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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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a href='/book/2747/im'>《边城》</a>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figure>藏书网</figure>皇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仕，光耀门庭。
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将<a href='/book/437/im'>《三字经》</a>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14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凤凰厅所属的沅州，数十年来学风不振，在乡试或者会试中一直是榜上无名，乡人为之蒙羞。好在后来沅州太守朱其懿极重视教育，创办了沅水校经堂并亲自指导，熊希龄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经堂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科考，经史、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等等，应有尽有。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并在二十一岁那年的乡试中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仅弱冠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
次年，熊希龄入京参加会试并顺利通过，但正当他期盼着在殿试中一举登科时，却因书法不合殿试要求而被打发回去练笔（一说是熊希龄自觉自己的书法不合殿试的馆阁体，一说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迹有污）。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卷土重来，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次真的是湘西飞出了个“熊凤凰”，人如其名，名满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双，纷至沓来。金榜题名后的熊希龄，随后回乡娶亲，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以联络彼此感情。不料姜桂题这个粗人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竟然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心中疑惑，随后便派人前去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熊希龄由此便在袁世凯的黑账上记了一笔。
袁世凯并没有公然胁迫熊希龄签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而是派人暗中将热河行宫盗宝案在报纸上放出风声，先给熊希龄一点压力，让他识相点。数日后，袁世凯将熊希龄召到总统府议事，并让手下有意无意地将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卷宗给熊希龄看到。熊希龄见后大惊失色，只好乖乖地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剩下的国会议员不能达到法定出席人数。既然国会开不成，那国家岂能白养活剩下的议员，得，连国会也一并解散了。熊希龄和进步党人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后悔莫及，但他们在袁世凯的权谋下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熊希龄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提出辞职，袁世凯见熊希龄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照呈批准。
熊希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竟然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自己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重挫后，熊希龄也就此告别政坛，再也不蹚这趟浑水了。
尽管熊希龄已经绝意仕途，但传统士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未顿减。1917年秋，京畿、河北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滔滔，淹灭村庄，吞噬田野，灾民高达600多万人。在目睹了灾民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后，熊希龄于心不忍，他随后便奔赴北京为民请命，要求对灾民给予妥善安置。谁知北京政府的阁员们一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亲自出面主持赈灾，安置灾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国运多难，民生尤艰，已是在野之身的熊希龄本已经立志不再从政，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只能当仁不让，负起这个重担。
在接受“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任命后，熊希龄一面派人调查灾情，一面设法从各地办粮，并请求政府尽快发放赈灾款项。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没有钱，他们拨给的赈灾款还不到十分之一的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熊希龄这下犯难了。
好在熊希龄当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联合了地方的士绅和民间的慈善团体，共同成立了“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为灾民们举行大型的赈灾义助。为了发动更多的人为灾民出一份力，熊希龄不仅带头捐款，还与夫人亲自将自己家中的旧衣缝改成100套棉衣捐给灾民。
在熊希龄的努力下，这次赈灾活动取得空前的成功。据当时报上的记载，社会各界在10多天内共募集到棉衣裤近15万件，被单、夹衣裤超过8万件，捐款达200多万元。除此之外，开滦与井陉煤矿赈煤3400吨，使灾民们免于受冻。后来，熊希龄又采取了“以工代赈”、保护春耕等办法，最终让500多万灾民得以渡过难关。
灾情过去后，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又创办香山慈幼院，以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在开院仪式上，熊希龄动情地说：“我自从办了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道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晚年的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在1931年，其原配夫人朱其慧因病去世后，熊希龄为纪念亡妻，慨然捐出全部家产（折合大洋近28万元，另有白银6万余两）献给了社会的慈善事业。这一壮举，无疑是熊希龄人生中最华彩的乐章。
数年后，熊希龄再度成为哄传一时的新闻人物，这次却是因为一场新的婚姻。原来，熊希龄在夫人朱其慧病逝后，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持一手杖，以示独身不娶。因为偶然的机缘，某热心人将民国的知名女性毛彦文（大才子吴宓的苦恋对象）介绍给熊希龄相识，结果两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良缘。
在毛女士的要求下，熊希龄剃须弃杖，重做新郎。由于双方的年龄差距近一倍，舆论界一时引为笑谈，很是炒作了一番。在熊希龄洞房花烛之夜，前来祝贺的名士甚多，还留下了不少致贺之诗联，如沈尹默贺联云：“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老同盟会员刘成禺也做打油诗一首道贺：“闺人应惜首飞蓬，燕婉新词老凤雄，不用丈夫髯发美，更无长鬣话元丰。”
最逗的是某友人，平日称毛彦文为姐，称熊希龄为伯，而今熊、毛结为夫妻，于是巧贺一联：“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某报纸更是直接拿两人的年龄开玩笑：“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大喜之余，熊希龄也自撰了一曲《贺新郎》：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即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1937年底，熊希龄偕夫人在路过香港时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仪式。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内创办“香山慈幼院”时，也在旁边松坞云庄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私人别墅，取名曰“双清别墅”。在解放前夕，毛泽东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至北平时，曾下榻在这里。对于熊希龄的一生，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熊希龄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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