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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span class="" data-note="《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span>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span class="" data-note="《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span><samp></samp>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a href="https://.99di/character/81f3.html" target="_blank">至</a>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span class="" data-note="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span><kbd></kbd>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a href='/book/9038/im'>《史记》</a>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a href='/book/2195/im'>《论语》</a>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bdo></bdo>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span class="" data-note="杨联陞：《国史探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懦学转向》。"></spaails>９9lｉb?</details><u>九九藏书</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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