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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学界，江平教授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就致力于我国法学思想和理论的转向，建构了一个初步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1985年他主持起草了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a></a>则》，成为我国“民法通则”观念的主要启蒙者和民法理论的奠基人。后来人们把他和我国另两位法学泰斗梅仲协、谢怀并称为中国“民法三杰”。《民法通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文献，第一次列举式地规定了一系列民事权利，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于1954年开始第一次组织力量起草自己的民法典<kbd>.99lib.</kbd>，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全部草案。草案以宪法为根据并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方针作过多次修改，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它强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对国家财产的特殊保护，但忽视了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应有的法律地位，再加上“左”的错误的干扰，这次起草工作中断了。1962年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第二次民法起草，于1964年7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由于受多年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该民法草案（试拟稿）无论在结构或内容上都比第一次草案倒退了。条文大多流于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讲义务，不谈权利；只讲通俗，不讲科学性等等。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又使“草案”束之高阁。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法的起草一直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当时形势，从1979年11月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草拟了4个民法草案。几年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也颁布了相当数量的单行法规。但是，民事生活中带有共通性的事项需要加以规定，这就促成了《民法通则》的起草。
1985年，刚刚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江平接受了起草《民法通则》的任务，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佟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教授、北京大学的魏振瀛教授成立了4<abbr>.99lib.</abbr>人专家小组。在起草《民法通则》前，他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民法通则”的意义和作用，解答了许多法学观念的难题。他的先期研究和大量的析疑解惑工作，使《民法通则》的制订、通过和实施得以顺利进行。
1985年8月他们完成了《民法通则》草案第一稿；11月，《民法通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根据委员长的建议和人大常委会<a href="https://.99di/character/7684.html" target="_blank">的</a>决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85年12月召开了有188名民法、经济法专家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的修改《民法通则》草案的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民法通则》的修改稿得以完成，并于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
《民法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利宣言”，它又一次赋予了中国人尊严。由于《民法通则》专家组的出色表现，江平、佟柔、王家福和魏振瀛在法学界被尊称为“四大民法<footer></footer>先生”。
1987年，值《民法通则》实施一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陶希晋说：“现在我们的刑法、民法、刑诉、民诉都有了，就差行<kbd>.99lib.</kbd>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了，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副委员长王汉斌听后立即说：“这事就交陶老啦。”会后陶希晋又建议由江平来牵头，于是由江平任组长、北大罗豪才和法大应松年两位教授任副组长的“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了，组员有法工委的肖峋等。当时江平想搞出一部类似《民法通则》一样的《行政法大纲》，但后来发现这很难，于是他提出借鉴民事立法经验，先搞一个行政诉讼法，以此来促进行政实体法如计划生育法等的出台。经过几年的工作，终于促成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出台。
江平的出色表现在法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给中央高层领导留下深刻印象。1988年江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兼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副主任。
20多年来，江平教授还主持或参与了我国其他一系列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他是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2001年出台的《信托法》的专家起草小组组长，参与了《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立法工作。尽管现在他已逾古稀之年，但仍担任着《物权法》和《民法典》的专家起草组负责人的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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