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衡阳战役引发高层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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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总部制定出台的“一号作战”，在酝酿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声音，不赞成“一号作战”计划的军界和政界的人士，现在更是态度强硬。衡阳久攻不下，消耗大量兵员和物力，使日本中国派遣军极其不安，大本营的不满也逐渐爆发。这对日本大和民族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长期同日本陆军不和的日本海军，也抓住了陆军的把柄，战争不是争强赌气的事。以衡阳之战说事的越来越多，甚至把状告到了日本天皇那里，这样更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当时在日本国内，很多人对身兼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就有不满情绪，只是没有公开化。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们向东条英机发难。在太平洋上塞班岛失守，东条英机要负主要责任，“一号作战”的衡阳战役，东条英机更应负重大责任。
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当然希望陆军有所作为，现在他更是希望陆军在中国战场有所表现。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亲自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横山勇将军尽快攻下衡阳。
由于中国军队第10军的坚强抵抗，衡阳久攻不破，东条英机于7月18日终于被迫辞职下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冈村宁次准备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衡阳中国军队的奋力抵抗，不仅抵挡了横山勇的大军，还把东条英机的内阁搞崩溃了。这是衡阳保卫战的巨大收获。
在中国国内，围绕着衡阳保卫战，同样出现上层的矛盾，甚至给蒋介石的统帅地位造成一次不小的危机。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一直处于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是想谋求中国抗日东线战场的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投入较大的兵力。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他甚至想把派出去的远征军抽调回来。蒋介石心里清楚，史迪威指挥的西线远征军，那可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抽调回来，保存实力，坐等美国以及盟军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当蒋介石指挥的东线战场接连失败的时候，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的西线，却连连取得胜利。史迪威大肆指责蒋介石无能，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对中国军队实行改革。史迪威很有野心，一直窥视着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通过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向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的全部指挥权。
中国抗日战场当前的惨败情况，使罗斯福总统认为很有必要，于是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为此，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发电报给蒋介石：
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蒋介石在接到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个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吾危，面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已之尽力耳。”
中国东线战场突然出现了一个衡阳保卫战，第10军坚守不败，倒也成了中国军队唯一的一个亮点，也很自然地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博弈角力的一个支点。美国人讲实惠，只顾眼前，在衡阳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不断催促蒋介石调包围共产党延安的50万大军，前去同日军决战。后来英国、苏联都向蒋介石施压，再三呼吁重庆出兵衡阳。
蒋介石身上的压力太大了，衡阳保卫战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只不过是他同史迪威在赌桌上的一张牌。他同史迪威的赌博没有最后输掉，就因为还有衡阳保卫战这个码子。所以他在日记中说：“衡阳保卫已一月有余，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正因为衡阳战事成败牵涉太广，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才没有孤注一掷，调动胡宗南的部队南下解围。
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他不愧是一个政治家。衡阳是国家之存亡的大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全力以赴，使出吃奶的劲，也要挽回自己的面子。那时的蒋介石十分清醒，他认为日军“一号作战”攻势虽然凌厉，但毕竟难以挽回最终失败的命运。在盟军联合攻势下，日军的<q></q>溃败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犯不着为了一时之痛快，而冒险犯难，使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地步。蒋介石心里想到的更为危险的事，是指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力量。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他一直肩负着两个使命：抗日和反共。
反共使命，对蒋介石来说，似乎是更具根本性的。他实在不忍 5fc3." >心使苦心经营多年的反共基业毁于一旦。在对日作战前景光明的时候，他更不放心让中共自由地发展壮大。必须让胡宗南在陕西一线监控中共，扼制中共的发展。只要有胡宗南的这支大军，他同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较量才有把握。
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的心情就更加复杂了。一方面他不可能抽调更多的部队去参战，以求从根本上解除衡阳之围；另一方面，他又企盼着这一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战事，能有一个非常体面的结局。
所以，最后的决策只能是，衡阳守军坚定军心，守得越久越好。
让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守卫衡阳的方先觉将军不负厚望，及时收缩兵力，集中有限的力量来防守城区，防止被日军各个击破。这一兵力调整，果然奏效，增强了同日军持久抗衡的能力，方先觉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一位战术防御的专家，就连自己的对手，日军的横山勇、岩永旺这不能，堆集在下面的鬼子兵哇哇乱叫。守军只需一挺机关枪猛烈扫射，哒哒哒地不一会儿工夫，600多日本兵全部就给报销了。
日本第11军伤亡惨重，致使第11军的高级幕僚和参谋人员吵成一团。
有的指挥官摇头叹息，认为无法攻下衡阳，有的建议放弃攻城，避免更大的伤亡。但也有不少强硬派人员，据理力争，要把战役打下去。理由是投入数万大军，打了几十天，死伤那么多人，如果放弃，不但士气将因此崩溃，大日本皇军赫赫威名将完全扫地。
横山勇气急败坏，他对主攻的两个师团十分不满，几万人马，还配有那么强大的炮兵和空军，竟然攻不下这支疲惫的中国军队。他把拳头砸在衡阳城的地图上，发誓要倾其全力，一定要让这支中国守军向他投降。在武力进攻的同时，向中国士兵开展攻心战，动摇他们的军心。他知道这是战场上的最后五分钟，谁能咬牙坚持下来，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横山勇的判断没有错。中国守军第10军也对坚守衡阳发生了争论，师长、团长都成了光杆司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委员长只要求他们守十天或半月，现在人打完了，子弹也打光了，剩下的人可以突围了。
方先觉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被外电和媒体称为“五虎将”，就突围和坚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第54师师长饶少伟没有过多的插话，他是客军，只是临时归方军长指挥。
军长方先觉坚决反对突围，他的理由很简单：“要突围还不容易，一阵冲锋就可以打出去。我们走了，8000多伤员就会成为牺牲品，日本鬼子跟野兽一样，他们会把我们的伤兵杀得一个不剩。突围可以，谁有能耐把8000伤兵带走？如果带不走，谁都不能离开衡阳城。今后我们还要带兵，如果这样，谁还会跟你们呀？伤兵都是我们的兄弟，扔下他们不管，往后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脸面在军、政界混下去呢？”
他们便以悲痛欲绝的心情，向最高军事委员会发出最后一电：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效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最后一电发出后，各师师长回到第一线，同残存的士兵及伤员一道，能坚持多久就算多久。后来一件事情，使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天马山第9团副团长周祥符，在阵地上挂上白旗，采取这个诈术，把伤员从阵地上撤下来。日军竟然默许了。
方先觉从天马山的白旗事件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派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去和日军接洽，以行缓兵之计。同时命令周庆祥组织兵力，作好突围准备，为第10师保留些力量。反正自己不走就行了。
不知什么原因，第10军的企图被日军识破，日军向集合起来的突围军队发起进攻。第10军没有反击的能量了，方先觉打算自杀，被副官和一名团长制止了。万般无奈之中，方军长命令全军停止抵抗，放下武器。1944年8月8日，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全部被俘。
日军代表特意向第10军表示敬意，同时答复完全同意第10军提出的条件，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医治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将士等。第10军官兵仅有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到1000，重伤员6000多人。
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以17000人对付日军80000余人，致使日军伤亡军官798人，士兵29000余人。英勇的第10军，创造了中国全民抗战以来的纪录，一是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整整47天，二是日军的伤亡人数是中国军队两倍多。
纵观整个抗战史，在正面战场具有如此英勇善战与坚韧顽强的中国军队，绝对唯一，几乎再没有哪支中国军队能在第10军这样的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所以我们可以说，衡阳保卫战，是中国军队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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