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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能力足够，信用合格的入围者，户部又该怎么选择呢？这自然就是竞标了。而且，还是明标。这个，又要怎么解释呢？我不妨举例说明。假如，户部今年规定的大米收购价是十文一斗，这些粮商就必须按照这个价格，去跟百姓收购。否则，除了取消当年的经营资格，还会予以处罚，并纳入失信行为。至于粮商交付给户部的价格，不管是十一文一斗，或是十二文一斗，都自己先琢磨清楚。反正，我就一条，价低者中标。
反正，也亦然。当市场粮价突破朝廷设定的粮食最高价后，户部就会开始向这些粮商供粮。假如设定的粮食最高限价是二十文一斗，粮商们也只能按照二十文一斗，开始大肆贩卖。至于跟户部结算，是十九文一斗，或是十八文一斗，各位也自己看着办。我同样会要求价高者得。
这里面的利润，也许会很薄。但是，在这么大数量的粮草供应规模面前，粮商的积极性自然会被调动起来。毕竟，这将是一个有固定收益，基本上没有任何风险的买卖。至于那些依旧还敢捣乱的万恶分子，自然就会成为朝廷重点打压的对象。
当然，这个粮食保护价的机制，暂时也只会从两京开始，逐步向全国推行。可即便如此，不说朝廷现有的太平仓、转运仓之流储存能力不够，还需要大规模扩建外。包括此番为了抑制住长安的粮价，朝廷一样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
抄没李辅国的府邸，国库获得大量之钱帛不假。可伴随吐蕃和回纥人入侵，也造成了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即便长洛高速公路的修建，内库可以掏腰包。但疏通河道、恢复生产，甚至是安置流民，我的心在善，也没有内库掏钱的道理。再者说，就算内库现在很有钱，也断然掏不出如此大规模的钱帛来。
到底需要多少钱帛呢？我不妨简单算个账。建设粮仓、收购粮草，要把长安的粮价直接压下去，至少需要数百万贯。吐蕃和回纥人入侵，所产生的流民，至少几百万之众，即便其他都不考虑，每人两贯钱的安置费，也同样需要上千万贯。还有呢？战死受伤的将士，我总需要安抚吧？有功的将士，我也需要奖励吧？乃至于，这么大好的契机，我怎么可能放弃全面施行军改呢？可是，若没钱，我怎么去改，又怎么去养兵？
所以，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若说我先前调侃内库，银行从不吃亏。现在的我，是真心希望大隋朝有个银行就好了。
得嘞，银行这个东西，现在肯定都是空谈。仆固怀恩没有解决，我也没有心思来鼓捣这些。但解决燃眉之急的法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募捐。
我的大致想法，就是昭告天下臣民，因为吐蕃和回纥入侵，导致大隋多地遭灾。朝廷现今自顾不暇，同为汉家儿女就更应该团结一心，对抗灾难，群策群力。嗯，就一个意思，捐钱，捐物皆可。我也会在户部下面设置一个‘大隋慈善总会’的机构，就全权负责此事。
当然，这样的募捐，也不是我第一个在搞，更不是大隋朝立国后第一次搞。虽然，有大隋周报的舆论助力，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我就必须拿些干货出来。
什么干货呢？首先，官员必须做好榜样，强制均摊。换而言之，你只要拿了朝廷的俸禄，就必须捐款。至于多少，我不关心。但是，会直接影响你的升迁。
其次，自然就是赐官了。百姓中，凡捐钱物千贯者，赐朝请郎；捐钱物万贯者，赐同进士出身、朝议郎。而捐钱物前百位之人，届时我还会设宴款待，并公开表彰。
我的这个提议一出口，自然就遭到了礼部侍郎秦俊臣等酸儒的反对。而且，秦俊臣那厮，就差跟我当场骂街了。
他的意见，其实也很简单。搞募捐，没有问题，但不能赐官。因为这些行为，皆乃乱世之兆也。而且，还说了一大堆，无外乎就是什么能捐出这么多钱财之人，肯定是商贾无疑。而商贾走东闯西，互通有无,卖高买低，囤货而居，事事言利，不为而富裕，更难以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均以抑制打压为主。反正，口气和白居易很像。
所以，他就认为，如果让我这么一搞，就会让天下士子颜面无存，更是助涨了商贾的志气。长此以往，人人趋附，国之不国。甚至，还搬出了孔老夫子的话说，就是君子不器。
孔门七十二贤，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并不受到孔圣人的喜欢，远不如颜回。孔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孔子又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这句话，除了孔子对颜回的赞赏，其实多少都对子贡行商贾之事不喜。
不过，子贡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更是高超。更关键还在于，孔子也觉得自己的吃喝住行，多依靠子贡。这般说子贡，有些过分。于是，便有了子贡问孔子：“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这就是君子不器的由来。
当然，“君子不器”这个词，正解应该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做具体的事情。而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只是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本来，这个东西和募捐封赏商贾，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此时的大隋儒家学说，已极其兴盛。普遍的定义，则多认为君子不能言利。换而言之，秦俊臣的意思，就是让我不能为了一点微薄利润，忘记了国之根本。
要说这个秦俊臣，本是我亲手提拔的内阁宰相，此番不但不支持，还公开跟我唱反调。我的心里自然就有些不快了。更关键的还有，这厮竟然识破了我的用心，还把我的良苦用心，也贬的一文不值，这换谁能忍？
什么良苦用心呢？虽然，不良商贾囤积粮草，导致长安粮价高的吓人，也让我很是气愤。但有一说一，我更明白一个道理，保护耕种只是国之根本。发展商业，才是大隋繁荣昌盛的源泉和动力。所以，这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之所在。如此一来，除了提供更宽松的经营环境，若有机会提高商贾的地位，导致大隋子民重新认识商贾的意义所在，我自然乐意为之。
至于什么商贾难以管理，更不利于统治之流，我更觉得只是一个笑谈。因为，我只信奉一个正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在一个封建社会里，只要手里的军权抓的紧，商贾之流就造不了反。那个后世的沈半城、胡雪岩之流，便是鲜活的例子。
再退一万步讲，即便钻出一个富可敌国的金融世家出来，譬如后世所谓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流，又能如何？恐怕，我更有信心，通过经济的方式先掌握住大隋的命脉，还是没人能反天。
只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背景里，这种事情和这些考虑，也只能做而不能说。哪怕我是帝王，亦是如此。此番，秦俊臣非要点破，而我却不敢光明正大的公开反驳，脸色自然更是阴沉的厉害。
当然，心中不痛快，是不痛快。秦俊臣毕竟是我亲手提拔的宰相，再有不堪，我也不能现在就打自己的脸。更何况，这厮还是个老学究，尤重孔孟之道，在士林中的威望，较文修亦不遑多让。
说白了，文修我为何敢扳下去，除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还因为我找到了合适的替代品，可以弱化矛盾。这也就是秦俊臣，能够入得内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果，秦俊臣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我再次把他打倒，这个性质就更恶劣了。包括，我和大隋士人之间的矛盾，就可能真的无法调和。说到底，即便帝位稳固的问题，我不用担心，也总要担心大量的士人在我背后泼脏水，对吧？
所以，撵不走，还要让秦俊臣闭嘴，也不能弱了自己的声势，更要有理有据，让士人信服，当真有些为难我。
思前想后几许，我这才反问秦俊臣道，“既然秦相公说到了君子不器。那好，吾且问问秦相公，司马公曾言，‘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何解？”
我的意思就很简单了。没有子贡，孔老夫子的名声何来？恐怕，还没去周游列国，就先饿死途中了。你现在跟我说君子不器，怎么不先说说圣贤背后的物质基础呢？
秦俊臣一听我这般质问，自然不语。这厢，便又缓缓言道，“亚圣公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听到这里，我自然是哈哈大笑，感慨道，“孟夫子？孟夫子，尽爱胡说八道。”
这句话一出口，满堂顿时哗然。不管认不认可秦俊臣的价值观之辈，都觉得我这话有些过分了。
至于那个秦俊臣，更是须发贲张，脸色涨得通红，一口气差点没有缓过来，甚至跟我咆哮道，“圣人何做小儿之谈？”
我淡淡一笑，这才说道，“吾这段时日，又细细读了《孟子》一书。可是，看着不妨疑惑，秦相公不妨为吾答疑解惑一二。”
“微臣岂敢？”
“没什么敢不敢的。吾就问问汝了，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此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言罢，我再问秦俊臣道，“那依秦相公看来，吾方才所言，可曾有假？这孟夫子，是否尽爱胡说八道？”
“这。。。这。”
我挥手示意秦俊臣，也不必再说了，“如今，陇右、河东、京畿诸地百姓嗷嗷待哺，这也是事急从权之事，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如果，秦爱卿觉得吾的法子不好。那么，就给吾出个主意，只要能变出钱帛就好。吾也不要多的，就一千万贯，如何？只有爱卿现在拿出来，吾什么都如尔所愿。”
轮到这时，秦俊臣自然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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