反在敌炮火下无以驻足，无处藏身。当英军基本打垮大角炮台的抵抗后，各舰水兵搭乘小船从炮台两侧登陆，从被轰开的缺口处攻入炮台。守军无心再战，纷纷向后山溃退，炮台失守。

 此外，在沙角战斗即将结束时，英武装轮船率各舰所配属的小船，向泊于晏臣湾的清军师船和雇船发起进攻。在水面战斗中，清军更不是对手。尽管英军未使用正规战舰，仍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英军共击溃清军战船11艘，从船上缴获大小火炮82位。<span class="" data-note="以上作战经过，系综合下列资料相互参核而记：琦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94—696、708—710、816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62—167页；William Dallas 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p. 256-273; John Ouchterlony,The ese War: an A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e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95-99; Mazie,Narrative of the Sed Campaign in a,pp. 15-23;ese Repository,vol. 9, p. 648; vol. 10, pp. 37-43.">

 不同于先前的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前清军已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在战斗中也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77人，另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在鸦片战争中，除镇江之战外，我们还找不到何地清军能有如此的拼死抵抗。但是，将士用命仍不免于毁灭性的失败。如此巨大的伤亡换来的是，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span class="" data-note="《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17—821页；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 p. 267; John Ouchterlony,The ese War: an A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eo the Treaty of Nanking,p. 97.">

 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沙角、大角之战后，英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并围困上横档岛。局势十分危急。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带交一照会给关天培，声称清方若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亦同意停战。

 关天培值此危局，态度软化，当即复照，称伯麦的照会已转交琦善，请英方等待回复，“可否再为商议”，即重开谈判，并称“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很明显，关天培此时已无战意，更倾向于谈判，甚至用“未有不成之事”这一含混的许诺，要求英方退兵，并以退兵为和谈的前提。

 英方收到此照会，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并向关天培提出了停战五条件。<span class="" data-note="这五项条件为：一、英军占领沙角，为贸易寄寓之所；二、广州开港贸易；三、英商的各种税费在沙角交纳；四、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以上四条限三日允准）；五、琦善须就偿银、开口等项作出答复，方可恢复谈判（同上书，第56页）。关天培没有正面答复这些条件，仅在1月10日照会义律、伯麦，告以事归琦善，需与其“往还酌商”，三日期限，“万来不及”，要求英方等待（同上书，第58页）。从后来伯麦1月11日照会来看，英方认为关天培已允诺“彼此不应再作武备”这一停战条件（同上书，第64页）。">不久后，琦善和义律重开谈判，英军退出虎门。

 尽管关天培此时有意于以谈判解决中英争端，但他作为一名军事长官，对和谈毫无职权可言，只能寄希望于琦善；<span class="" data-note="此中的情况，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印证：一、1841年1月11日，关天培复照伯麦，谓：“先嘱鲍公（指鲍鹏）到船（指伯麦座舰）面复，以明本提督安心和好，并无歹心，况琦爵相现已派人前来，与贵统帅议商永远相安公事，本提督更当遵照相和……”1月13日，关天培又复照伯麦，谓：“本提督现在差官，赶紧赴省，呈催琦爵相迅速奉复……两国和好二百年，公事一经说明，则彼此和好如旧矣……”（同上书，第65—66页）可见关天培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其二，琦善为与义律当面会谈，两次经过虎门，但在其奏折中对虎门防卫体系的评价甚低，这一方面是出自主帅琦善的自我判断，另一方面似与前线指挥官关天培的汇报也是分不开的。">而在义律等人频频发出战争威胁之下，他的职责又要求他加强虎门的防守，准备再战。然而，他此时面前又有着两件急迫棘手之事：

 一、沙角之战暴露出清军炮台侧后的空虚。据此教训，关天培不顾停战条件中“不得稍有另作武备”的限定，在琦善的支持下，<span class="" data-note="英方对此有一记载。1841年2月22日，英舰在虎门截扣一艘中国小船，“一名信使被华生（Watson）少校认出，他是中国当局的一名活跃人士，很自然怀疑他带有某种命令或其他东西给当地官员，结果在一个盒子中发现一些信件。在这些发给关将军的信件中，要求立即阻断亚娘鞋背后使之成为小岛的水道，方法是用石头、木桩、沉船，而此类物件被大量积放在名为三门口的地方。”英军前往三门水道去“检查”（指2月23日、24日三门水道战斗），“这种疑心是由琦善致关将军的被截获的信件的内容引起的”（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 pp. 318, 327）。由此可见，关天培此时加强防御的行动，是奉到琦善的命令的，至少是得到了琦善的支持。">在武山侧后的三门水道开始修建一座安炮80位的隐蔽式炮台，以防英军故伎重演；在威远炮台的南侧、上横档岛等处，紧急修建沙袋炮台；又在各处炮台的侧后，添派雇勇，准备与抄袭后路的英登陆部队作战。伯麦见情曾两次照会关天培，提出责难，而关天培仅在复照中表示顺服，实际工作并未停止。

 二、沙角、大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大受挫伤。一部分兵弁闹赏讹钱，否则将纷纷四散。关天培为安抚士兵留防，只得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琦善亦为此而拨银1.1万元，发给关天培等人，以作激励兵弁士气之用。<span class="" data-note="1841年2月13日，琦善咨会关天培：拨银5000元给关天培，以备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克敌充赏之用”，另横档、永安、巩固三炮台，每台拨银2000元，以备“克敌充赏之用”。在该咨会中，琦善要求虎门“水陆官兵，总需合力同心，万弗任分畛域为要，……以期克敌施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65页）。2月24日，即开战前的两天，统领上横档岛的横档、永固炮台的清军军官刘庆达出示宣布，给岛上官兵“每名银三钱五分”，要求下属“留心奋勇，冀加奖励，毋得稍为畏怯，致干军法”（出处同上）。可见上横档岛清军亦有闹赏讹银事件。">

 然而，关天培抱有希望的琦善—义律的广东谈判，此时已是燃油耗尽的灯，光线摇曳而终将熄灭；关天培的种种筹防措施，也为英军所疑忌，终使其采取军事行动。

 1841年2月23日，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和一些所附属的小船，由晏臣湾闯入三门水道，驱走正在该处设防的清军船只和兵勇，破坏尚未完工的炮台。次日，复仇神号和小船再入三门水道，拆毁阻塞河道的各种设施。

 战斗重新打响。空前规模的大战在关天培设防的重点横档一线展开。该处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六座炮台及两道排链。至此时，尽管第一道排链已经毁环，但该处清军的武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一、武山一带的镇远、靖远、威远三座炮台，火炮增至147位；在威远炮台南，建有2座沙袋炮台，安设小型火炮30位；在炮台后山，建有军营，驻以兵勇，以防英军抄袭后路。

 二、在上横档岛，除原设横档、永安两炮台外，修复横档山上炮台；并在该岛的南北，修建沙袋炮台；在岛中部，建有军营，驻以兵勇，准备与登陆英军交战。全岛的火炮数目增至160位。

 三、在芦湾一带，除原设巩固炮台外，又在其山后建一军营，驻守兵勇。炮位和军营共有火炮40位。

 总之，在横档一线，清军在当面共有兵勇8500人，火炮377位，<span class="" data-note="横档一线的清军军营、沙袋炮台的设置及位置，清方未有准确资料，这里据英方资料综合而成。清军各处的火炮数目，据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 pp. 342-343。另，麦肯兹称，威远、靖远两炮台共有火炮103位，镇远炮台40位，上横档岛163位，巩固炮台40位，总数为379位（Mazie,Narrativeof the Sed Campaign in a,pp. 196-198）。宾汉称：镇远炮台22位，上横档岛163位，巩固炮台22位，总数仍是379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57—158、318页）。《中国丛报》一文称：武山一带清军共有火炮205位，巩固炮台30位（ese Repository,vol. 10, pp. 176-179）。清军的兵勇数字据《琦善亲供》（《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73页）。又，此处兵勇、火炮仅为正面战线数字，若连带三门水道、太平墟、虎门寨等处，清军兵勇将超过1万名，火炮数超过450位。">增加的数量不为不多，但防御的核心仍是原设6炮台。

 2月24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一线清军阵地全部交由英军“据守”，未收到答复。2月25日，英军开始行动。首先占领下横档岛，在该岛的制高点设立了共有3门重炮的野战炮兵阵地。

 2月26日清晨，下横档岛英军野战炮兵向上横档岛射击，多次击中该岛清军炮台、军营。由于清军火炮多置于该岛东西两端，又兼英野战炮兵居高临下，难以还击，被动挨打，岛上逐渐陷于混乱。一些清军将领见势不妙，驾小舟离岛北逃，愤怒的士兵们不是向英军，而是向逃将们开了第一炮。

 上午10时左右，风起，英舰开动。各载炮74门的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武装轮船皇后号为一路，攻打武山。为了躲避横档、威远等炮台的射击，该路英舰船沿晏臣湾航行。设于威远炮台东南的清军沙袋炮台和威远炮台向该路英舰船开炮，然沙袋炮台火炮太小而威远炮台射击夹角过大，无法对英舰船构成威胁。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分别在威远炮台西南360米、540米处下锚，以猛烈炮火轰击武山三炮台。清军靖远、镇远两炮台因射击夹角限制而不能发挥作用，横档炮台又被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所压制，只有威远炮台独自还击。英舰在长时间的炮击后，基本摧毁了威远、靖远和沙袋炮台的作战能力，水兵300名乘势搭乘小船登陆，进攻各炮台。至下午2时，武山一带各炮台失陷，关天培及20余名兵弁战死（可对照沙角、大角之战），绝大多数在战斗中溃逃。驻守炮台后山的清军兵勇未主动出击，反被英军驱散。

 在伯兰汉号等舰开动的同时，载炮74门的威厘士厘号、载炮44门的都鲁壹号和4艘轻型战舰为另一路，攻击横档西水道。威厘士厘号、都鲁壹号在西水道的正中下锚，用两侧弦炮同时向两岸的永安和巩固炮台开火，而轻型舰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锋号、硫磺号则穿过西水道，在上横档岛防卫薄弱的西北部下锚，轰击该岛的炮台和军营。上横档岛清军已经遭受了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的连续几小时的轰击，此时在英军6舰200余门火炮的攻击下，已难以支持。至下午1时，永安、巩固两炮台均被打垮，停止射击。早已机动至下横档岛南侧避炮的英轮船复仇神号等船，乘机运送陆军在上横档岛西端登陆。英军在占领永安炮台后向东发展进攻，次第占领该岛中部的清军军营、该岛西端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由于岛上清军无处逃生，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另有1000余人成了英军的俘虏。

 下午4时，威厘士厘号的水兵，搭乘轮船和小船在巩固炮台处登陆。该炮台已被英军击毁，守军早已逃逸。英军占领巩固炮台后，继续向后山清军军营进攻，驱散了守军，焚烧了军营。

 至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span class="" data-note="此次战斗经过的记叙，综合下列资料：琦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42—843、854、1101；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75—185页；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vol.1, pp. 333-344; John Ouchterlony,The ese War: an A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eo the Treaty of Nanking,pp. 112-120; Mazie,Narrative of the Sed Campaign in a,pp. 55-66;ese Repository,vol. 10, p. 176-179.">

 英军在横档一线战斗中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法，主力没有放在清军防卫较强的东水道，而是在防御相对薄弱的西水道实施突破；而在西水道作战的大多数英舰，又转攻防卫力更弱的上横档岛西北部；该岛东部强大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如同沙角炮台一样，被英军从背后攻破；即便是攻击东水道的英军战舰，也未深入，仅把攻击点放在威远炮台，从而避开了横档、镇远、靖远炮台的强大火力。正因为如此，英军在此次大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仅有5人受了点轻伤！

 关天培战前设计的战法，本是层层阻截敌舰的阑入，特别是从东水道强冲硬过。遇到这股无意越过而竟然直攻的敌人，实际上他已无战术可言。尽管他在战前构筑沙袋炮台、添防兵勇，但这些临时设施在实战中几乎无用。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英军都感到奇怪的下横档岛未设防的问题。

 下横档岛位于上横档岛之南，从近代战术原则来看，它是攻击上横档岛的一把钥匙。可是，关天培最初的目的在于层层堵截，从地理形势来看，它不如上横档岛，可以和武山、芦湾更紧密地联成一气，因而他在上横档岛大兴土木时，没有注意到下横档岛。而到了开战前，仍未在下横档岛布防，是因为他还不明白西方此时惯用的抢占制高点、运用野战炮兵诸战术，尽管英军在沙角之战时已经运用过这些战术。从下横档岛这一细部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战术思想的差距。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不知道关天培的在天之灵，更希望人们称颂他的英勇，还是希望人们批责他的错误而以免一错再错？

 从以上这些不无枯燥的军事学术上的检讨中，不难得出结论：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可是，道光帝却不这么看。他没有亲眼目睹英军的武力，总认为在军事上有几分把握。他担心的不是清军武力的弱小，而是主帅琦善的懦怯，因而将琦善种种清军不敌英军的直言，当作其懦怯的表症，没有听进去。1月30日，他以奕山主持广东军务，正说明他还未看清实际，将此当作主帅个人的胆略和能力问题。2月20日，他收到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问题的性质，又似乎转化到主帅的道德品质层面去了<span class="" data-note="1841年1月9日，道光帝收到御史高人鉴的奏折，称琦善“懦怯”；1月12日，又收到太常寺卿唐鉴的奏折，称琦善“苟安”，“难为主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45、660—661页）。这些议论对道光帝影响很大，以至决定换马。以后道光帝的朱批，多作“与逆夷翻如莫逆”、“因何丧心病狂”、“遇此不忠督臣”、“一片呓语”。在上谕中更有“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之语。这些言语根本不切实际，而是指责其道德了。">。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由此被耽搁下来。

 在义律和道光帝夹缝中求生存的琦善，同时受到义律和道光帝的猛击。他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道光帝的一名奴才，荣辱性命全捏在道光帝的手中，到此只能毫不含糊地转向，以适应道光帝的脾胃。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情况时，启用了他先前极度诋毁的粉饰手法，宣称清军官兵奋不顾身，“接仗四时之久”，“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云云。正如前节提到伊里布，这种不无迎奉帝意的言辞，更触发道光帝的勃然大怒，朱批：

 前此据称广东兵全不可用，欺罔之心，妙在由己证之。

 又朱批：

 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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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虎门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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