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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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东汉世家大族得人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bdi></bdi>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本书也把它归入此类。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籍的性质，但其身分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长久，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

 魏晋士族的社会构成，其类别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就每一个士族门户来看，它们发展上升各有其独特的经历，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家世源流久长也并非门户高低的唯一条件。

 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即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高平郗氏虽然发挥过极重要的政治作用，但由于未正式掌握过东晋国柄，故未计算在内。上述五族门户以其渊源及其它条件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一种是来自东汉高层的世家大族，严格说来只有谯国桓氏可以属此。桓氏为东汉桓荣之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孑遗，觍颜事仇，竟不敢追认先人世系，更不敢以门户骄人。所以桓彝、桓温完全同于新出门户，而且在新出门户中也是不受尊重的。

 一种是虽有旧族渊源关系，但先世阀阅可追溯至东汉者仅一两代而已。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父泽，伯父柔，总角往候郭泰，访以才性所宜，后均至二千石。王泽、王柔以上，则名讳仕履无闻。琅邪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及《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西汉王吉，但是疑信难详。所以《世说人名谱》只以王祥、王览之父王融为王氏第一世，而不再向上追溯，并谓融“辟公府，不就”，也就是说尚未得到官位。但是这也不确。据《晋书·王祥传》，王祥祖王仁，汉青州刺史；据《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王氏谱》，汉荆州刺史王睿是王祥伯父。这就是说，王仁有子融、睿，融虽辟公府不就，睿则仕至荆州刺史，为孙坚所杀。琅邪王氏王仁、王睿两代刺史，家世背景当始于桓帝时。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同郡临沂的王导“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认为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在东汉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也是符合事实，符合时人看法的。东汉末年，王祥于战乱之时扶母携弟避居庐江，至数十年之久，远离地着，其宗族虽尚或在原地，门户当已就衰。后来王氏复起，主要是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其门户的儒玄转化，大体都在曹魏时代。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来有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一类，其先世只可以尾附于世家大族之列，充数而已，而不能视为世家大族入魏晋以后的真正代表。

 <tt></tt>一种是魏晋新出门户，有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庾氏庾嶷、庾遁起于魏晋；其父庾乘虽汉魏人，但汉桓帝时为县门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为襄城令，亦难得入高门之列。庾嶷仕魏为太仆，庾遁诸子又贵达于西晋，庾氏始得为士族。谢氏谢缵仕魏，先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代表谢、庾门户的玄学名士谢鲲、庾敛，都始达于西晋或终于西晋。

 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东晋的当权士族，除桓氏情况特殊已另有论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出于东汉世家大族的所谓旧族门户。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东汉门户渊源可以探寻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分法。他在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1.41:1）一文中说，东晋五大门阀士族中，只有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两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又说这五族中只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可以说是“老的贵族”。案“贵族”是日本学者自内藤湖南以来习指魏晋士族的用词，“老的贵族”应相当于本书所说的“旧族门户”。对于谯国桓氏，Grafflin文未作说明，但在其所依据的他本人1980年的论文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Ph.D. Thesis，Harvard）第六五页的附表中，则将桓氏先世向汉代追溯到桓荣。他以桓彝为桓荣的第十世孙，而他所列世系中的第六世和第七世，有其位而缺其名。这里他于桓氏先世的诸种异说中采用了 href='1698/im'>《世说新语》庄引《桓彝别传》一说（案此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未将桓氏列入“老的贵族”。">。<dfn>９9liｂ?</dfn>

 东晋当权士族的门户背景，大体就是这样。

 不过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界线也并非长久固定不变。随着时日的推移，新出门户日益自认或被认为旧族。颍川庾氏虽属新出，但入南朝亦成旧族。《南史》卷二三《王琨传》谓桓修小女适颍川庾敬度，“亦是旧族”，即是一例。此处所论，只是就东晋言之。

 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新出门户多一重凭藉，多一份优势，因而也被认为高出一等。魏晋的社会观感本来如此。取代曹魏的河内司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门户自豪，东晋建立前后琅邪王氏以门高特受倚重，这些都非偶然。

 魏晋社会中流行的这种门户观念，被那些处在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着意渲染。在他们看来，旧族门户哪怕权势日替，其社会地位也要比大权在握的新出门户为高。《世说<dfn></dfn>新语·简傲》所载东晋中期陈留阮裕嘲笑陈郡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就是显例。

 阮裕所从出的陈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确较早一些。《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案阮氏自阮籍辈以上，可以追溯两代。阮籍父辈：阮瑀，少从蔡邕学，后仕曹操为记室；阮武，清河太守；阮顗，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内史）。阮氏这一代，以学行和官守论，均属儒学无疑。阮籍的祖辈：阮敦，仕履无闻；阮略，齐国内史；阮谌，杜笃《新书》谓为侍中，《阮氏谱》则谓其“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阮氏这一代以儒学出仕，也可概见。但是再上一辈，史籍就无微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辈就是从这种儒学世家转入<big></big>玄学家族的。

 阮氏作为旧族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世，并非承胤久远，累世不衰。这样的门户，在东汉也仅能尾附于世家大族，难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陈留阮氏的历史，比起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来，似乎只是大体相当。而这个家族在阮瑀以后，尽管名士辈出，但由于门风濡染，宦情似薄，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居位执政的人，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际上日趋衰落。虽然如此，放达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门户历史自矜，不承认其时炙手可热的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准此，在旧族门户中地位远远高于陈留阮氏的弘农杨氏杨佺期和颍川荀氏荀伯子，他们贬抑新出门户的傲慢态度（分见《晋书》卷八四和《宋书》卷六零），在当时看来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以旧族门户自矜于新出门户，在东晋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魏晋士族中旧族门户的数量本极有限，其中之过江者已属寥寥，真正够得上世家大族之后，而又人才特出，能够预于江左胜流，并且世有显宦者，更没有几户。所以江左立功立业，不得不依靠新出门户。东晋旧族骄矜作态，并不是由于他们强大，而是由于此时新出门户已扶摇直上，以致于本已就衰的旧族门户对自身的地位，产生了一种危迫之感的缘故。我们可以认为，即令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旧族门户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己自设有沟垒以戒备新出门户，不过森严的程度尚不突出。

 南朝恢复了皇权政治，昔日的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共同以深沟高垒自固，看来虽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藉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而皇权的侵渔，更是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所最关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阀士族外部。这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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