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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虽然浩荡,乃至于还是大隋天子要出行,但刚刚建成部分通车的长安至大和城高速公路,却没有进行封闭行驶的管理模式。如此安排,自然也是我的强烈要求。
说到底,我更想通过这种不同以往的出行方式,去直接观察大隋高速公路现有车流之状况,这将决定大隋三纵四横高速公路网以外的高速建设之进程。同时,也将直接决定大隋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面,还有没有铁轨这种物件儿存在的意义。毕竟有些时候,光听他人的汇报,是根本看不到实际问题的。
也没别的,通过各种渠道,我已经大致听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发展时间,还是从无到有,可汽车交通这种新生事物,已经逐步进入大隋百姓的视野,甚至已经占据了大隋交通运输工具中的半壁江山。
有一说一,汽车最终完全替代马车,这肯定是可以预见的。但就因为这个发展时间太短,也过于迅速了些,即便有大量的基础数据佐证,我的心中还是存在诸多的疑惑,更有太多的担忧。
所以,一路行来,我的目光是一刻也没有松懈。直到看过了太多的过往车辆,其中不乏各式汽车的踪影后,我这才彻底舒了一口气。
嗯,这基本上可以证实,不是下面的人要刻意讨我欢心,故意捏造一个事实,还用***一样的东西,来获得我的认可。而是大隋的汽车工业,确实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以往我所判断的,汽车将和马车长期共存的情况,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偏差。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促进大隋之汽车产业突飞猛进,直接***一般发展呢?想来想去,我也只能归纳为经济繁荣的必然产物了。
这便有人好奇,不管怎么说,大隋也只是个彻彻底底的农业国家,即便有我这些年对商业的持续鼓励,可受限于条件,肯定繁荣不到哪里去,怎么也不可能比后世天朝建国后的条件要优越。更何况,还经历了这么多年白色风暴的洗礼,试问大隋百姓又能富裕到哪里去?
当年,天朝自力更生所成立的国营汽车厂,最终陷入绝境的原因,究其根本就是市场需求量太小所致。我怎么可以胡说,大隋的汽车产业十分繁荣昌盛呢?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胡说。首先,有一个先决条件,各位必须认可。虽然历经安史之乱,包括吐蕃多次入侵,导致大隋国力疲软不假,但底子是一直存在在的。不管怎么说,在这百十年间内,大隋也有过贞观之治,还曾达到过开元盛世之顶峰,对吧?
换个说法,就是当年的大隋国家虽然很穷,但部分民众却是不穷的。最多,贫富差距巨大罢了。所以,其实有少数人极其富裕,这和解放以后国家真正一穷二白,乃至于百姓都十分贫困之现状,就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
说到底,安史之乱是祸害了不少大隋百姓,更祸害了不少的富人阶层。但是,没有祸害到整个大隋全境的程度。更多的富人阶层,还是基本上毫发无损,更没有人卷带大量的财物,直接跑路去了宝岛,对吧?
这些东西,同样有证据表明。一个本朝叫做韩愈的文人素有才名,更喜欢给别人写碑铭,坊间就流传了韩愈前几年给别人写碑铭的一些故事。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
那么,韩愈写这些碑铭时,获得了多少酬劳呢?在王用男人一事上,韩愈获得了“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的润笔费。而在韩弘一事中,直接获得了“绢五百匹”的润笔费。
马匹在大隋的市场价格,我同样可以列举故事来计算。在玄宗皇帝时,曾和突厥有过这样一次互市贸易,即突厥人提供一万四千匹战马,可从大隋换回五十万匹绢。换算过来,也就是三十五匹绢置换一匹战马。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回纥也曾屡次遣使,并以马和市缯帛。只是,此时的价格已经猛增,即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则数万马。
这也就是说,在安史之乱以后,大隋和回纥人换马交易中,马匹价格已经达到了四十匹绢才能置换一匹战马的行情。至于我一直在提的绢之价值,在当时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一匹绢“直钱八百”。折合过来,就是一匹战马,其价值已经超过了三十二贯。
当然,战马不同于民间使用的驽马,售价自然要高上很多。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问题。这种交易说白了,其实就是大宗的物资采购和交换,其实际的价值,自然是双方都要给出巨大的优惠条件。但总体上来说,大隋其实是占优的。否则,按照大隋人的个性,也不可能一直去当冤大头。
而且,在王用男人一事发生之时,大隋对吐蕃和回纥的国策,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即已经在执行我的经济封锁政策,禁止大隋官方和民间与吐蕃及回纥的一切战马及相关产品之交易。
也没别的,马和羊是游牧民族的基本产业,我不允许购买这两国任何的相关产品,还要靠食盐、香皂和丝织品去赚回其有限的其他资源,就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顺差问题了,我是要把这两个国家给活生生拖死。同时,也是为了拉动内需。毕竟,大隋不同于后世之大宋有天然的缺陷和短板,也不是不能产马,只是没有吐蕃和回纥马匹廉价罢了。
所以,即便在长安守卫战以后,有我所缴获之大量战马售于民间,也有国内大量的养马基地重新应运而生,可伴随着我的这种高强度经济封锁政策,大隋民间的马匹交易价格,同样也是与日俱增。现如今,一匹成色上佳的好马,基本上达到了四万隋币的实际成交价。
也很显然,王用赠送给韩愈的马匹,也肯定不是一匹成色上佳的好马这般简单,而是一匹上好的良驹。毕竟,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韩愈这厮不止爱马,更在相马界颇具名声,也曾经写下过《马说》等等文章。试问寻常之物,又怎么可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开个玩笑说,一匹上好的良驹,又怎么可能只价值四万隋币呢,对吧?就算只计算四万隋币,也不考虑白玉腰带的价值,折合成后世的人民币也快接近二十万元了。
而轮到韩弘事中,韩愈的收入就更加清晰明了,直接获得了四百贯润笔费。这要再折合成人民币,估计各位都要惊掉下巴。没错,直接接近两百万元,也就因为韩愈帮别人写了一篇碑铭。
有一说一,这两个故事,在大隋朝肯定不是个案。包括韩愈这厮写过的碑铭,肯定也不止这两篇。同样的道理,给大隋富商权贵之流写碑铭,赚点“少许”润笔费的文人,也肯定不止韩愈一个,对吧?
那么,为什么韩愈,乃至于大隋文人之润笔费会如此高昂呢?社会风气如此,有钱人愿意花些钱帛装点门面,这只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大隋这些有钱人,也实在太他娘的有钱了。包括韩愈的名声很大,也着实太他娘的难请了些。
要说有钱人有钱,说起来很拗口,理解其实却很容易。我再有钱,社会风气再流行,如果超过了我接受范畴的东西,我肯定也不会买单了,对吧?说的再直白些,我月薪一千元,你要我买苹果手机,除非是傻子,我才愿意掏钱。
难不成一个正常人,就为了修个祖坟,甚至是修个男人的坟墓,要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去卖器官吗?所以,能掏两百万请人写个碑文之辈,究竟有多富裕,各位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这里,想来各位也都明白,我为何这样热衷劫富济贫,总在大隋有钱人的头上做文章了。没别的,大隋的贫富差距,着实太大了些。
好吧,关于韩愈这厮,为何他娘的难请呢?其实在以前,我已经多次阐述了,轮到现在,不妨再次啰嗦一二。
嗯,好似必须先回到韩愈现在所担任的职务上了。在前几年,我偶然听到了韩愈这个名字,也就因为《马说》那篇文章,而一向惜才的我,就将其从连州阳山县令直接调回了中枢,并担任国子监博士。
在长安大学改制后,韩愈就成为了长安大学教导处主任兼教授。至于月薪嘛,也就是一万隋币。没错,你确实没有听错,韩愈一个大学的教导主任兼老师,再是副部级单位,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四万多人民币,年薪直接超过了五十万。
否则,我何以敢信誓旦旦的说,大隋从来没有亏待过当官之人,奉行的也一直是高薪-养廉之国策。轮到现在,肯定还要加上一条,大隋同样没有亏待过教师和医生这些群体,他们同样是受人瞩目的角色。
不止社会地位崇高,还有切实的福利和待遇保障。至少,没有哪个医生现在敢说,我不是靠技术吃饭,而是靠卖药吃饭了。也没有那个教师敢说,我不去开培训班,不想方设法在学生身上赚钱,就活不下去了。
也就因为有了这份福利和待遇,别人请韩愈写篇碑铭,价格才会如此高昂。说到底,我年薪五十万,以后退休后还有高额的养老金,即不愁吃也不愁穿,你若拿不出打动我的东西,我干嘛要舔腚呢?传出来,肯定也有碍名声。
换个说法,如果你不是看上了我的名声,何以非要请我。写个碑铭嘛,又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读过几天书的人都成,你为何不去请他们?
所以,把这些事情结合起来,不论是大隋民间马匹交易量如何巨大,售价如何高昂。还是商贾权贵装点门面写碑铭的寻常馈赠,包括国家公务员,以及教师和医生这些人的待遇。
我们其实就能看出一个问题,大隋很穷不假,普通的劳苦大众也很穷,这还是不假。可同样有少部分人,是真的不穷,只是藏富于民罢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真是让人超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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