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搜索 重燃中国梦想 天涯 或 重燃中国梦想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家及国际机构。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为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面对依旧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目前已放弃华盛顿共识，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面对金融危机在多个国家频频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重视经济的结构改革。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那20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最差的时期。不仅对全球化的幻觉破灭增强了，对华盛顿共识的醒悟也同样增强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但库珀没有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的深刻内涵。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处于“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状态。我在中央部委短暂工作过，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对中央政府的改革感到敬佩；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地方的创新感到惊讶；我接触到了中国顶级企业家，也接触到了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和普通老百姓，感到个人创业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基于我在国内外比较广泛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成功的模式，我将这个模式称之为“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那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在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时，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可能都没有中国政府如此强烈执著的改革意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判断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基于这样一个对经济根本问题的判断，中国政府积极提供“制度供给”；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具有激情和创新精神，面对异常复杂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社会环境，往往能找到一个与中央大政方针一致又适合经济全球化和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综合各种要素创造有效供给。中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创业，商业才能得到了发挥，亿万创业者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常规创新和革命性创新，勇于“创造性的破坏”，发动了商业领域的“人民战争”，培养着商业文明，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
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史闯入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制度因素最终被纳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发现，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这期间技术没变，由于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降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林毅夫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该文章的核心发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化可以解释约55%的农业生产提高，而化肥、农业机械和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则是次要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生产技术、资源的相对价格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一旦发生变化，人们就会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原有的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出现制度失衡；当存在制度失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不至于过高，那么制度变迁甚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制度的供给者可以通过集体选择来推动一项新制度的变革。不过，集体选择的制度变革有时会遭遇集体行动问题，如“搭便车”，可以克服这一问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制度的供给者也可以是政府或经济主体等。
按照诺斯的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有两个“集团”，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对方案进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这个模型的缺陷是忽视了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模型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理想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进行制度变迁试验，很难评价收益和成本，在成本收益不清楚的情况下，第二行动集团的加盟是有困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设计的改革，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后，才发现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企业还没有培养出来。同时，这个模型假设要求第一行动集团发起改革，第二行动集团来跟进。这否认了第二行动集团发起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造成制度变迁的多样性不足。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个“行动集团”，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几乎囊括了经济供给的所有主体，常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利益共同体。中央政府锐意改革，追求全体人民的长远福利最大化；各级地方政府推波助澜、主动创新，打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亿万人民勇于创业，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中国模式”能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根据萨伊法则“供给创造需求”，有效供给能够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提供投资机会，带来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用制度创新适应生产力革命，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制度下完成的。“中国模式”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它既有中央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创新，还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在“中国模式”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华盛顿共识”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中央推动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改革是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如果中国只有中央政府改革，那么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试验范围就会受到大大限制。
中国用分散区域经济来减少整体性风险，允许的地方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其他经济体制允许的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好。比如，英国经济很难有中国的多样性，因为伦敦占英国的经济总量比重达60%以上，其他地方经济无足轻重，所以，伦敦的创新就是英国的创新，伦敦的风险就是英国的风险。东京在日本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特色不明显，所以日本的经济多样性也是不够的。我1996年第一次到美国时，惊叹于各州的多样化；10年后，我在国内出差，发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和多样性要远胜于美国。无怪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说“在中国，到处都涌现出创新性城市”。
“中国模式”使“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至少完成了3个国际上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艰辛复杂，从1995年开始，中央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攻坚，1995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如“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和“改组、改制和改造的战略性重组”，1998年打响“国企基本走出困境”的战役。如今，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是“新型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国际舆论引人注目，其最有根据的理由是中国银行系统坏账达总资产的60%以上，已经技术上破产，要想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资本自足率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海外成功上市，银行系统获得了新生。中国农业银行将进行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IPO。
中央政府既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优势地位，又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制度创新的主导性，还尊重个体的创造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运动，尽管后来陷入“放放收收”的循环，毕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愈来愈重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对于那些创新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而言，经济发展更快。其他落后地区通过模仿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各地区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都在快速汲取经济发展的最佳实践做法。结果导致制度扩散的速度快得惊人，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短短两年内从安徽小岗村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这场变革波澜壮阔，蔚为壮观，使中国农村改革的速度震惊世界。除了《纽约时报》等几大报纸外，美国的大部分报纸是不太关心国际新闻的，除非是特别重大的国际事件。而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毅夫不是从国内听到的消息，而恰恰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消息，并敏锐地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在短期内成功已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体制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创新开始时成功，后来证明属于过渡性创新。乡镇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改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1978～1998年的20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成为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因此，尽管因素众多，农村工业化成了这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突破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造就出“苏南模式”<span class="" data-note="苏南模式是指江苏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所有制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发展。——编者注"></span>。然而，乡镇集体企业作为转轨阶段的微观制度创新，本身带有产权不清的隐患。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竞争不过以公司为更清晰的治理结构的民营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末出现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难，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在1997～1998年后持续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抓大放小”企业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创新，相当数量的乡镇企业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企业家精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h3>中央改革</h3>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里一如既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示了坚强意志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获得了巨大成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var>..</var>4年，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采取试错的方法，摸索前进。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清楚，对市场经济没有感性认识，对于价格体系的运作理解甚少，改革的不确定性很大。第二阶段，1984～1992年，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沟壑之间，中国巧妙搭了一座“桥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价格“双轨制”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和滋生了大量腐败，而且1987年价格“闯关”被“闯关”本身诱发的高通货膨胀预期打败，但总体上转轨是成功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第三阶段，1993～2003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这个阶段不再是渐进改革，也不完全是激进改革，而是激进的“整体推进”和渐进的“重点突破”相结合的阶段，在雷霆万钧之后是和风细雨。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阶段。针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和改革中遇到的“二元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重要的修补。与这4个阶段有关的是3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重要和经典的经济政策文件，那就是3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成功转轨的“三级火箭”，使中国经济体制上了3级台阶：第一级是商品经济，第二级是初步的市场经济，第三级是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若结合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现在回头重读这3份文件，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3份文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典文件，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我把这3份文件的要点罗列出来，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而是与读者欣赏其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性和原创性。
<h3>商品经济：理论创新</h3>
从1979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亿万个体从实干中学习，逐渐积累市场经济的经验。在这样实践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等于明确告别了计划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体制选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根本上脱离这个思维定式。所以对国际经济界来说，中国的这个决定带来的震惊，可谓是“石破天惊”，不亚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世界的巨大震撼<span class="" data-note="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让世界大吃一惊。他在登上“空军一号”飞往中国的途中，认为他的访问是“发现新大陆”之旅，后来他自己评价这次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后人用一句话评价尼克松，就是“他去了中国”。"></span>。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没有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强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抓到了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决定》作出了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该《决定》在理论上不光是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内涵，也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生产力是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必须适应生产力革命。
《决定》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了商品经济上，而不是其他要素上，是务实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全面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作了必要的过渡。《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有11项内容：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三、中国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就清楚指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它进行修补，而是需要对它进行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四、以往之计划经济的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六、“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八、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以摧枯拉朽之势，激励亿万人民从实干中学习，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涌现出来，其结果是从1984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针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的评价是赞扬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原理，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为长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意义极为深远。
<h3>市场经济：整体大于局部</h3>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商品层次上，对市场经济理解仅处于概念性的阶段。我记得当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来定义市场经济。至于什么是“市场”，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强调的是适应性效率。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市场经济无论在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上都比计划经济高。所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完美结合。
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整体设计。中国迫切需要从商品市场组成的平面体制走向由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组成的立体体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制定了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如果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是选择了当时较容易的商品领域推进，那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恰恰相反，不但全面勾画了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而且全面设计，闪电般地整体推进。2008年，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改革战略及其选择”的回顾与检讨》一文中说，“在中国改革过去15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时间内同时推出”。
尽管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只是部分完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但这次改革取得了整体大于局部的“米格-25效应”<span class="" data-note="米格-25效应是指，整体优化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苏联研制生产的米格-25喷气式战斗机，以其优越的性能震惊世界。然而，美国飞机制造专家却惊奇地发现：米格-25战斗机所使用的部件中竟然有陈旧落后的电子管设备，而其整体作战性能却超过了美国等其他国家可类比的战斗机。这一整体优化产生的效果，被人称之为“米格-25效应”。"></span>。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1984年以来，有了10年在局部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决定》共五十条，这五十条很解渴、很全面。可以把《决定》归为10个方面：一、改革的理论指导；二、企业微观制度；三、市场体系；四、宏观政策；五、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六、传统部门改革（农村经济）；七、对外贸易和投资；八、科技和教育体制；九、法律制度；十、改革的推动主体。这10个方面从供给方面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又关注需求管理，与强调需求方面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定》把科技和教育体制纳入经济体制改革范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留下伏笔。这些具体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全面推进。例如，中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大胆改革。人民币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稳定，约为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1982～1994年，人民币持续贬值，逐渐贬值到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1994年1月1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金融市场普遍担心人民币会大幅贬值，但中国政府显示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负责任的态度，冒着出口衰退的巨大风险，勇敢地将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持了将是“浙江人经济”，大量浙江人走南闯北，可以夸张地说，1/3浙江人在省内，1/3浙江人在省外，还有1/3浙江人在国外。本来缺乏商业传统的许多内陆地区，都被浙江创业家们搅动起来了。正可谓“浙江舞动中国，中国舞动世界”。在浙江，人们并不在意个人创业的失败。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办过8家企业，其中7家失败了，但最后一家让他变成了亿万富翁，因为他们知道，办一家企业的失败不算真正的失败。浙江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另外还有大量的较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正在寻求上市。
提到浙江就必须提到温州。温州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勇于开风气之先，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如今，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遍布着温州人拓展发展空间的足迹，享有“中国犹太人”的美誉。2007年温州人均GDP达到3730美元。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发展速度全国领先，“陆上温州”取得实效，以洞头县打造的“海上温州”规划宏大，国际化已经初见成效，具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优势。温州市坚持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出现了大企业“井喷”的现象。2007年，温州市拥有产值超亿元的企业641家，其中产值超5亿元企业70家，超10亿元企业33家，17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子快，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h3>中国的芝加哥：重庆</h3>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4个直辖市。直辖12年，重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区域形象设计中，整体形象简洁清晰，准确的区域形象定位反映重庆的战略地位定位。重庆和美国的芝加哥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的芝加哥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和城市转型的好例子。如果说上海相当于美国的纽约，那重庆就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
重庆正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的功能定位。重庆实施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和三个功能定位(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实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目标分三个阶段：第一步，2006～2010年，城市基础建设的成熟期和支柱产业的培育期。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工业投资；第二步，2011～2015年，城市的功能培育期和产业升级期，重庆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同时，重庆主城区出现都市型产业集群；第三步，2015～2020年，城市的功能发展期和主导产业更新期，完善与强化中心城区信息、金融、商贸功能，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工业。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将占总投资的50%以上。
重庆在努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同时，竟然“异想天开”，打破电脑制造项目只能布局在沿海外资投资区域的分布格局，跳跃式地整合和重塑了信息产业。2008年12月13日，全球著名的电脑公司惠普在我国设立的唯一一个集台式机和笔记本于一体的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正式开工，预计2010年正式投入运行。惠普在重庆建电脑工厂后，将对重庆信息产业发展乃至重庆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有望再造一个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惠普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后，台式机与笔记本电脑的年产量将达到400万台，年营业收入将达到320多亿元。该基地的建成和运行，有助于提升重庆信息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400万台台式机与笔记本电脑，不仅将提供给重庆及其他省市消费者，全球市场也将出现“重庆制造”的电脑的身影。惠普生产基地开工建设后，重庆还有望吸引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一大批配套企业跟进，形成整机加配套一体化的产业链，重庆市民也将体验到更完备、便利的电脑硬件市场服务。
<h3>中国经济未来的脊梁：黑龙江</h3>
黑龙江省厚积薄发，是中国经济“未来的脊梁”。黑龙江省具备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它是绿色粮仓、生态屏障、动力之源、制造工厂、文化熔炉、旅游胜地。大兴安岭生态区是“绿色粮仓，生态屏障”；东部煤电化基地是“动力之源”，“哈（哈尔滨）大（大庆）齐（齐齐哈尔）工业走廊”将是制造工厂，哈尔滨国际大都市是“文化熔炉”，全省都是旅游的胜地。
黑龙江省到处涌现出创新城市。哈尔滨市创造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国际冰雪节，而30年前，哈尔滨市只有在兆麟公园的冰灯会。2009年在哈尔滨举行的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点火仪式极具创意，运动员掷出冰壶，在冰壶的撞击下，燃烧的雪球飞向丁香花造型的火炬塔，点燃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主火炬。大庆市在一个石油之城上，竟兴起了一个服务外包产业，2006年商务部的领导也颇为惊讶和惊喜，破格授予大庆市为全国第13个服务外包基地；齐齐哈尔市把名不见经传的丹顶鹤塑造成准国鸟，切中中国文化对“松鹤延年”的千年向往；伊春市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中国印象派画家们的理想创作之地，拥有中国“天然大氧吧”之称；佳木斯市开展全民创业，颇有成效；牡丹江市培育全国“木业博览会”，初步造就木业集聚区；七台河市着力培育企业，“双叶家具”由一个小作坊成长为全国著名实木家具企业；双鸭山市整合资源，引入山东钢铁巨头；黑河市利用便宜的俄罗斯进口电力打造生产基地；鹤岗市抢先建立“黑龙江流域博物馆”，为煤城增添文化色彩；鸡西市打造生态旅游；绥化市开发绿色食品基地；大兴安岭地区建立“北极村”。
为应对日益凸显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黑龙江省按照主体功能区和经济功能区明确功能分区，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在区域经济联系，本着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资源环境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在近年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作战略和措施，形成廊带辐射互补、板块耦合互动的区域经济新格局。黑龙江省着力建设“八大经济区”：一、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区；二、东部煤电化基地建设区；三、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四、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五、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六、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七、哈（哈尔滨）牡（牡丹江）绥（绥东）对俄贸易加工区；八、高新科技产业集中开发区。
黑龙江省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植物、动物、生物质和中药资源丰富。全省共有高等植物2532种，野生脊椎动物599种，各种中药材物种856种；中药材种植、养殖品种40多种，中药材保护区36处。因此，黑龙江省具有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科技能力，提出将生物产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来抓，经过10～15年的努力，使之成为支柱产业，力求为中国的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提供强大支撑。2030年左右的哈尔滨“冬奥会”将是继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东北振新”成就和与世界交流的又一机遇。
<h3>个体创业</h3>
创业家是创造有效供给的微观主体。创业家的英文词是entrepreneur，也可以把entrepreneur翻译成企业家。但我感到，“创业家”这个翻译更贴切，因为创业意味着承担风险和变革。创业家大多数是企业家，但企业家未必都是创业家。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最早对创业家进行探讨的学者。早在1800年，他就创造了“创业家”这个词。他写道：“创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认为，创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均衡，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熊彼特着重研究个体与经济的互动如何引起经济变化。他强调创业家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给了个人几千年都没有的机遇。就个体而言，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所世界最大的学校，十几亿人民从实干中学习，迅速唤起了创业的激情。中国人的商业才干在过去30年里得到了培养，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从农村向城市，从沿海向内地迅速地展开。人们的创业激情和活力终于挣脱了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与桎梏，茁壮成长起来。从1989年起，民营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中单列为“私营企业”课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为“私营企业就业数”。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97年民营企业数为96.1万家，2006年达497万家，2008年接近700万家。由于没有很合适的定量工具，我用人均民营企业数构造了“中国民营经济创业指数”<span class="" data-note="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将成立不长于42个月的企业视为创业企业数目，在统计上用过去连续3年累计新增的私营企业数为某地区拥有的创业企业数。劳动人口选取15～64岁的成人，由此得到每万成年人口中的创业企业数量，称为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该指数偏重于新创立的企业，把创业人群限定在目前统计上的经济活动人口。由于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仅约为3年，我认为能够生存下来的就是创业企业，存量企业也很重要。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是长期趋势，老年的定义会不断调整，老年创业会逐渐成为潮流，成年人不只限定在15～64岁的人口。所以，从长期看，全部人口数更合适。"></span>。中国人均民营企业数量从1990年的近乎为零，增长到2008年的0.0045，年增长幅度高达25%，远远高于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中国创业精神的觉醒。从图3-12中可以看出，1990～2008年，该指数呈现爆炸性增长，在近20年里，翻了50倍。
个人创业已经形成大潮。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节目异常火暴，反映了创业已经逐渐深入人心。
民营经济已成为数量最多、比例最大的企业群体，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图3-13表明，中国民营经济1990～2008年期间，创造了近900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庞大的就业创造不仅为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找到出路，还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截至2008年年底，民营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增加值的50%以上，上缴税收占5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占75%以上。在从事跨国投资和贸易的2万多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到80%以上。中小民营企业正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完成了全国60%以上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已经从早期的加工、贸易等领域勇敢地向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
可以看到，每一个获得巨大成就的中国企业，其背后都有一个或一批具有勇气的创业者，例如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九，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创办谭木匠梳子连锁店的谭传华等。吴晓波在 href='1335/im'>《激荡三十年》中用他独有的深邃眼光总结道：“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从表3-6可以看出，中国个体创业前的职业分布在过去30年中总体保持了稳定。创业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农民、普通员工和个体户的创业群体占整个创业者的近一半，精明强干的创业者虽不一定有多少高深的理论知识，却个个都是实践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从各个职业岗位上渐次上路，带着渴望个人和家庭幸福、渴望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想，汇聚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时代创业大潮。在中国创业大潮中，是只有成功者没有失败者的，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感动。2008年《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精彩地总结道：“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梦’已经成为可能——不怕你穷，不怕你没有机会，你只要有梦想，有奋斗，有生之年你就有可能成就你的梦想。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潜能。”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预测中国创业家的成长，我粗略地把中国的创业家分为5代：
<h3>第一代：野蛮成长型创业家(1979～1992年）</h3>
第一代是野蛮成长的创业者。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之际，他们以谋求生存的本能和坚韧不屈的努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扮演了果敢无畏的拓荒者角色，如早期创业者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企业家中的思想家”冯仑纵横商业江湖20年，写出《野蛮成长》一书。在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第一代企业家创业的艰难，把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浓缩为“野蛮”二字。冯仑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本身还不健全，甚至根本就没有。由于当时的制度本身的缺陷（而这正是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带来了当时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当时没有《公司法》，做生意本身就会被当成‘投机倒把’抓起来，所谓投机倒把就是做买卖，华远的任志强就曾因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投机倒把’今天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可当时就是个罪，后来新《刑法》就没这个罪了。再比如，当初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公司法》，怎么判他出资不实？”
第一代创业家的代表是柳传志。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带领几名同事用20万元在一间小屋中创办了联想。在1999财富全球论坛上，柳传志表明了他的国际化战略雄心，“在1993年前后的时候，像联想、长城，这些中国企业没法生存，逼得我们痛定思痛，要研究到底我们凭什么去跟人家竞争。所以要研究人家的优势、劣势，联想就在1993年开始并于1994年年初进行重组，选了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重新调整队伍，然后自己内部宣誓要跟外国企业打一打，就从这一天开始起我们向外国企业学了很多东西，一年一年就做起来了。到了1996年，我们就跟外国企业，跟IBM并争第一了。到了1999年，我们占17%的中国市场份额，第二位的IBM占6%。如果你不跟外国企业学习，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光在中国称老大，电脑质量不好，你光当老大有什么用？”2004年12月，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事件，说明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做低端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制造者，通过收购IBM个人电脑，联想可以借助IBM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这显然比联想自己打造品牌更加便捷。2008年，联想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499位，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2009年，柳传志重出江湖，担任联想董事局主席，无论怎样，都显示出中国第一代创业家志在千里，勇挑重担的可贵精神。
<h3>第二代：潮流创业家（1993～2003年）</h3>
第二代是赶潮流的创业者。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义无反顾地加速转轨，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在政府官员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热。这些“潮流创业家”以对中国大趋势的准确把握，赢得商业先机。
商业机会浪潮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汹涌而来，“潮流派”得益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与第一代创业家相比，中国的企业法制建设有了从无到有的飞跃。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应该说，《公司法》是在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大胆借鉴、吸收了一些国际公司法的成果。但同时，注册资本的门槛对普通老百姓还是比较高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一）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三）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30万元；（四）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10万元。尽管如此，1993年的《公司法》仍开创了企业规范化建立和运行的先河。“潮流创业家”是中国公司制度的试水者和实践者，和之前的“野蛮成长”的第一代创业家相比，他们更具有公司治理结构体验和对股权的意识。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从24万家增加到300万家。
在这种大趋势下，谁先模仿市场经济中已经被证明成功的商业模式，谁就赢得了先机。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陈东升下海了，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远见，准确地预见到中国的发展趋势。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的商务用纸上，陈东升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992年12月14日参加日中经济考察团前夕，在岳母家，听内弟谈到组建保险公司一事，受到启发，带动自己也想组建保险公司之事。”仅仅两天之后，陈东升就构思了组建人寿保险公司的方案。1996年，泰康人寿成立。今天，陈东升领导泰康人寿，率先推出家庭保险产品，不断开拓创新，稳健增长，成为中国五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2009年“中国500强”的前100位，累计为国家纳税30多亿元，提供就业机会30多万个。从上海新锦江饭店的纸上“中国梦想”到成就未来世界十大保险巨头之一，陈东升演绎了一个“潮流创业家”的英雄史诗。
1995年，张树新和她的先生投资100万元在中关村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化网站瀛海威，张树新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她无愧于“中国互联网教母”的称号。1995年，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张朝阳带着18.5万美元的海外风险投资回国创建了爱特信互联网公司，以公司创始人的威望，执著地领导企业发展，“搜狐进化论”成为一个当代中国企业管理的风范。
<h3>第三代：全民创业家（2003～2029年）</h3>
2003年和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过两次修改，使《公司法》跳跃式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2003年《公司法》的通过为标志，第三代创业家诞生了，他们是全民创业家。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全民创业的浪潮。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访问美国的时候，高度评价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创业精神。在 href='8670/im'>《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写道：
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束缚下解放出来，迄今只有半个世纪之久，所以它的大富之家没有几个，而资本也很有限。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那样在工商业上获得过如此迅速的发展。今天，美国已是世界上第二海运国家，它的制造业尽管还要克服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但仍能每天有新的发展。在美国，经营大型工业企业没有困难，因为全国人民都参加工业活动，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愿意在工业方面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在你每天看到这个可以说并不富强的国家所举办的大型工程时，一定惊讶不已。美国人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才刚刚不久，但他们已使自然界改观而为他们服务了。他们已将哈得孙河和密西西比河沟通，并在陆地上建设了500多里长的道路使大西洋与墨西哥湾连接起来。几条大铁路，已在美国建成。但是，美国使我感到最惊讶的，并不是它的某些工业企业规模特别大，而是它的企业多得无数。……美国人使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因为他们全都在搞工业。
美国新闻记者泰德·费晓闻在《中国公司》一书中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企业发展方向的生动画卷。费晓闻描述了众多低消耗的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和13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并认为两者都是因为外国资本史无前例地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内部强劲的技术进步所致。费晓闻足迹遍布中国的工厂、集市、街道、商店、乡镇和城市，亲身感受到占世界1/5的人们正在谱写着中国式自由经济的生动故事。美国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观察到：
眨眼的工夫，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并开始规划如何让他们的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10多亿人所拥有的惊人潜力与创业精神不可阻挡地释放了出来。每次听到新开旅馆的业主骄傲地谈起自己的业绩，发现农民用积蓄创建自己的地毯厂，看见年轻人用从路边摆台球桌赚来的钱发展更大规模的企业，看见一个好求新知的农民买下当地所有的苹果园而成为‘果园之王’时，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各地中国人都在恢复传统，而正是这些传统帮助中国引领世界贸易、科学和创新长达几个世纪。
与托克维尔一样，令我震惊的不是中国有多少大企业成为世界500强，而是中国企业“多得无数”。美国的企业数目最多不过是600万家左右，在股票市场交易的企业约1万家。但中国目前就有600万家中小企业，还有20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比任何国家的商业主体都多。这个差别背后当然有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的企业数量自然应该多；但中国的人均民营企业数量在2008年还仅仅为0.0045，与美国在过去20年稳定保持的0.02还有4倍左右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创业的平均水平还很低，有巨大发展潜力。《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指出：“今天中国最需要创业家精神，也正在造就一大批新兴的创业家。”全民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多的企业数量，这导致独特的“中国式资本市场尴尬”。表3-7表明，由于中小企业基数如此之大，2009年进入成长型的企业至少20万家，符合深圳创业板标准的至少有2万家。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创业板的门槛是需要连续3年赢利，比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不需要赢利的最低条件高得多。如果每年有100家企业上深圳创业板，那么要上200年才能上完；如果企业发行高收益高风险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将无力应付市场的评级要求，投资者会眼花缭乱。
从1990年到2008年的19年中，中国民营企业共创造了9000万个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长不是通过企业人员规模达到的，而是通过企业数量达到的。图3-14表明，中国每家中小企业平均雇佣的人数一直稳定在15人左右。这个现象没什么奇特，在同一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家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稳定在20人左右。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国家战略，就是想通过增加创业家的数量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创业水平的正确选择。中国人口13亿人，如果人均企业数按2%计算，就大致可以有2600万个潜在的企业主体。每个企业的创业合伙人平均为2.5个，那么中国创业家的数量就是7000万人！而中国的注册公司约700万家，2008年人均民营企业数是0.0045，数量上还有翻两番的潜力，中国创业家有增长7倍的潜力。这个推理固然简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潜在企业家数量是全世界第一的。如果每2.5个创业家建立一个企业，就共有2600万个企业，假设平均各个企业能提供15人的就业机会，就是4亿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一半以上。
<h3>第四代：国际化创业家（2009～2049年）</h3>
第四代是未来的全球性公司的领导者和投资者。国际化创业家要适应中国制造从价格优势向品牌塑造的转型，坚忍不拔地培育国际化品牌。同时，中国高储蓄率长期内难以改变，流动性过剩加大通货膨胀风险，资金“走出去”是必然趋势和时代要求。“走出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种是间接投资，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中国企业需要超越跨国经营，直接进行全球性经营。可惜，全球性企业家还没有崛起。在《财富》500强中，各国500强企业中的比重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是基本相当的。根据我的预测，2029年中国经济将在总量上超越美国经济，那么2029年《财富》500强当中就应有100家中国的企业，有100位全球性的中国企业家。但2008年，位列《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家不到20人，在未来20年中中国要造就80位国际企业家，任务艰巨。
表3-8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拓展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营人才不足、经验不足和不了解海外投资环境。但老一辈中国企业家已经跨国开拓，留下许多宝贵经验。李东生率领TCL远征德国，付出惨重代价，为检讨失败而写下《鹰的重生》一文。在文中，李东生写道，“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要经历这场痛苦的变革！像鹰的蜕变一样，重新开启我们企业新的生命周期，在实现我们的愿景——‘成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的过程中，找回我们的信心、尊严和荣誉！”TCL跨国收购的意义在于开创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欠灵活的欧洲经营的先河。时代呼唤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家的冉冉升起。由于高储蓄率，“中国投资”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这就需要中国投资家开始起航。新组建的中国投资公司就承担了这一艰巨使命，怀着海外投资的中国梦想，成为中国国际性投资公司的先驱。
<h3>第五代：郑和式创业家和老年创业家(2029年以后)</h3>
第五代是郑和式企业家和老年创业家。中国在2029年后，“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逐渐由一个技术大国转变为科学大国，中国科学家将在若干领域发起科学革命。科学企业家也随着中国走向创新时代而崛起，他们是让科技与商业联系起来的复合型人才，知道怎样创办公司，擅长于与风险投资周旋。中国创业家敏锐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像伟大的航海家兼企业家郑和一样，勇于冒险，不怕失败，不断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引领世界商业和管理潮流。
与此同时，老年创业家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图3-15所示，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从建国初的20岁，将逐渐升高到2050年的45岁。古有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年创业颠覆“青春崇拜”，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65岁是人生经验和体力匹配较好的时候，退休意味着自由创业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彼得·德鲁克预言，老年就业模式将越来越重要，“人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比如50岁以上的人）不会像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全日制雇员那样一直工作，他们将以临时工、兼职工、顾问以及接受特殊任务等许多不同的新方式参加工作”。的确，体力在信息时代已经不重要，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将代替双手，财富创造最终要和体力分离。比尔·盖茨在《未来时速》中说，“我宁可活在今天而不是历史上任何时刻——这倒并不仅仅因为在更早的时代里我那一套技巧不会像今天那么有价值，以及我会是某只野兽晚餐的首选对象。工业化时代的工具扩展了我们肌肉的能力。数字化时代的工具则扩展了我们头脑的能力”。老年人依靠自己丰富的知识进行创业（如网络企业）的可能性变大，并且全球化又为这些老人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的机会，因此一些知识密集企业可能大量产生。
在世界上最大的“商学院”阿里巴巴，千万名网商从干中学习商业。十大网商之一的李棠华就是老年创业的榜样，他把小小的皮带部件做到了规模效益。
知识老人轻松跨入全球交易网络的门槛，走向维基经济的道路。“中国新经济”会为老年创业家提供广阔的舞台。
百度搜索 重燃中国梦想 天涯 或 重燃中国梦想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