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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区和根据地干部的整合问题产生了不少困难，广州的问题最严重。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说，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南方的阶级关系更复杂。这点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广州一再被验证。当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秘书的李祯荪以他长期从事游击战的梅州为例说：“广州曾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所在地，它对周边的辐射力很大，我们这些地方，比如梅州，国民党多、共产党多、华侨多、知识分子多，这四种关系彼此交叉，一些私人关系甚至超越党派和阶级，处理不好随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负责人，是因为他是中央为数不多的广东人之一，过去在广州又有深厚基础，他有能力处理好这四种关系。”
解放初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说，叶剑英南下时，曾对毛泽东讲过，广东是“水尾田”，庞大的南下队伍大军到了广东就不剩下什么了，但<q>.?</q>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叶剑英的反映不仅是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向中央的进言，也是广东既成事实的客观现状。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在广州解放前，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地方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游击队在解放战争期间就与地方群众、士绅关系紧密，同当地人知根知底，因此在南下大军到达广东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就地任职，“我们许多干部都留在当地，像开平、台山的县长副县长，都是原来游击队支队的负责人。”
在广州，四大群体解放后被整合于一个大的接管工作组之中，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但很难说，这些干部之间都能配合默契。”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介绍说，“随着1927年革命的惨痛失败，一小部分共产党留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广东省委和它的前身华南分局机关，原先一直在小岛以西的一群平房办公。欧初回忆说：“后来随着行政人员增加，房子不敷使用，省委决定建一幢五层的办公楼。为了将建筑成本压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陶铸带我与工程设计人员多次实地开会讨论，决定楼顶不用琉璃瓦，每层楼的高度降低一寸，同楼一至四楼地面只用水泥批荡而不铺瓷砖，五楼是常委会议室，地面只用普通方砖，压缩预算才达到了目标。”“大楼建成后，其实还是很紧张，这里容纳了当时广东省委几乎全部机关。我们几个正副秘书长，与其他干部一样，五六个人共挤一间办公室，五楼则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决策场所。陶铸曾说，上到省委大楼五楼，‘厅长厅长，只听不讲’，批评厅长们到此通常只听传达，很少发言。”
相比之下，为了让城市尽快从战争结束的过渡状态中走出来，广州地方干部更乐于也有动力把钱先花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开辟公园上，以体现一个新城市的新气象。“广州解放前城市的卫生状况很差，朱光上任后主抓了很多大的市政工程项目，希望把城市的外观搞上去。”李祯荪回忆说，“广州1950年开始在珠江南修了一批房子，用以把广州市6万多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移民上岸，这个用以改善珠江生态和船民生活的浩大工程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花费了广州政府很大一笔支出，要知道，当时的财政并不丰裕。”朱光的另一项举措，是针对广州每天产出、遍布城市角落的生活垃圾，李祯荪说，“在主张修建越秀山体育场之后，他还主持市政部门投了100万搞了一个有机肥料厂，希望利用一种新技术，把生活垃圾变成肥料，但因为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解决，这个工程拖延了很长时间。”这个难产的市政项目最终因为中央的阻力而不了了之。
“在中央看来，这些地方工程注重表面，而不是增加产品产量。”蒲向民说，1954年中央公开批评广州新建的30万平方米的工程中，还不到10%用于生产性企业。于是，代表中央的广东省书记陶铸在当年就宣布两年内广州任何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修缮宿舍、住宅以及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任何单位的领导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款项都要受到惩罚。“陶铸在一次省委的会上也点了朱光的名，说他是个‘小资产阶级领导’。”李祯荪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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