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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王莽先生留给后人的印象，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坏蛋，大奸臣，京剧当中的地位和曹操先生一样，都是永远只有唱白脸的命。传统的史家对于王莽的攻击，火力首先集中在他谋朝篡位，得国不正。在这点上，王莽先生无疑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古今玩来那么多开国帝王，都可以说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谋朝篡位者，为什么偏偏就揪着我不放？比我王莽恨的比比皆是，再说了，在开国帝王中，有几个是像我这样满腹经纶的读书人？”王莽越说越生气，急忙把孟德公拉来救场，问道：“大家都是读书人，你说，王莽这叫篡位吗？”很明显孟德先生不想理会他：你呀的，我也才是大汉丞相，魏王，我可没有篡位，别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推，谁跟你一样？近世以来，皇帝早已不坐朝廷，少了忠君爱国这顶大帽子，对于王莽的评价才渐渐的有所改变，这其中，尤其以吕思勉先生最是力挺王莽哥：“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不替代刘氏，欲替代刘氏，则必须排除外戚，铲除异己，皆势不能勉，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议论也。”
应该说吕先生的评价从客观上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犹如窥探到了王莽的内心深处。王莽代汉自立，绝无道义之惭愧，因为自古天下有民，而贤者牧之。尧以天下禅舜，舜以天下禅禹，这就是墨家所谓的尚贤。当世大贤，舍我其谁？我王莽这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与其叫无能的刘家子孙占着茅坑，还不如我当仁不让，以以一己之力扛起天下兴亡的大旗。
当然对于天下兴亡，王莽先生还真是有一套切实的改革方案，也是说到做到，继位之初，便接连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新政，这里为大家选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点：
一，土地收归国有，按人均分配，一对夫妇，分田一百亩，八口之家，分田九百亩，凡过此限者，多余田地禁止买卖，一律没收。
二，废除奴隶制度，禁止新增奴婢，现有奴婢，允许继续拥有，但禁止买卖。
三，重要物资，国家专营，包括，盐，酒，铁，矿产，山泽资源，铸钱权等，商人一律不得染指。
四，贷款制度，人民因为祭祀或者丧葬的需要，可以向国家贷款，国家不收利息，人民因为要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向国家贷款以购买农具，利息则为纯利的十分之一。
五，稳定物价，五谷粮食，布匹之类的日用品，在供过于求的时候，由国家出面按照成本收购，避免物价暴跌，在供不应求时，国家即可以以平价卖出，防止物价暴涨。
六，鼓励生产，凡是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一匹，无力缴纳的，由国家强迫他服劳役，在劳役期间，由国家提供衣食。土地如果抛荒不耕，则征收重税，以示惩罚。
今日我们可以纵览历史长河，历朝历代都会有自己的治国方略，然无论是西汉文景之治，还是唐朝贞观之治，都不免俗套，所用方略者，往往都是以前朝为借鉴，吸取前朝灭亡教训，在加以改正弊端，这就不免有些缝缝补补，死水微澜的感觉。而我们在看看王莽先生的这一套治国之策，想必都是眼前一亮，神清气爽。以今天的眼光而乱，王莽的新政，与现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何其相似，我们感叹如此新潮的政治制度，居然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过，不可谓不是奇迹，难怪很多朋友都称王莽是一位古今穿越者。
不过王莽的这套改革，虽是新颖，却难免与时代格格不入。王莽在细细考察王莽改革的动力本源，依然是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其目标则是追求大众福利和社会的正义，也就是平均地权，保护民生，禁止资本作恶，打击奸商渔利。在诸多政策中，最为敏感，反弹最大的，则是第一，第二条，可想而知，这样的政令一颁布，当时那些地主老财和倒霉人口奴婢的人，立即会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都怕砸在自己手里，也不完全顾不上禁止买卖的条例，疯狂抛售。读至此处，那些为高房价而苦恼的人不免会产生现实的联想，现在的那些个炒房者，何时轮到你们恐慌？
在漫长的皇权时代里，王莽的这次改革，几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使老百姓的利益与朝廷的利益站在了一起。王莽的这次改革，本应有机会和秦帝国的改革相提并论，同样名垂青史，并彻底改写中国古代政治历史，成为万古留名的千古一帝。然而就是如此利国利民的政治措施，却最终失败，惨淡收场。
实时今日，我们不妨抽丝剥茧分析下，王莽怀抱的是全民小康的浪漫理想，他要在人间创造一个黄金时代，重现远古尧舜之世的荣光。然而，他激进的狂风暴雨式改革，大大损害了权贵大地主的利益，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个王朝末期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国家土地十之八九都落入大地主手中，而百姓只能为其耕种交租。而此时西汉末年国家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各地出现豪强宗族的地步，甚至到了刘秀建立东汉初期，仍然不得不对各豪强大家笼络。因此王莽土地国有的制度，首先就把自己与整个国家建筑对立起来，等于是站在了整个国家上层建筑的对立面。
这些豪门贵族开始私下抱怨，私下抱怨之后，就是公开抵触。王莽终日都被包围在这群土地既得利益者的吵闹声中，又无可奈何。当然有朋友会说，王莽先生不是心狠手辣吗？他完全可以把那些反对者全部杀掉。可他能杀光所有的反对者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大到三公九卿，小到地方小吏，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地主，而整个国家机器，说实在的就是这些地主团体在控制，把这些人都杀光了，谁来当官？此时能为官者，要么是举孝廉，要么是世家把持，把所有官都杀了，那新到的一批官还是这些地主的代言人。而此时科举制度还未出现，寒门士子仍然无法参与国家政治，因此王莽一心为之请命的那些穷苦老百姓，也无一人能站出来为他声援。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强敌环视，又无帮手，王莽很快就心灰意冷了，最关键的土地国有与废奴政治，在坚持四年后，便不得不草草收场。
如果王莽对新政能徐徐图之，先强弱后强，不断去弱化那些贵族对土地的控制权，在强化底层士子的政治权利，兴许改革能够成功。毕竟两千年后的毛伟人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最终夺取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说明这个路子其实是可以行得通。可是，王莽改革的最终失败，和他改革本身关系不大，因为还没等他细细部署的时候，却发生了接连不断的天灾。
在农业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古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当政者最大的心腹大患。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在正常的年月，扣除各种赋税，三年耕种，能有一年积蓄，便要感谢上天馈赠。一旦赋税上去，马上就要面临青黄不接，即便如此靠借贷救济也能勉强为生。可一旦碰到大规模的天灾，食物很快就无以为继，结果就是活不下去。
偏偏在王莽执政的后期，天下连连大旱，蝗虫遮天蔽日，大半个中国的农业，都在这种不幸的灾难面前接近瘫痪。如此大面积的天灾，瘫倒任何一位皇帝面前，都可能是就致命一击，哪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次瘫倒了王莽手里，王莽也只能是自认倒霉。
大面积的天灾引发了连锁的反应。首先是流民四起，流民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觅食。接着就是田地荒芜，劳动力短缺。再接着就是流民所到之处，相对粮食安全的地区也随之陷入粮食危机，更多无辜者会被迫卷入。当然有些人会说，不是国家会赈灾，怎么还有流氓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常来说，如果一处地区有天灾，那么国家就会赈灾，这些粮食在地方官手里盘剥一遍后，也是有少量可以流到百姓手中的，勉强维持下也将就。可不断的天灾，国家粮食早已入不敷出，加上地方官的贪污，整个赈灾就陷入失控状态，于是老弱病残的死于半道，年轻的男女则加入流民队伍，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
王莽天风四年，也就是刘秀从长安潜逃会舂陵的那一年，数十只流民队伍先后出现，有组织就会有领导，而有领导就会有武装，于是全国各地流民武装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场。其中有名的如琅琊的吕母，会稽瓜田仪，南郡的张霸。江夏的羊牧，徐州的力子都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活跃在青州，徐州一代的樊崇武装（就是后来的赤眉军）和荆州的绿林军。
这些流民武装和刘縯的造反黑社会不同，他们并非一定要造反，他们实在是因为饿得不行，要活下去，这才报团取暖，希望能得一碗饱饭。他们都不愿意造反，也从来没有喊出推翻朝廷，王莽下台之类的政治口号。因为饥寒交迫，因为对生存的渴望这才走到一起。他们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抱团挨过这段日子，挨到收割的季节，粮食成熟，便回到自己老家，重新开始生活。因此尽管这些流民武装的规模往往有数万之众，却并不敢攻城略地，只是转而掠夺粮食而已，而且还不敢多要，都是只求当日口粮而已。他们打心里还是盼着某一天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不敢把自己往绝路上逼，毕竟造反是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农村人普遍胆小，只要生活还有一点点希望，他们并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造反。
而刘縯则不同，首先他是西汉皇族，虽已没落，但也属于没落贵族，自身有很强的政治原则与熟悉的一套政治制度，他们自始至终的目的就是推翻王莽，恢复大汉社稷，百姓们害怕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则是刘縯最希望看到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成事，所谓一带将成万骨枯，活在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永远是那些追求名利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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