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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粥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任粥时的政治秘书。同时给毛泽东同志担任俄文翻译。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
<h3>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h3>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们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刚愈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纠缠不过，只答应代替三个月，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速派代表前来。
王明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人所公认的领袖，尊重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最高利益：嘱王明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对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见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稼祥在离莫斯科回国之前，同任弼时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们重述了以上意见，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时，季米特洛夫不放心地又问到王明的表现。当他听到周恩来反映的情况后，对王明的的分裂行为深为不满，并说他曾明确地向王明提出过忠告：“你（王明）虽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并不是中国实际斗争中锻练出来的国内、党内公认的领袖：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毛泽东。”并说这是他和斯大林共同的看法。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1938年至1940年间，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也像苏联人常说“为了斯大林”那样，经常说“为了毛泽东！”共产国际机关对任弼时，则称他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又称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使者”。
<h3>建立直接通信联络</h3>
1940年末到1941年初，我党中央同“远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经过多少次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之后，便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同“远方”联络的电台不止一个，但工作正常、使用较久的，是代号为“农村工作部”的电台；此外，毛泽东还常常使用苏方情报组（负责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的电台，“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联络；而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间又是相通的，“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形式上存在到1943年秋季，实际上断断续续工作到1944年，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一直工作到1949年8月底（自1945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孙平主持）。我方电台的干部人事、行政事务，是在任粥时领导下，由吴德峰主管的。而使用它，则是毛泽东一人。开始时，毛泽东总是将电文交给任粥时，再由任粥时交我译出，然后我们共同校审后发出；来电也是我译出后先交任弼时，再由他送交毛泽东，用毕存放在任粥时那里。后来渐渐由毛泽东直接将电文交给我，我也将电文直接送毛泽东。自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后，所有来往电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极少数属于十万火急或极端绝密的电文由任粥时亲自翻译，我在事后才知道。除我以外，刘义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译或经营过一部分。
1940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农村工作部”电台时，毛泽东只写了二三行字的短文。简单地介绍了我党、我军及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当他知道“远方”确收无误时，才开始写长篇的、具体详细的电文，有的长达万余字，要分几次发出。
这里只追述其中最为重要和意味深长的数次电讯内容：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之后，毛泽东给“远方”写了一份分析因果、教训的长篇电文，内容大致是：
一、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口密腹剑，使新四军上了圈套；
二、项英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上当受骗，结果损兵折将，自身不保；
三、皖南事变对党、对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
四、我党为挽救危局，弥补损失所采取的方针，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
记得在批评项英时有如下的话：在总结和吸取血的教训时，不能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介石而受骗上当，一命身亡；其次，他刚愎自由，一意孤行，不听中央的话；再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件事教育了全党，今后就更会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双关的，对“远方”那些总是轻信敌人，对敌人抱有幻想的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斯大林的指导想想是：抗日战争时期要和国民党团结抗日，不能有斗争；抗战胜利后；要团结建国，也不能斗争。根本不懂也无视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党内也不能有斗争，一有斗争，他就认为是闹不团结。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是明确的、一贯的。那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使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又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磨擦不断，当仁不让，寸土必争。毛泽东的长篇电报，基本上都是解释这些问题的，希望“远方”能够理解。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
从1941年4月至6月中旬，毛泽东几乎每周都要给“远方”发一次或两次长篇电文，其内容是结合介绍我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军事部署、抗日战场的形势、国共磨擦、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等解释他的战略、策略思想，还有我们情报部门掌握的蒋、日、伪的暗中勾搭及英、美同蒋介石的关系等情况，并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加了分析和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从香港获得一份重大情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情报立即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立即转报中央。当时中央对这一情报感到有些蹊跷，怎么对德国法西斯这一最核心的机密知道这样准确，连几日几时出动都知道？不过，中央仍然迅速电告了斯大林。然而，苏联却迷信那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月22日这一天是星期天，苏联军官们仍然照常放假，从星期六晚上就全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德军正是按情报中的时间（6月22日凌晨）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军乱作一团，损失惨重。一两个月后，苏方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来一份感谢电，说中国同志提供的情报帮了他们的大忙。
那以后，中央同苏共的来往大为减少，同共产国际的通信也略有减少。
<h3>整风运动中的往来</h3>
1941年秋冬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开始整风学习。这时，毛泽东向“远方”发了一份电报：中共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考虑“七大”代表和推荐七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有两个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中央还是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了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选为中委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国际才来了复电，电文很长，把李立三在莫斯科的表现、所犯错误以及被捕等事实经过作了说明，但对李立三是否可推荐为中委候选人一事，未表态。
1941年秋未，德军直逼莫斯科城郊。苏联出于防备日本出兵西进，夹击苏联的考虑，为牵制和阻挠日寇北进，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能抽调多少兵力，补充或扩充多少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一线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我们的第一次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较为容易，但缺少武器，不能发挥力量，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方接电后不久又来电商量：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部队可以开赴接近外蒙边沿区，从那里领取所提供的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我方复电认为此法行不通，因为部队在蒙古的开阔地带，行动、生活均极困难，无法隐蔽，过了不久，对方又来电商量：如果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寻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牵制日军行动，可否？我方回答未作肯定答复，只是说：可以见机行事，尽可能向长城内外一线发展，但同时指出，因缺乏武器，完成不了重大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大兵力，兔被敌人一网打尽。虽未达成具体方案，但我方仍加强了长城内外的兵力部署。日寇也很快察觉了，对苏更不敢轻举妄动。
1942年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定期向“远方”去电，作了许多介绍和解释，诸如：什么叫整风？他解释说，就是党内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整什么？他解释了“三风”；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方式方法是：学习文件，集体讨论，各抒已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多，无则加勉等等。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远方”都不能理解，他们总认为中共是在搞清党运动，或者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尤其是王明病倒了，张闻天到地方上搞调查研究去了等等情况，使“远方”更加疑虑重重。他们对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不理解，对统一战线中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不理解。因此，对我们的整风学习和我们对国民党的反磨擦斗争，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是抗战力量的削弱或抵消。毛泽东除了给“远方”作解释外，还多次同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解释整风运动。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有着自己一套固定不变的看法和想法，加上王明灌输给苏联同志的种种胡说，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只要看后来出版的孙平（弗拉季术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可知道，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全是“对牛弹琴”了。
1942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严重的关头，苏方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会有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川于是斯大林又试探，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方绝对没有一次夸下海口，承担义务，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我对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还是在“七大”期间。一天，我跟毛泽东从枣园出来，到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路上边走边谈。我当时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何所指，总摸不透，便想乘此机会请教毛泽东，所以谈到王明的错误实质是什么？当谈到王明具体的这点、那点错误时，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几点。但是主席从我的话里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而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大多了！”真是一针见血，使人豁然开郎！
“远方”和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早在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间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国共积怨之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客观现实不容忽视，他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现实和各项政策，并从正面说明“远方”的想法和建议不切实际，不合时宜，行不通。他的话倒也没有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友军”（国民党、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阴一套、阳一套；既抗日，又联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积蓄力量，准备内战。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有两手准备，两种斗争策略，那就是：既联蒋抗日，又防蒋反共；一面积极抗战，一面积蓄力量；既联合，又斗争；既合作，又争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当仁不让，寸土必争。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国际执委会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态度与前就大不相同了。在此之前，他们总认为中共不听话，不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办法去行事；现在对周恩来和他的报告则是尊重的。但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斗争艺术，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
周恩来100余页的报告，由波诺马廖夫（当时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后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到20页而送交斯大林等人传阅。等了好多天，在周恩来回国前夕，才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作了对周恩来报告的决议。决议很笼统，基本内容是：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进展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意义；维护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把抗战胜利地坚持下去，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全民族的主要任务和唯一目标，等等。无异于一封劝告书或建议信。实际上，分歧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公开暴露，保持了沉默而已。
<h3>中苏情报工作的合作情况</h3>
1940年我们回到延安时，康生已经是社会部部长，驻在枣园，苏联军方情报组也驻枣园。这块地方，被康生弄得异常神秘。也许他的用意是为了替苏联情报组保密，但苏联人却认为康生对他们封锁，监管大严，把他们与外界隔绝了，表示不满。由于这些苏联人都是现役军人，人数也不多、所以1942年以前，他们基本都是到前方去了解战争情况、搜集情报。他们想问题狭窄而单一，仅仅是了解军情，搜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在华北了解敌情时，常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批评这个，指责那个，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法太原始、落后等等。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了如指掌。这个伊万诺夫于1942年春从前方回到延安并回国。回国之前，他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告别。毛泽东利用他辞行的机会，批评了他，大意是：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能胜利地抗击数百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自以为是的伊万诺夫受了批评仍不知道自己的错<tt>９９ｌｉｂ.t>误在哪里。此人回国后不久便牺牲在苏德战场上。
1942年初，苏方为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来了以基斯连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到延安。事先是否同中共中央协商并得到同意，我不知道，以基斯连科为首的七八个人到延安后，毛泽东为他们设宴洗尘，但第一次谈话就很不愉快。基斯连科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向毛泽东介绍了他们成员中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也大致介绍了他们的任务。毛泽东开诚布公地提出：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两家（苏共和中共）合作，事情才能办得更好。合作的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两家合作，工作就能较顺利地开展，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的情报，两家分享，共同使用。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那七八个人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谈话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不久，他们正式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情况，他们的人员也就不得不撤走，只剩下斯柯瓦尔佐夫、西索夫等人作些联络工作。
（这里顺便提一下：时隔8年之后，1950年1、2月间，即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一次只有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三个人的交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在情报工作上同我方合作的要求，而合作的条件，正是当年毛泽东提出过的条件，甚至表示十分迫切。中方没说什么，仅仅表示同意，具体方案由专门人员去协商、制订。这里要说明的是：八年前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时，他们不同意，因为认为我们革命前途未卜，而8年之后，同样的建议由他们提出，就成了正确的了，因为我们已经胜利了。这又一次说明，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有自己的主意。毛泽东批评王明“对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实在是入木三分，太有教益了。）
孙平是1942年5月被派来延安的。此人原隐身于苏联驻兰州领事馆里做情报工作，跟他同来的，有一位外科医生阿洛夫（特级外科军医）和报务员尼古拉，葛梅尔。此后，他们的情报来源，完全依赖于我们。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可以同社会部、八路军总部和新华社直接联系，也同各部委、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许多单位直接联系。因为他有一定的中文水平，所以也到绥德、晋西北等地去活动，直接与群众接触，了解情况，据孙平自己讲，他得到博古的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国内、党外、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较好地掌握了形势动态。此活他讲过多次。但事实上，毛泽东给他介绍得最多、最系统，在苏方人员中，他是听毛泽东谈话最多的一个。1944一1945年问，毛泽东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
毛泽东同孙平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各个革命阶段党内的意见分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党的路线正确与廖误，而且重点阐述了宗派斗争一一总的意思是：小派别活动发生过影响，但未起过决定作用。我正是在替他做翻译的过程中，系统地了解党史，我很幸运地亲聆了毛泽东讲授“党史课”，可是孙平到底学到了什么？不知道。此外，毛泽东也谈了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根本策略、战略和政策，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和斗争策略等等。这种谈话一直持续到党的“七大”召开的前夕。
我感到苏方最关心和最不安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七大”何时召开，如何开法？二是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早就做好了安排，并把“七大”召开时间和议程等都给孙平作了介绍，并邀请他列席“七大”。孙平也确实列席了“七大”的各次会议，而且每次会后都做日记。至于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美驻延安观察组、与美大使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的往来，以及接待外国记者等），毛泽东每次同他们接触后，都把交谈要点告诉孙平或阿洛夫。但他们二人能接受和理解多少就很难说了。
<h3>共产国际解散以后</h3>
1943年5月，党中央收到了“远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大意是说：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中心一一共产国际。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他们起过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而时至今日，各国共产党已经锻炼和成长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再无需像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干预各国党内事务，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同时取消它的一切附属机构。
与此同时，“远方”还发来了成立情报局的通知。意思是：由于欧洲形势的特殊需要，欧洲各兄弟党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局，以研究国际形势，互通情报等等。实际上，德苏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机关已经变成了情报机关。
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我们同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动。
1944年，从重庆来到延安一批外国记者，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问题。党的发展和干部培养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干部的培养问题，接见后，主席认为普罗岑何这个人有头脑，有见识。
孙平这个人，同王明等人有共同语言，而对毛泽东的后，总是格格不入。1942—1944年整风学习——审干——肃反运动一开始，孙子就从王明和博古那里，听到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他全盘接受了。所以，尽管毛泽东给他和苏方其他人员作过多次介绍和解释，他们仍然疑惑不解。但当康生把肃反扩大化之后，在开始阶段有些担心的王明之流，反倒放宽了心，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苏方人员则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干预和领导下，到“七大”以前，肃反中受冤同志的问题已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解决。
在“七大”期间，凡参加和列席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暂时移住杨家岭，枣园只有我和陈刚二人既要参加大会，又要照顾机关工作，在枣园和杨家岭之间往返穿梭。遵照毛泽东的安排，我还要给孙平做些翻译。
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对大会的评价是：“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话既是如实的评价，也是回答斯大林的。
大会刚一结束，毛泽东便同孙平谈话。一是问他对“七大”的理解和感想；甫下，还可以看到旧时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也可观察到部分作战过程，但是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作家西蒙诺夫回国后完成了一部不甚成功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
<h3>对毛泽东首次访苏情况的补充</h3>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我在《陪同毛主席访苏》一文中写到的情节，不再重述，这里仅作一些补充：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内容是挑拨苏中、苏蒙关系的。当时苏方提出有关各国都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予以驳斥，给他点颜色看看，有关国家都同意了，但并未明确什么叫“官方的”。结果，苏联和蒙古都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了声明，中国则只是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内容都是驳斥艾奇逊的。苏方对此十分注意，可能还是疑虑重重，1月中下旬的一天；他们郑重其亨地派人来说：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会面，无须再邀别人，而主人方面也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我们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等候。
先是斯大林说：今天请你们来，只想在这个范围内谈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
接着他又问：“关于驳斥艾奇逊的造谣，中国政府发了声明否？”
回答：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又问：“胡是什么人？”
回答：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也是用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西文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评论，但他们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也不必对自己的话负责，所以他们的话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各自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艾奇逊的胡说八道。本来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的，而你们却用新闻总署名义讲话，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它代表不了政府，而且新闻记者的谈话也决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会减弱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互相协作，相互配合的机会和场合会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吧，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按原定方针做，乱了步伐，削弱了战斗力，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只有信守诺言，步调一致，才能显示出斗争力量。”
毛泽东始终未发一言。周恩来讲了几句，主要是解释，由于这样一种气氛，他显得十分矜持。会见时间很短。
斯大林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临时安排前往他的别墅，说他组织了一个夜宴，请大家欢聚快乐一番，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到他的车子上，井让他们坐在后排的主位上，他和我坐加座上。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空气异常沉闷。我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先同斯大林谈了几句闲语，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斯大林立即说：“我是说过的，而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他的话还还未讲完，毛泽东问我：“你同他说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我立即承认我谈的正是这个。毛泽东又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斯大林似乎也猜到了我们谈的是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气氛又重新变得像铅一样沉重，大家一言不发，一直沉闷了30分钟。
车子接近别野时，斯大林打亮了信号灯，大门随之洞开。进入会客厅，还是我们4个人。莫洛托夫落得很远。
半小时以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和罗申等人都来参加宴会。人虽不少，主人也不断地敬酒、劝吃，讲了许多趣事、笑话。然而，客人却高兴不起来，无论怎样努力，气氛仍然异常冷落。斯大林为了作些改善，在饮宴间，他拿出他收藏的艺术品请大家欣赏，并亲自作说明，还指着墙上挂的湘绣“鹰”，说是盛世才赠他的礼品，并问那上面绣的字（“飞得最高，看得最远”）是什么意思？给他解释之后，他非常高兴，客人却没有共鸣。他又去开留声机，继而请大家跳舞。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沉闷的空气。开始时，主人起舞，客人旁观。后来，几个人死拉硬拽，把周恩来和我拖下舞池。但他们轮番去拉毛泽东，却没有成功。于是，斯大林听音乐，毛泽东在一旁观看，一言不发，这样一来，更加衬托出了不和谐、不愉快和格格不入的场面。只有周恩来灵活自如，他也吃也喝，也谈也笑，也歌也舞，同时一举一动又都紧跟毛泽东，不失自己的尊严。
半夜三更，我们回到自己的住处，无论在路途中，还是回去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今天的事。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不愉快，斯大林和毛泽东缔造了中苏友谊，这是不可辨驳的事实。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span class="right">（首刊《炎黄春秋》1991年第3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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