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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肉体获得自由的时候,大脑深处的痛苦记忆却还留在狱中。

    季伯舜总是梦见那阴森黑暗的监狱走廊,那满是横七竖八栊柱影的放风天井,那四处抹着蚊子血人血鼻涕的铅灰色墙壁,那终日“啷当”作响的脚镣,那令他羞辱,令他愤怒,令他恶心的粪坑……

    黑夜失却了平衡。一个个睡梦被囚禁了,被蹂躏了,让季伯舜感到无法忍受。在出狱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连睡觉都害怕。更可怕的是,平时相处很好的同志,都对他失去了信任,不再和他联系来往了。而这时托派中央内部又发生一次严重分裂:一帮同志要开全国托派代表大会,一帮同志又要开上海托派代表大会。可不论怎么吵,双方的同志对季伯舜的存在都视若不见。

    季伯舜悲凉而孤独,只得躲在公共租界的亭子间里发狂地读书,看报,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此期间,季伯舜化名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孤独的信仰者》、《不断革命论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等小册子。其中《孤独的信仰者》曾在受托派思想影响的“号<a>99lib?</a>角书社”出版,销行七百册,不久即被查禁。这本小书可视作他晚年遗著《忠于信仰的人》的最初版本。另一本小册子——《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万余字的章节曾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的《大文化报》上发表过,署名“一丁”。在发表的那些章节中,季伯舜称他往昔的一些托派同志大都是一些于中国革命毫无用处的空谈家,很难说他们真正懂得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因而,季伯舜认为,与其把他们这些人看作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者,倒不如把他们看作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起哄者更合适。

    季伯舜也肯定了一些他认为应该肯定的真正的同志,但是,就在谈到这些同志的时候,他也说:“……他们的个人野心、派别偏见,由于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和革命思想的真诚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十分怪诞,乃至使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而革命的高尚动机与个人卑劣的目的在同一背景下,用同一形式表现出来,就使得革命运动本身变了形,失却了<a>99lib?</a>原有意义和效果,由此而产生的分裂也就无可避免了……”季伯舜指出,这种状态非改变不可,中国的托派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到下层去,到无产阶级力量最集中的工厂去,到各自最熟悉最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无产阶级,才会有前途。

    在谈到摆在眼前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季伯舜和盘端出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主张,认为:一方面要参加抗日战争,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民族解放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趁此机会积极准备力量,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季伯舜说,任何时候对蒋介石反动集团都不能抱有幻想,蒋介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还是屠杀中国工农群众的刽子手。

    基于这种思想,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季伯舜离开上海,先到豫西老家去了一趟。10月底,又由豫西去了清浦,幻想着利用抗战和国共合作造成的宽松形势,在清浦发展托派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重演一场类似1925年的轰轰烈烈的壮剧。

    壮剧没演过来。

    1937年10月的清浦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年轻而陌生的面孔。关押了多年的共产党人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了,并和把他们关进监狱,杀害他们同志的刽子手们再一次并肩携手了。清浦市成立了工人抗日救国团,已当了清浦市工会委员长的安忠良出任总团长。刚刚被国民党政府从上海放出来的郜明,一回来就被安忠良接到市里最豪华的大发酒楼吃了接风酒,几天之后出任了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各大工厂,像季伯舜所熟悉的大兴纱厂,东方机器厂,都成立<a href="https://.99di/character/4e86.html" target="_blank">了</a>分团。小一些的工厂也三五家合在一起成立了分团或支团。一切都和十二年前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当初安忠良们和郜明们携手对付的是反动军阀,这一回则是日本人了。

    季伯舜感到哀伤,也有些一筹莫展。

    偏偏在这时,曾在1931年到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的孙越来找他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老季,你来得好,来得好啊!我们清浦的托派同志正准备大干一番哩,你这留过苏的老同志一来,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我老孙也就更有信心了!”

    季伯舜很吃惊:“你们要大干什么呀?”

    孙越兴奋地道:“发动一场大罢工,就从大兴厂搞起!”

    大兴厂季伯舜很熟悉,知道是家日商纱厂,以为孙越要发动的是一场反日大罢工,遂问道:“和日本人干一场?”

    孙越手一摆:“哪来的什么日本人啊!大兴厂打从14年工潮之后,就由天津北方银团接手了。现在,这帮反动资本家借口国难,把劳工员工的工薪一下子降了20%,引起了全厂劳工<a href="https://.99di/character/804c.html" target="_blank">职</a>员的极大不满,就把机会给咱们送上门来了!”

    季伯舜一时不知该如何表态,犹豫说:“在……在这种时候,全民抗战,我们发动……发动这种针对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大罢工,是不是合适啊?”

    孙越眼皮一翻:“咋不合适?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天然合理!在任何时候都合理,现在郜明那帮机会主义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我们领着干正合适!”

    “可……可现在要全民抗战呀!”

    “嘿!什么抗战呀,那不是我们的事!”

    细细一谈,季伯舜才知道,在对抗战问题的态度上,孙越和他,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不一样。这个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争,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因此必须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就像当年列宁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一样:趁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变这场狗咬狗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为国内的革命战争。

    季伯舜不同意,搬出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要孙越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他一起真正按托洛茨基的正确意见办:在军事上消极支持抗战,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

    二人吵了一晚上,谁也没说服谁。

    最后,孙越退了一步,借着季伯舜的话人工薪。安忠良闻讯大惊,指责郜明违背国共合作的协议,在国难期间煽动工潮,是汉奸行径。郜明和清浦共产党却不承认季伯舜、孙越这些人是共产党。结局不消说,自然是一场大逮捕,国共两党共同筹划的大逮捕。季伯舜和孙越两名“首犯”在大兴纱厂材料库被当局抓获,连夜押往清浦警察局。三个月后,分别以汉奸罪被判处十二年和十五年徒刑。

    这已是1938年6月的事了。

    当年10月,日军北进,清浦沦陷。国民党特别执法处在紧急撤退之夜释放了监狱所有在押的刑事犯和轻国事犯。面对无法转移的,犯了重罪被处十年以上徒刑的汉奸犯,就地在牢房里进行了集体处决。季伯舜同室的十八名人犯——包括孙越,全部在枪弹下毙命,而季伯舜竟奇迹般的逃过这场灭顶之灾活了下来。

    在那场疯狂大屠杀中,季伯舜身上中了两颗子弹。一颗打在右胳膊上,一颗打在右大腿上,都不致命,而且没伤骨头。

    这真是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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