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搜索 从历史看组织 天涯 或 从历史看组织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清朝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时代，皇帝自己做自己的宰相，他的宰相们不过是做秘书的工作而已。最初的宰相是内阁大学士，这些人担任的工作和明朝内阁大学士是一样的，地位相当高，也有一定的职权。雍正以后，设立了军机处，等于完全是内廷的秘书处。军机处有五六个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主决定大事，一切都是集体的决定，都集体向皇帝禀报。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突出的贤臣，能以宰相的身份对国家的事务作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直到清朝晚期，才有权力较大的单位，也就是军机处之外的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个管对外事务交涉的官员的权力较大。总理衙门的决定对国家的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官员可说相当于前面几个朝代的宰相的位置了，可是他也不过是军机大臣的首席，或是军机大臣之中重要的人物而已。我们常讲的曾国藩，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宰相，他的主要精力并不是花在宰相职务上。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指挥作战时所做的。后来他参与了中央政事，时间也并不长，贡献则以外交方面为多。曾国藩值得称道的工作，正如李鸿章的情形一样，都是在外担任封疆大臣时的事业，他们对后世有相当重大的影响。<h3>清代的经济制度</h3>
在说到曾国藩跟李鸿章的功劳之前，我们必须先谈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的结构。从汉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无疑是以农业力主。当时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一个是来自土地的税收，一个是人头税。汉代的老百姓要为政府贡献若干的劳力服务，当不做劳力服务的时候，他们要付税代役，称算钱与更赋。即使到了三国以后，租庸调的制度，一样是地租与劳役服务。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征税的对象，基本上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当然，商业也要课税。汉朝初年时工商业相当发达。汉武帝时，征取相当高的市场税与财产税，而且严格惩罚逃税，对工商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工商业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生产事业自此就转入农舍的手工业。农舍手工业是依附着农业的经济体，并不是农业生产本身。这一部分农业生产闲暇时间所从事的生产工作，倒并不是政府征收税的主要对象，因此作坊工业和一般商业在中国税收项目里并不是主要项目，政府也并不是很重视。
明清两代，中国经历了长期经济上升的时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因素，当是国际贸易发达，国外的白银流入换取中国的货物，中国商品销往东南亚与日本，甚至销售到欧洲。丝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在明清两代也依然是很要紧的外销货品。瓷器与茶叶也是很有利润的外销品。明朝后半叶与清朝前半叶，中国累积的财富相当多。东南沿海、华南沿海和长江几个主要的内河口岸，地方经济发达彰彰可见。东南沿海城镇增加相当迅速，许多小城镇变为商业都市或工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即是这样的例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小城镇，也都是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明清两代也都有大量增长，凡此现象说明了中国此时的经济体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这一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却没有成为政府征税的税源，有用的资源放在旁边，政府并没有碰触。
明朝既要打蒙古，又要对付满洲，沿海则有倭寇侵犯，明末有流寇蜂起。应付这些战事的财务支出极为浩繁，为此，明政府的财政非常拮据。但是，政府只是不断派捐加赋，并没有在田税和人头税之外增加新的税源。农业税源之外，是有些专卖项目，但除此之外，政府并没有碰到工商业本身。即使有像张居正那样能干的人，他在寻找财源时也没有在工商业方面开辟税源。
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一带，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前半期是相当富足的，虽然北边战事频仍，但相对来说南方战乱少得多，流寇也并没有波及到南方。为了征服东南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清朝曾经颇花气力平定规模大的抗战。不论流寇也罢，满洲也罢，都没有对这个最富有的地区造成重大的影响。长期藏富于民的结果，有了一个新经济体出现。这个新经济体一直等到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才变成政府触碰的税源。
<h3>国防问题</h3>
中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防。国防除了花钱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明朝的常备军是卫所。卫所是生产与训练合一的组织，长期以来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国家基本上不用再花养兵的钱。卫所制度逐渐败坏以后，国家还是要负担养兵费用，调动少数民族的军队，到东北去打满洲，到北方打蒙古。然而明代也并没有全国征兵、纷扰不堪的情况。
清朝的作战武力，在前期主要是八旗，包括满洲八旗和汉军旗，后期有绿营，都是常备军。清朝并没有像汉朝那样的全国征兵制。战乱的时候老百姓是会受到扰乱，生活是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像汉、唐时代，全国青年人都会应征服役。从财源方面说，清朝不论对外有多少战争，一般老百姓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多。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以后，不断受到外力的侵犯，中国吃的亏是贸易上的亏，与战后的赔款，并不是战争本身有多大的消耗。所以这些隐藏在民间的庞大人力及物力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中国的经济自17世纪到19世纪这几百年以来，不断在往上走，并没有衰退下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才逐渐衰退，以致一落千丈。因为外来经济力量的干预，铁路、公路、轮船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原有的经济网络受到严重的破坏，民间才出现了外力侵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效应。
<h3>中国经济改变</h3>
在中国经济改变，新出现一个依附在通商口岸的经济体时，政府却没有办法碰到它。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东南发展事业，就是靠着他能够看到这个新经济体的存在，并利用这个新经济体组织新的军队，发展新的军火工业，并从军火工业，进一步发展所谓洋务运动，将中国带进工业化和现代企业的社会。
历代宰相，能够做到这么大角度的转变，开拓新途径与触碰新资源，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再以企业界为例，有一个大公司，一直经营不恶，公司的组织、规模都是按照企业原有的工作方向和生产项目安排。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新的、完全隐藏的资金，又有了一个新的市场，于是公司有一个干部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专门去调动这些以往没有利用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服务。再用一个比喻：今天的企业界，无不从事多角经营，在自己的事业经营之外，寻找一个过去没有接触过的经营方向与新的市场。曾国藩的事功就是这样的情形。
曾国藩是个传统的士大夫，湖南人。湖南在中国是个内陆省份，并不特别富足，也不特别贫穷。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是个相当好的农业生产地带。鱼米之乡，农业生产足以自给，也发展了一些手工业及商业。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中部，湖南算是一个中心。但是在整个中国来讲，湖南并不如何突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内陆省份，富足，但算不上是一个重要的中心。曾国藩只是一个内地的书生，后来居然能做出这样大的一个事业，这是大家都料想不到的。
曾国藩的宦途并不特别顺利，只是考上科举，而后一步一步升到侍郎。当他的职务升到侍郎，也就是相当今天一个部的副首长的时候，因为家里的丧事而回籍。一个告假在籍、等于半退休的在乡官员，却遇到了太平天国事件。太平天国军队是由两广往北走，第一步走出家乡，就是湖南。对于太平军而言，打长沙是很重要的工作。打完长沙，打武汉，沿着长江东下，湖南忽然成为重要的战区，洞庭湖一带骚扰最多。曾国藩以一个在籍的、半退休的官员身份组织了一支当地的民兵。湘勇，本来是在正常的编制之外的，是地方上的乡团、民团之类的地方部队。曾国藩领着湘勇，军队不断扩张，一步步追着太平军到南京，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
<h3>湘军之起</h3>
湘军之起很不容易，当时中央政府给它的帮助也很有限。绿菅，中央政府的常备军，几乎已没什么用了，一碰到太平军，就溃不成军。中央政府除了授权曾国藩自行筹划所需资源，也不能够具体提供财务上的支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大事，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先说他个人的条件：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对于朱熹一派的理学既有修养，又能身体力行。理学注意的是德行和学问一起成长，学问不是空谈，学问是要付诸实行的。实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品行，也就是砥砺道德、德性的部分。道问学与尊德性两者不可分隔，道问学方面是研究学问，尊德性是身体力行，实践儒家的道德。曾国藩在这方面是很严谨的，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敢放松。他的自我反省和朋友间的相互规劝，皆可见之书信和日记<span class="" data-note="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来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局，不乏算细之员，宜用来信之说。（《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三代下不矫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结，不足以得民心。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
（《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方望溪言：“汉文帝之为君，时时有谦让，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于不胜之义者乎？孟子谓：“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其有得于惟恐不终之义者乎？（《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一门之内，迭被殊恩，无功无德，忝窃至此，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势利之天下，强陵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仆寡昧不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诤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大抵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者，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干戈之后，自缙绅先生，下逮厮役走卒，皆宜有怵惕创痛之意，以惩前而毖后；若仍酣歌恒舞，事过忘忧，漫无悔祸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则此间之乱萌，尚恐未能遽息！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君子直道而行，岂肯以机械崄巘与人相竞御哉？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曾国藩名言类钞·治世》）
书赠弟六则
（明）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曾国藩名言类钞·治身》）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有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工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常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而皆不及泉者也！
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生。
进德之事，难于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维生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由我作主。
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不朽的家书·读书》）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宇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初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宇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不朽的家书·待人接物》）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去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曾国藩传》）"></span>。<samp>..</samp><bdo></bdo><var></var>
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实学，即所谓经世之务。怎么样把国家经济、社会的问题找出来，并找出解决的办法，使国家人民都得到好处，这是儒家所谓的淑世的传统<span class="" data-note="盐务利弊，万言难尽，然扼要亦不过数语。太平之世两语曰：“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两语曰：“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何谓出处防偷漏？盐出于海滨场灶，商贩赴场买盐，每斤完盐价二三文，交灶丁收；纳官课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专完灶丁之盐价，不纳院司之官课者，谓之私盐，即偷漏也。何谓售处防侵占？如两湖江西，均系应销淮盐引之地；主持淮政者，即须霸住三省之地，只许民食淮盐，不许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粤私，江民食闽私。亦不许川粤闽各贩，侵我淮地，此所谓防侵占也。何谓暗贩抽散厘？军兴以来，细民在下游贩盐，经过贼中金陵安庆等处，售于上游华阳吴城武穴等处，无引无票无照，是为暗贩；无论贼卡官卡，到处完厘，是谓抽散厘也。何谓明贩收总税？去年官帅给票与商人和意诚号，本年乔公给票与商人和骏发号，目下余亦给票与和骏发，皆令其在泰州运盐，在运司纳课，用洋船拖过九洑洲，在于上游售卖。售于湖北者，在安庆收税，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于江西者，在安庆每斤收十四文，在吴城收八文。此所谓明贩收总税也。（《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span>。淑世的传统是一种入世的态度，为世间做事，贡献自己心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只是自己做好人，也为世间创造好的社会和环境。曾国藩注重淑世之学，他在家乡时结交了一批朋友，相互讨论学问。有一批比他年轻的人算是他的学生，跟着他求学问，也互相砥砺品行、讲论世事。在这样的基础上，曾国藩可以说已经有了一批同志，这些人都有为国家做事的意愿，也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湘军开始组成的时候，多半的军官并不是职业军官，而是跟着他一起读书的朋友与学生们。这些都是湖南地方的读书种子，意气相投，学问相切磋、品行相砥砺的一群朋友。这些人脱下儒衣，穿上短装，居然组织家乡的农夫，出头“保卫”家乡。湘军一路追着太平军的部队往外打，打出了湖南，又打进湖北，然后沿长江一直打进了南京。<big>藏书网</big>
这一群从未带过兵的书生，带领一群从未当过兵的农夫，组织了一个部队。他们的组织比较弹性，每一个部队的人数都不太多，由各个将领征召乡亲子弟兵，同袍之间有呼应，将帅之间意气相投、相知甚深。曾国藩的参谋部在部队规模愈来愈大时，就成了幕府了。不但是湖南的人才，连别处的人才，和他有交情的人，都跟随他为他做参谋工作。维持这样一个不算小的部队是要花不少钱的，政府也没有很多钱给他。当时政府的财政也相当拮据，多半的钱都是由农田税收得来。清朝由康熙开始，就有所谓“盛世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人头税均摊在地亩合计。清朝政府并不经常丈量，也就没有新税源。光靠农田税也是相当有限的。在人口增加、政府事务日渐繁忙的时候，税收却没有增加。历经康熙、乾隆两朝，许多公共建设及对外征伐（比如说乾隆的十大武功），都需要大笔的经费，等到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政府的财力已经不够宽裕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大规模的内乱，正常的官兵开销已经不少，哪有闲钱去管这些民兵呢？
<h3>筹募经费</h3><tt></tt>
所以，湘勇的经费要完全靠自己去筹募。曾国藩筹募的方向之中，有一个是收厘金。厘金是在各地的关卡，向过路的商贾抽取过关厘钱。政府抽取厘金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湘勇维持这条道路的安全，维持乡间的宁静，商贩付一些钱也不算过分，所以缴付厘金的商户也都没话说，缴得心甘情愿。湘军抽取厘金的地区恰好是华中、东南最富有的地区，商业活动也多。当时太平军作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却并不真正能够有效控制占有的地区，太平军只是占领了若干线、若干点，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广大的“面”。湘军抽取厘金的关卡多半是在交通频繁的乡间交通要冲。曾国藩的湘军可以靠着厘金过口子，但是太平军并没有从这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湘军另一个财源是靠捐献<span class="" data-note="劝捐一事，此间亦自有藩篱；过尔浅易，则小民有以朝廷之陋，而视名器为无足重轻。捐输本非民所乐从，即奏请别树一帜，遍札州县委员守催，官样愈多，去题愈远；不若择好友较多，地方较富之县，以鄙人肫肫之意，宣布于人。精卫填海，杜鹃泣血，或者谅我寸诚，犹有一二起而应者，亦未可知。绅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势；其并无交好，官亦隔阂之县，则不复过而相问。非爱惜道学门面，亦实见官样文章之不足集事；刍狗已陈，斯民之厌弃也久矣。（《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span>。湘军进入一个新地方，有的是由太平军手上收复，有的是进入还未被太平军占领的防区，保护那里免受太平军进攻，当地的士绅就会经过商会募集资金，贡献给湘军，作为维持费。当湘军部队逐渐扩大，不仅在长江流域有一支部队，在浙江也有一支由左宗棠带领的部队，而后又有一支由李鸿章带领的淮军出现。这些湘军、淮军的系统，大都是仰仗地方的捐献，通常由当地的地方领袖组织商会，汇集这一笔一笔的款项。厘金与捐献都是过去清朝中央政府所没有开辟的财源。
百度搜索 从历史看组织 天涯 或 从历史看组织 天涯在线书库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