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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淳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进一步地深挖细查，很快便查明，在藩司方面，瞻柱任内虚收之数量多，有十九万余两；颜检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郑锦任内为二万二千余两；同兴任内为二万余两。在总督方面，颜检任内最多，虚收银达二十万八千余两：胡秀堂任内次之，为六万二千余两，梁肯堂任内二万二千余两；陈大文任内为七千余两；熊枚任内为二千六百余两；姜晟任内为一千五百余两。嘉庆皇帝接到如此详细的报告，对费淳等人的工作甚为满意，很快传下命令，直隶司书王丽南及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勋等二十余人抵法，处以极刑并查抄家产；对于失察的历任直隶总督、藩司，亦各按其任内虚收数目多寡，分别予以惩治，除病故多员外均交部严加议处，侵亏各数，俱令在各任总督、藩司名下分赔；已故各员，亦当责令其家属按数追缴，对于在职的人员，也很快给予处理。现任总督颜检革职，充军发配至乌鲁木齐赎罪；同兴亦革职；姜晟、陈大文、熊枚降为四品京堂；袭行简在藩司及署督任内，均有虚收情况，但他在交接时，曾奏明藩库款项未清，著庆格接手后查办，故给予革职留任；吴熊光在接任藩司时，对前任之虚收情况未有查出，虽有失察之咎，但在本人任期内，由于对下属管察较为严格，未有虚收情况，故只交部议处。
嘉庆皇帝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这对于后来心慈手软的嘉庆皇帝来说，虽不可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着实不多见。各级官员似乎从嘉庆皇帝的这一举动中看出，嘉庆皇帝惩治腐败，不再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了，要动真格的了，一些平时行为不端、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也要有所收敛了。
一次处理如此众多的地方大员，各级官员在感受着皇威的震慑。当然，作为皇帝的嘉庆心里也十分不平静，一个问题久久地萦绕在他的脑际之中，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地方官员胆敢如此铤而走险？从这件事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这一天上得早朝，各位文武大臣分别呈上奏章后，嘉庆帝问道：“各位爱卿，还有什么要启奏的吗？”
众位大臣齐声回答；“启奏完毕，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按照惯例，这些大臣们以为皇帝问到这话，该是退朝的时候，他们也该去各自办自己署中的事了，哪曾想嘉庆帝话锋一转：“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众位爱卿，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虽已过去，该处罚的也处罚了，其他官员们也都以此为戒，但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牵扯人员如此之多，作案时间如此之长的案件，为什么会发生呢？请各位爱卿发表发表高见。”
皇上这么一问，可真把诸位大臣给问住了。要知道，处理王丽南一案，皇帝的决心之大是十分少见的，且凡是有所牵连的都受到了惩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谁敢轻易在皇帝面前谈到此事，倘若言语中稍有不慎，被认为与此案有牵连，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皇帝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大家你看<a href="https://.99di/character/770b.html" target="_blank">看</a>我，我看看你，似乎都想到了一点上，只听大家齐声高喊：“臣下愚昧，吾皇圣明，愿听吾皇高见，请皇上不赐教。”
看着叩头如捣蒜的诸位大臣，嘉庆帝似乎明白了大家的心思，道：“诸位爱卿，既然你们不愿讲，我就讲给大家听一听，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
嘉庆帝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众大声齐声高喊：“愿听皇上教诲。”
嘉庆皇帝清了清嗓子说道：“直隶司书王丽南一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主要是制度不严。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每个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周密、详尽、严格的制度，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否则的话，就可能为一些心存不良的人钻了空子。直隶司书王丽南之所以能长期以来以假印弊，还不是因为直隶的立法不严，杜弊不周，阘茸因循，至于此极。通过此案，对于今后直隶的藩库及各州县的批解银两，应该如何定立章程、定立哪些制度，从哪些方面去堵塞漏洞，我已经责成直隶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员裘行简、庆格等人认真研究，仔细斟酌，考虑一个周全的方案上奏我处，也好为其它各地借鉴。这第二点原因，当然是用人方面。朕深为忧虑的就是，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多，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而不少人仅知道的是自保身家，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这、这、能不是国家的忧患吗？……”
嘉庆皇帝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各位爱卿都知道，我大清朝建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列祖列宗留下的各种法规也不可谓不全，但仍然不时出现这种或那种案件，这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人，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执行的。有了制度，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执行，那当然令诸事皆顺。如果仅有制度，大家不去认真执行，那制度就形同虚设，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那制度就没有一点用了。直隶总督府以前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制度，关键在于各任官员没有认真地督察、执行，才给那些奸吏以可乘之机，几乎直隶各任总督、藩司在任职期间都出现过虚收、冒支，那唯有吴熊光任内没有出现过虚收。原因何在？”
嘉庆帝说着扫视了大家一履行属国之责，反而不断纵容其官兵犯我沿海，劫我商人，掠我居民，如果不出兵征讨，以示惩罚，这势必有损我大清皇朝的尊严，此应出兵征讨理由之一；出兵征讨的理由之二，沿海居民屡遭海盗骚扰，生产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群情激愤，此时出征乃顺天理、得民心之举；出兵征讨的理由之三，我大清朝不仅只有一个安南属国，还有那朝鲜、缅甸、廓尔喀等国，如果任由其纵容海盗而受不到惩处，这样我大清朝的其它属国也可能纷纷效仿，因此我皇理应兴发义师，征讨安南，为我民复仇，壮我国威。”
“臣以为不可，出兵打仗乃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又一位大臣急切地从队列中站了起来，走到嘉庆的御座前，“请慢慢讲来，朕愿听听你的高见，”嘉庆帝说道。“臣以为，出兵打仗最讲究的就是那‘天时、地利、人和’，从这三方面来说，我大清朝都不宜出兵打仗。第一，现在时值农历七月份，正乃天气炎热之时，而安南国更是酷暑之地，如我军劳师远征，这兵士首先不能克服的就是酷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相当一部分士兵，不会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而要倒毙于中暑；第二，要出兵征讨安南，遇到的又一个问题就是安南复杂的地形，特别是与我大清接壤之处，山高岭峻，坡陡沟深，林密草深，荆棘丛生，敌人易于隐藏，而我军处于明处，易受敌人袭击；第三，如若我出兵征讨安南，虽属义师，但是到了安南境内，也会引起安南民众的反感，同时，安南还会对其民众进行蛊惑和煽动，我大清义军必会遭到安南民众的袭击。基于此，臣以为万万不可出兵打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我皇圣断。”
“不，这是一种懦弱的、惧敌的言论，”一位大臣怒气冲冲地从队列中站了出来，还未等嘉庆帝开口问他有何高见，他就急不可待地说道：“我大清建立一百多年来，兵多将广，威加八方，德惠四邻，外夷来朝，如今我皇屡出仁慈之念，而安南国不识大体，屡屡逞狂，理应征讨。首先，海盗的不断骚扰，已引起我沿海居民的极大愤怒，民心可用，师出有名，名也正，言亦顺；其次，安南国的阮氏政权并不巩固，其国家可谓是国破民穷，民不卿生，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虚弱，毫无抵抗力；第三，我大清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我大清的军队这多年也从未停止过战斗，士兵经历过战事考验，将领有指挥作战的经历。总之，我大清朝出兵安南，必获全胜，请皇上速下决心！”
“恕我直言，此仗万万打不得。”
又一位大臣从队列中站了出来。“为什么？”
嘉庆帝问道。“我皇圣明，臣以为这仗不可打的原因如下：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敌我双方的情况如何呢？臣以为，第一，我大清出师征讨，是劳师远征，天长日久，人困马乏，而敌方则以逸待劳；第二，出师征讨安南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军需补给，而我南方地区及安南北部皆为山区，山高岭崇，坡陡沟深，交通不便，运输不利，军需供给相当困难，如解决不了军需供应，军队势必会出现抢掠民众的现象，这必将弓愧人民的反抗、不满；第三，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大清朝的统治受到川、楚一带白莲邪教的威胁，我朝费时九年，灭了这股贼众，但为此我大清花费白银不下亿两，造成国库亏空、财政吃紧；第四，这……第四……”
“第四怎么样？”
嘉庆帝问道。“臣不敢直言。”
“朕恕你无罪。”
“谢皇上，臣以为这第四，就是我大清朝的军队在镇压川、楚白莲邪教的过程中表现不佳，并不是威武之师，而是纪律松懈，装备不良，战斗力虚弱，凭这样的兵力出师远征，臣以为取胜的把握实在渺茫。”
嘉庆帝听得这话虽然感到有点不自在，但也确实让这位大臣说到了实处，只是自己不便说出，想想确是实情。就那乌合之众的白莲教徒，起初势力并不十分强大，按说，大清军队一到，他们还不作鸟兽散，然而其势力却如燎原之火，最后整整烧了九年。
嘉庆帝理智、审慎且极为克制地处理了同安南的关系，谕示两广总督吉庆道：“海盗夷匪，得受该国王称号，其出洋行劫，其国王并非不知情，若令会合拏贼，彼绝不肯听众，但若出兵征之，则劳师苦民。且内地民人出洋为匪，尚不能官为禁止，何况外夷。尔等可与安南交涉，并于洋面严以会擒，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何国何官，一体逮拿，当即正法，毋庸解京。”
后安南内乱，皇上谕令绝不干涉其内政。安南双方俱解海盗至大清，海疆于是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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