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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艾琳·艾隆见证录:1957年3月19日</h3>

    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在那些所谓优等种族手里,我们受了什么样残酷的虐待,为了多活一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我也不会全都讲出来的。除了亲身经历过<samp></samp>的人,没人能真的体会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是不会再一次让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还有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克瑙分营度过了两年,整整两年,一天不差,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经用过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关于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况。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惨,你必须理解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也听到过别人讲的故事,我要讲的没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样,我们坐的是火车。我们那趟车夜半时分从柏林出发。据他们说,我们是去东边,去做工。我们相信了他们。我的父亲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位画家,他在行李中带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铅笔。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师的职务,并被纳粹宣布为“堕落分子”。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没收焚毁了。他还盼着到了东边,纳粹能恢复他的教师工作。

    当然,车厢里不会有座位,连水和食物也没有。我记不清旅程延续了多久。我也忘记了那期间太阳升起落下了几次,记不得多少次驶入又驶出黑暗。没有厕所,只有便桶——一个便桶,六十个人用。你可以想象,我们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也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一种怎样无法忍受的气味。想象一下,我们有些人经历了把人逼疯的待遇之后,会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边的老妇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为她祈祷。我守着我的母亲汉娜·弗兰克尔,以为她也会就这么死去。火车尖叫着停在一座车站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祷,还有些人感谢上帝,因为他们以为总算结束了。

    此前,我们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经生活了十年。我们经历了纽伦堡法案的迫害,经历了水晶之夜<span class="" data-note="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又译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该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span>的噩梦,我们眼看着一座座犹太教堂被焚毁。尽管如此,门闩落下,车门拉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准备: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砖红色烟囱,浓浓的黑烟从里面喷出来。烟囱下面有一座建筑,里面闪出愤怒的、跳动的火光。空气里弥散着一种可怕的气味,我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到今天它还在我鼻孔里回荡。在月台上有一块标牌<tt></tt>——奥斯威辛。当时我就知道了,我来到了地狱。

    “犹太人,出来,出来!”一个党卫军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从车里滚出来,犹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盖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无气力,双腿一弯就跌了下去。那个党卫军又挥起了鞭子,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种痛楚是我以前从没遭遇过的。不过,我还是忍住了没哭出来。我想帮着我母亲下车,那个党卫军把我推开了。我的父亲跳下月台,随即瘫倒。我母亲也是一样。和我一样,他们被鞭子抽打着站了起来。

    一些穿条纹睡衣的人挤上了火车,开始动手枪我们的行李,将东西往车下扔。我当时想,这些疯子是些什么人,我们就带了这点可怜的东西,还要来抢?他们就像是疯人院里出来的,剃光了头,皮包骨的脸,满嘴的牙齿都烂了。我父亲转身对党卫军说:“看哪,这些人在拿我们的东西。制止他们!”那个党卫军漠然地回答说,这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只是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们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会跟着送来。我父亲还向那党卫军道了谢。

    他们用棍棒和鞭子把我们分隔开,男归男,女归女,又要求我们五人一队排列整齐。我当时还不知道,在今后的两年里,我都必须这样,走在五人一列的队伍里。我想法子让自己排在了母亲身边,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党卫军挥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们隔开了。我听见了音乐,某个室内乐队正在演奏舒伯特。

    队列的尽头是一张桌子和几名党卫军军官。其中一人尤为显眼。他有一头黑发,皮肤是雪花石膏的颜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还带着悦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烫得很平整,马靴在月台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戴着手套,洁白无瑕。他用口哨吹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还不由自主地听见这声音。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门格勒,是奥斯威辛的首席医生。谁能够做工,谁应该立即进毒气室,都是由门格勒决定的。右边的生,左边的死。

    我父亲走了过去。门格勒吹着口哨,瞥了他一眼,随即和气地说道:“请到左边去。”

    “他们保证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营区,”我父亲说,“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这是你的愿望吗?”

    “是啊,当然是。”

    “哪一位是你妻子?”

    我父亲指出了我母亲。门格勒说:“你,出列,和你丈夫一道去左边。请快一些,今晚我们时间紧迫。”

    我眼看着父母跟着其他人一道去了左边。去左边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轻的和健康的都被分到了右边。我往前走,面对面看着这位英俊的男人,和他纤尘不染的制服。他上下打量我,似乎很愉快的样子,一语不发指了指右边。“可是我父母都去了左边。”

    那个魔鬼露出微笑。他的两排牙齿之间露出一道缝隙:“你不多久就会和他们在一起了,不过相信我,眼下,你去右边会比较好。”

    他看起来非常善良,非常和蔼。我就去了右边。我回头望去,想找到我的父母,然而他们被肮脏、疲惫的人群所呑没,随着五人一列的队伍,安静地走向了毒气室。

    接下两年发生的事情,我根本没法全盘说出来。有些事我已经忘了,还有些我是故意忘记的。比克瑙的生活遵循着无情的规律。纳粹的行动紧张而高效,单调而冷酷。死亡时刻都会降临,然而连死亡也变得麻木呆板了。

    我们被剃了毛,不仅是头发,而是所有的地方,腋下、胳膊、腿、阴毛,都剃了。他们完全不介意剪子有没有割到我们的皮肉。我们疼得发出尖叫,他们似乎根本没听见。我们每个人都被编了号,左臂黥了字,就在手肘的下面。我再也不是艾琳·弗兰克尔了。如今我成了第三帝国的一件工具,编号为29395。他们在我们身上喷洒消毒液,他们给我们发了用粗毛线做的囚衣。我的那件闻起来有血和汗的气味,于是我竭力不做太深的呼吸。我们的“鞋”是木头块做的,配上根鞋带。我们穿着它根本没法走路——谁能呢?他们发给我们一只金属的碗,还要求我们时刻拿着它。他们说如果我们把碗放错了地方,就会立即枪毙我们。我们相信了这话。

    我们被带到了一座连猪圈都不如的营房。在那里比我们先到的妇女早已没了人的样子。她们的目光空空洞洞,动作迟缓,没精打采。我不知需要多长时间自己也会变成她们的样子。这些“活死人”当中的一位向我指出了一张空床位。五个女孩子挤在这张上下铺的木架床上,褥子只不过是一点点爬满虫子的烂稻草。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对姐妹,罗莎和<bdi></bdi>罗吉娜。其余的分别叫丽恩和蕾切尔。我们都从德国来,在生死筛选的坡道上,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天晚上,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大家手拉手一起祈祷,没有人睡得着觉。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就被叫起来了。今后的两年里,我每天都必须四点钟醒过来,除非有时候他们半夜命令我们出来突击点名,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站在冰冷的空地上一直到天亮。我们被编成了一个个“突击队”,送到外面做工。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们会去周围的农村,铲沙子,筛沙子,为集中营的建筑工地准备材料,还有时候我们得修路、运石头。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脚踢肋骨:挨打的由头可能是我掉了一块石头,或是扶着铲子柄休息太长时间了。这两个冬季寒冷彻骨,他们没有发给我们额外的冬衣,即使在户外工作也没有。夏天是酷暑,我们都得了疟疾。那些蚊子对日耳曼“主子”和犹大奴隶一视同仁。连门格勒也得了疟疾。

    他们给的食物根本不够我们活着,这样一来我们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同时还能为第三帝国奉献仅有的体力。我绝经了,乳房也瘪了。来到比克瑙没多久,我看起来也和那些“活死人”没什么两样了。早餐,我们领到的是一种灰颜色的水,他们管它叫“茶”。午饭是腐臭的汤,我们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决。有时候,也许会有一小块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为那看起来不合犹太教的洁净教条。在奥斯威辛的比克瑙分营,我自己是不顾什么宗教教规了。死亡集中营里没有上帝,而且我也恼恨上帝抛弃了我们,让我们沉沦在命运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饭,他们给我们发面包。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木屑。我们学会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这样我们在跋涉着去工地之前胃里可以有点东西。如果你干活的时候瘫倒了,他们就会揍你。如果你爬不起来,他们会把你扔到板车上,送你去毒气室。

    这就是我们在比克瑙女子营的生活。我们醒过来,将死去的人从床铺上搬开,幸运的人会在睡梦中死去。我们喝着灰色的“茶”。我们列队点名。我们排着整齐的五人一队去上工。我们吃中饭。我们挨揍。我们回营。我们点名。我们吃面包。我们睡觉,等着一切重演一遍。他们让我们在安息日那天做工。礼拜天是他们神圣的日子,于是不上工。每隔两周的星期天,他们剃光我们的毛发。—切都有日程。一切,除了选择杀人是随时随刻的。

    我们学会了预料他们的举动。就像禽兽,我们的生存本能变得高度敏锐。营内的人丁数目就是最可靠的预警指标。营里人太满了,他们就该选人杀了,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警告。点名过后,他们命令我们在营区的大路上排好队,等待着门格勒和他的筛选小组,等待着一次或生或死的机会,去证明我们还有干活的能力,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筛选过程延续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没机会站在门格勒的桌前接受筛选,他们早就被党卫军的虐待狂“选中”了。有个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欢让我们“做锻炼”,据说是为了让我们在选官面前更强壮。他强迫我们做俯卧撑,接着他会命令我们把脸埋在淤泥里,挺着不许动。陶布有个特殊的手段,专门用来惩罚那些忍不住挪动的女孩子。他会用脚踩住她的头,将全身重量压上去,踩碎她的头骨。

    最后,我们来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们,记下我们的编号。张嘴,张大下巴。举起胳膊。在这个污水坑一样的地方,我们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谁要是喉咙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气室。药膏是宝贵的,怎么能浪费在犹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划伤了也可能被门格勒选送到毒气室。

    如果我们通过了目测,我们的法官大人还要最后搞一道测试。他指着一道阴沟,说:“跳吧,犹太人。”我来到沟前,鼓起全身气力一跳。落在另一边,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筛选;如果掉进沟里,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车,开往毒气室。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疯狂的时候,心想:我是德国的犹太裔女孩,来自柏林的体面人家,父亲是著名画家,为什么要去跳这道沟?那次过后,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对岸去,双脚站稳,再没别的想法。

    罗莎是我们这个新家庭里第一个被选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疟疾,病得很重,<s></s>偏巧赶上一次“大选”。门格勒眼光专业,逃不过去的。罗吉娜求那魔鬼把她也一起选去,这样她的姐姐就不用在毒气里孤单死去。门格勒微笑着,露出两排牙齿间的缝隙:“你很快也会去的,不过你还能再工作得稍久些。到右边去。”平生第一次,我庆幸自己没有姐妹。

    罗吉娜不吃东西了。他们打她的时候,她也似乎浑然没有知觉。她已经迈过了那条线。她已经死了。下一次选人的时候,她耐心地等候在队伍里,熬过了陶布的“锻炼”,逃过了踩碎头颅的厄运。当她最终来到选官的桌前,她扑向门格勒,想用一把勺子的勺柄扎穿他的眼睛。—名党卫军开枪打中了她的腹部。

    门格勒显然是怕了:“别为她浪费毒气!把她扔进火里!用她填烟囱!”

    他们将罗吉娜拋上一辆推车。我们看着她走远,祈祷着她到达火葬场之前就早些死去……

    1944年秋,我们开始听得见俄军的枪炮声。九月,集中营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三周过后,警报又响起来,营区的高射炮第一次开了火。同一天,位于第四火葬场的特遣队暴动了。他们用斧头和锤子攻击了党卫军警卫,在火葬场放起了火,后来就被机枪镇压下去了。一周后,炸弹落在营内。我们的“主子”们开始表现出焦灼。他们看起来不再是那么不可战胜,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害怕: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快感和微小的希望,毒气屠杀停止了。他们依旧杀人,不过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了。被选出来的囚徒在毒气室里或在第五火葬场附近被枪杀。很快,他们就开始拆除火葬场。我们幸存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从那年秋天到冬天,处境恶化了。食物不足,每天都有许多妇女晕倒、饿死、累死。伤寒带走了很多人。到了十二月,盟军的炸弹落在了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和橡胶厂里。几天后,盟军又进攻了,不过这一次炸弹投在比克瑙城内的党卫军诊所的营房里,炸死了五名党卫军。集中营的卫兵越发躁怒,越发难以预料。我躲着他们。我尽量把自己藏起来。

    新年到了,1944变成了1945。我们能感觉到奥斯威辛正在死去。我们祷告着诅咒它死得快些。我们讨论着该做什么。我们该不该等着俄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该不该尝试逃跑?如果我们成功越过铁丝网,又该往哪里去?波兰的农民恨我们,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我们等着吧。此外还能做什么呢?

    到了一月中,我嗅到了烟味。我顺着营房的门向外望,营区里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这气味很异样。这是第一次,他们烧的不是人。他们烧的是纸——他们在烧自己的罪证。纸灰在比克瑙飘飞着,如同雪花:两年来我第一次露出微笑。

    1月17日,门格勒走了。快终场了。午夜过后不久,做了一次点名:我们被告知,整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会撤空。帝国依然需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人步行撤离,生病的留在原地听天由命。我们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

    凌晨一点,我最后一次穿过那地狱之门,从抵达此地至今,整整两年,几乎一个小时都不差。我至今还没有自由:我还要经过最后一次考验。

    雪又大又急地下着,冷酷无情,我们能听见远处的大炮正在交火角力,如雷鸣电闪。一群似乎望不到尽头的活死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条纹囚衣和所谓的木鞋,枪杀和风雪一样,急迫而残酷。我们努力数着枪声。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再接下来,我们就不数了。一声枪响就又添加了一条殒灭的生命,就又添了一桩谋杀。从出来以来,我们数了几千记了。我当时恐怕还不等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全都死掉了。

    丽恩走在我的左侧,蕾切尔在右侧。我们不敢趔趄跌跤。那些跌倒的人当场就被枪杀了,丢进阴沟里。我们也不敢脱离队伍或是落在后面,因为那样也会被射杀。尸体一路丢弃。我们从他们身上踩过去,一边祈祷着不要蹒跚打晃。我们渴了就吃雪,但是对于可怕的寒冷,我们就毫无办法了。有个妇女可怜我们,就把煮熟的土豆拋过来。谁要是傻乎乎地去捡,都会被射杀。

    我们在谷仓里或是在废弃的军营里睡觉。谁要是醒来的时候起床不够迅速,也会被枪毙。我的饥火几乎要在胃里烧出一个洞来,这比在比克瑙时的饥饿还要厉害得多。不知怎地,我还是鼓足气力,始终走在一队人的前面。是啊,我想活下去,不过,想活下去也成了一种挑衅。他们盼着我跌倒,那样就可以顺手杀了我。我希望看见他们的“千年帝国”土崩瓦解。我要好好庆祝它的死亡,就像德国人以杀戮我们为乐一样:我想到了罗吉娜,想到她扑到门格勒面前,打算用勺子杀了他。罗吉娜的勇气给了我力量,每走一步,都是一次抗争。

    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他找上了我。他骑在马上。我们坐在路边的雪地里,正在休息。丽恩靠在我身上,她的眼睛闭着,我担心她已经死了。蕾切尔把雪压在她嘴唇上,弄醒了她。蕾切尔是最强壮的一位,她几乎是一直扛着丽恩走了一整个下午。

    他看着我。他是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我早已学会了识别他们的徽标。我努力想把自己藏起来,于是扭头面对着丽恩。他勒住缰绳,调整了身体的位置,为的是再仔细看看我。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啊,我曾经是个漂亮姑娘,可是现在我很丑陋,而且肮脏、疲惫、恶心,简直是一具会走路的骷髅架子。我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我知道如果同他有所接触,结果肯定好不了。我把头埋在膝盖里,假装睡觉。他很聪明,一眼就看穿了。

    “你,就是你!”他喝道。

    我抬头看去,马背上的男人正径直指着我。

    “对,就是你。站起来,跟我走。”

    我站起来。我要死了,我知道。蕾切尔也明白。我能从她眼里看出来。她已经没有哭得出来的眼泪了。

    “记着我。”我耳语了一句,随即跟着那个马背上的男人进了树林。

    谢天谢地,他没让我走太远的路,仅仅离开路边几米远,来到一棵倒下的树旁。他下了马,把马拴住,坐在了倒下的树上,又命我坐在他旁边,党卫军的人从没有让我做过这样的事。他用手掌拍着树。我坐下了,不过比他指定的地方远了几寸。我害怕,不过我还是为自己身上的气味而感到羞愧。他挪近了些,他的酒气也是臭的。我死定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直盯着眼前。他摘下手套,然后摸了我的脸。在比克瑙两年来,还没有党卫军的人摸过我。这个男人,这个党卫军的少校大队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摸我?我忍受过许多煎熬了,然而这一次绝对是最恶心的。我直愣愣盯着前方。我的身体在灼烧。

    “多么可惜,”他说,“你曾经非常漂亮吧?”

    我想不出来该说什么。经过在比克瑙的这两年,我懂得眼前这样的情景里,不管说什么都不对。如果我说是的,他会责骂我是犹太式的傲慢,然后杀了我;如果说不是的,他也会杀了我,因为我撒谎。

    “我要和你分享一个秘密,”他说,“我对犹太女子一向都很迷恋。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建议把男人都杀了,女的归我们享用。你有孩子么?”

    我想到了在比克瑙走进毒气室的那些儿童。他用五指掐住我的脸,逼我答话。我闭上眼睛,竭力不让自己喊出来。

    他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我摇着头,他这才松开了手。

    “如果你熬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也许将来你会生个孩子。你会不会告诉这孩子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太羞愧了,说不出口?”

    生个孩子?我这种处境中的女子怎么会想到生孩子的事?以往的两年我所做的仅仅是奋力地活下去,生孩子的事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回答我,犹太人!”

    他的嗓音突然变得粗暴:我感到形势会一发不能收拾:他再次捏住我的脸,扭转过来面对着他。我想躲开他的目光,然而他摇晃着我,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气力挣扎:他的面孔立即刻入了我的记忆,还有他的嗓音和奥地利德语的口音,至今还会在我耳边回响。

    “你会如何向你的孩子讲述战争?”

    他想要听什么?他想要我说什么?

    他捏我的脸:“说话,犹太人!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把真相告诉我的孩子。”

    这话是怎么想起来的,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要死了,至少我会死得有一点点尊严。我想到了罗吉娜,她扑向门格勒,她的武装仅仅是一把勺子。

    他松开了手。第一道危机似乎过去了。他重重地吐着气,倒好像做了一整天苦工,筋疲力尽了一般。接着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只细长的酒瓶,长长地灌了一口。谢天谢地他没要我喝。他把酒瓶放回口袋,又点起一支烟。他是想告诉我,我有酒精和烟草,你什么也没有。

    “真相?什么是真相?犹太人,如你所见的就是真相?”

    “比克瑙就是真相,少校大队长先生。”

    “不,我亲爱的,比克瑙不是真相。比克瑙是个谣传。比克瑙是帝国和基督教的敌人编造出来的。它是斯大林主义,是无神论的宣传。”

    “那毒气室是怎么回事?火葬场呢?”

    “这些东西在比克瑙根本不存在。”

    “这些东西我看见了,大队长先生,我们都看见了。”

    “没人会相信这回事:没人相信会杀这么多人。好几千?当然,死几千人是可能的。毕竟是战争,还说得过去。数十万?也有可能吧。好几百万?谁信?”他抽出根香烟,“跟你说实话,我就算是亲眼见到了,还是不能够相信。”

    一声枪响穿过树林,接着又是一声。又死了两个女孩子。大队长先生又掏出瓶子灌了一大口酒。他为什么喝酒?是想让身子暖和些?还是为了下定决心,然后再杀了我?

    “我要告诉你该把战争说成什么样子。你必须说你被转移到了东线,你有份工作。你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错。说我们对你们不错,很人道。”

    “如果这就是真相,大队长先生,那我怎么会变成活骷髅的?”

    他没话可答,只是掏出手枪,指着我的太阳穴。

    “把这段话背下来,犹太人。你们被转送到东线,你们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都好。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把这些话背出来,说呀,犹太人。”

    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再没有活命的希望了。即使我说了这些话,还是得死。我不会说的。我才不会让他满足呢。我闭上眼睛,等着他的子弹穿过我的脑颅,消解我所有的苦难。

    他放低了枪口,呼喝起来3另一名党卫军跑过来了。大队长命令他站在我身边看守着我。他自己起身离开,穿过树木,走回大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带回了两名女子。一个是蕾切尔,另一个是丽恩。他下令让那个党卫军走开,然后用枪指住丽恩的前额。丽恩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她的性命在我的手上了。

    “快说吧,犹太人!你被转移去了东线,你有足够的食物,吃得饱,医疗卫生都很好。毒气室和火葬场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宣传。”

    我不能眼看着因为自己的沉默而害丽恩被杀。我开口要说话,不过还不等我复述那些话,蕾切尔就喊道:“别说,艾琳。他反正要杀了我们的。不要让他称心。”

    大队长把枪口从丽恩头上移开,用它抵住了蕾切尔的头:“你来说,犹太婊子。”

    蕾切尔直盯着他的眼睛,一语不发。

    大队长先生扣动了扳机,蕾切尔倒毙在雪地里。他再次用枪顶住了丽恩的头,再次命令我说话。丽恩缓缓摇着头。我们用眼神相互道别。又一声枪响,丽恩倒在了蕾切尔身边。该轮到我了。

    大队长用枪指着我。大路上传来呼喝声。“起来!起来!”党卫军用刺刀赶着姑娘们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跋涉到了尽头。我不会活着离开此地了。我将倒在这里,在一条波兰的大路旁,然后就地被埋起来,我的坟堆上也不会有墓志铭。

    “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犹太人?”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告诉我的孩子真相:”

    “没人会相信你的。”他把手枪放回了枪套,“你的队伍出发了,你应该归队,掉队是什么结果你应该知道的。”

    他上了马,猛地一拽缰绳。我瘫倒在雪地里,身边是我的两个朋友的尸体。我为她们祷告,求她们原谅。队伍的末尾走过来。我蹒跚着穿过树木,归队了。我们走了一整夜,排着齐整的五人一列。我一路抹着结成冰的眼泪。

    走出比克瑙五天之后,我们来到沃济斯瓦夫的一座西里西亚人的村庄。我们来到火车站,像畜群般挤上了运煤车,夤夜赶路,在敞开式的车皮上,裸露在一月的苦寒中。德国人用不着为我们浪费宝贵的弹药了。我们一节车皮上就冻死了一半的女人。

    我们来到一处新的营地——拉文思布吕克,然而那里的存粮不够,负担不了更多的囚犯。几天后,我们一部分人继续转移了,这一次是坐平板卡车。我的跋涉终结在诺伊施塔特-格莱沃的一座集中营里。那是在1945年5月2日,我们醒来时发现党卫军魔鬼们都逃离了集中营。当天晚些时候,美军和俄军士兵解放了我们。

    至今十二年过去了。蕾切尔和丽恩的面孔没有一天不出现在我眼前——还有那个谋杀她们的人的脸。她们的死对我来说重于泰山。如果我复述了那个大队长的话,也许她们还能活,而我会躺在波兰公路旁的一处无名墓穴里,成为又一个不知名的受难者。每到她们遇害的纪念日,我都会为她们念祷告词。我这样做是一种本能的习惯,而不是出于宗教的信仰。在比克瑙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我的名字叫艾琳·艾<bdo>99lib.</bdo>隆、我从前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我的编号是29395。以上是我在1945年1月之前所经历的比克瑙“死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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