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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娅·德沃尔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叶科夫没有。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坦尼娅猜测瓦西里判刑前受到过殴打和讯问，但坦尼娅还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所以瓦西里肯定没把她供出来。他也许拒绝开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编造了一些克格勃觉得很难追查的同党。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满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挨过了让劳役营许多犯人丧生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他理应被释放了。但让坦尼娅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却一直没有出现。
犯人们通常每个月允许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可瓦西里不能写信给坦尼娅，因为那相当于把坦尼娅出卖给克格勃。因此坦尼娅对瓦西里的消息一无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数朋友差不多也同样如此。也许他会写信给在列宁格勒的妈妈。但坦尼娅没见过瓦西里的妈妈：认识坦尼娅的事，瓦西里甚至连母亲都瞒着。
瓦西里曾是坦尼娅最亲密的朋友。坦尼娅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为瓦西里感到担忧。瓦西里是病了还是死了？也许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长了。坦尼娅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头都疼了起来。
一天下午，她斗胆向上司达尼尔·安托诺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专题部办公室又大又热闹。记者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参考阅览室进进出出。如果话说得轻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听到。她先绕了个弯子：“乌斯丁·波蒂安最后怎么样了？”瓦西里被捕时身上携带的《异议》刊<abbr></abbr>载的正是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娅写的。
“波蒂安死于肺炎。”达尼尔说。
坦尼娅知道这事。之所以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把话题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作者名叫瓦西里·叶科夫。”她沉思着说，“你知道他的遭遇吗？”
“那个电台编辑被判了两年。”
“那他一定获释了。”
“也许吧。我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坦尼娅确信瓦西里会回莫斯科。但她耸了耸肩，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转身去打一篇有关于女性砖瓦匠的报道去了。
坦尼娅谨慎地向几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来了的朋友们打听过，但答案都是一样的：没人听说过任何事情。
之后的一天下午，坦尼娅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讯。
工作了一天离开塔斯社大楼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找坦尼娅搭讪。“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坦尼娅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苍白瘦弱、穿着脏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么了？”坦尼娅有些惊奇：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男人有什么事会找她。
“瓦西里·叶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说。
坦尼娅完全没料到来人会提到瓦西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时何地救你的？你又为什么来找我？
来人把一张纸大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塞进坦尼娅手里，然后转身就走。
坦尼娅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她意识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个问题。趁男人没走远，她大声问：“瓦西里还活着吗？”
陌生人停下脚步回头看。这一停顿让坦尼娅感到非常恐惧。男人告诉坦尼娅：“是的，他还活着。”这句话让坦尼娅感到一阵释然。
男人离开了。
“你等等！”坦尼娅大声喊，但他却加快了脚步，转过街角消失了。
信封没封。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看见信封里的几张纸上写满了熟悉的瓦西里的笔迹。她把纸拉出来一半，看见第一张纸上的标题为：
<small>冻伤</small>
<small>伊万·库兹涅佐夫</small>
坦尼娅把信纸推回信封，朝公交车站走去。她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俄语里的伊万·库兹涅佐夫和德语里的汉斯·施密特及法语里的让·拉法埃一样，是个平平常常的假名。瓦西里一定是写了一篇文章或一个故事。她迫不及待地想看，但同时又必须抗拒把这篇文章像个污染源一样扔得老远的冲动，文章的内容必定很反动。
她把信封塞进挎包。坦尼娅上的那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人——这时是下班的高峰时间——生怕有人可能在背后偷看，坦尼娅不能把信拿出来读。她必须耐心地等到回家再看。
她想起了把信交给她的男人。他的衣着破烂，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健康状况非常差，像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一样戒备。他似乎急于交出信封，不愿对坦尼娅多说什么。但至少他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这是在还债。“瓦西里救了我的命。”他说。坦尼娅又一次对瓦西里怎么救了他的命好奇起来。
坦尼娅下了公共汽车，走向政府公寓。从古巴回来以后，她搬回了母亲家。她没理由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也未免太奢侈了一些。
回家以后，坦尼娅和安雅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开始看瓦西里写的东西。
他的笔迹变了，字体更小，提笔更短，弯曲部分也机。德米卡无从知道娜塔亚如何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礼物。“哪里能买到那样的录音机？”他问娜塔亚。
“中央市场有个叫马克斯的家伙手里有。”萨多瓦亚区的这个市场是对国营商店的合法补充。私人农庄的产品可以在这里高价被销售。这里不用排长队，也没有让人提不起胃口的橱窗展示，摊位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蔬菜瓜果——但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但在这些货摊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利润巨大的非法买卖。
德米卡知道娜塔亚为什么要他一起去。许多做这种生意的人都是恶棍出身，女人有理由对此保持警觉。
德米卡希望娜塔亚只是为了让他当保镖才叫他去的，他可不想再被诱惑。现在，尼娜快要生孩子了，他刚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近了一点。但德米卡和尼娜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亲热了，这让德米卡很难抵挡住娜塔亚的魅力。孕期不能做爱是件没办法的事，德米卡不想在这种时候和娜塔亚偷情。可无论如何，德米卡就是拒绝不了娜塔亚的邀约。
他们在午饭时间去了中央市场。娜塔亚驾驶老款的梅赛德斯带德米卡去市场。尽管车龄很长，但娜塔亚开得又快又舒适，德米卡很想知道这辆梅赛德斯平时更换的零件都是从哪里搞到手的。
路上娜塔亚问起了尼娜。“孩子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生。”德米卡说。
“需要婴儿用品尽管跟我说，”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尼克的姐姐有个三岁大的孩子，她家奶瓶之类的婴儿用品已经没有用了。”
德米卡大为吃惊。在市场上，奶瓶比录音机更难买到。“谢谢你，到时我会问你要的。”
娜塔亚停下车，和德米卡穿过市场，向出售二手家具的商店走去。这是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人们可以出售自己的所有物，但法律却不允许让交易快捷和顺畅的中间人存在。在德米卡看来，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这种法律凸显了资本主义实践的简捷实际，使民众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马克斯是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一副美国人的打扮。他坐在一张松木餐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喝着酒。马克斯身边有很多便宜的旧沙发、旧橱柜、旧床，许多都又旧又破。“你们想要什么？”他直率地问。
“上周三我跟你说过要一台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你让我过一周再来。”
“录音机很难到手。”马克斯吊儿郎当地说。
德米卡看不过去了。“马克斯，别跟我们来这套，”他学马克斯的样子刺耳又轻慢地说，“有还是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马克斯这种男人不愿直接回答简单的问题，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软弱。他说：“你们必须付美元才行。”
娜塔亚说：“我同意了你开的价。我只带了那么多，没带更多的钱了。”
“把钱给我看看。”
娜塔亚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沓美元。
马克斯伸出手。
德米卡握住娜塔亚的手腕，不让她把钱轻易交给马克斯。德米卡问：“录音机在哪儿？”
马克斯朝后喊了一声：“约瑟夫！”
后面的屋子传来几声动静。“怎么了？”
“把录音机拿过来。”
“好的。”
唤作约瑟夫的男人拿着一个普通的纸箱走出后屋。约瑟夫年纪很轻，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嘴里还叼着根烟。尽管年纪不大，但约瑟夫却很强壮。他把纸箱放在桌子上。“箱子很重，”他说，“你们是开车来的吗？”
“车停在路拐角。”
娜塔亚数了数钱。
马克斯说：“收来的价格比预期得要高。”
“我没更多的钱了。”娜塔亚说。
马克斯接过钱数了数。“好吧，”他气乎乎地说，“是你的了。”他站起身，把这卷钱放进裤子口袋。“约瑟夫会帮你们把箱子扛上车。”说完他走进身后的屋子。
约瑟夫抓住纸箱想把它提起来。
德米卡说：“先等等。”
约瑟夫说：“怎么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把箱子打开。”德米卡说。
约瑟夫没理他，搬起箱子就要往前走，德米卡却把手按在箱子上，没让他提起来。约瑟夫异常凶狠地看了他一眼，一时间德米卡以为免不了要打上一架了。但约瑟夫却只是退了一步说：“还是你自己开吧。”
纸箱被胶带封住，还钉上了几个钉子。德米卡和娜塔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纸箱。箱子里放着个磁带式录音机，但品牌却不是德国的格伦迪西牌，而是日本的魔音牌。
“这不是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魔音的质量好，”约瑟夫说，“音色比格伦迪西强多了。”
“我要买的是正宗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这只是日本生产的廉价仿冒品。”
“最近弄不到格伦迪西的录音机。”
“那你退<big></big>我钱。”
“打开盒子以后，钱就不能退了。”
“不打开盒子，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搞诈骗呢？”
“没人诈骗你，你要的就是台录音机。”
德米卡说：“不跟你废话。”说完便朝后屋的门走去。
约瑟夫说：“你不能进去。”
德米卡没理他，直接推门而入。房间里都是各种各样的纸箱。几个箱子开着，露出箱子里各种外国牌子的电视机、录音机和收音机。但马克斯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德米卡仔细一瞧，发现屋子还有扇后门。
德米卡转身走出门。“马克斯带着你的钱跑了。”他对娜塔亚说。
约瑟夫说：“他是个大忙人，他有许多顾客。”
“别他妈的犯蠢了，”德米卡说，“马克斯是个小偷，你也是个小偷！”
约瑟夫用指头指着德米卡的脸。“不准说我蠢。”他用威胁的口吻说。
“趁还没惹上真正麻烦的时候，快把钱还给她。”德米卡对约瑟夫说。
约瑟夫笑了。“你想怎么办——把警察叫来吗？”
德米卡和娜塔亚无法把警察叫来，他们牵涉的是非法交易。警察可能只抓走德米卡和娜塔亚，而非显然贿赂警察保护他们做生意的马克斯和约瑟夫。
“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娜塔亚说，“我们走。”
约瑟夫说：“把录音机拿走。”
“不用了，我要的不是这种。”娜塔亚说完便朝门口走了过去。
德米卡说：“我们会回来取钱的。”
约瑟夫笑了。“你们想怎么办？”
“等着瞧吧。”德米卡的气势比先前弱了一点。说完以后，他跟着娜塔亚离开了。
乘娜塔亚的车回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德米卡一直非常沮丧。“我一定帮你把钱要回来。”他对娜塔亚说。
“算了，”娜塔亚说，“那些人都很危险，我不想见你受伤，让这件事过去吧。”
德米卡不想放过这件事，但他没对娜塔亚多说什么。
走进办公室以后，他发现克格勃关于瓦西里·叶科夫的档案已经扔在了桌子上。
这份档案并不厚。在1961年5月因为携带五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而被捕以前，叶科夫是个没惹过麻烦，甚至没受过怀疑的电台编辑。审讯中他承认之前分发了十几份出于对身患肺炎的歌唱家表示同情而印行的非法出版物。对叶科夫公寓的全面搜查没能找到反驳这种说法的线索。他的打字机和打印非法出版物的打字机是两种型号。叶科夫在嘴唇和脚尖通上电极的情况下供出了几个人，不管是无辜还是有罪的人在折磨下表现都差不多。但这些人不是毫无瑕疵的共产党员，就是连克格勃也无法找得到踪影的家伙。综合各方证据来看，秘密警察觉得叶科夫不可能是《异议》的出版人。
德米卡很佩服有胆量在克格勃审讯下撒谎的叶科夫。忍受了无尽的折磨，叶科夫还是保护了坦尼娅，也许这样一个人的确值得获取自由。
德米卡知道叶科夫隐瞒了什么。叶科夫被捕的那天晚上，德米卡开摩托车带坦尼娅到叶科夫家，坦尼娅从叶科夫家拿走打印《异议》的那台打字机，并在半小时后由德米卡把打字机扔进了莫斯科河。打字机不会飘上水面。他和坦尼娅帮助叶科夫避免了更长的刑期。
文件上说，叶科夫已经不在西伯利亚的伐木营里了。有人发现了他所掌握的那点技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莫斯科电台当录音棚助理，因此他了解麦克风和电气连接方面的事情。西伯利亚技师的长期紧缺足以为他谋上一份在电厂当技师的工作。
起初他大概很高兴得到不用担心被斧子砍断四肢的室内工作。但当上电厂技师也有令他不利的一面。当局不愿让如此有能力的技师离开西伯利亚。刑期满了以后，他用通常的方式申请旅行护照回莫斯科，但他的申请被拒了。没法子，叶科夫只能继续他在电厂的工作。这对他打击很大。
这是不公正的。但正如德米卡对坦尼娅所说的那样，不公正到处都有。
德米卡看着文件里的照片。叶科夫面容性感，嘴唇丰厚，眉毛浓黑，头发细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但照片透露的信息不仅仅是这些。照片上叶科夫的眼角处流露出一丝浅笑，显然有那么点玩世不恭。尽管拒绝承认，但坦尼娅爱上这么个男人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为了坦尼娅，德米卡得试着让这个男人获释。
他会找赫鲁晓夫谈谈这个案子。但这得等赫鲁晓夫情绪好的时候。他把文件放在了抽屉里。
整个一下午，他都没找到机会。赫鲁晓夫早早就离开了。正要回家的时候，娜塔亚把头探进门。“去喝一杯吧，”她说，“在中央市场的糟糕体验以后我们需要放松下心情。”
德米卡犹豫了。“我要回家陪尼娜，她快要生了。”
“就一杯，很快就能回家。”
“好吧，”他旋紧钢笔笔帽，对他中年的高效秘书说，“维拉，你也一起去吧。”
“我还有活没干完。”维拉是个事事小心的秘书。
河畔酒吧经常被克里姆林宫的年轻人光顾，因此不像普通的莫斯科酒吧那样沉闷。这里的椅子很舒适，小点很美味，吧台后藏着只有高收入的公务员才能买得起的威士忌和波旁酒。这天晚上，酒吧里满是德米卡和娜塔亚熟悉的面孔，大多数是和他们地位相当的领导秘书。有人往德米卡手里塞了杯啤酒，德米卡心怀感激地喝了起来。酒吧里很喧闹，谈话声此起彼伏。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助理鲍里斯·科兹洛夫讲了个不敬的笑话。“大伙告诉我，沙特阿拉伯实现社会主义后会发生什么？”
一阵欢呼后，在场的人纷纷要求科兹洛夫揭晓答案。
“很快沙特的沙子就要开始短缺了。”
所有人都笑了。和德米卡一样，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国家辛勤地工作着，但他们对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视而不见。对工作的热情和这个国家存在的现实的对比使所有人都深感困扰，讲讲笑话能缓解人们心头的紧张情绪。
喝完杯啤酒以后，德米卡又要了一杯。
娜塔亚干杯似的举起啤酒。“世界革命的最大希望是家名叫联合果品的美国公司。”周围的人都被她逗笑了。“事实上，这家公司从另一面推动了世界革命，”尽管她在笑，但言辞却很犀利，“这家公司劝说美国政府支持中美和南美的右翼独裁统治。如果联合果品聪明一点的话，他们本应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使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有法可依，言论自由，成立工会——但于世界共产主义进程有利的是，这家公司非常愚笨，他们无情地践踏改革，把无处可去的群众往社会主义这条路上赶——这恰好印证了卡尔·马克思的伟大预言。”娜塔亚接连和近旁的几个人碰了碰杯。“联合果品万岁！”
德米卡笑了。娜塔亚不仅是克里姆林宫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漂亮的人。此时，娜塔亚因为快乐脸涨得通红，嘴巴大张，显得十分妩媚。尽管知道这样对比十分残忍不公，但德米卡还是觉得娜塔亚比大腹便便、没有任何性感可言的尼娜要好上千倍万倍。
娜塔亚走到吧台前，要了份甜点。德米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该回家照顾尼娜去了。他走到娜塔亚身<a href="https://.99di/character/8fb9.html" target="_blank">边</a>，想跟她说再见。但看到娜塔亚甜美的微笑，喝酒上头的德米卡竟然吻了她一口。
娜塔亚热情地回吻了他。
德米卡搞不懂眼前的这个女人。共度了一夜以后，娜塔亚大声向他宣布自己是个已经结过婚的女人。但今天她却邀请他一起喝酒，还趁着酒兴吻了他。接着会发生什么？但在娜塔亚和他唇齿相交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愿意去多想了。
娜塔亚摆脱德米卡的拥抱，德米卡看见秘书维拉站在他们身边。
维拉的表情很苛刻。“我一直在找你，”她的话音里带着一丝谴责，“你刚走，就有电话找你。”
“很抱歉。”其实德米卡也不知道自己是为让维拉费力来找还是为亲吻了娜塔亚感到抱歉。
娜塔亚从侍者那里拿来一盘腌黄瓜，回到德米卡和维拉身边。
“是你岳母打来的。”维拉说。
德米卡的幸福感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你妻子开始阵痛了，”维拉说，“情况还不错，但你应该去医院陪陪她。”
“谢谢你。”德米卡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忠的丈夫。
“晚安。”维拉说完便离开了酒吧。
德米卡跟在维拉身后出了酒吧。在酒吧外面，他站定了一会儿，呼吸着夜晚街上的冷风。然后他跃上摩托车，向医院驶去。被人看见和同事接吻真是太糟了。他做了件蠢事，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他把摩托车停在医院停车场，走进医院大楼。尼娜正坐在产房病床上。玛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抱着一个用白色披巾包裹着的孩子。“祝贺你，”玛莎告诉德米卡，“是个男孩。”
“男孩！”德米卡惊叹道。他看了看尼娜。尼娜笑着，疲倦但是带着胜利的喜悦。
他看着孩子。男孩一头湿漉漉的乌黑头发，眼睛呈蓝色，让德米卡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他这时才想起，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对蓝蓝的眼睛。他仿佛觉得儿子正用如同格雷戈里外祖父那般审视的眼神打量着外面的世界。这难道仅仅是出于他的想象吗？
玛莎把孩子抱给德米卡。德米卡像抱着个巨大的蛋壳一样抱着包在披巾里的孩子。目睹了如此的奇迹，刚刚发生的事情已经被他忘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我有儿子了，他心想。泪水打湿了他的眼眶。
“他很漂亮，”德米卡说，“就叫他格雷戈里吧。”
这一夜，德米卡因为两件事而彻夜难眠。首先是一件让他感到负疚的事情：当妻子尼娜在流血和痛苦中为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却在亲吻着娜塔亚。其次是对马克斯和约瑟夫的狂怒。尽管被抢夺钱财的是娜塔亚，但他同样感到怨恨和义愤填膺。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他先把摩托车骑到了中央市场。德米卡大半夜都在练习着对马克斯的说辞。“我叫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你去打听打听我是谁，我为谁工作。你再去打听打听我爸爸和我舅舅是谁。打听好以后，你带着娜塔亚的钱明天上午和我在这儿会面，求我不要对你进行你应得的报复。”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胆量把这段话说完。马克斯是心悦诚服还是变本加厉。这番威胁能否讨回娜塔亚的钱款，为他赢回自尊。
马克斯不在松木桌旁，也不在后面的屋子里，德米卡不知道是该松口气还是大失所望。
约瑟夫站在后屋门口。德米卡不知是否应该把准备好的说辞对这个年轻人宣泄一通。约瑟夫也许没能力还钱，但一通发泄至少能让他出口气。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德米卡却发现约瑟夫已经没有昨天那般蛮横了。令人吃惊的是，还没等他开口，约瑟夫已经害怕得连连后退，“对不起，”他说，“我再也不敢了。”
德米卡不可能让他怕成这样。如果约瑟夫一夜间发现德米卡出生于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约瑟夫也许会道歉和解，甚至把钱还给德米卡，可也不会像恐惧丢掉小命一样地害怕啊。“我只想要回娜塔亚的钱。”德米卡说。
“我们还钱了，我们已经把钱还给她了！”
德米卡非常惊讶。娜塔亚抢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吗？“你把钱给谁了啊？”
“那两个男人。”
德米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克斯呢？”他问。
“在医院里，”约瑟夫说，“他的两条胳膊都被打折了，你们还不准备善罢甘休吗？”
德米卡沉思了一会儿。尽管不明所以，但那两个不明来历的家伙似乎狠狠地把马克斯打了一顿，迫使马克斯把从娜塔亚手里骗来的钱还了回去。他们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
约瑟夫显然只知道这些。德米卡只能带着困惑转身离开。
走回摩托车时，德米卡觉得干这事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军人或克格勃。公务人员会把马克思逮捕入狱，然后在牢里打断他的胳膊。这些人一定来自民间。
民间能干出这等事的就只有黑帮了。娜塔亚的朋友和家人中一定有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
怪不得娜塔亚从不说家里的事呢！
德米卡飞速地把摩托车开向克里姆林宫，但失望地发现赫鲁晓夫比他先到了。好在赫鲁晓夫的心情很不错：德米卡听到他一直在笑。也许可以趁此机会跟他提提瓦西里·叶科夫的事情。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叶科夫的克格勃文件。拿上以后，他又拿了叠让赫鲁晓夫签字的文件。这时他再一次犹豫了。即便是为心爱的妹妹，这样做也够傻的。可他克服了焦虑，毅然向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走去。
总书记正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打电话。相比于电话，他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他说这样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在撒谎。但这通电话里的对话似乎很愉悦。德米卡把要签字的文件放在赫鲁晓夫面前。赫鲁晓夫一边签字，一边愉快地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
挂上电话以后，赫鲁晓夫问他：“你手里拿着什么？看着像克格勃的文件。”
“是瓦西里·叶科夫的克格勃文件。这个人因为分发有关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的非法出版物被判了两年。他已经做了两年牢，但仍旧被扣在了西伯利亚。”
赫鲁晓夫停止签字，抬头看他。“这个人和你有交情吗？”
德米卡感到一阵寒意。“没什么私人的交情。”他试着压抑住言语中的忧虑。如果让赫鲁晓夫知道德米卡的妹妹和一个被判刑的反动分子有关联，兄妹俩的前途也许都将毁于一旦。
赫鲁晓夫眯起眼睛。“那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回来？”
一开始拒绝娜塔亚就好了。德米卡本应知道赫鲁晓夫一眼能看透他：没有怀疑一切的能力，赫鲁晓夫也坐不到总书记的位置。德米卡转圜道：“我不是说要让他回家，”他尽可能镇定地说，“我只是觉得您有可能想知道这个人。他的罪不重，而且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释放罪行轻微的持不同政见者符合您谨慎自由化的大政方针。”
赫鲁晓夫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肯定是有人找你帮忙了，”德米卡张嘴想为自己辩解，但赫鲁晓夫却抬起手让他闭嘴，“不用否认，我对此一点也不介意，工作辛苦谋点好处也是正常的。”
德米卡像是被撤销了死刑判决一样大松了一口气。“谢谢你。”他的声音比预想得还要可怜。
“叶科夫在西伯利亚做什么工作？”赫鲁晓夫问。
德米卡意识到自己拿着文件的手在不住地颤抖。他把胳膊按在身侧止住颤抖。“他在电厂当电力工程师。他没有当电力工程师的经验，只是在电台工作过。”
“他在莫斯科做什么工作？”
“他是电台编辑。”
“他妈的。电台编辑？”赫鲁晓夫把手里的笔往桌子上一扔，“电台编辑有什么鬼用？还不如让他在西伯利亚当紧缺的电力工程师呢！在那儿他至少能为国效力。”
德米卡失望地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赫鲁晓夫拿起笔，继续签文件。“屁用也没有的电台编辑。”他嘟囔着。
坦尼娅用两页纸打出了瓦西里写的短篇小说《冻伤》。
如果只在地下发行就可惜了。瓦西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残忍至极的劳役营生活，以生命为代价向外界展示了西伯利亚的严酷。如果说劳役营代表着苏联，那么瓦西里的小说就是苏联社会的真实写照，坦尼娅万般心痛地意识到这一点。瓦西里用坦尼娅无法企及的方式道出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坦尼娅非常懊悔。每天她在报纸和文件上发表的文章都在全苏范围内发行，但每天她都在逃避着现实。她没有公然撒谎，而是故意忽略了贫穷、不公正、落后等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社会事实。看了瓦西里写的文章，坦尼娅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她把打好的稿子交给编辑丹尼尔·安托诺夫。“这是随一封匿名信寄来的。”丹尼尔也许猜到她在撒谎，但绝不会背叛她。“是篇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报上不能登这种东西。”丹尼尔飞快地说。
“我知道，但这篇文章写得相当棒——我想也许是哪位伟大作家写的。”
“为什么拿来给我看？”
“因为你认识《新世界》杂志的编辑。”
丹尼尔陷入了沉思。“他的杂志时常发表这类离经叛道的东西。”
坦尼娅压低嗓门说：“不知赫鲁晓夫的自由化进程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政策还在摇摆不定之中，但上面已经下了命令，专制时代的残余必须被讨论和批判。”
“你能看看这篇文章吗？如果觉得它好的话，你愿意把它交给《新世界》的编辑吗？”
“当然可以，”丹尼尔随意看了几行，“你知道为什么会寄给你吗？”
“也许是两年前我去西伯利亚碰到的什么人写的。”
“哦，”他点了点头，“这就解释得通了。”丹尼尔是想告诉她拿这个当托词能行。
“如果文章能发表，作者也许愿意暴露身份。”
“好，”丹尼尔说，“我会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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