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母的婚姻·童年·异乡·惊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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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父母的婚姻</h3>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国北京有名的协和医院出生的。当时的北京还称为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定都北平后，才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
祖父是商贾，年轻得志，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在任时认识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于是两人相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姊妹。其后陈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分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13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而父母年轻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然后自广州到古巴。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亲自告诉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到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遇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卷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过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姊妹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者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40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庆昌，他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1949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总部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伦婚嫁，决定不与公司同进退而留守沪滨。20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风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风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诅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地已80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容。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于日军控制前，曾和母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处。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祖父去世时年仅38岁，据祖母告诉我，祖父对于当时的香港电车公司有兴趣，认为这可以在广州发展，有利广州市民，于是认购了大量香港电车公司的股票，并规划在广州市发展。可惜当时民风保守，对于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电车取代坐惯了的轿子和人力车，一般人似乎还不能接受。祖父举债买大量股票，到年终时要还清债务，找了平时认为知己的亲友想借些银钱过年，但都被婉拒。其实当年祖父有房地产做抵押，又有其他物业，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轻气盛，一时想不开吧，便从自己的住宅五楼跳楼自杀而死。
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因为她是小脚，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但人己从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了一个大家庭，虽有产业，但孩子们都未成人，只好负起一切责任。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特别安排把年仅13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育。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年轻丧父，又被寡母送到异邦求学，这一切我想在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常伤痛。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因为要节省费用并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外祖父才给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
<h3>童年</h3>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母亲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国留学，母亲因为喜欢音乐和绘画，因此又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英国母亲和一位贵族发生了感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当时外祖父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那时两国还没有大使），便差人到欧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接回古巴任所，并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终身大事。母亲本来不肯，后来外祖父与她约法三章，让她婚后再到欧美读书，父亲也是在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父母亲到了华盛顿，大概父亲还想拿一个博士学位，而我的大姐陈静宜就在华盛顿出生。这是陈家和廖家的第一个孙子，虽然不是男孩，但两家都非常兴奋，要父母立即回国，因为担心小夫妻不会照顾孩子。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cite>99lib.</cite>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footer></footer>，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00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h3>异乡</h3>
父亲在北平做过英文日报编辑，好像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该报做事，后来又在北师大做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父亲和叶先生都是留英学生，不过叶先生比父亲年轻，我们喊他乔治叔叔。父亲入外交部时，我们还是未入学的小孩。记得他曾到缅甸做领事，我们全家大小一同从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长，好像是因为外交部没有经费，我们在那儿只过了大概一年，又转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学。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一年级。
我记忆中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像是一片动物园。也是英法人逞强称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亚洲到处是殖民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时称逻罗）不是殖民地之外，其余地区都是英、法、德、荷等欧洲国家的属地。白种人至上，黄种人受尽种种歧视与压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受侵略者的驱使。第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了，但外人在当地的潜势及遗毒根深蒂固，以致许多地方的英雄豪杰虽有志革命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谈何容易。
印度当年是英国属地，缅甸也是英人势力范围，所以该地英国色彩非常浓厚，马来西亚也是英人天下，该地的橡胶园使许多在英国根本无法谋生的英人，摇身一变而为百万富翁。
我中学读英国名小说家毛姆（Somerest Maugham）所写小说，更佩服这位作家对于那些假仁假义的英国绅士入木三分的描写。毛姆小说的取材大部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故事中的角色就是那些人面兽心的殖民官和小市民，加上那些在英国无法立足的男盗女娼，从小故事中反映人性的黑暗面，读后使人拍案叫绝。
我初次去印缅和东南亚时年纪太小，毫无印象，但第二次大战后旧地重游，更亲见了那些殖民地的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那段辛酸的过程。
父亲在仰光做外交官，我们有机会到附近地区游览，我们去过印度的新德里，也去过新加坡及吉隆坡。印度的贫困使我对印度人充满怜悯。这个民族有几百种语文，多种宗教，满街都是乞丐，到处向人伸手要钱，使人心中起恶感。
但印度却有古色古香的庙寺，庙寺外面有金顶，表面也是珠镶玉砌，千百万黄金去敬鬼神、大街小巷却挤满了叫化子，清早还可以看见清道夫收拾夜间热死、饿死或病死的男男女女。但英国的绰士淑女，却日以继夜地在不准有色人种进去的俱乐部里饮酒调情，在马场上一掷千金。
马来西亚地区又是另一番情调，我们也去参观过许多橡树园，主人与工头多是白人、工人是土人。热带淋很易生长。二次大战以前，东南亚出产的树胶是世界有名的。马来西亚果树特多，且因气候温暖，无虞饥寒，因此马来人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天性，但不似印度那么悲观与迷信，虽然同是“大英帝国属地的顺民”，马来西工人是比较乐观的。我和父母乘开蓬汽车游览果园时，猴子从树上伸手把我头上戴着的一顶草帽取去，马来西亚司机大笑，我很少看见印度人开怀大笑，但马来西亚人却有点乐天知命的性格，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仰光住了几个月后，父亲又带我们去越南，我记不清楚，似乎父亲有事到越南公干，于是母亲领着我和姐姐也一道去，记得我们曾去河内和海防，后来又去西贡。越南是法国属土，一切都是法国风味。法国人最会享受，从前如此，现在也没有改变。他们把越南也花园化，的确别有韵味。但因此也使越南人学会了许多法国人的贪污和风流，好的没有学，坏的却都精益求精，这或许就注定了越南的命运吧。
我记得母亲在河内和西贡有些亲朋，他们带着我们到处去观光，母亲似乎非常高兴，玩得很开心。母亲说得一口标准法语，当年又是一位飘飘的美人儿，因此大家都设宴欢迎她，我想越南之行，母亲心情非常愉快。其后我在二次大战后与陈纳德将军再去越南，又是一番滋味。
再说说我们在缅甸首府仰光的生活。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很大，一部分是领事馆的办公室，一部分是我们的住宅。院子也很大，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尤以芒果树及木瓜树为多。园丁每天都把木瓜和芒果采下迭到厨房来。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大年纪，总言之，还未到上学的年龄。有一个广东老妈子带着我，我和园盯司机和门房（都是土人）学缅语，小孩子学语言进步很快，几个月下来我已可以用缅语交谈，但离缅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热带蚊虫既多，老鼠更大，每天晚上园丁把抓老鼠的工具吊上了食物，第二天清早抓老鼠的人来收拾被压死了的老鼠。那些老鼠好大，有些简直像一只小猫，可怕极了。我看过一两次，以后不敢再看。到现在事隔数十年，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我是一个最怕老鼠的人。
缅甸华侨不少，他们常来找我父亲，谈些什么我不清楚。
不过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这些身居异国的华人，他们爱国心切，对于国事既肯出钱又肯出力，心地也非常纯洁善良，这是老一辈华侨的特点。他们在异乡做异客，受尽了异族的排挤，总希望政府替他们出口气，可惜政府当年内忧外患，对于这些忠贞侨胞也就无法有多少援助。缅甸侨胞多半是米商，有些经济情况很好。父亲左等右等，不见外交部汇款发薪时，有些侨领就愿解囊相助，但父亲觉得这有失国家体面，只好心领而婉谢了。
还有缅甸的壁虎也是一绝，其大无比，夜间出现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我最怕它掉下来。因此我们每夜都放蚊帐，一则可以防蚊虫，二则可以避壁虎。
缅甸人与印度人大有分别，虽然他们是比邻，缅甸人爱好和平，而且比较友善。
父亲因为常常接不到薪金而闹穷，领事馆的开支又大，常常要求外祖父接济，在任不到两年，请求调差，到底内情如何，我不清楚。总言之，父亲第一任的外交生涯很短，离开缅甸后，我又跟着父亲回北平。父亲再入教育界当教授，他是一个内向的人，培育青年是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确造就了不少出色的青年，我想这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大安慰。
<h3>惊恐年代</h3>
母亲去世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战乱年代。她死时只有45岁，是子宫癌。当时香港虽然还未被日军占领，但已人心惶惶。
子宫癌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已不是不治之症，但50年前却算是绝症。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安排把母亲安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该坟场大门前有一对联，文曰：“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数年前我们姊妹6人又再把母亲的墓地重修重建。母亲在时我们年幼未能尽孝道，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心痛不已。
我做学生的年代和一般流亡学生没有两样，是在战火和炮轰中度过的。在北京念孔德小学时，便逃到香港；在香港的圣保禄女中和真光中学完成学业后，又逃到大后方读岭南大学。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都是避难兼读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很穷，没有什么好比较，虽然过着“出无车，吃无肉，居无屋”的贫乏生活，反而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并不觉得太苦，倒是常常听到一些沦陷区的状况，以及日本人对沦陷区老百姓的残暴手段。和那些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苦难同胞及那些做地下工作、被日人施以酷刑或残杀的爱国分子和斗士相比较，我们是较幸运的了。
日本侵略中国，又在发动对美战争的同时（珍珠港事变），也进攻了英属香港。当时香港政府对日本的抗战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星期。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机群猛炸香港九龙的启德机场，3天之后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整个九龙也被日军控制了。
当时，我们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在美国旧金山当领事，我和四个妹妹都在香港铜锣湾的圣保禄女中当寄读生。那天早上，我们寄读生部在梳洗穿制服准备上课，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第一响沉重的隆隆声，一响接一响，随着又是高射炮和机关枪的尖啸声，每次剧烈的爆炸声之后，宿舍的楼房就随之震动起来。房外、房内、走廊上人声嘈杂，收音机的声音很大，播音员用英语又用粤语大声广播：“香港居民注意！大家注意！今天不是演习，我们已面临战争，日本飞机来袭，请大家到防空洞去！”播音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的警告，当然警报的呜呜声也不断地响着，混在炮声中更为刺耳。
修女们开始指挥我们数十个住校女生，要我们赶快到地下室去——那就是我们的临时防空洞了。我从衣柜内拿出了一件暖和的外套，又为几个小妹拿了毛线衣，全部集合在长廊上，修女何着急地说：“你们还不快快地走，快！快！快！”
通过楼梯平台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对岸九龙的浓烟，只好你推我拥地往地下室飞跑。
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湿得令人窒息，我们都坐在木板凳上发抖。虽然在地下室，仍可听到炸弹爆炸声、机关枪的扫射声，每次地动山摇的爆炸后，一股股灰尘就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地下室只有三两盏昏黄的灯泡，受到震动后摇摇晃晃好像就要掉下来的样子。当时只有五六岁小妹妹香桃吓得哭了起来。修女手拎着念珠，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祷告，我们向圣母玛丽亚祈祷，不停地呼唤着我主耶稣，我们的喉咙有点发干，声音也愈来愈沙哑。时间过得好慢，木板凳却变得愈来愈硬。
大概是夜幕来临，轰炸暂时停下来了。修女领着我们上楼，来到餐厅。大家急忙排队上洗手间，又累、又僵、又饿，虽然餐桌上只有白面包和牛奶，但饿了近12小时之后，大家都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地把一切吃个精光。
接下来的景况可用“每况愈下”来形容。第一、第二、第三天修女院院长还对英军有信心，她说英军会把日军打退的，但到了第四天，外面传来消息，日军不但占领了启德机场，而且已在九龙登陆，半岛已全部被日本占领了。
香港的情况仍不明朗，据说英军还在抵抗，而日本飞机每天仍目中无人地抛炸弹。我们每天大清早起床，穿上暖和的外套，到地下室避难。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校中的存粮不多，我们的食粮来源短缺，校中女工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店铺求情，请他们卖些罐头、饼干和面包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我们晚上睡觉的常常因为吃得不饱，肚子饿得睡不着。
我们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面包和一块饼干，罐头牛奶放点糖，再掺点水；晚上睡觉前每人半碗米饭，放点酱油。没有尝过饥饿的人是无法体验到饥饿的滋味的。
圣诞节前三天，一枚炸弹投落在我们<var></var>学校的一座建筑物上，那就是离开我们避难所不远的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室。房子倒塌了一半，水塔也被炸坏了，没有自来水，水源几乎断绝，还好校内礼拜堂侧有一口井，学校的女佣每天大清早和黄昏冒着被炸的危险去挑井水。因为水源奇缺，我们连洗脸和淋浴的水都没有了。一个脸盆盛放着半盆井水，六七人共用。一个水桶有半桶井水，那是救人各用一勺来冲凉（广东话洗澡之意）的。
学校女工是我们唯一的包打听，她偶尔走出校门去探听消息，消息很坏，据街坊传说，日军不但占领了九龙全部，而且香港的浅水湾、深水湾，以及山顶的英国人住宅都已被全部占领，又说很多英军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营，又说许多外国人（如法国人、德国人等其他欧洲人）都被召集到九龙的半岛酒店，等待遣散或处理。女工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她又听说不少以前在商店内做店员或小老板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军的军装，原来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间谍，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是香港的统治者了。
圣诞节前夕，轰炸停止了。跟着来的是恐怖的沉寂，传说英国人已全部投降了。
午夜修女们领着我们40多个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祷。那时不知道是电厂被炸，还是停电，总而言之，我们只靠点蜡烛做火光。我们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别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数点星光。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暗自问道：“上帝啊，圣母啊，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吗？为什么不来救救我们啊？”
12月25日圣诞节，信奉基督教的教徒该是个欢乐的日子，但那一年真是个充满苦难而又倒霉的节日。
日本统治者宣布英国正式投降了。日军进入香港接收并维持秩序，不少地区有人放火和偷抢食物，有些地区秩序很糟糕，日军杀人、强奸又抢东西，不少暴徒也乘机打劫。
圣保禄书院是属于比利时修女管理的，日本人并没有对比利时宣战，而且这个修道院一无所有，只有几名修女和我们这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但谣言满天飞，听说残暴的日军不但强奸妇女，而且用刺刀和利剑杀人……我们听了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从圣诞节到新年，我们都躲在宿舍里，虽然可怜，但至少我们不需要再整天坐在地下室的冷板凳上了。外面的消息说日本兵扛着枪，有些拿着刀，到处横行，占领了不少豪华住宅，又说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农村人，没见过抽水马桶，他们还喝抽水马桶的水。
躲在宿舍内我们唯一的消遣是读书、读圣经，但外面时有枪声，也可以听到日本兵的呼喝声，还有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替他们做帮凶、做翻译，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喊的“汉奸”。我们知这日本人正到处抢夺，他们哪一天会到我们的校舍来，那是时间问题了。
大概是新年过后的第三四天吧，日本人来了。当晚我们刚刚准备上床睡觉，门外有人呼喝着日本话，而且用枪杆打大门，修女们要我们赶快上床，盖上被子装睡，女院长领着两位修女、两位女工前去开门。修女吩咐我们不要乱动，躺在床上，不要出声，但我们都在被中发抖。
在床上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皮靴声由远而近，有人在喊道：“他们上来了！”
不一会儿，10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后面跟着两个中国翻译，他们就在我们睡房外面的课室。而课室本来是会客室，现在为了集中管理，改成了我们日间唯一活动的地方。他们对修女问了些话，然后那翻译说开门，那是我们睡室的门，门打开了，他们走了进来；我闻到酒臭味，并把头缩在被窝里偷看，我看到他们的皮靴，沾满着污泥。修女把我们珍藏着的手表、自来水笔（那时还没有圆珠笔）从柜里拿出来，用颤抖的手奉送给那些无赖。
他们和翻译咕哝了几句。翻译说：“他们还要。”
修女说：“都给你们了，没有了。”彼时，修女脸上流着汗水。
日本兵把手表凑到耳边去听那声音，又把墨水笔扭开来查看一番。他们仍在嘀咕着，他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了，商量了一会儿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在室外，翻译大声对修女说：“他们明天还要再来。”
当时我心想：明天，明天，后天，后天，还有多少个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难民的明天、后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难道这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该受的折磨和灾难吗？
后来学校门口多了一位宪兵守门（可说是守卫兼监视），任何人出入都得经过这道关口，而且还得向那些日本人鞠躬行礼。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我们要受英国人的歧视，因为我们要逃难；现在日本人来了，我们又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于是，我决定，我们非逃走不可，不然一辈子的命运只有被别人摆布。
1942年正月中旬，大姐静宜和我们联系上了。她1941年底刚在香港半山的英国人办的圣玛利亚医院护士班毕业，毕业后就被医院留在那儿工作。香港沦陷前后我们无法联络，也不知道她的情况。1月中旬她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说她还好，但要留在医院工作，照顾伤兵，暂时无法到学校来相聚。我也托人带了信给她，算是互报平安。
后来大姐知道我们宿舍的粮食短缺，有一次设法从医院里托人带了些杂粮给我们，但杯水车薪，只够我们打牙祭；而且也只此一次。我想她每天也只能吃个半饱，无法再有剩余粮食接济我们了。
日本人对我们这群无辜的修女和学生算是特别施恩了。
我们领到每周发一次的粮票，到指定的地点去领粮食。粮食很简单，有黄豆，包心菜和一些沙子混合的米，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拿到半瓶花生油。每次女佣人带着空瓶子出动，拎着盛着油的瓶子回来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就像被邀请去吃喜酒一般。若是拎着空瓶子回来我们就很沮丧，因为整个星期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的豆了，吃加点盐、和着沙子的粗米饭，改一天又换个口味，吃使人想作呕的又黄又老的包心菜。有些店铺在日人的统治下又重新开张了，但物价很贵，修道院又穷，偶然买得一两斤肥猪肉或者腊肉，那就是大喜的日子了。
有几个学生和家人联络上了，她们离开了修道院，到后来只剩下我和4个妹妹。人口少了，我们就稍微安定下来，每天想办法，希望拿到离港证。香港已成孤岛，日军不准年轻力壮的人离境，因为他们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妇孺假如有领队，是可以拿离港证的。修女们是死守阵地不走的，因为没有接到命令，但爱护我们的修女也千方百计协助我们逃离这个非人生活的环境。
1942年3、4月间我们拿到了离港证，也和大姐相聚（虽不是欢聚，但可以一起共患难）了，真是如获大赦，终于可以逃离开这个充满杀气的孤岛了。
逃亡是多么可怕的名词，但在那个时候，能够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为有些人是根本不准离开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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