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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回家祭祖。祖坟坐落在秦岭山脉一峰下面的林子里松柏挺拔，桃花盛开，犹如仙山琼阁。在曾祖父、祖父、父辈的墓碑前一一上香、烧纸后，在母亲坟前坐了下来，回想母亲的历历往事。1921年10月，母亲出生在南秦河畔的一个杏林之家。外公是当地有名望的老中医，在县城开间很大的药铺，由于身高体胖，晚年走不动路的时候，常坐四抬大轿出诊行医。生活在优越的家境，大家闺秀的母亲不仅女红做得好，而且断文识字，能读报纸上的文章。
母亲20岁时嫁到槐荫堂赵家。槐荫堂是个大家族，曾祖父弟兄二人、祖父辈弟兄六个都没有分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家有几十亩地，在县城开有数间商铺。母亲和几个婶娘天不亮就起床为一家几十口人做饭，晚上还熬夜为城里的蜡烛铺制作蜡烛；上床休息时已到午夜时分，腰疼背酸。
母亲生大姐时，家道中落。先是两个曾祖父分家，接着祖父弟兄四个也分了家。那时，祖父已双目失明，父亲因患肺痨从于右任创办的三原中学退学回家。1949年祖父去世时，家徒四壁，父亲穿着孝服四处告借，最后砍了村上一棵桐树打了口棺材才草草入葬。
爷爷去时候后，父亲患肺痨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几亩地就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好在解放后实行土改，土地划归集体，先是合作社，后又是人民公社，母亲同男劳力一起下地干活，成为村上妇女中挣工分最多的社员。
父亲从外公那里搬来的一堆医书，刻苦研读，自学诊治，病情日渐好转最终康复，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195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中医，进入乡联营卫生所工作了，每月挣38元工资，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勉强维持全家8口人的生计。
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大食堂吃饭，当时家里每顿饭全靠母亲从食堂担回来的两大罐子稀饭。开饭时，母亲总是先让老人和孩子先吃，到自己碗里常常所剩无几，加之又要参加繁重的劳动，母亲常常饿晕在地头。记得有几次母亲突然晕倒在担饭回家的路上，罐碎了，稀饭全洒在地上。回到家中，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放声大哭。有一次哭声惊动了好心的村干部，连忙安排食堂再做饭送到家里，全家人才吃了一顿饱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自然灾害带来了大饥馑，村上人挖野菜充饥。母亲和祖母整天上山挖野菜，将挖来的野菜再拌上稻糠就是一顿饭。母亲舍不得吃，饿的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亏父亲到深山里行医，带回了一些黑豆，才救了母亲一条命，全家人也逃过一劫。
1968年，我家因解放前雇了“长工”被补划为“地主”成份，母亲认为给我家划的成份不公平。事实是，解放前3年，一位叫“老李” 的孤寡老人讨饭时被大家族收养，1946年分家时老李已年逾80岁，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同情老李，把他接回家悉心瞻养，直到去世。母亲迈着小脚步行数十里去公社、县上申诉。多次申诉后县上派人到村上调查，村上的老年人都站出来证明老李不是长工，这才取掉了我家地主成份重定为中农，一家人又搬回原来的院子。
大姐嫁给了一名公安干部，每年队上要的粮款都是姐夫交钱。我家经济开始好转，但村上还有许多贫困家庭，母亲时常给这家端一盆米应急，给那家送一斤面接济；我的两个同学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她让我把钱送过去让同学复学。父亲回家后母亲总是给他说谁家的孩子病了、哪家老人头疼，把人家领到家里针灸。当时村里人都很穷，看完病买不起药，父亲就免费给药，每月垫付药费10元左右。因此父亲在南秦川道上博得“好先生”的美名。乡亲们也称母亲为“贤惠大嫂”，谁家做了好吃的，总要端一碗送来。有一天一个讨饭的老大娘晕倒在我家门前，母亲把老人扶到家中细心调理，吃了几顿饱饭后，老人有了精神要走，母亲挽留住下来，直到她的儿子闻讯来接时才把老人送走。
1968年，学校停课。我回村上当了“放牛娃”，每天扛着扁担到15公里外的山上砍柴。由于路途遥远，鸡叫就得出发，母亲总是半夜就起身做饭，叫我起床吃完饭，再带一个用棉布包裹的饭盒，送我到村口和伙伴们一起出发。天还未亮我们已到达目的地，太阳升起时砍好柴，稍事休息后，就扛起七八十斤重的柴担往回赶，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半路上七八十斤重的担子越担越沉，走不动时想起母亲消瘦的身影，浑身顿时充满力量。记得有一次，山里人因我们到他家的自留山砍柴，把我们柴担子夺了，我空着扁担往回走，泪流满面伤心至极，我不是心疼那一担柴，而是觉得对不起半夜就起来做饭、又把我送到村口的母亲。
1977年，恢复高考，母亲鼓励我复课考学，每天晚上陪我看书到深夜，天不亮又叫我起床读书，她总是念叨着要“头悬梁，锥刺骨”。家里有一张供桌，每天起床母亲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把书摆放的整整齐齐。高考前3个月，她不让我下地劳动，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当我把录取通知书放到她面前时，她笑着说：“我娃行，能吃公家饭了。”离家上学的那天早上，母亲把她缝好的崭新被褥递给我，语重心长地说：“要不是恢复高考，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当农民了；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以后的路就靠自己了。”我背起铺盖往前走，走了一里多路回头看，母亲还站在村口那颗大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往前眺望。这使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
改革开放后，我们姊妹六个（除老五因病在家里务农）陆续进城工作，相继结婚生子，母亲又开始了新一轮劳役。先是给大哥管护两个孩子，接着又为二姐、四弟、六妹、七弟看孩子，整整看了十五年，孙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母亲一天天衰老了，本该能享几天清福了，不料父亲却突然中风卧床不起，这又苦了母亲，一伺候又是十年光阴，直到1994年父亲病逝。此时，母亲已经76岁了，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但身体还算硬朗。
2000年，我调到省城工作后想把母亲接来，无奈一直住着一间房子。2002年10月，单位分配了一套三居室住房，我第一天搬家，第二天起床就对妻子说“回去接妈”，妻子说：“东西摆了一地，等收拾好了再接吧！”我说：“不行，已经给妈说了。”于是驱车120公里赶回村子，老远就看见母亲提着一个包袱在村口的那颗大树下眺望，我捧着母亲的手含泪说：“妈，您在家等嘛，外面风大。”回到西安，一位朋友为母亲设宴接风，母亲进了酒店问：“茅子在哪里？”朋友不解：“茅子是啥？”我说：“我妈想上洗手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妻子出身农村，通情达理，为了孝顺母亲主动联系借调到西安上班。每天早上起来把饭做好端到母亲面前，中午又步行数里赶回来做饭，每天还留下一些钱让她到街上吃零嘴。两个儿女也很懂事，争着在地板上打地铺把床让给奶奶睡。母亲在我这儿生活了一年多，体重增加了20斤。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妻子扶着母亲到钟楼看花灯，后面跟了一群记者，镁光灯“嚓嚓”地闪。母亲纳闷地问：“咋这么多人跟着我照相？”妻子笑道：“妈，人家在摄您的三寸金莲；您同大熊猫一样，是国宝。”
大哥、我和七弟在单位都有职务，母亲常教育我们弟兄三个：“妈不指望你们升官发财，但一辈子要积德行善；善事做多了，老天会庇护子孙平安。”2015年我退休后被一家民营企业聘去北京当经理，到任15天接到老领导的电话：“听说你退休了，来省慈善协会做点事吧！”开始我想人家大老板在西安等了我7天，才来咋能走呢？但想起母亲的教导，就毅然请辞；老板见我去意已决，拿来一沓钱作为报酬，我分文未取，连夜坐火车赶回西安到陕西省慈善协会报到。朋友后来问我：“每月几万元的高薪你不拿，回来做慈善又不发工资，何苦？”我用徐山林老会长的话回答，“退休后一不干挣钱的忙事，二不干养花的闲事，就干扶贫的善事”。
2003年，七弟带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肖像，照相馆将照片放大展在大街的橱窗中，常有行人顿足：“这位老太太好慈祥呀！”
2004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请了一名保姆照料，但母亲身高体胖，保姆扶不起来，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我或妻子下班后携手才能扶她上洗手间。经过诊治，母亲的病略有好转，大哥要将母亲接回家，临走时母亲抓着门框喊着：“我不想回，我不想回…”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幕。我也不让母亲走，大哥急了发脾气：“妈都86岁了，必须老在家里！”就这样，我流着眼泪送走了母亲。
2004年3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CCBA会展，大哥发来短信：“母亲病危，速回！”我连夜乘飞机赶回西安，驱车回到老家时母亲已躺在灵床上，面带微笑，安然慈祥。
母亲是一盏灯，她淳朴善良的天性照明了儿女的人生道路。
母亲，您太累了，歇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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