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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书房，那封家书还搁置在一本线装的《易经》上。罗提刑的书房甚是局促，但不失雅致。壁间一幅烟波山水渔翁图，窗台旁摆着一盆石菖蒲，砚台上还搁着一管狼毫，墨色未干。
须臾间，夫人端来一盏茶。
罗提刑再次展开家书端详，并说与夫人。
信中道：“……洪水滔天，海潮乘风浪倒灌，淹没田地月余，已不得耕种，田地中有尸飘没；淹毁房舍不计其数；平原迁居山上者，又有山石泥流之险。官府处置不利，救灾已是杯水车薪，逃荒者成群结队，山路有饿亡路倒无人收尸者，更见有生无望，跳崖而亡者。幸族人多山居，然饥饿难免……”
罗提刑台州宁海人，现台州三门县人，宁海濒海靠山。
“真是家书抵万金呐。朝中早已听闻的东南水旱。若非家兄所述，怎知如此严重。兄长家境中下，所幸人丁无恙。但长此以往，不知是何般模样......”
罗提刑所提兄长为其异母兄。罗夫人一时不知如何安慰道：“官人，不必太过担忧。家中尚有积攒的官人的俸钱，除却家用外，可寄些于兄长，以渡难关。”
“我替家兄在此谢夫人慷慨！”
“一家之事何须多礼。”
罗提刑将家书搁回案上，继续说：“夫人，可曾记得舒信道。”
“怎能不记，与官人初到汴京时，曾与他有一面之缘。”
“家兄书中提到信道近况，也算是愁中一喜吧。”
罗提刑继续道：“匆匆一面，又隔八年！”
“信道性直刚烈，罪人不少。当年因与尚书省意见相左，被逐出汴京。现在鄞州自号懒堂，寄情山水，无官闲居，吟诗会友，倒也畅快......”
“我与他即是同窗，又是同年，也算是同僚。遥想当年，我与他几乎同到明州西湖先生处求学，少年同学，英姿勃发，意气相投。信道有远识，博学强记，作文不立稿。”
记忆又把罗提刑拉到青年时代。
“那时，西湖先生也是一代英俊，德行高洁，学富五车，乡里师表。所论多经世济用。并喜结交名流学士。在明州办学前，曾受时任鄞州知县王荆公邀请，并到鄞州讲学三年。”，最后半句罗提刑特地着重说明，好像在说夫人应知。
“此事我略有耳闻，王荆公在鄞日，我尚年幼。”罗夫人道。
“王荆公变法之举，实初试于鄞州。那时，我师与王荆公多有书信往来。”罗提刑喝了口茶继续道。
“我先后跟随先生十余年。先生过世时，那年我还在任上，无法前去吊唁，实是遗憾终身。”，罗提刑叹息。
“信道当年与我同时入秋赋考试，他在鄞州，我在临海，皆得魁选。这一切仿佛是在昨天。”
“只是，可惜……”
罗提刑欲言又止，他不想在夫人面前，多提舒信道之事，因为他的事会牵扯出苏轼，再牵扯到八丈沟，让她担心，话风一转。
“只是，可惜夫人从我多年宦游操持，未曾归省鄞州，着实惭愧。”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不曾遗憾。”
罗提刑所提舒信道，名舒亶，字信道。是王安石(荆公)变法支持的中坚者，他与苏轼有很深的瓜葛。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临行时作《湖州谢上表》，因是贬调，表中有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当时新党用事，在御史中丞李定主导下，新党人士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时任监察御史的舒亶等人更从苏轼的一些诗文中断章取义，说其攻击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结果造就了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被谪为黄州团练副使。
（我妹说：“怎么写历史，抄起历史来了。”，“但这是史实呀。”，顺带一句，舒亶诗文很好，我们罗提刑的墓志铭为其所撰写，我妹诘问：“既然有罗提刑墓志铭，为什么不按它写呢？”，“那不成了舒信道之罗提刑回忆录译本了吗？”。)
罗提刑虽青年时与舒亶过从甚密，却因年长后，长年宦游，限在书信往来，实际交往并不多。但罗提刑的种种关系，与表面上所看到的种种现象、行径，在苏轼眼里就是与崔公度、李承之等勾结一起的王安石(荆公)新党残余。所以在论八丈沟的奏折中，矛头直指，言词激烈。
当一个个体在党群中，他的意志麻木地完全服从于党群，并为了达成党群的某种目的，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个个体就已变得疯狂。他会不择手段去达成，舒信道就是例子，罗提刑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他是知道青年舒信道的。他曾经为舒信道在学业上的这种类似的意志喝彩，但对于诗案他还是保留意见。当然这无关他们个人的私交，他也不会把这种心思透露给任何人。当时的王荆公，司马温公出发点都没有错，但置身事外的人，可看到朝堂上总可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危机，他们又错在哪儿呢？目前朝堂中，大多也是正人君子，本来君子之争或无伤大体，但当前的各种纷争使他看到与民无益，与国无益。现实是他就处在这近乎迷幻的梦境中。他是懂佛学的，少年时，天台山的两位师傅还是他的老师，当然他们教他的以儒学为主，正是人生如梦。但就在这个不实却真实的现实中，作为一个中层官员，又能做什么呢？
夜已深沉，蛩声依旧,蛩声连着的是罗提刑的隐隐的担忧，这担忧不在目前，远在千里之外......
罗提刑提起了狼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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