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被伟人睿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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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h3>（一）满川风雨看潮头</h3>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华国锋，但法拉奇拔云识雾，已敏锐地辨识到中国政坛的核心所在。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
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盛情难却，也因为法拉奇久负盛名，他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拉奇萌发采访的想法后，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国情。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稔熟在心，对邓小平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如指掌。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邀请函时，法拉奇喜出望外，拿到签证后即刻启程。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抵京，下榻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8月的北京，正值炎热的盛夏。民族饭店那时尚未改建，二楼东边的房间内都没有空调，只配有一台立式电扇。法拉奇专门挑选了一个没有空调的东向房间，因为一般的外国人都不会住到这边来，有利于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两位风云人物的历史性聚会。
三天后的上午，人民大会堂。法拉奇和邓小平首次会面。
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亲切地问邓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略感惊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幽默地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天才总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bdo></bdo>删繁就简，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当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并提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已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坚毅。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而对于给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则显得异常谦虚：“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的一生问心无愧。”
……
4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在3天之内，邓小平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将被收入到后来的《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问答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它还被收入到各种类别的新闻教科书中，被中国新闻学子们奉之为经典。
<h3>（四）中国影响的几何倍数放大</h3>
回到民族饭店的法拉奇兴奋不已。她对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为此，外交部派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的夫人)为她做翻译，并请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整理录音和记录稿。因为双方有“君子协议”：稿件须经中方审阅，但中方保证全文发表。
……
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按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只能发表在评论类专版上。
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
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因这次采访，对法拉奇有了深刻印象。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佩尔蒂尼总统时，真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采访使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这篇“杰作”实际上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谋篇挥就的。没有邓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宽广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作出了杰出的示范。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无疑是职务行为，他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着国家，是坚定和严肃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极富感情和人性化，有些甚至是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绝不是一种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术秀”，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说每句话、每件事同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论理的过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达到沟通的最高境界。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span class="right">（资料来源：《法拉奇》，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版）</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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