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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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下旬的一天，老顶山公社党委秘书来，向丁玲和陈明传达中央（1978）5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文件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摘帽”与“改正”，完全是两种性质，前者的右派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摘掉帽子；后者的“右派”属于错划，应予平反改正。他们两人分析了形势，认为，陈明划右派，完全是受丁玲的株连，因此应该属于“错划”；此外，丁玲的问题光坐在家里等是不行的，现在阻力还很大，应该到北京去活动，找人做疏通的工作。陈明说：我去一趟北京！11月30日，陈明动身进京。

    陈明刚走，家里就来了客人。12月1日，丁玲吃过早饭，正在服药时，一个陌生人推门走了进来，见丁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赶紧自报家门说：“我是马烽！”丁玲一下子想起了旧时熟悉的音容相貌。啊，可不是马烽嘛！马烽说：“老了，老了，你都认不得我了。可是我还是认得你，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认得出来。”他们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两个人都很激动，丁玲急切地问到这个人，那个人。马烽告诉她，文研所的老人里，五七年没有打成右派的就是他和陈登科，主要因为他们是在地方上。马烽现在是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参加社教组来长治的，他说今天是路过，过几天还会来。他记得丁玲能喝一点酒，带了四小瓶山西名酒，还捎来几斤湖南桔子，说是康濯托他捎来的。他说，桔子好不好不管它，这可是湖南你家乡的。丁玲听到康后回来，却是新建的北京站，富丽而气派。世事沧桑，物也非，人也非。走时是54岁，如今是75岁，20年时光在农场、监狱和农村流走了。当年才情横溢的女作家，如今已是鬓发苍苍的老妇，感慨良多。

    祖慧良鹏夫妇来接，文化部的人来接。老两口住进地处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兰、甘露、陈登科、李纳、丁宁、张凤珠、徐光耀、王玉清、夏革非等一批老朋友来看望，他们大都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在友谊宾馆吃饭时还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文联、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人魏伯、张僖，都到招待所来看望，并谈到正在准备给丁玲做复查结论，听取她的意见。江丰也来了，他去看过陆定一，陆定一说，五七年整江丰整错了，他有责任。听了这消息，丁玲也想去看望陆定一，但又听说，一位好友的儿媳向陆问到“丁玲阿姨的问题”时，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丁玲便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后来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忆秋白》一书，由陆定一主编，他坚决不同意选入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篇，使得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感到很为难。1986年3月丁玲去世后，中国作协草拟、中组部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中，拟请出席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有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八宝山未见他的身影。三年后周扬逝世，陆定一给周密写信说：“周扬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有功绩的，看来如今还难有人选可以比得上他。”

    1月20日下午，蒋祖林一家三口也从上海来了，当晚，全家三代八口人第一次团聚。除夕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人民春节联欢会，汇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春节期间，全家八口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照片。

    春节过后，丁玲开始催促复查结论。这项工作由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复查办公室负责人是张僖。在前一年的7月，中国作协成立了临时党组，张光年为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由于张光年患肠癌，2月5日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3月，陈荒煤代理作协临时党组书记，张僖升任副书记。

    2月17日，丁玲给魏伯、张僖写信说：“上月中旬，你们来谈到我的问题时，说争取二月中旬解决。现在不知进行得怎么样了。”过了三天，去八宝山参加崔嵬追悼会时遇见黎辛，他告诉丁玲：中组部已经把你的历史档案转到作协，要作协来复查处理你的问题。丁玲也告诉他，决不同意1956年中宣部的历史问题结论。当时黎辛在文联复查办公室工作，他<dfn>９９lib?</dfn>的冤案，已经在前一年12月得到改正，中央批准了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结论说这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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