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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带领的金融财务小组草拟的工资税务汇兑物价一揽子方案出来了。工资基数一般按普工基地货币100元（工人技术文化课都合格转正后每干一年会增加工龄奖金），技工基地货币110元（随技术等级提升工资会相应增加）。其实稍微懂点经济常识的都知道工资数其实是虚的，关键是看钞票的实际购买力，也就是市场的物价，基地对物价的参考一般是大米的价格，现在一般大米销售价一公斤现在暂定基地货币1元到1.5元左右。当然这些都不是固定的，大米价格会按照市场的需求上浮或者下跌，这种正常的波动理论上基地是不会干涉的。白银兑基地货币暂时按照1两白银兑换基地货币150元执行,另外金子兑换银子按照1:10的比例暂时施行。刘远方看了一下方案：“我记得这里每亩每季大米收成应该是130公斤左右，如果按给黄老财种地的情况种10亩，两季收成应该在2600公斤大米，按给黄老财三成，还应该有1820公斤大米的年收入，咱们现在定的工资每个月才100元，按照白龙镇的市价也就是现在差不多每个月70公斤左右大米一年也就是八百四十公斤大米左右，这对镇上百姓有吸引力吗？”
王海眨眨小眼睛：“是的，刘营长你说的数是对的，但是有几点不要忽略，第一，给别人种地，说是一个人，其实是一家人种的，而且这十亩地地主给你的可不是全部是良田还有一部分劣地，要是全良田的话按黄老财定的规矩收的租是四成，你说的收成数字是今年的收成，而这几年在历史上记载，虽然广东东边一直有天灾，这广东最西边连年都是大丰收。如果遇到年景平常的年份，收成比现在最少要降百分之十五左右，如果遇到灾年，那就更差了。但是在咱们这边工厂上班，一家人如果两个人都努力工作最少可以获得两份甚至更多的工资报酬。而且现在咱们这边的工厂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工厂基本都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这顿免费的午餐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数量很足，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丁一天中一半的口粮。第二，咱们的工厂会定时不定时的发放一部分福利，当然这钱是由发放单位出，比如毛巾肥皂，工作服工作鞋这类的，这是百姓们用大米换不到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种田是靠老天爷心情吃饭，而在我们工厂做工，却是踏踏实实旱涝保收，这对老百姓来说是最大的诱惑，而且，做的时间长了，可以由普工转为技工，技工能够升级，这是给他们了上升空间的希望，所以这工资待遇应该没有问题。最后还有一点，进入我们工厂的工人我们是承诺没有额外的徭役的。”
郭阳看着手中的方案：“王海，这个银子和基地货币的兑换是根据什么算来的？”
“兑换的比率这个确实非常不好判断，毕竟这是个不断变化的东西，但是银子在明清时期等于是一直贬值的，这个兑换是参照明中后期的史料记载，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受水灾影响，米石1.6两银子；而广西大事记中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十月 广西巡抚潘一柱以广西旱灾， 奏请留税银4万余两，并额征金税全部蠲免，以救 灾荒。 南宁、柳州、庆远、浔州、梧州、桂林、平乐、思恩、太平等府旱灾，赤地千里， 禾稻无收。米价腾贵，每石银一两，饿死很多，流离者不可计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旱、蝗、水等灾害频发，导致米石涨至3.6两，虽然这两年广西这边收成很好，米价一直处于低位，但是现在是明朝末期，所以本来想按一两银子兑换基地货币180元，但是由于咱们货物的垄断性，所以直接建议兑换比率初始为1两白银兑换基地货币150元，以后视情况汇率可以自由调节。其实照我看，如果咱们打开市场，产生了流动性，那么1两白银兑换基地货币130元，甚至一百多点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充足的货源和安全可靠销售渠道。”
刘远方继续发问：“那这个个人收入调节税怎么来的？”
王海嘿嘿一笑：“刘营长，你们是军人出身，这个其实很简单，参考下咱们国家实行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制度，照搬而来的。1、在125以内，按5%征税。2、在125~250元部分，按10%征税。3、在250~500元部分，按15%征税。4、在500~1000元部分，按20%征税。5、在1000~5000元部分，按25%征税。当然，在现阶段，还没有高额的收入，所以这也只是个暂行办法，只是培养百姓有一个交税的意识。”
在现代社会，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来源。而税收制度是指国家(**) 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确定的各种课税方法的总称。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税的法律依据，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律规范。
而明代的赋税呢？一：向国家缴纳田赋。田赋是朝廷对官田和民田课征的税。明朝的田赋源自于唐朝的两税法“丁有投，天有租”，“赋税十取一，地计田出夫”。税率一般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征收时间分夏、秋两次，称之为夏税，秋粮。征收形式分为两种，以米麦为主的称作“本色”，以银、钞、绢折纳的称作“折色”。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役合并，用银缴纳。我们先来算算到底是要交多少呢？官田亩税是五升三合五勺，明代的量制换算比例是：一石等于二斛，一斛等于五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一合等于十勺。明代的一石相当于107.4斤，那么一升就是1.074市斤，五升三合五勺就是5.69斤，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据了，民田还要减去二升，重租田也不过是加上三升而已
但是有一块特殊的地区，他们所要承担的可不仅仅只有这些了。苏、松、嘉、湖的收税是独立于其他地区的，这一地区有着自己的一套簿册，收税的时候按照这个特殊的簿册来收取赋税，当然这个事国家暴力以及歧视性的强制性合约了，原因只是太祖皇帝个人对于这一地区的百姓的报复行为。给这一块地区再增加负担的是司农卿杨宪，他个人觉得浙西土地十分的膏腴，增加一点赋税，不会影响到这里的百姓的生活状况，于是这里的赋税增加了两倍！这样一来，浙西的赋税高于其他地区一之五倍之多。除了这一地区，其他行省的税率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迁。
那么明中后期呢？明中后期田赋，有从官府得到土地的，每年缴纳租税的，叫做官田。有被江水泛滥沟塍淹没的，叫做坍江。有人口流动而死绝的，土地产业荒弃而税粮依然存在，叫做事故。官田被贫民佃种，每亩收税三斗，有的有五六斗，有的甚至是一石以上的。坍江、事故而造成的虚粮，就要由里甲来赔偿支付，有的要赔偿数十石，甚至有一百余石的都有。民田的价格比官田高十倍，贫民既不能购买，而官田的赋税很重，每每因为征收的赋税很多而有所顾虑，再加上坍江、事故的虚粮，又责令他们摊派缴纳，催逼赋税敲打鞭笞，一年到头没有安宁的日子。而奸诈的富户狡猾的胥吏却又将自己的土地托冒在别人的名下，或者挪移借用，合并轻税分摊重税。这就是小民的疾苦，民间凋敝，这就是百姓的负担一天天加重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百姓佃种而被残酷的剥削的情况，与增加赋税没有关联。
到了世宗中期，边防供应繁重，加上土木、祷祀，每个月都没有停歇，府库储藏匮乏枯竭。司农用尽了各种办法来增加财税，甚至变卖寺院的田地，收军罪赎金，还是不能满足供应。二十九年，俺答侵犯京师，朝廷增加军队防守，军饷数额增加了一倍。三十年，京城边防一年需要五百九十五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面对时局束手无策，于是建议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加赋税一百二十万两，加派赋税从这个时候开始。开了一个恶例，但是也不是全国性的加派，并且也只是临时的，没有确定为法令。此后，京师每年的边防用度，多的超过五百万，少的也有三百万，每年的收入不能补充支出的一半。因此度支想尽一切办法，科敛民财、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等名目便兴起了。起初的时候，也是赖以解决用度的匮乏，久了以后，各地输送的赋税更少了。注意，这可是国家带头的一种行为，抢劫百姓的财产的一种极其可恨的国家暴力行为。
然后当国家带头抢劫百姓成为一种常态：东南备受倭寇的侵扰之苦，南畿、浙江、福建大多征收额外提编，江南的情况是达到了四十万。提编，就是加派的名色。它的办法是：以财力的不等来排编十甲，假如有一甲不足，就提下一甲来补充，所以叫做提编。但是等到抗倭战争结束了，朝廷居然耍赖不肯取消这一项收费了。倒是同意减少一点额数，但是死活不愿意免除了。隆庆、万历年间，增加赋税的情况很多，财政几乎瘫痪，开支不断增大，而收入不断的减少。为了使收支状况达到健康状况，很多官员实行过一系列的有效地，正确的、效率高的措施，其中有纲银、一串铃等办法。纲银，检查百姓每年应该服役的费用，按照丁四粮六来征收，便于理解而不繁杂，就像网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和收分解的办法。从此百姓缴纳赋税，只征收本色和折色银了。但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条鞭了。
一条鞭的办法，说穿了就是综结囊括一个州县的赋役总数，丈量土地，计算成丁，成丁徭役和缴纳的赋税都输送到官府。一年的徭役，就由官府出钱来雇佣完成。力役差，就计算其工钱伙食的费用，衡量着增减。银差，则是计算缴纳的费用，以此来增加减耗。凡是额办、派办、京师府库每年需要存留、按需要来供给这些费用，以及各地的土蕃进贡的特产，全部合并成一条，都按照田亩来征银，由官府来折办。
然后就是明朝的三大征接踵而来，到了万历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东军饷三百万。户部尚书李汝华于是援引征发倭寇、播州战事的事例，每亩增加三厘五毫，天下的赋税就增加了二百多万。第二年，又增加三厘五毫。再过一年，因为兵部、工部的请求，又增加二厘。前后总共增加了九厘，增加赋税收入五百二十万，于是就成为了每年固定的额数。没有收到加派之苦的，只有京畿八府和贵州而已。
崇祯三年，战事频繁，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阻止，于是在九厘之外又增加征收三厘。只有顺天、永平因为刚刚遭受战祸而没有被加派，其余的六府每亩征收六厘，只是其他省份的一半，共增加赋税一百六十五万四千有余。
之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求增加宦官田地十分之一的赋税，民粮十两以上的夜按照这样的标准征收。不久都一概征收每两一钱，名色叫做助饷。过了两年，又施行均输法，用粮税来缴纳军饷，每亩合计交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过了两年之后，杨嗣昌督师，每亩加征练饷银一分。兵部侍郎张若麟请求收取兵残的遗产作为官庄，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亩缴纳租税八斗至二三斗不等。
当一个堂堂大明朝廷遇到危机动荡，财政制度崩溃之后，朝廷用度不敷使用，就将压力转嫁给普通的农民。肆无忌惮的增加额数之外的赋税，然后最可笑可悲的是朝廷居然毫无羞耻的，在讨论着在着额数之外的新增加的赋税见不见少的问题，仿佛是为了给百姓减少负担一样。
而王海现在提出的就是现在社会最基本最简单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而税收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原则。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问题历来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本来就是**向纳税人的无偿分配，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在征税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对立和抵触，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如果**征税不公，则征税的阻力就会很大，偷逃税收严重时还会引起社会矛盾乃至政权更迭。
税收的社会公平，最早指的是税额的绝对公平，即要求每个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同数额的税。以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在理论上称为“能力说”。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付能力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说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公平标准，除“能力说”外，还有“受益说”，即以享受**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根据这种标准，从**公共服务中享受相同利益的纳税人，意味着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因此，应负担相同的税，以体现横向公平；享受到较多利益的纳税人，则具有较高的福利水平，因此，应负担较高的税，以实现纵向公平。现实中对公路的课税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往往有所体现，但在许多情况下受益水平是不好衡量的。
税收的重要性其实不必多写，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句古谚语：唯死亡和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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