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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10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
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3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无论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20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3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3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了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小黄，有一天我们要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30来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3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用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dfn>?９９lｉｂ.</dfn>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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