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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在波斯阿塞拜疆行省俄国与波斯发生战争冲突后，英国拒绝向波斯履行1813年签订的条约，此后的十年几方都恢复了平静。这样的平静，并没有打消俄国对波斯领土的觊觎。
1826年，俄罗斯国内反什叶派情绪高涨，大批什叶派民众害怕被迫害逃往了波斯。
这种由宗教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加剧了波斯与俄国之间的敌对情绪。
在波斯国内，宗教教士阶层呼吁要在高加索地区进行圣战，阿巴斯王子力主开战。
1826年7月，阿巴斯王子带领的军队，打败了俄国的前沿军队。
但在补给问题上，其父王法塔赫·阿里汗没有支持阿巴斯进一步的行动，拒绝提供物资支持阿巴斯在阿塞拜疆同俄国的战争。
延误时机，导致俄国人反败为胜，迅速推进到了波斯的大不里士地区。
在1814年的时候，英国没有履行与波斯1813年签订的条约，这一次同样也不会履行。
尽管1813年签订的条约规定，波斯遭遇欧洲大国的进攻，英国有义务进行军事和财政的支援。
显然英国只是单方面的让波斯承担义务，这种义务就是防止英国的敌对势力经过波斯攻击英国的殖民地印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不可能对俄国进行大规模的抗击，外部不能够获得有效的支援，土库曼恰伊条约签订了。
1828年2月，阿巴斯代表波斯与俄国签订了这份不平等条约。
土库曼恰伊条约，使波斯失去了与俄国有争议的高加索地区的领土；俄国要求波斯支付2000万卢布的战争赔偿。
这形同讹诈，抢了人家的东西还要人家赔钱；同时俄国要求波斯给予俄国人在波斯的经济特权和治外法权。
这样的条约对波斯统治阶层来说，只是一份能够保证其继续执政的条约，而对于波斯国内的大众来说，这是一份卖国的条约。
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大众的怒火，俄国驻波斯第一位傲慢的大使，扣留了国王的一名太监和反俄前首相的两名妻子。
一名有影响力的高阶教士，要求俄国公使馆放人，并呼吁大众去解救这名太监和反俄前首相的两名妻子。
1829年2月11日，德黑兰的商人率先行动起来，商人罢市抗议俄国公使馆的这一行为。
随后，愤怒的人群冲入公使馆，除了一名俄国人逃跑外，其余俄国人都被卡卡了。
这种严重外交事件，并没有发展成俄国再次入侵波斯的借口，因为俄国正在同奥斯曼开战。
俄国和波斯两国都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冷处理。
最后的结果是，以波斯国王道歉的方式平息了，也就是说卡卡了也就白卡卡了。
在同俄国的战争中，阿巴斯王子没有获得支持，但在中亚地区却镇压了许多起义。
这位有点抱负的王子，最后的结局是没有活过自己的老爹，1833年10月25日去世了。
而阿巴斯王子的老爹法塔赫·阿里汗，则在1834年10月24日去世了。
卡扎尔王朝自阿迦·穆罕默德开始，非常重视继承人的问题，但是像如此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即王储和国王先后去世。
内部的继承问题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影响，有影响力的继承人被英国人打败。
英国人和俄国人支持阿巴斯之子穆罕默德王子继位，因为其年少且缺少威望，这样就会更加倚重英国和俄国。
英国人以财政和军事援助来引诱新国王，希望新国王能够向英国方面倾斜。
例如，俄国人支持穆罕默德国王攻打赫拉特，及俄罗斯对外里海的兴趣问题上，不要给予俄国支持，但没有什么效果。
1837年，穆罕默德国王攻打赫拉特，英国人再次爽约，帮助赫拉特抵御波斯的攻击和包围。
同时，英国出动军队占领波斯的一座岛屿，威胁穆罕默德国王，如果不放弃已经获得的阿富汗领土，就对波斯开战。
对于英国人的威胁，以及久攻不下的赫拉特，导致的财政开支增加，穆罕默德解除了对赫拉特的包围。
对于穆罕默德国王对英国人的无视，英国人怎么能够心理平衡呢？
不给默罕默德国王一点教训，怎么能够让穆罕默德国王长点记性呢！
1840年，英国人在背后鼓动了，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首领阿迦汗·马哈提拉，发动反对穆罕默德国王的叛乱。
这位穆罕默德爷爷任命的克尔曼总督，最终被穆罕默德打败。
在几年后，这位首领被迫逃亡印度，获得了英国人的庇护。
看着没有教训成，英国人在两年后把哈尔克岛还给了波斯。
这一时期，逊尼派的奥斯曼国内对什叶派的镇压，导致波斯与奥斯曼边境冲突。
为了维持在波斯的既得利益，英国和俄国居中调停，使奥斯曼和波斯之间的冲突没有扩大化。
波斯和奥斯曼两国就边境问题，成立一个边界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埃尔祖鲁姆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轮廓。
1848年，穆罕默德国王去世，其子纳赛尔丁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继位了。
自阿迦·穆罕默德开创卡扎尔王朝开始，到法塔赫·阿里汗，这一时期波斯面临了外国势力的入侵。
波斯国内的权力结构由王权、教权、部落势力，加入了另一股势力即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尤以英国和俄国势力最为强大，这两股外国势力同波斯国内的几股势力，在不同时间可以相互组合，这就促使波斯国内的权力斗争更加的复杂。
在这一时期，虽然有君主专制方面的建设，但是部落势力依然强大，教权依然是王权所不能够触动的一个阶层。
这说明一个问题，即君主专制还没有彻底完成。
在王权的统治方式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暴力权和教士授予天命的支持。
波斯国内即便是在分封制或者是君主专制早期，都没有形成一种以学术来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不能够以学术治国，即确立学术统治合法性问题，只能够依靠宗教阶层授予国王天命的方式，来确认国王拥有统治的合法性。
这一问题在分封制部落国家和君主专制国家时期，波斯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导致的结果是宗教并没有随着制度的变迁，而退出权力的历史舞台，而以另一种方式存活了下来。
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宗教逐渐的走入历史舞台，而以解决大众日常生活的方式迎来了新生。
伴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统治阶层不能够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促使波斯民众起来反抗。
在反抗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变化，那就是宗教教士有着天然的号召力。
在当时波斯没有一种学术可以团结民众，只有宗教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也构成了后续上百年的底层斗争方式，即以宗教阶层为主要力量的斗争方式。
这种宗教的顽固性，并没有因为后期同西方的交往与争斗过程中弱化，反而使宗教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新生。
这种新生有别于欧洲宗教退出权力舞台，专注于大众生活领域。
波斯什叶派宗教的发展，也是一步步的从下层寻求支持，以支持统治阶层获得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宗教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发展。
促使王权不能够延伸到的地方，宗教以宗教场所和等级制教阶制度，可以延伸到波斯的任何地方。
这种对民众思想上的影响，使宗教阶层看似不从政，却有着巨大的能量。
在卡扎尔王朝建立之时，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的一支乌苏勒教派获得了统治阶层的支持。
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的乌苏勒派，获得了对萨非王朝时期的阿赫巴尔派的胜利。
这更多的是源于统治阶层对阿赫巴尔派，在萨非王朝后期教士摄政的反感，以及在萨非王朝后期阿赫巴尔派高阶教士的教义创新。
这种教义创新，即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隐遁的第十二位伊玛目，在人间的代理人为阿赫巴尔派的高阶教士，而国王只是最高阶教士的行政代理人。
这样的教义，在教士阶层可以掌控国王的时候，还可以存在。
但是碰到王朝更迭，或者是强势人物出现时，无论是哪个国王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教义和教派成为国教。
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也有着不同的支派。
有的支派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就会变成教权的继承派，而没有获得青睐的支派就会被打压。
教士阶层内部也会根据形势的发展，来逐步发展自己的教义，但是基本都没有脱离为国王即统治者授予天命的任务。
阿赫巴尔派在萨非王朝时期，同样做着这样的事情。
但后期因为国王软弱、教士摄政，这个派别就有点蠢蠢欲动。
欲提升教士阶层的地位，修改了教义，想要达到教权要高于王权的目的。
萨非王朝结束后，阿赫巴尔派的教义，不能够获得统治阶层的青睐，阿赫巴尔派失势。
乌苏勒教派，则把教义修改为教义需要不断的检验和解读，但是这个解读工作必须由高阶教士来完成。
这种教义的创新，使得教士阶层不触碰王权的天命合法性问题，而维持了自自身授予王权统治合法性的地位。
通俗的说，就是王权统治者，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隐遁的第十二位伊玛目在人间的代理人；
而高阶教士确认王权统治者，是隐遁的第十二位伊玛目在人间的代理人，即授予天命，承认王权统治者有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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